“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申论[*]

李运富

从1996年开始，我们在许多论著中流露或明确提出汉字的“三维属性”，并逐渐以此为基础形成“汉字学三平面理论”[9]；从1997级开始，我先后指导了50多篇（部）硕博士论文（含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对汉字学三个平面之一的汉字职用平面展开研究（见文末附录），并在2005年发表《汉字语用学论纲》，正式提出建立“汉字职用学”[10]，2012年出版《汉字学新论》[11]，初步用“三个平面”思想系统讨论汉字问题，从而构成以“汉字形态”“汉字结构”“汉字职用”为本体的三维汉字学新体系。十多年来关于“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专文评论、明确引述和实际运用了“汉字三平面理论”（主要是“汉字职用学”）的论著在300篇（部）以上[12]。但上述“汉字学三平面理论”除了在我们的论著中简单提及和实际操作外，主要是靠讲学的方式传播[13]，至今没有公开发表专题论文。那么现在，在有了十多年的研究实践后，在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基础上，我们想用这篇文章对“汉字学三平面理论”做一个延展式的论述，故取名“申论”。

一、“汉字三要素说”的理论缺陷

在我们提出汉字“三维属性”和“汉字学三平面”之前，汉字研究和汉字教学是以“汉字三要素说”作为基本理论支撑的。

所谓“汉字三要素说”，是说每个汉字都由“形、音、义”三要素构成，是“三位一体”的，因此研究汉字也好，教学汉字也好，都必须把这三个要素搞清楚。这种说法源自《说文解字》以来的研究传统。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体例说：“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14]因此研究汉字要“三者互相求”[15]。王筠也说：“夫文字之奥，无过形音义三端。而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音从之，于是乎有形。后人之识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义，而文之说备。”[16]这不仅成为传统公认的研究汉字的法则，甚至也被当作识读汉字的检验标准，所以吴玉章说：“认识一个汉字必须要知道它的形、声、义三个要素，三个中间缺少一个，就不能算做认识了这个字。”[17]

“汉字三要素说”从古代沿袭到现代，自然有它的实用价值，但理论上的缺陷也无法回避。

第一，它从通过字形解读文献语言的实用目的出发，把文字和语言捆绑成一体，混淆了文字与语言的区别。段玉裁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18]钱大昕也说：“古人之意不传，而文则古今不异，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此一贯三之道。”[19]这种由文字之“形”，探求语言之“音”，以获得文献之“义”的层级思路，其“形音义”本来是不在同一平面的，却在客观上形成了“体制学”（形）、“音韵学”（音）、“训诂学”（义）三足鼎立且同属于“文字学”的传统学术格局。所以宋人晁公武说：“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横）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20]章太炎说：“文字之学，宜该形音义三者。”[21]齐佩瑢说：“自三代以来，文字的变迁很大。论字形，则自契文、金文、古籀、篆文、隶书、正书、草书、行书。论字义，则自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形声，而历代训诂诸书。论字音，则自周秦古音、《切韵》《中原音韵》，而注音字母、各地方音。这种种的变迁，形音义三方面的演变，都应属于文字学研究的范围。”[22]在民国时代的高校课程中，文字学就包括“中国文字学形篇”（容庚）、“中国文字学义篇”（容庚）、“文字学音篇”（钱玄同）和“文字学形义篇”（朱宗莱）等分支。可见“形音义三要素”说，导致传统文字学与语言学不分，语言的声音和意义被直接纳入文字学范畴，这种包含了“形音义三要素”的文字学，实际上等于“语言文字学”。

把语言的“音、义”当作文字学的内容，显然不符合现代语言与文字属于不同符号系统的认识，据此难以构建起科学的汉字学理论体系，因为文字的“形”与语言的“音”“义”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不具有鼎立或并列的逻辑关系。20世纪初文字学家开始意识到文字和语言的差别，就逐渐将“音韵”“训诂”的研究内容从传统“文字学”中剥离出去，如顾实《中国文字学》（1926）、何仲英《文字学纲要》（1933）等所论的“文字学”即已排除音韵、训诂的内容，至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35）、《中国文字学》（1949）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音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23]

第二，现代的“汉字三要素说”造成个体汉字分析跟整体汉字学系统不一致。自唐兰以后，现代文字学已经把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内容排除了，继续沿袭汉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学说，而且更明确、更强化了，特别是在汉字教学领域。但仔细分析，现代的所谓“汉字三要素”跟古人的“形音义互相求”其实不完全相同。在古人眼里，个体汉字的“形音义”三位一体，而分开来的学科关系也归结为一体：

即“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形制学、音韵学、训诂学三者递联、各自独立，而同属于文字学范畴。现代的“形音义”在学科上分属于文字学和语言学，其关系实为对立的两端：

