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城市化水平10.64%的起点上，历经坎坷，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走上持续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结束了之前的徘徊和停滞，实现了从农村人口占多数向城镇人口占多数、农业人口占多数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历史性转变。这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目标，也是人类历史的奇迹，是百年未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城市正在成为创新、增长与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埃德蒙·费尔普斯，2013）。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如果管理得当，城市化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允许创新和新思想的出现，促进可持续增长”。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面临不确定性增加、产能过剩严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严峻形势。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并普遍寄予厚望。尽管不少研究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进行了阐释，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实践创造了世界奇迹，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尚有很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例如，中国已进入“城市社会”，原来的城市化理论是否适用？在城市社会阶段，城市化道路和以前相比有何异同？也就是说，城市社会以后的城市化将如何发展亟待理论上给予阐释和回答。基于这种背景，我们提出课题“中国‘城市社会’的城市化风险与城市化道路研究”。本书有两大特色，一是研究“城市社会”的城市化道路；二是从风险视角、以“城市社会”为背景展开。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研究城市社会的城市化，对推动城市和城市化向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效率方向发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重要而紧迫。

一、为什么从风险角度思考城市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过，“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人类21世纪发展的两大主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台了一揽子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城市化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城镇化是最大内需”“引爆内需”“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在短缺经济时代，在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打破“二元结构”和低水平陷阱、让更多的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等方面，城市化大显身手。用城市化解决工业化初期所需的人手（劳动力）和市场，通过发展工商业扩大生产、增加供给、摆脱贫困，这在发展经济学里有很多论述。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产能过剩的影响，城市化能一如既往地受用吗？城市化能通过扩大消费和内需以应对金融危机、摆脱衰退、实现中等收入的跨越吗？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城市社会”元年，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这里，借用新华社记者王军（2016）的话进一步说明选题理由。“我写下了太多的‘非常’。”“非常城市”“非常计划”“非常规划”“非常建筑”“非常拆迁”。“‘非常’之‘常’，乃‘常识之常’。”城市化是我国必然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常’与‘非常’，就像‘生’与‘死’那样互为表里。”1961年，雅各布斯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引发了城市规划学界一场“地震”。为“常”而非常，用非常感知常，以问题为导向探知世界，不是向世界发难，而是基于对常识的忠诚。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使然，也是做学问的宿命所在。以风险感知平安、以不确定感知确定，以城市化问题探究城市化道路，是基于对常识的忠诚和规律的尊重。

城市化是什么？城市化有什么好处？城市化从何而来，到何处去？面对城市和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新成就、新形势，更要慎终如始，牢牢把握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路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说明，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现象，经济发展助推工商业在城市空间集聚，农业产值和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工商业产值和人口比例上升。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30%左右，不仅城市化快速发展，总产出、人均产出、人口及其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Kuznets，1971）。城市化率达到50%左右，经济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但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到70%左右可能出现僵持和徘徊，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由低到高的过程，也是矛盾新旧交替、不断积累叠加、逐步显现的过程，人们对城市化的诉求由低到高到更高品质、更加安全、更加舒适、更加美好。从关注宜业到宜业、宜居、宜游，从单一需求到多样化需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从实践来看，城市的兴起是令人着迷神往的伟大事件。没有城市就没有文明，没有城市化，恐怕仅仅是传统的农耕文明，我们很难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处在最好的时代，见证了城市时代的兴起，同时也经历过“满城挖”的不便和无奈。

伴随“城市社会”的出现，矛盾和问题并没有消失。城市化水平低已成过往，但质量不高、代价不小、麻烦不少的问题时时困扰。城市和城市化风险如影随形，黑天鹅、灰犀牛不时在寻找软肋。城市化不是战争，但曾经以壮怀激烈的场景出现，征地拆迁中的剧烈冲突、极端事件时有发生，让人挥之不去。城市化寄托着厚望，可不能出问题啊，但怎么保证它一路平安、行稳致远呢？由此来看，从风险挑战视角思考城市化应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尽管挑战无比巨大。“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同样适用于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化研究。

