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埃及历史研究中的文献学基础

1.古埃及历史文献学

文献，即文字材料，是为研究者提供大量信息和知识的文字材料，在历史研究中被称作史料。古埃及历史文献学主要研究古埃及历史文献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从出现到停止使用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古埃及人留下来的最为重要的史料，从所载材料上可划分为铭文与纸草文书。从所载地来源上划分，铭文中有墓铭、庙铭、碑铭及采石场铭文。从内容上划分，铭文可分为年表自传铭文、纪念石碑、书信、法律文书、政令、宗教文字等。

对这些文字材料的研究首先需要懂得其文字所使用的语言。这些文献以三种文字形式存留下来，一种是刻写在石碑、墙壁、陶片、石棺以及大小雕像之上的文字，书写规整，字符以规范细腻的图画书写，美观漂亮。这样的文字因其符号都以图画书写，故被称作象形文字。希腊人最早赋予这些文字称呼，称其为“圣书”8，因此称之为圣书体文字应比象形文字更为贴切。另两种文字无论是书写在纸草上亦或是墙壁上，都有点像我们所熟悉的汉字中的草书。一种为祭司所用，被称作祭司体文字，另一种为世俗文献，被称作世俗体文字。从452年最后一篇世俗体文字被刻写在菲莱岛神庙中以后，这三种记录古埃及语言的文字便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了。而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在此前六十年就已经不再出现了。不仅埃及文字从世界上消失了，其语言也在一代代外族的统治及外来文化的强制压迫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破译这些文字从而恢复古埃及语言的工作便成了古埃及文献学最初的工作。

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最早是从圣书体文字开始的，最终又是从圣书体文字取得突破的，让古埃及文字记述的死去的语言重获新生。尽管最初也有人想到了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中有表音符号存在，但这种观点没能引起人们太多的肯定，反倒是认为古埃及文字为神秘文字的思考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共鸣。虽然从古希腊人开始的对古埃及文字的兴趣一直持续，但由于圣书体文字多刻写在神庙之中且每个字符都是一幅生动的图画，人们在破译古埃及文字的过程中一直从其象形和象征层面去解说其表达的含义和表意的方法。因为人们对破解古埃及文字倾注了太多的精力，积极的成果也并非毫无收获。比如一位5世纪的埃及祭司霍拉波罗就正确地识别出圣书体文字中鹅的符号含义是“儿子”，兔子符号含义是“打开”。两字含义猜对了，但其解释却带有很强的象征色彩。他的解说是，鹅非常爱护自己的子嗣，所以用来表示“儿子”；兔子经常保持眼睛睁开，故用来表达“打开”之意。9这种语义上的推测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任何一种文字体系，只要是成熟的文字体系，不可能仅用象形和会意来完整地表达记述一种语言。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有结构的，而其中起结构作用的成分是无法用象形和会意完成的。

经历了漫长的几无成果的尝试之后，人们开始转向另一种古埃及文字的研究，即科普特语文献。时至今日，仍然有为数不多的科普特教徒能够认读用科普特语书写的教义。这一研究的积极成果是，人们知道了埃及的基督教（埃及称科普特教）教士所使用的语言很可能至少是古埃及教士们所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一定与包括圣书体文字在内的古埃及人所使用文字记录的是同一种语言。这样的研究方向的转变发生在17世纪。

古埃及圣书体的破译随着拿破仑的士兵在埃及罗塞塔挖掘出一块石碑而出现转机。英法两国为争夺通往亚洲的要道在埃及展开战争，拿破仑的士兵在地中海沿岸罗塞塔这个地方修建工事，结果挖掘出一块刻有三种文字的石碑。石碑尽管已经残破，但三种文字大部分内容都存留其上，其中一种文字就是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另外两种文字分别是古埃及世俗体文字和古希腊文。古希腊文与两种古埃及文字上下排列同时出现在这块石碑上让法国人非常兴奋，因为人们马上猜到这非常可能是一个文献的三种文字的对照版本。文字的破译需要几个条件，而有一个与人们能够读懂的文字对照版本则是破译工作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因此，人们称这块石碑是打开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大门的一把钥匙。但是，并不是说有了这个对照版本，破译工作就会毫无障碍，还必须有一个对古埃及圣书体文字性质的基本判断，否则就会犯方向性错误。从性质上分，文字有这样两种：一种是拼音文字，另一种是表意文字。拼音文字比较简单，有足够描述一种语言的语音符号就万事大吉。表意文字就复杂得多，其中有象形、指事、会意。对于破译古埃及圣书体文字而言，第一步便是确定它属于哪一种。有人认为它是表意文字，因为所有文字符号都是图画，即使文字不都是象形符号，其会意的成分一定是其主要传达记述的手段。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埃及圣书体文字文献的被发现，人们尝试用破解表意文字的方法解读文献的种类也极大地丰富起来。然而结果却是令人越来越迷惘。于是学者们开始改弦易辙，尝试着用拼音的方法来解释古埃及圣书体文字。