因而现代的“文字学”已经不包括独立的“音”“义”因素，在个体汉字的教学和解说上却仍然要分出“形音义”三个要素，这就势必造成个体汉字的分析和学术系统的不对应。

第三，就个体汉字而言，即使把它跟对应的语言单位捆绑为一体，也未必都能分析出“形音义”三个要素来，因为个体汉字跟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有三种：形↔音义（结合体）；形↔音；形↔义。这三种关系都是两两对立，根本不存在能够独立鼎足或并列的“三要素”。如果把跟“字”对应的“词”（音义结合体）强行分出“音”“义”还勉强能凑出“三要素”的话，那“形↔音”“形↔义”对应时就无论如何也分析不出“三要素”来。事实上“音”和“义”对于汉字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汉字有时可以只表音或者只表义。借用现成汉字音译外来词语是常见现象，也有造出来专表音不表义的汉字，如翻译佛经时在音近汉字上增加构件“口”造出专用新字“、、、 ”等，或用两个汉字拼合成一个切音字，如“、、、 ”等[24]。这些汉字都是为记音专造，“义”不是它们所具有的元素。而像网络用字中的“囧”“円”“槑”“兲”等虽然能表达一定意义，但使用之初并不记录语言中特定的音，实际上不具备“音”的元素。所谓“要素”应该是某个事物必须具有的实质或本质的组成部分，“音”“义”既然可缺，就不是所有汉字必备的“要素”。所以梁东汉先生说：“过去一般文字学家都把形、音、义看作‘文字的三要素’，认为任何一个字都必须具备这三个要素，否则它就不是文字。这种‘三要素论’是不科学的，它在某种条件下可以成立，但是当一个字只是代表词的一个音节时，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25]

第四，在“形音义”三要素中，“形”是什么，一直没有明确的固定所指。从古代的研究实践看，“形”主要指“结构”，《说文解字》就是专门分析结构的。传统文字学如果排除音韵学和训诂学的话，实际上就是“结构学”。就现代而言，在专家眼里或学术层面，该“形”一般也是指结构。汉字研究基本上就在围绕“汉字结构”的分类和归类打圈圈，外形的书写则被划归为书法学，汉字学著作和教材中的字体演变实为综合性的字料介绍，所以汉字的外形从来没有独立出来成为汉字学的研究对象。但在普通人眼里，特别在基础教育领域，“形音义”的“形”指的却是外形，掌握“形”就是指能够认识某个字形或者写出某个字形，至于这个字形的结构理据一般是不讲或不知道的。这样的“形音义”汉字等于“字典式”汉字，缺乏理据性和系统性，更没有汉字在使用中的动态表现。当然，更多的时候，所谓“形”是模糊的，可能指个体的外形，可能指整体的风格（字体），可能指结构理据，也可能指形体构架，还可能指甲骨文、金文等某种文字材料。概念不清，系统难成，模糊的“形音义三要素”说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汉字学的正常发展和有效应用。

二、“汉字三维属性”与“汉字学三个平面”

自唐兰以后，大家都认可应该把训诂学（义）、音韵学（音）的内容从文字学中剔除。但这样一来，文字学就只剩下“形”了，而且对“形”的理解模糊，导致现在的所谓“汉字学”大都内容单薄且重点不一，或以“六书”为核心，或以古文字考释为追求，或以当代规范为目标，有的加上字体演变，有的加上“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等内容，这些内容着眼于文献解读，实际仍然属于训诂学。所以至今“汉字学”还没有一个符合学理的独立而又完整的体系。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在于拿掉了“形音义”中的“音”“义”，而在于对“汉字”的本体属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剩下来的“形”当然是汉字的本体，但“形”的所指必须明确区分，不能再模糊游移，否则汉字学的立足点就不稳固，许多理论问题也说不清楚。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主张汉字的“形”应该细分为字体和结构两个方面，如王力指出：“关于字形，应该分为两方面来看：第一是字体的变迁；第二是字式的变迁。字体是文字的笔画姿态，字式是文字的结构方式，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26]王宁先生创建“汉字构形学”[27]，明确区分“异写字”和“异构字”，也体现了“形体”和“结构”不能混同的思想。但学者们把形体和结构区别开来，大都是为了“分类”，很少把“形体”和“结构”作为汉字的不同属性看待，因而也很少建立起不同的系统，或者只有结构方面的系统而没有相应的形体系统。

我们认为汉字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不是同一系统中的类别问题，而是不同视角的认知问题，它们反映了汉字的不同属性，因而属于不同的学术系统。如果汉字学包含形体和结构两个互有联系而又各自分立的学术系统，那其内容自然就丰富多了。但这还不是汉字学的全部，汉字作为一种符号，必然有其表达职能，没有职能就不成为符号。离开职能而空谈汉字的“形”，或把“形”又分为“形”和“构”，都不能算是完整的汉字学。