二、概念问题

（一）城市

中国古代的城和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是四周围以高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守性质的军事要点；市指交易市场，又称市井。春秋时已有集中的市场。《周礼》记述，市场中有大市，市中设肆，呈整齐的行列式布局，货物陈列在肆中出售。储存货物的仓库，古称店；市的周围有围墙，古称阛；设市门，古称阓。市中心设市楼，开市升旗，市楼又名旗亭（《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2009）。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与市逐渐融为一体，成为统一的聚合体—城市（《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2009）。保罗·贝洛赫（Bairoch，1988）在《城市与经济发展：从历史的黎明到今天》（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Dawn of History to the Present）一书的开篇中写道，城市的兴起是令人着迷的伟大事件。“没有城市，人类的文明就无从谈起。”

城市是什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是以非农业活动和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一般人口数量大、密度高，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城市给出定义的还有于光远（199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格莱泽（2012）等。于光远定义的城市有两个重要特征，即“人口集中”和“工商业比较发达”。但是他没有回答城市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城市？城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什么样的城市能够发展壮大？等等。格莱泽（2012）认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距离缩短、密度增加、交流增加是城市的特性。这和于光远强调的“人口集中”实质上是一样的，密度增加所带来便利增加和效率提高是城市的奥秘所在。不过，这些定义并没有回答密度为什么会增加、如何增加等问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于城市的定义是，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村庄规模大，也更为重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1985）。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第一个城市社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也对城市和城市化也给以高度关注。城市不仅表明了人口集中，也表明“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乡村呈现的情境则完全相反—“孤立和分散。”也就是说，集中与分散是城市与乡村的重要区别。马克思、恩格斯被认为首次使用了“城市化”这个概念，“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古代的历史则是“城市乡村化”。城市产生尽管历史悠久，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则开启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可见，人口集中是城市最为重要的特点。

（二）城市化与城镇化

城市化与城镇化英文表述都是“Urbanization”，“Urbanization”翻译成城市化还是城镇化，完全取决于译者偏好，没有本质区别。“Urbanization”是全球性的社会经济演变过程，涉及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对其定义也存在多种观点。科林·克拉克认为，城市化是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第三产业人口逐渐增加的过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Kuznets，1971）将其界定为“城市和乡村之间人口分布方式的变化”。地理学强调居民聚落和经济布局的空间区位再分布、再集中的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工商业在具备特定地理条件的地域空间集聚由此形成消费地域，多种经济用地和生活空间用地不断集聚（崔功豪等，1992）。社会学把城市化看成是城市性生活方式的不断扩张的过程，人们不断被吸引到城市并被纳入城市生活组织，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不断强化（周一星，1995）。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给出的城市化定义突出了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化、资源和产业的地域配置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和乡城转移—“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又称城镇化、都市化”。联合国长期采纳的城市化定义是“人口由分散的农业主导经济活动的乡村向以工业、服务业为特色的人口更多、更稠密的城市集中的人口转移过程”（United Nations，2014）。

城市化彰显了一种生活方式。城市化定义包含三个方面：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加、城市增长（Urban Growth，即城市和镇的人口增加）和城市生活方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08）。城市化表现为一个社会过程。经济发展导致产出结构变化，进而影响到职业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就是这种结构变化的反映（Kuznets，1971）。布赖恩·贝利（2010）在其代表作《比较城市化：20世纪多元化道路》（Comparative Urbanization: Divergent Path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里认为，在20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道路各不相同，其差异化主要源于文化背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

总之，城市化与城镇化都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伴随社会经济结构多方面的变迁，是一个由多角度构成的图景，既包括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工商业的集聚，城市数量的增加与规模扩大，也包括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与生活质量的改善，科技与社会活动的领先性、主导性等。限于研究目标和篇幅，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城市化、城镇化、人口城市化和人口城镇化等同使用、不加区分。

（三）城市社会

1979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Northam，1979）提出城市化进程的S型曲线，把城市化进程分为缓慢发展的初期阶段、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和高位企稳的后期阶段，“三阶段”理论对思考中国城市化影响很大。《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迈向城市时代的绿色繁荣》（潘家华等，2012）分析了城市型社会的内涵，并把城镇人口比重作为最重要的核心标准，将城市型社会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和完全城市型社会四个阶段，做出了中国已成为初级城市型社会（51%—60%）的重要判断。

