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的群众

本书既涉及文学研究，也涉及思想史研究，试图通过文学文本和理论著述（比如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相互比照，更好地理解文学和知识生产之间相通与相异的策略和旨趣。这种互文性的阅读并非要把理论著述简化为学者的话语建构，以此来揭穿其客观性的伪装；更不是想要把小说当作理论诊断的测试场，看作家笔下人物的言行是否真如学者预测的那样。事实上，好的文学作品从不仅仅是某种政治理想的情景剧，更不是抽象理论的化装舞会，文学对群众活生生的叙述常常会超越理论构设、政治预测所能想象或允许的边界。追踪不同的理论和文学线索，强调不同形式书写之间或隐或显的交错，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它们的合流与分途。

我对知识、美学、政治之间交叠互动的兴趣，受惠于一批有相似旨趣的学术研究，这类研究对文本的相互“影响”感兴趣，但希望能够“超越机械的或者传记性的影响概念”，来考察不同的再现形式如何“进入一种惺惺相惜的共鸣与交流的关系”。(60)对群众各色各样的书写正体现出这种复杂的共鸣与交流，它们的互动不是死板的影响论或者作者生平传记里某些蛛丝马迹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一方面，我想指明文学里的诊断性假定（diagnostic assumptions）——这在理论研究里自然是司空见惯的，但在文学作品里出现时却常常被忽视。比如在长篇小说《倪焕之》（1928）里，叶绍钧先生（1894—1988）把群众大会描述为集体催眠的操作场，聚集的成年人仿佛退化为牙牙学语的幼儿，只会简单地相互模仿，这样的描写是和当时作为科学发现前沿而流行的变态心理学分不开的。所以，我们需要厘清作家如何通过调用概念和学术术语，把描述和诊断群众行为的特定方式编织进（不管是特意还是无意）虚构的情景之中。(61)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理论表达的修辞性，因为理论“无可避免地依靠文学方式来书写”。(62)学者笔下富于形象和类比的描画、叙述策略的运用、文章的风格、论证方式的选择，甚至行文中特定的语法结构，都在提醒我们心理学和其他理论话语本身的文本性。无论披着怎样客观、深刻的盛装，理论文本首先也是一种书写，因此既是修辞性的工作，又是权力的表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同时处理理论话语的诗学和政治学。(63)

通过这种跨学科的互文阅读，本书希望凸显群众形象内在的不稳定性。虽然几乎每一位作者都对自己的分析和描绘言之凿凿，但现代中国文化中群众的形象绝没有被某一家之言所征服，更不是一成不变的。群众的形象通过译文、教材、社会政治评论、哲学思考、小说、诗歌，以及视觉艺术等各类再现形式而浮现出来，并且不断变化。勾勒它的变形记需要我们追踪一连串辩证关联的矛盾，比如正常与变态、理想与情感、操控与自发，这些矛盾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各类群众书写中，穿针引线般为我们的阅读提供头绪。对群众的书写层出不穷，它们常常以历史危机将至的名义（比如前文提到的清华大学心理学学者），以知识分子的真诚和科学研究的精准为许诺，试图为“童心兽欲”（张九如语）(64)的噪音与理性之声、唐突的痉挛与坚定不移的运动、身体的本能与清醒的意志划清界限。群众行为是否属于变态心理的表达，是身体不受控制的抽搐，还是代表了超越私欲的理性，看似错乱的激动其实依据着某种历史的节拍——这样的区分在特定语境中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并为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美学诉求呐喊助威。谁依靠何种权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谁以何种方式去描述群众甚至改造群众——这种对话语地位的争夺往往既是书写群众的起点，也是终点。

对群众的书写虽然常常围绕这类矛盾而展开，但群众的形象似乎总能找到突破文本限制的出口。事实上，学者、作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用语言文字把群众形象固定下来，这本身就显示了它的不稳定性；书写群众的文类之丰富，以及它们负载的美学和政治诉求之多样，也证明了群众形象内在的流动性。它延展而可塑的不稳定性——或借用文学评论家约翰·普洛兹（John Plotz）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群众时用的词语，群众“内在的不羁”(65)——在学者、作家们书写情绪激越的群众时格外明显：激情燃烧的群众，在不同人的笔下，被纳入了贴着“病态”或“正常”标签的概念窄屋，满足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政治和美学的想象。众多思想家、学者和政党干部对群众的理解和描述都受到了当时心理学的影响，但心理化的群众书写模式是不为特定政治或意识形态追求所限制的。在民族主义、左翼革命集体主义甚至无政府虚无主义里，我们都可以找到为情所驱的群众的投影，毕竟这些主义都试图召唤某种齐心合意的共同体的出现。各类知识分子竞相为激变中的中国做诊断、开药方，讲述中国的故事，心理化的群众常常是这些故事的主角，或者说，他们常常需要借助群众的形象来讲述各自关于中国的故事。而且，那些理论或叙述表面的和谐一致，一经细读，往往被阐释的限制、相悖的前提，或者叙述的前后矛盾所打破，因而激发了更多的书写。正是通过反复的书写和论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断调整自我与历史进程的关系，焦虑而又充满憧憬地努力在群众所谓的“浮动”（张九如语）中保持自身的主体位置。(66)