要讲汉字的职能，是不是又得把“音”“义”请回来？当然不是！汉字与语言的“音义”确实密切相关，但从汉字本体出发研究的应该是“字”与“音义”的关系，而不是语言层面的“音”“义”本身，更不是语音系统和词义系统。所谓“字”与“音义”的关系是双向的，甚至是多方交错的，包括某“字”可以记录哪些“音义”或“音”“义”，某“音义”或某“音”某“义”可以用哪些“字”记录，这些在文献中客观存在的各种字词关系、字际关系和词际关系既反映了“字”的职能，也反映了“语言”的用字面貌，我们把它们统称为汉字的“职用”。

汉字的“职用”还有超语符的，也就是可以不记录语言层面的音义，而直接通过汉字形体的离散变异、排序组合等手段实现表情达意的功能。如以笔画表超语符义（“丶丁上心禾”表｛一二三四五｝），以构件表超语符义（“吕”表｛口对口接吻｝），以外形表超语符义（“大”形睡姿、“十”字路口），变化字形表超语符义（把“酒”字的三点水加粗放大表示酒里掺水太多）等。[28]

可见汉字的“职用”并不等于语言的“音义”。语言的“音义”不属于汉字要素，而记录“音义”的职能以及与“音义”无关的超语符职能，还有语言的用字现象等，都应该属于汉字的研究范畴，所以汉字“职用”也是汉字本体的属性之一。

这样一来，我们在理论上不赞成“汉字三要素说”，而重新从外形、结构和职用三个不同角度来认识汉字的属性，称之为“汉字的三维属性”。图示如下：

在排除属于语言层面的语音和语义后，只有分别从形体、结构、职用三个角度对汉字进行独立考察，才能真正认清汉字的本体属性。我们把形体、结构、职用看作汉字的“本体”属性，跟汉字使用者对汉字的感知和理解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日常所说的“字”要么指外形，要么指结构，要么指功能，很少用抽象的“符号”意义。例如说“朵字跟朶字不同”“这个字写得很漂亮”，其中加点的“字”就是指的外部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形态不同就得算作不同的字。即凡线条、图素或笔画在数量、交接方式、位向或体式等方面具有差异的字样，也就是不能同比例重合的形体，都得算不同的字（形），如“户”“戶”“戸”算三个字。如果说“泪字是会意字”“泪字跟涙字是不同的字”，其中加点的“字”则指内部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内部结构不同的形体才算不同的字，写法或外形不同而结构相同的仍然算一个字，如上举的“朵”“朶”算一个字，三个“户”形也算一个字，而“泪”“淚”则算两个字。但有时我们也可以说“泪和涙是一个字”“体可以分为两个字，一记愚笨义，一记身体义”，这时的“字”实际上指的是词，是就其记录功能而言的。可见“字”的含义所指实有三个，正好跟我们所说的“汉字三维属性”一致，因此“形体、结构、职用”这三维属性都是汉字的“本体”，而独立的“音”“义”则不属于汉字。

既然汉字具有形体、结构、职用三个方面的本体属性，那么研究汉字也应该从这三个维度进行。针对汉字的不同属性分别描写汉字的形体系统、结构系统、职用系统，这样就会自然形成汉字研究的“三个学术平面”，从而产生汉字形体学、汉字结构学、汉字职用学三门分支学科，正如我们在《汉字语用学论纲》中已经表述的那样：

正因为汉字的“字”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实质，从而决定了汉字学研究必然要区分不同的观察角度，形成不同的学术系统。根据上面所说的三种指称内涵，汉字的本体研究从学理上来说至少应该产生三种平面的“学”。即：

（一）从外部形态入手，研究字样涵义的“字”，主要指字样的书写规律和变异规律，包括书写单位、书写方法、书写风格、字体类型、字形变体等等，这可以形成汉字样态学，也可以叫作汉字形体学，简称为字样学或字形学。

（二）从内部结构着眼，研究字构涵义的“字”，主要指汉字的构形理据和构形规律，包括构形单位、构件类别、构形理据、组合模式以及各种构形属性的变化等等，这可以叫作汉字构形学或汉字结构学，简称为字构学。

（三）从记录职能的角度，研究字用涵义的“字”，主要指怎样用汉字来记录汉语，包括记录单位、记录方式、使用属性、字词对应关系、同功能字际关系等等，这可以叫作汉字语用学，简称为字用学。[29]

后来为了避免跟语言学中的“语用学”混同，也为了兼顾字符的职能和语符的用字两个方面，我们把“汉字语用学”改称“汉字职用学”，并且认为汉字职用学还应该包括汉字的超语符职能而不必限于“语用”。但“汉字职用学”仍可简称“字用学”。

汉字形体学、汉字结构学、汉字职用学这三个学术系统不是并列的，也不是层叠的，而是同一立体物的不同侧面，有些内容彼此关联、相互交叉。但交叉是指材料的归属而言，不是指理论系统而言。在理论上三个平面应该分立，具体问题应该放到相应平面讨论，而研究对象的统一和材料的多属共联，使它们形成三维的一体，分立而不分离。图示如下：