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以后，“城市社会”这一术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但何谓城市社会并未形成一致看法。该术语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即使同一时期在含义上也有差别；不仅不同作者有不同说法，即使是同一作者在不同的场合甚至同一作者在同一文章中的解读都有差异。总之，城市社会（Urbanized Society）的含义很复杂，用法很多样，一是把城市社会划分为古代意义上的城市社会（如古希腊城邦国家）和近现代城市社会，如资产阶级法权或资本主义国家（马拥军，2010）；二是把“城市社会”等同于城市，如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杜洪梅，2004；张应祥、蔡禾，2006）；三是指城镇人口超过50%这一重要拐点以后的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阶段（潘家华等，2012；魏后凯，2013；黄顺江，2014）；四是指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它有两重属性：第一重属性是作为城市化生命周期的终结点，标志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形态彻底消亡，同时又表明以现代先进的城市文明为本质特征的新社会形态的发育成熟；第二重属性是在城市化生命周期终结以后，作为未来新生社会形态成长过程的开始。一个城市化了的特定社会，即城市社会（高珮义，2009）。

21世纪以降，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在迎接一个新的城市时代（崔功豪，2000；张鸿雁，2002；潘家华等，2012；牛文元，2012）。鉴于这个术语含义的复杂性、用法的多样性，结合本书研究的对象和目标，特做如下说明：

第一，对“城市社会”的界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要借鉴国内外城市化研究的有益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去世，在当时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最高和经济社会最发达的英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作为伟大的理论家、思想家，他们不仅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亲历和见证了第一个城市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多次谈到“市民社会”、城市化、人口合理分布、城乡差别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论住宅问题》等。这些著述不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且整个表述更契合当代现实（萨米尔·阿明、陆豪青，2018）。另外，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全球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对城市社会也有很多关注，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也需要学习借鉴。

第二，城市社会的术语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本书将“城市社会”界定为马克思意义上更具体、界限更短、时间更近的阶段，即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乡村常住人口、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的情形，类似于诺瑟姆（Northam，1979）依据城市化率划分的 “三阶段”（30%之前，30%—70%）中第二阶段的中间部分（50%以后），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学者（牛文元，2012；潘家华等，2012）对“城市社会”或“城市型社会”的界定大体一致。

第三，城市社会又称城市型社会，因为它与乡村型社会相对应。城市化是指人口城市化，而不是土地城市化，城市化与城镇化概念亦不加区分。按照城市化率超过50%的标准，第一个成为城市社会的国家是英国（1851年），接下来是德国（1900年），稍后是美国（1920年）、法国（1930年），发达地区在20世纪前半叶达到城市社会的标准，全世界则是2007年（United Nations，2018）。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1.27%，这标志着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的结束和新城市时代的开启（牛文元，2012）。乡村型社会是以乡村人口为主体，人口和经济活动在乡村分散布局，乡村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而城市型社会则是指以城镇人口为主体，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镇集中布局，城市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从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的结果，也是经济发达、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四，城市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支配性地位不断增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向城镇地区高度集聚，促使城市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体，并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支配性地位通常与人均产值、生产率、总体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由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以及社会结构的高转换率密切相联（Kuznets，1971），甚至在城市化率达到50%之前就已经实现。而进入城市社会后，其主导性、支配性更加稳定、持久。随着城镇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和现代服务业的加速发展，经济服务化和高端化趋势加快，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日趋融合，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城市经济得以加快转型升级。

第五，城市社会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三大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和目标—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城市社会形成之前，农业、农村人口占多数，城市社会形成之后，非农业的城市人口占多数，市民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群。实现从农业为最大就业部门到非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为最大就业部门跨越，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Lewis-Fei-Ranis Model）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乡城迁移和城市化有重要启发。托达罗模型（Harris and Todaro，1970）认为，决定乡城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的高收入预期和就业机会不平等。库兹涅茨（Kuznets，1971）和钱纳里（Chenery and Syrquin，1975）等把城市化看成是总体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及其产出结构变化相互联系、相互加强的过程。诺瑟姆S型曲线虽然也涉及城市化阶段，但对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即城镇人口占主体阶段之关注比较欠缺，总体聚焦不够。同时这些理论或模型侧重于对经济水平落后、城市化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分析。