浮动的群众形象成为一种非稳定性的场域。知识分子不断试图去抓住它、把握它，把它定格在自己描绘的画面里，归根结底，是要处理对“人民”内核的理解（是革命本能、被压抑的阴暗冲动，或只是某种等待激发的惰性？）与对干预形式的构想（是需要心理诊疗、意识形态教化，还是通过文艺来使其发出自己的声音？）二者之间的关系。我关注的不仅是群众被赋予的意义或分配给群众的角色，更是群众的“不羁”与文本的执着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中，知识分子自身的主体性，以群众的名义，甚至借群众之口，或得以直接体现，或被辗转折射，但有时，我们也能感到作者在面对似乎挣脱文本束缚的“可怕的奇迹”时的某种不安和寒意。因此，本书不仅分析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描绘、解析集体能量时使用的叙述技巧、概念假设，以及他们的诊断姿态，更分析颠簸在时代浪潮中的知识分子们对保持自身叙述主体、阐释权威的焦虑，这种焦虑似乎在他们或温文尔雅或咄咄逼人地讲述群众故事时总也挥之不去。

本书各章节的安排大致遵循文本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并穿梭于不同文类之间，不过每一章都集中讨论同一组相关问题。第一章《群众之心》分析民国时期群众心理学的翻译、流通及其体制化，试图凸显现代中国群众作为书写对象的出现、心理学作为现代学科的发展，以及大众政治的兴起这三者之间的联系。第二章《非理性的魅惑》分析青年学者朱谦之（1899—1972）20世纪20年代的群众理论和他无政府—虚无主义哲学中非理性和本能的观念。与大部分在第一章里分析的作者不同，朱谦之视冲动的情感为革命之源。所以，这一章既要解读朱谦之群众理论的政治想象和哲学／心理学根源，也是想借此来观察群众的书写如何彰显了现代中国政治哲学中理性与本能的辩证关系。第三章《虚构的转变》围绕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学对个人融入群众的表现，分析作家对消解群体与自我之间界限既渴望又忐忑的矛盾心理。这一章聚焦于文学作品里个体在政治运动中与群众相遇的场面，分析现代中国作家如何书写集体能量的爆发以及自身在这种爆发中的位置，特别关注这类书写中自我否定与自我实现相辅相成的关系。第四章《孤独的问题》集中讨论胡也频（1903—1931）从现代主义作家向左翼革命作家的转变，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从病态的孤独幽闭到群众狂欢的想象之旅。这一章阅读胡也频关于情欲与政治欲望的故事，分析自我的修炼与政治归宿的憧憬之间相互满足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是现代中国大众政治文化中最有诱惑力的核心。最后一章《声音的洪流》处理群众之声的问题。群众能否借文艺的媒介直抒胸臆，还是只能别无选择地借口发声？这样的问题一直萦绕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想象的中心。历史主体必须能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哑口无言怎么得了？集合在广场上人声鼎沸的群众宣布了对一盘散沙的无声中国的告别。当沸腾的群众出现在因群众而激奋甚至“愕然而痉挛”（再次借用开篇引述过的诗人艾青的描述）的作家笔下时，谁会失声呢？通过研究群众书写中发音与消声之间的吊诡，这一章既质询对执着于声音的现代迷思，也质询很多因众之名而展开的中国故事之不可能的叙述基础。本书的尾声《“我们之外，再没有别人”》讨论诗人聂绀弩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写的一些诗文。站在历史分水岭上的诗人，在天安门广场上经历了红色的梦境，在沸腾、稠密的群众里看到了翻身做主的“我们”具体的化身，而“我们”之外，都是不属于新世界的“非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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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青，《艾青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第一卷，页424。此处所引的三节诗是《群众》的后半截，本书第五章有对全诗的细读。这首诗未见于欧阳桢编选的英文版《艾青诗选》（Selected Poems of Ai Q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2），但叶维廉编选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中国现代诗1930—1950》里有对这首短诗的翻译，见Wai-lim Yip, ed., 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2), pp. 84–85。

(2)　Haun Saussy, “Crowds, Number, and Mass,” in Jeffrey Schnapp and Matthew Tiews,eds., Crow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56.