总之，从认识汉字本体的三维属性出发，分别研究汉字的形体、结构、职用，形成互有联系而各自独立的三个学术平面，从不同角度共同构建综合的立体式的汉字学新体系，这就是我们提出的“汉字三维属性”与“汉字学三个平面”。

三、“汉字职用学”是“三个平面”的重点

如果说把“形”区别为“形体”和“结构”，建立汉字形体学分科和汉字结构学分科，符合很多人的想法，并且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那么提出并论证汉字职用学则是我们的贡献，也是“汉字学三个平面理论”得以形成的关键或标志，因为在此之前的汉字学没有把“职用”当作独立的系统看待，汉字学始终是以“形”（字体、结构）为核心的。

感谢王宁先生最先提出“汉字字用学”概念，并认为“汉字字用学，就是汉字学中探讨汉字使用职能变化规律的分科”[30]。我们秉承这一思想，发展完善有关理论，建立起系统的“汉字职用学”，并自觉把“汉字职用学”当作汉字学的本体，使之成为“汉字学的三个平面”之一[31]。现在我们进一步认为，“汉字职用学”不仅属于汉字学的本体，而且应该成为汉字学的研究重点。这不仅因为“汉字职用学”刚刚提出，还不是很成熟，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理论完善和职用现象的实际考察，更是因为“职用”在汉字三平面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方面得到论证。

首先，虽然形体、结构、职用都是汉字的本体属性，但它们的地位和价值并不完全等同。这牵涉到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认识问题。属性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不可缺少的性质。它是以现实性为依据的，即某个事物实有什么，而不是该有什么。正如“人”除了自然属性外还有社会属性甚至心理属性，汉字的属性也是多方面的，所以把形体、结构、职用都看作汉字固有的本体属性这种做法没有问题。但对使用和研究汉字的人来说，哪种属性更重要些可能看法不一。以前的文字学重视形体、结构，有人甚至把结构上的属性看作汉字的本质属性。当多种属性属于不同角度时，要确定谁是本质、谁是非本质其实很难，汉字的定性存在很多争议就是证明。但在不否定其他属性的前提下，论证谁更重要些还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说重要的就是本质的，那汉字的本质属性也是可以论证的，其结论不一定是结构。我们还是拿“人”的属性来比况吧。

马克思主义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2]，“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3]，“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34]。可见人的本质由两方面体现，一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二是人与人的区别。就人与动物的区别而言，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劳动，这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不同；从人与人的区别来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人们所在的社会集团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因而人与人不同。所以人的最根本的特性是人的社会性。自然属性是人存在的基础，但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人的自然性，而在于人的社会性。

建筑物跟文字的类比可能更切近。建筑物的外形和结构都是本体属性，彼此也都有一定的区别特征，但不是根本性的，因为它们属于自然属性，除了设计者和建造者，人们一般只在欣赏和寻找时才会注意这些。作为建筑物的使用者，人们大都更关注建筑物的功用，也就是建筑物的社会属性，所以学校的建筑物都是根据功用来命名和指称的：图书馆、体育馆、食堂、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等，这是区别建筑物的实用性分类，也是本质性分类。

同样的道理，汉字的本质属性可能也不在自然的形体和结构方面，而在带有社会性的职用方面。因为形体本身有时很难跟别的符号（例如图画、标记）区别，只有创造符号的目的和实际功用才能将文字与非文字区别开来。在文字内部，不同的文字之间，主要的差异或特点不是形体和结构，而是职用，例如汉字跟东巴文在形体和结构上有很多相同相通的地方，但每个符号所表示的功能并不相同，所以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字符号。同种文字的不同字符之间，根本性的差异仍然不是自然性的外形或结构，而是反映造字目的和体现实际功能的职用，所以同样的字形可以根据职用差异区分为不同的字，形体不同的字样如果功能相同也可以归纳为同一个字。而且对具体“字”的命名和指称，一般也是选取功用的角度，如这个“人”字会说成“这个rén字”，而不说“这个一撇一捺字”。可见从学理上来说，形体的“字”、结构的“字”只是分析字料时对属性的指称，不是作为单个符号的“字”，只有带着实际功能的职用“字”，才有符号意义上的个体称谓。那么能够区别个体符号的职用当然应该是汉字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相对更重要的属性。

其次，人们学习和研究汉字的目的主要不是写字和分析字，而是用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解别人用字表达的思想。汉字作为一种符号，形体是其存在形式，职用才是它的价值体现，而结构只是联系“体”与“用”的“中介”。正如要认识一个人，重要的不是了解他的自然属性（肉体和组织结构），而是他的社会属性（身份及关系）；要使用某个建筑物，重要的不是熟悉它的外形和结构，而是它具有的主要功能。同理，学习和研究汉字重要的也是掌握其社会性的职用，而不宜把主要精力花在自然性的字形和结构上。在某种条件下（例如会打字），字形不会书写没有关系，结构理据不会分析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不知道某个字可以记哪些词，或者某个词应该用哪个字，那就根本不会用字。