（二）多维、多元的城市化道路

以佩鲁、缪尔达尔、赫希曼、弗里德曼、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强调资源要素通过“自上而下”的流动聚集起来，城市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以利普顿（Lipton，1977）等为代表的学者批评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城乡不平等交换和城乡差距扩大，他们强调以农村为中心，加强城乡联系，改变城市对农村的单向辐射，从而形成城乡互动、共同发展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但完全采取自下而上的政策也被认为不切实际，而应建立完整分散的城市体系，主张通过发展中小城市以达到城乡平衡发展（李通屏等，2014）。布赖恩·贝利（2010）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过程的比较，将世界范围内20世纪的城市化道路分为北美经验、第三世界城市化和战后欧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道路和推进模式受到中国学者高度关注（高珮义，1991；刘家强，1997；辜胜阻、李正友，1998；叶裕民，2001；简新华等，2010a、2010b、2013；陈甬军等，2009；李强等，2012），大体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小城镇模式（费孝通，1983）、大城市模式（房维中、范存仁，1994；廖丹清，2001；王小鲁，2010；蔡继明等，2005、2012）和逐步成为主流的多元化模式。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两大热点，一是中国城市过大拟或过小的研究仍然余音袅袅（柯善咨、赵曜，2014；潘士远等，2018；韩旭等，2018），如《大国大城》（陆铭，2016）批评了将城市病、农村病归咎于大城市人口过多从而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的做法，力主发展大城市；二是以城市群、都市圈、大湾区为载体的城市化理论与实践都有重大发展。

（三）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反思传统工业化、城镇化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提出的，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继续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截至2019年3月，以“新型城镇化”为主题、篇名和关键词的研究分别有16 300条、11 500条和14 256条检索结果。下载次数最高的论文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29 600次（姚士谋等，2014），下载次数超过10 000次的以“新型城镇化”为篇名的还有6篇论文（单卓然、黄亚平，2013；张占斌，2013；黄震方等，2015；倪鹏飞，2013；陆大道、陈明星，2015）。《“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被引次数最高，达960次（单卓然、黄亚平，2013），超过200次的论文有15篇，其中300—900次的6篇（张占斌，2013；倪鹏飞，2013；姚士谋等，2014；彭红碧、杨峰，2010；吴江等，2009），引用量居于前10的还有仇保兴（2012a）、陆大道、陈明星（2015）以及黄震方等（2015）。单卓然、黄亚平（2013）指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三大内涵，提出六大核心目标—“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城镇化”，重点包括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四大方面，进而阐述了新型城镇化四类规划策略和六大可预见性认知误区。姚士谋等（2014）指出，虽然城镇化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实现了惊人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特别是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问题。针对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路径、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以及如何认识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和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2013）认为，城镇化潜力巨大，是下一阶段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应重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防止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切实增加建设用地供给，建立市场化、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实现人的城镇化和市民化。仇保兴（2012a、2012b）认为，新型城镇化给我国的城市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为此，应侧重解决六个方面的突破：从城市优先发展转向城乡协调互补、从高能耗转向低能耗、从数量增长型转向质量提高型、从高环境冲击转向低环境冲击、从放任式机动化转向集约式机动化和从少数人先富转向社会和谐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要重视集聚效应，重视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把都市圈、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肖金成，2009；杨开忠，2018；陆铭，2017；梁琦，2018）。基于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化与城市群发展的辉煌成就，方创琳（2018）认为，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应推进城镇化转向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水平；推进城市群向高度一体化、绿色化、智慧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同步化、融合化、共荣化方向发展，通过城市与乡村发展质量的提升，把城市和乡村共同建设成人人向往的美好家园。