首先碰到的困难是字符过于繁多，大约有七百多个，任何一种已知语言的拼音符号都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符号。然而，这个困难并没有让学者们止步不前。从罗塞塔石碑上的人名入手一个一个符号地破译，欧洲许多学者都为此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英国的托马斯·杨和法国的商博良。他们破译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的思路是，人的名字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只能音译，如果能从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中找到与希腊文中相对应的名字的话，许多字符的发音就会被正确识别。罗塞塔石碑上的圣书体文字中出现一些椭圆形的圈，里面有一些圣书体文字符号。他们猜测这些被法国军人称之为“卡图什”的圈应该就是法老的名字。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破译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古埃及法老的名字为欧洲学者所熟悉，因为有古希腊古典作家们笔下的记述。首先被成功破译的是托勒密法老的名字，七个字符一一对应，由此学者们知道了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中的七个字母的发音。接下来他们寻找更多我们现在称之为“王名圈”的“卡图什”来研究，将已知读音的字母代入王名圈，很快推测出该名字属于哪个法老。这样，其余未知的字符读音也一个个地被破译。

破译者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用已知读音的符号去拼读大量的文献，发现有更多的符号不知其发音。而能够找到的王名圈都已经破译完毕，没有新的办法来确定那些数量更多的符号如何发音。古埃及文献学者们都知道，这么多的符号不可能都是表音符号。那么，这些非表音符号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对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为拼音文字的基本判断错了吗？尽管有这样的困难，商博良等学者并没有停止这条路上的探索。他们继续拼读古埃及圣书体文献，发现一些他们熟悉的语言中的词汇的发音。尽管这些发音只是近似，但他们知道，同一个语系中的语言存在着大量的同音词汇。于是，文献中的个别词汇首先被他们破译出来。这证明古埃及圣书体文字至少有拼音成分。攻克最后难关的是天才学者商博良，这位16岁就已掌握了包括科普特语在内的12种语言的法国天才最后解决了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的构成难题：古埃及圣书体文字既不是纯拼音文字也不是纯表意文字，而是两者的结合，是一种声符、意符合在一起的文字。这样，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中七百多个字符的问题就解决了，其中表音的符号只有24个，其余字符都是表意字符。表意字符有的附在表音符号后面，被称作限定符号，而有些时候因为一些文字使用的频率特别高而只书写意符，省略掉了声符。到此之时，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的破译工作宣告完成。商博良宣布破译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的文章《给达西亚先生的一封关于圣书体文字声符字母表的信》公开发表的1822年被确定为埃及学诞生之年。圣书体文字破译了，世俗体和祭司体文字便迎刃而解，因为后两种文字都是圣书体文字的草写，文字构成没有任何变化。

埃及学的诞生源于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的破译，由此可见古埃及文献学对于古埃及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作用。古埃及文献所用语言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古埃及语、中埃及语、晚埃及语、世俗语和科普特语。古埃及语是古埃及第一王朝到第八王朝（约公元前3180—前2240）所使用的语言。此时文献多为皇室文献和陵墓丧葬文献，其中最主要的是金字塔文。丧葬文献中则包含一些传记的内容，成为历史文献中的重要材料。中埃及语文献中所用语言并没有与古埃及语发生太大变化，但文献的内容却大大地丰富起来。中埃及语是古埃及中王国时期文献所用语言，严格地说，是第九至第十一王朝的官话，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1990年至公元前1573年。埃及人自己认为中埃及语是他们的经典语言，因此它被后世称作古典语言。中埃及语文学作品成为整个新王国书吏教育的“课本”，为学生们反复诵读抄录。因为被认作经典，所以此后的纪念性铭文及宗教铭文都用中埃及语书写，整个传统一直持续到希腊罗马统治时代。晚埃及语为第十八至第二十四王朝的官话，时间大约从公元前1573年到公元前715年，其文献内容主要为事务性文献和书信。第十九王朝已降，一些故事和其他文学文献甚至是官方建筑上都出现晚埃及语书写的文献。此时的语言文字中常可见外国的词汇，当然中埃及语词汇和句法也时常在晚埃及语文献中可见。之后是世俗语时期，从第二十五王朝直到希腊罗马统治时代，约公元前715年至公元470年，文献中的语言常能看到中埃及语成语出现其中，可见古典语言的魅力。古埃及语言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科普特语阶段，时间大约从300年开始。科普特语是古埃及基督徒所使用的语言。科普特语文字是借用希腊语字母另加古埃及人独创的八个希腊语中没有的字母来拼写教士们口中所讲的古埃及语言。这种语言直到640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一直是教士们的口头语言，到了16世纪，作为口语的科普特语从人们的口中彻底消失，仅存留在科普特语文献中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