最后，从学术史的研究实践看，虽然传统文字学理论上以“字体”演变和“结构”分析为主，没有明确把“职用”当作汉字的本体，但实际上汉字研究始终没有离开职用，甚至可以说，“职用”才是学者们真正关注的重点。如《说文解字》被看作研究“形制”的代表，而其主要目的在通过形体分析证明汉字的本用职能，同时用“古文以为某”的方式揭示文献中的借用现象，用“重文”体例归纳异字同用现象，用“一曰”体例反映同字异用现象，可见许慎的目光始终是盯着“用”的。历史上大量的字典辞书、传注笺疏、学术笔记、字词考证等，无不涉及汉字的使用，随处可以找到有关汉字使用现象和使用规律的论述，如“借字”“通假字”“古今字”“正俗字”“通用字”“某行某废”等术语，其实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用字现象的指称，郑玄、张揖、颜之推、颜师古、孔颖达、张守节、洪迈、王观国、王楙、顾炎武、王鸣盛、梁章钜、段玉裁、孙诒让、黄侃等学者，其实也都是研究字用的专家。所以古代虽然没有“汉字职用学”的系统理论，但却具有丰富的“汉字职用研究史”，只是这些研究事实和成果都被掩盖在训诂材料中，被当成了训诂学的内容。实际上训诂材料是综合性的，字用研究的内容完全可以从训诂材料中提取出来独立成“史”成“学”。

总之，尽管汉字学的三个平面是从三个不同角度看的，理论上处于同一层级，但实际上地位并不等同，如果要给它们的重要性排个序的话，应该是“形体<结构<职用”。看到这个表达式，我们会感到惊讶：原来我们的“汉字学”在理论上竟然把最重要的“职用”给忽略了！

四、“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的意义和价值

“汉字学三平面理论”是从认识“汉字的三维属性”出发的。“三维属性”不是对传统“三要素”的简单分合，而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两种学术思路。“三要素”的“三位一体”是虚假的，实际上“形”属文字系统，“音义”属语言系统，两者是分离的，语言系统的“音义”结合体也被分离为“音”和“义”，所以它们的关系是“形—（音—义）”，以此为依据建立起来的传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属于不同的学科；现代的“文字学”只有“形”，没有“音”“义”，而单个汉字仍强调“形、音、义”，结果单字要素的分析跟学科体系内容不对应。“三维属性”则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形体、结构、职用三者分立而不分离，所以它们的关系是“形+构+用”，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汉字形体学”“汉字结构学”“汉字职用学”都属于“汉字学”，是立足于汉字本体形成的分立而不分离的三维学术体系。这种以“三维属性”为根基的“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一）理论意义

第一，“三平面理论”突破了以往跨学科的庞杂汉字学体系和虽属本体但片面薄弱的汉字学体系，既立足本体，又全面周到，从而完善了汉字学体系和丰富了汉字学内容。我们于2012年出版的专著《汉字学新论》正是从汉字的“三维属性”出发，以“形体、结构、职用”三个平面的汉字本体分析为纲，以“汉字属性、汉字起源、汉字关系、汉字文化、汉字整理”等相关问题为纬，尝试创建了立足“三个平面”、多角度讨论问题的立体式研究思路和多维度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形体、结构、职用都可以充分展开，形成分科小系统，从此再不用担心“汉字学不研究音义还有什么可研究的”这样的问题。

第二，“三平面理论”保证了单个汉字的属性分析跟学科体系的平面建设的一致性，并且主张把汉字的材料分析和各种具体问题的讨论分别放到相应平面的学术系统中进行，从而避免把不同平面的东西搅和到一个平面而引起种种争议，大大提高了汉字学理论的解释力。例如“异体字”，有的认为只要形体不同就是异体字，有的强调只有结构不同的才算异体字，有的说用法交叉的不同词的字也是异体字，这些观点在同一系统中显然不能共存，于是争论不休。如果用“三平面理论”看待这些问题，在形体系统中，可以说功能相同而形体不同的字都是异体字；在结构系统中，可以说功能相同而结构不同的字才是异体字；在职用平面，音义交叉的同源字限定用法相同的义项时也可以说是异体字；它们在相应的平面都是可以成立的，而离开特定的平面系统就不成立，争论在所难免。[35]关于汉字的性质也是如此，各种说法林林总总，长期聚讼纷纭，其原因乃在于片面地各执其是。如果从汉字的“形体、结构、职用”三个平面分别观察，则汉字性质问题完全可以统一认识：在形体方面，汉字属二维方块型；在结构方面，汉字以表意构件为主而兼用示音和记号构件；在功用方面，汉字主要记录音节（含语素音节和纯音节），也可超语符直接表意。只要角度明确，说汉字是“方块文字”可以，说汉字是“表意文字”可以，说汉字是“音节文字”也不算错，综合起来说“汉字是用表意构件兼及示音和记号构件组构单字以记录汉语语素和音节的平面方块型符号系统”也行，何必偏执一隅而是此非彼！[36]