（四）城市化风险

城市化风险即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以及这些问题和矛盾有集中表现和突然爆发的可能性，特别是负面、有害情况的突然爆发以致难于控制。国外学者对城市化问题的关注，主要涉及过度城市化或维持生存的城市化、城市化滞后（Chenery and Syrquin，1975；Chenery，1986）和城市病（Lewis，1954；Harris and Todaro，1970）等三个方面。21世纪以来，这些研究已拓展到城市和城市风险问题，如《作为全球风险地区的特大城市》（Megacities as Global Risks Areas），《世界灾害报告：聚焦都市风险》（World Disasters Report：Focus on Urban Risks），《都市风险评估：关于城市灾害和气候风险的分析》（Urban Risk Assessments : Understanding Disaster and Climate Risk in Cities），《人口变动、城市化过程与灾害风险—来自拉丁美洲地区的观察》（Links between Population Dynamics，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Disaster Risks: A Regional Version of Latin America）以及《全球都市风险指数》（A Global Risk Index）。这些关于风险的分析主要基于自然灾害和经济活动，而对土地和社会冲突的风险基本没有触及。

我国对城市化风险的关注也是肇端于城市病和城市化问题。20世纪90年代，金磊（1991）将“风险”引入城市和城市规划的研究。张孝德、钱书法（2002）关注到城市化推进模式和城市化泡沫风险的关系。后来关于城市化风险的研究逐步扩展到都市圈城市化风险（许长新、王水娟，2004）、城市化的土地、财政金融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土地课题组，2005；张曙光、张弛，2009；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社会风险和社会成本（胡滨，2012；樊红敏，2011；周阳敏等，2013）以及生态风险（孙心亮、方创琳，2006；王美娥等，2014）等。李婕、胡滨（2012）认为，城市化风险产生于对城市化经济性的过度追求。汪玉凯（2013）认为，盲目的人为造城运动带来圈地运动和农民的冲突加剧是城市化的最大风险。与此相关的还有城市化陷阱研究。贺力平（1998）将城市化陷阱界定为城市化所带来的多种经济挑战之一，张孝德（2001）分析了城市化陷阱的形成机制—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规模扩大化，田雪原（2006）、郑秉文（2011）等呼吁警惕城市化的拉美陷阱，郑永年（2013）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要避免怎样的陷阱，郭叶波等（2013）分析了中国进入城市型社会面临的挑战。许成钢（2013）认为，回避基本体制问题，以行政方式大力推动城市化，有可能成为政策陷阱。黄泰岩等（2013）分析了规避城市化厄运的途径和选择。另外，还有研究关注到城市化和收入差距（陆铭、陈钊，2004；程开明、李金昌，2007；林毅夫、陈斌开，2013）、城市化质量和健康发展等问题（万广华、朱翠萍，2010；简新华等，2013；魏后凯等，2013）。

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群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化基本完成，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但同时也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坡路更陡”的风险易发高发期。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推出了多部研究报告，曲福田等（2010）、丁烈云等（2012）等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也对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社会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还有成果研究了“以地生财、以财养地”的城市建设模式、城市集聚特征、土地财政与房价和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华生，2013；赵燕菁，2014；郑思齐等，2014；邵朝对等，2016；梅冬州等，2018），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总的来看，城市化风险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形成和演化？尚属凤毛麟角。基于城市社会和城市化风险的城市化道路研究，仍然是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

四、价值和意义

当前全球经济震荡下行、国际市场剧烈波动，不平等和不确定性仍在扩大，国内外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如何把内需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城市化被寄予厚望。基于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要坚定不移地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城市化在快速推进过程中也积累了诸多矛盾，风险隐患有所显露。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进入城市社会后的城市化道路进行与时俱进的阐释，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城市人口占主体的城市社会时代，城市化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城市社会的城市化有怎样的发展规律？中外有哪些经验可资借鉴？基于中国城市化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历史交汇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研究“中国‘城市社会’的城市化风险与城市化道路”，通过回顾城市化的历程，总结城市化的成功经验，并将这一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进行理论提升，不仅对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有重要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同时，本书对认识城市社会、适应城市社会、引领城市社会、建设城市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高质量发展、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非常重要。

五、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是，构建城市社会城市化的理论框架，深入研究进入城市社会以来的发展规律，从全球和中国城市社会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实践中，把握城市社会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发展逻辑，对进入城市社会以后城市化发展可能遇到的问题、风险做出研判，基于全球风险社会和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新场景、新挑战，提出新时代中国城市社会城市化道路的战略框架和对策建议（见图0-1）。