第三，“三平面理论”摆脱了汉字必须记录汉语的认识，把只要具有形、构、用属性并且没有时空限制的表意符号都纳入汉字考察范围，较好地解决了史前文字与有史文字的联系问题，对汉字起源问题的解释更合情理。我们认为要争论汉字起源，首先应界定“汉字”的内涵和“起源”的具体所指。汉字起源实际上包括“源出”（汉字形体的来源、创造者、创造方式等）、“源头”（汉字本体的出现时代和初期字类等）、“源流”（由初期汉字发展为功能完备的系统汉字的过程）。其中每一项“源”的认定都与汉字“三维属性”的分析有关。如“源出”的形体，我们不同意“汉字起源于图画”说，而支持“书画同源”，即书画都源自对客观事物的描摹，其早期的本质区别不在形体而在职用。就“源头”而言，我们认为具备“形、构、用”三维属性的字符早在距今八千年左右就已出现，最初可能产生的是职用度高的数字、名物字和标记字。“源流”是自源而流，主流体系的形成取决于结构方式的高效和职用的满足，因而“形声”构字（利用语言音义直接构造汉字）是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系统汉字的关键。[37]

第四，“三平面理论”中的“汉字职用学”开辟了汉字学新的研究方向，同时健全了汉字发展史研究的框架。汉字学研究长期忽略汉字的职用，讲汉字发展史一般也只讲形体的演变，很少有人讲汉字结构的演变，汉字职用的演变更是空白。我们认为，“汉字具有形（形体）、意（构意）、用（功能）三个要素，汉字的本体研究也相应地分为字形（外部形态）、字构（内部结构）、字用（记录职能）三个系统。汉字形、意、用的演变不可能全都同步进行，合在一起叙述有时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关于汉字的演变研究最好也要分为字形的演变、字构的演变、字用的演变三个系统来进行”[38]。特别是汉字职用演变史应该是汉字发展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开汉字职用演变史的梳理就不成其为完整的汉字发展史。汉字职用演变史的梳理将打破传统汉字发展史研究的瓶颈，突破汉字发展史即字体演变史的误区，引起汉字发展史研究框架、论证思路的体系性变革，从而重构三维式的完整的汉字发展史。张素凤《古汉字结构变化研究》（2008）、《汉字结构演变史》（2012），黄德宽等《古汉字发展论》（2014）已尝试从“形构用”三维视角考察汉字历史，验证了“三平面理论”对汉字发展史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五，“三平面理论”不仅完善了汉字学自身的体系建设，同时也找到了所有文字共有的属性范畴，从而破解了不同文字间差异比较的难题，为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做出了贡献。共有属性范畴的比较才是有效比较，通过有效比较才能显示特点。在“形音义”三要素下，汉字跟其他文字的比较点难以确定，因为“音义”每个字都不同，不同的文字之间无法比较，而原来的“形”内涵模糊，比较起来也游移不定，所以汉字的特点至今没有统一的表述。明确“三维属性”以后，就可以从外形、结构、职用三个维度分别比较，有效描述各自的异同和特点。例如汉字跟英文比，外形上汉字呈“平面方块型”，英文属“线型”；结构上汉字以“表意”构件为主，英文以“表音”构件为主；职用上汉字记录汉语的“音节”，字跟词（语素）不一一对应，英文记录英语的“词”，字跟词基本一致。按不同属性分别比较和描述，清晰明白。[39]而且汉字可以跟各种不同文字比，比较对象不同，特点的表述也可能不同，例如汉字跟韩文比，结构上汉字以表意为主，而韩文基本是标音的，差异明显，但外形上都是平面方块型的，差异就没有汉字跟英文的大。根据不同对象比较的结果而做出不同描述，不代表汉字的特点或属性变了，正如张三跟李四比属于高个，跟王五比属于矮个，而他自己的身高并没有变化。这说明世界上的文字可能并不是“一分为二”式的简单类型，需要根据不同的属性分别比较而进行多维度分类。“三平面理论”可能成为世界文字科学分类的突破点。

（二）应用价值

汉字“三平面理论”，特别是其中的重要平面“汉字职用学”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汉字本体研究之外的其他领域，涉及疑难字词考释、古籍整理、字书编纂、汉字教学、汉字规范及其他文字的研究等。

疑难字词考释。这是在传世文献和古文字材料中常见的训诂工作。但传统的“以形索义”往往限于本字本义，古文字考释往往迷信“以字证字”，即追求相当于后世的某个字。使用中的汉字训诂意义虽然单一，而要考证这单一的意义却会牵涉所用字的各种属性及字词关系的众多成员，这就需要借鉴“汉字三平面理论”特别是“汉字职用学”理论，包括形体演变分析以确定字种，结构理据分析以确定本用，字符曾用状况的全面调查以提供该字可能具有的职能，然后才能根据语境的用字要求，在合理的字词关系和字际关系中确定该语境中该字符的实际职用。只有对“字”的各种属性及其跟语境的关系都做出合理解释，也就是“字用”和“用字”合理对接，形成严密的不存在断环和反证的“证据链”，才算靠得住的“完全考释”。现在的古文字考释有许多属于“不完全考释”，需要将“三平面汉字学”跟“训诂学”结合起来进行补证或重证。[40]

古籍整理。这主要属于文献学的范畴，“汉字三平面理论”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古籍文本整理为当代文本时，有个文字转换问题。古籍整理的文字转换必须保证表达功能不变（讹误校勘除外），这是个刚性原则。但根据不同的整理目的，在功能不变的情况下用字可以不同，因此文字转换可能出现三种情况：（1）形体对应转写。即按照线条、笔画、形状进行转写，转写的字形跟原字形基本相当，结构和字种都无变化。（2）结构对应转写。即忽略外部形态而按照原版字形的结构进行构件对应和同质组合转写，转写的字形跟原字形笔画数量和交接样态可以不同甚至差异很大，但结构属性相当，字位仍然同一。（3）功能对应转写。即不仅忽略字形也忽略结构属性，而仅仅按照职用功能相当进行转写，转写的字跟原字可以是结构不同的异体字，甚至可以是不同的字种（如用本字替换通假字）。这三种转换正好跟汉字属性的三个平面对应。[41]第二个方面的价值是利用汉字的属性考察判定文本的书写年代或校正文本的改字讹字现象。传世文献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出现文字的失真，如果是讹误引起了文意理解的障碍，通常可以用校勘法予以纠正，但如果是后人因为当代的用字习惯而有意无意地把某字改了且并不影响文意，那往往不会引人注意，从而掩盖文本失真现象。发现这类失真现象并恢复古籍的本来用字面貌，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考察字符的出现时代和职能演变情况，以及特定范围的用字习惯。[42]对那些时代不明的文本，也可以考察其中的汉字属性，包括字形特征和用字习惯，然后放在历史演变的链条上，这样就有可能判断该文献的书写或刻版时代，但不一定能判断文献的著作时代。

字典的编纂修订。传统的大型字书基本上只提供“形音义三要素”，“形”还往往只有字头。现代的《汉语大字典》才开始罗列有代表性的各种古文字字形，同时转录《说文解字》等对结构做简单说明，主要内容则是众多的音义项。但这些音义项大都由历代字书累积而来，并未做全面彻底的文献测查和系统的字词关系整理，因而存在收字原则不明确、职用时代不清晰、字词关系和字际关系欠沟通等问题。例如收字的随意性大，没有对“字”的单位进行界定和归整，许多字头仅仅是另一字头的异写或讹变，甚至包含大量的古文字笔画转写字形，如果依此为准则，那字典的收字是无穷尽的。从汉字的“三维属性”看，字典不应该是形态平面的个体汇集，而应该是有结构差异的字位收录。字位的职用情况则应该表现为字典中音义项的有序排列和字头间的相互沟通，职用的时代是否清晰和项别是否齐全是衡量大型字典质量高低的标准，但符合这些标准的字典目前还没有出现。汉字职用学要求对个体字位历时记录过的词项、个体词位历时使用过的字形进行穷尽性分析与研究，这种通史性的全面测查可以帮助字书编纂逐步达到完善的程度，避免该收未收或不该收却误收的现象。而且，随着单字职用、单词用字、汉字职用断代描写的成果不断涌现，我们也可以编纂一些新型工具书，如“汉语单音词用字汇纂”“汉字职用断代语料库”等。[43]

汉字教学与规范。汉字教学，包括对外汉字教学，一直受到“形音义三要素”束缚，形成“字典式”的教学模式，机械呆板，缺乏动态感和系统性，而且在字形书写和结构类型上过度规范，如笔顺规范和独体合体规范等，对与学习汉字根本目的直接相关的“职用”却不重视，结果教学效果自然不佳。我们认为，在汉字教学中过度强调形体规范，连一笔一画的书写顺序都要固定，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对汉字职用的认知是不考虑书写顺序的，事实上人们使用汉字时也很少严格按照“书写规范”写字，而且现代的信息技术可以使全字一次性呈现，根本没有书写过程，所以形体上只要能够区别为不同的字就行。至于结构理据分析，相对比较重要一些，但实际上也是为掌握职用服务的，目的在于说明形体与职用的关系，对一般使用者而言，不知道结构理据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结构理据如何分析很多时候是由职用决定的。如此看来，汉字教学的重点应该在职用，结合语言来说，就是要重视字符与语符的对应关系。人们总以为汉字的难教难学是由于汉字字数多、笔画多，因而把主要精力花在写字、认字上，其实这是把汉字跟外文的“字母”比较产生的误区。例如汉字相对于英文而言，主要难点应该在职用，因为英文在职用上是表词文字（分词连写的一串“字母”相当于汉语的一个“字”），字词严格对应，字符与语符的掌握是同步的，所以容易；而汉字在职用上是音节文字，字跟词不一一对应，同字异词、同词异字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认识再多的字，如果不掌握字词的对应关系，照样读不懂文章。当然，汉字教学注重职用，并不是就可以忽视字形和结构，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为用的，掌握字形属性的各种区别要素，可以有效识别不同的形体；分析结构属性的理据关系，可以了解字符的构造意图和文化背景；沟通字词的不同对应关系，可以减少使用汉字的错误和提高解读文章的能力。[44]