本书的基本研究原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城市化发展实践的基础上，牢牢把握城市化发展规律和发展路径，对中国进入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城市社会的城市化道路做出新阐释。城市社会的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城市社会城市化道路必须尊重历史，面向未来。

除导言外，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篇“城市化理论与中国城市社会”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理论成果、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提出城市社会城市化道路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结合城市化历程的分析，对中国城市化的阶段和城市社会形成做出基本判断，包括第一章“城市化理论的演进与创新发展”和第二章“城市化的基本历程与中国城市社会”。第二篇“城市社会的城市化：发展逻辑与动力机制”基于中外经验，对城市社会城市化的发展逻辑与动力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包括第三章“城市社会的城市化：国外的经验”，以及第四章“中国进入城市社会以后的城市化发展”。第三篇“城市社会的城市化：风险挑战”包括第五章“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问题和挑战”、第六章“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第七章“城市化风险与公共安全”、第八章“土地城市化、土地财政与土地陷阱”和第九章“城市化与金融风险”。第四篇“结论与建议”归纳道路要点，提出对策建议。

六、研究方法

（1）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本书注重把国内外城市化的一般理论分析与中国城市化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并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个案分析。

（2）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城市化研究和相关问题的解决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联合攻关的特点。本书涉及政治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史、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多种学科，对提出的相关假说需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予以检验。

（3）跨国、跨区域比较。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化思想与现代经济学中的城市化理论和我国城市化的方针政策比较，中国的城市社会、城市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比较，国内不同省际区域间的比较等，在比较中预判风险、防控风险、寻找道路。

（4）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和理论模型结合起来，突出问题导向和实证研究。本书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及其在新时代的发展，又符合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规范，突出问题导向，强调实证研究，恰当运用数理和计量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特点不仅在于科学的抽象，还在于这种方法已成功运用于第一个城市社会。

七、创新之处

创新之一：将城市化置于城市社会这一背景之下，探讨城市化水平超越50%以后的城市化动能、规律以及风险、问题和道路。本书对全面认识城市化的新时代、新特征、新趋势，推进以人为本、重在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有重要实践价值，对认识城市社会、引领城市社会，建设高品质城市社会，推动高质量发展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创新之二：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进行了新概括，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城市化理论是来源于城市社会、基于人民立场、深刻总结中高收入阶段城市化发展规律的理论，更加契合城市社会和中高收入阶段。在中国城市社会城市化发展阶段，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必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英国城市化水平从50%左右到70%以上的重大变迁，是第一个城市社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的论述不仅对城市社会的研究具有史料价值，其现实意义更大。而以刘易斯、托达罗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以低收入、低城市化水平为基础建立的落后国家的城市化模型有明显局限。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城市化思想的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运用于中国城市化问题及其风险分析的成果仍然非常缺乏。本书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城市化理论的一个贡献。

创新之三：从风险视角分析进一步拓展了城市化的研究领域。分析了快速城市化的递增风险效应与叠加广义社会风险效应以及传导机制，基于深入的理论分析和中外经验实证发现，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不损害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很难；控制大城市房价很难；隔断城市化和土地财政的联系很难。不要过分陶醉于城市化的胜利，对城市化的风险要时刻警惕！亟须建立打破土地财政依赖、防范资产结构劣化和房地产化的体制机制，构筑风险防火墙。

创新之四：阐释了中国城市社会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社会的城市化道路是在对中国实际和世界多元城市化道路进行分析与借鉴，特别是对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进行全面思考与平衡，多方面考虑未来世界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牢牢把握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转型发展的根本路径中提出来的。中国城市社会城市化道路的基本要点是：以人的城镇化为中心，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背景，以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最大效用，以“两步走”战略为依托；遵循中高收入阶段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发展趋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借鉴先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把握城市社会、风险社会、发展中大国三大基点，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重社会建设和城乡融合，推进城市化转型发展、行稳致远。

总之，研究中国城市社会背景下的城市化风险和城市化道路，对提升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城市化理论，推动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有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