其他文字研究。前面说过，所有文字符号都具有形体、结构、职用三维属性，因此我们的“三平面理论”也可以用来研究其他文字。王耀芳曾运用“汉字三平面理论”探讨东巴文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理想成果[45]。那么，西夏文、藏文、蒙古文、彝文、壮文、江永女书等境内较少使用的文字，甚至韩文、日文、泰文等境外文字，运用“三维属性”和“三平面理论”去研究也应该是可行的，希望有人尝试。

附录 李运富指导的与汉字职用相关的论文：

赵菁华《郭店楚简〈老子〉与马王堆帛书〈老子〉用字比较研究》（1997级硕）、肖晓晖《战国秦楚玺印文字比较研究》（1997级硕）、刘畅《〈包山楚简〉字用研究》（1998级硕）、叶峻荣《定州汉墓简本〈论语〉与传世〈论语〉异文研究》（1998级硕）、张晓明《〈说文解字〉小篆重文研究》（1998级硕）、李玉平《郑玄〈周礼注〉对字际关系的沟通》（2000级硕）、王旭燕《〈说文解字〉部首字中头部字的职能演变考察》（2000级硕）、赵莲峰《现代政区地名非常用字整理研究》（2001级硕）、温敏《现代汉语常用字职能属性测查》（2001级硕）、韩琳《黄侃字词关系研究》（2002级博）、王丽《〈郭店楚墓竹简〉异体字研究》（2003级硕）、李京勋（韩）《〈论语〉异文研究》（2003级博）、刘琳《〈说文段注〉古今字研究》（2004级博）、苏天运《张揖〈古今字诂〉研究》（2006级硕）、喻英贤《〈论语〉字用研究》（2006级硕）、关玲《颜师古“古今字”研究》（2006级硕）、李秀林《内蒙古集宁区公共场所用字情况的调查研究》（2006级硕）、曹云雷《王观国〈学林〉对汉字使用问题的探索》（2007级硕）、于笑妍《宋代碑刻字书未收字研究》（2007级硕）、张长弘《宋代碑刻楷书异体字研究》（2007级硕）、蒋志远《王筠“古今字”研究》（2008级硕）、刘姗姗《〈集韵〉古文研究》（2008级硕）、朱莉《〈广韵〉异体字研究》（2010级硕）、姜雯洁《“取”字职用研究》（2011级硕）、时玲玲《“内”字职用及相关字词研究》（2011级硕）、蒋志远《唐以前“古今字”学术史研究》（2011级博）、雷励《〈集韵〉异体字研究》（2011年博士后）、张道升《〈五侯鲭字海〉研究》（2011年博士后）、张喆《〈易经〉出土本及今本用字研究》（2012级博）、李娟《景祐本〈史记〉〈汉书〉用字异文研究》（2012级博）、何余华《汉语常用量词用字研究》（2012级硕）、武媛媛《数词｛三｝的用字演变研究》（2012级硕）、吴国升《春秋出土文献用字研究》（2012年访学）、张青松《〈辞源〉字际关系用语研究》（2012年访学）、钟韵《清代“古今字”学术史研究》（2013级博）、韦良玉《太平天国文献特殊用字研究》（2013级硕）、刘琼《民国〈申报〉异形同用字研究——论民国用字特点和原因》（2013级硕）、徐多懿《〈清华简·系年〉用字研究》（2014级硕）、朱赛《〈孙子兵法〉简本与传世本用字比较研究》（2014级硕）、温敏《近现代“古今字”研究综论》（2014级博）、殷宏雁《〈红楼梦〉结构助词“de”的用字调查》（2014年访学）、黄甜甜《从文献用字看历代字书中的“古文”》（2014年博士后）、何余华《殷商已见通今词的用字历史研究》（2015级博）、牛振《近代科技译词用字研究》（2015级博）、王安琪《礼记用字研究》（2015级硕）、程慧《魏晋南北朝洛阳碑刻异形同用字研究》（2016级硕）、桂柳玥《文字学范畴的“古文”所指研究》（2016级硕）、宋丹丹《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用字研究》（2017级博）、王胜华《康熙御批文稿用字研究》（2017级硕）、蔡宏炜《放马滩秦简字词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2017级硕）、涂彝琛《北大汉简〈妄稽〉篇字词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2017级硕）、朱芳《汉字记词功能转移现象研究》（2018级博）、孙倩《上古名物类名词名实与用字考论》（2018级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