(3)　Schnapp and Tiews, “Introduction: A Book of Crowds,”in Crowds, pp. x．着重为原文所加。

(4)　Gustave Le Bon, Crowd (London: Ernest Benn, 1952), pp. 14. 勒庞《乌合之众》的英文版在法文原著出版后一年出版。本书讨论勒庞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影响，所以引文尽量使用民国时期的译本。此处引文见鲁滂（勒庞），《原群》，钟建闳译，《戊午杂志》第1卷第1期（1918），页8。

(5)　相关研究，可参考Joshua A. Fogel and Peter G. Zarrow, eds., Imagining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New York: M.E.Sharpe, 1997); Prasenjit Duara,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Formation(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9–76; Peter Zarrow, 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6)　相关研究，见David Strand, An Unfinished Republic: Leading by Word and Deed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Joseph Esherick and Jeffrey Wasserstrom,“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4 (November 1990): 835–865;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关于现代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兴起，可参考Shakhar Rahav, The Rise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May Fourth Societies and the Roots of Mass-Party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相关研究，可见Eugenia Lean, Public Passions: The Trai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中文版参：《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陈湘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Elizabeth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文版参：《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8)　Pierre Rosanvallon, Democracy Past and Future, edited by Samuel Moy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5–46.

(9)　相关英文讨论，可见Yuri Pines, Envisioning Eternal Empir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pp. 187–218，中文版参：《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孙英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Yuri Pines, The Everlasting Empir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d its Imperial Leg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35–140。

(10)　Wei-ming Tu, Way, Learning, and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fucian Intellectu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20，中文版参：《道·学·政：儒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面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1)　郝大维（David Hall）、安乐哲（Roger Ames），《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178。

(12)　Saussy, “Crowds, Number, and Mass in China,” Crowds, pp. 251–252.

(13)　Frederic Wakeman,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A Selection of Essay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 163，中文版参：《讲述中国历史》，梁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陈建华讨论过现代群众话语的历史形成与晚清群学的关系，见陈建华，《百年醒狮之梦的历史揶揄：“群众”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今天》第4期（1993），页98—120。

(14)　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Fully Revised and Expanded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61–78.

(15)　Ann Anagnost, National Past-Times: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Modern China(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1.

(16)　王荣宝、叶澜编，《新尔雅》（上海：国学社，1903；台北：文海出版社，1997年重印），页65。《新尔雅》由留日的中国学生编纂。沈国威指出，《新尔雅》“释群”一章一方面大量采用日本译词，一方面编者又似乎有意回避使用“社会”一词。见沈国威编著，《新尔雅：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页31。

(17)　见鲁滂，《原群》，《戊午杂志》第1卷第1期。

(18)　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众”，这个本来在中国古代佛教文本里常见的词，借道日本，进入中国左翼文坛，激活了大量关于普罗文学的讨论和实践。关于“众”的语意转变以及“大众”在佛教文本中的含义，见Ka-Fai Yau, “‘Zhong’: Chinese,” in Schnapp and Tiews, Crowds, pp. 262–264。本书第三章会详细讨论群众的形象与左翼“大众”概念之间的关系。关于群、众这类指涉人群集合的语言如何被赋予了意识形态意义，见阿萨·布瑞格斯（Asa Briggs）开拓性的研究，“The Language of ‘Mass’ and ‘Masses’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The Human Aggregate,” in Collected Essays of Asa Briggs, Volume I: Words, Numbers, Places, People (Urbana: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 pp. 34–85。

(19)　谢承训，《洛士的群众心理》，《少年世界》第1卷第2期（1920），页55。

(20)　林传鼎，《群众心理与领袖》，《清华周刊》第44卷第11/12期（1936），页57。

(21)　张九如，《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页9。

(22)　相关例子见本书第三章。

(23)　Jacques Rancièr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Aesthetics, Politics, Knowledge,” Critical Inquiry 36.1 (Autumn 2009): 16–17.

(24)　Kurt Danziger, “Where History, Theory, and Philosophy Meet: The Biography of Psychological Objects,”in About Psychology: Essays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Theory, and Philosophy, edited by Darryl B. Hill and Michael J. Kr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p. 19–33. 关系心理学的历史性或心理学史与心理学本身之间的关系，亦见Nikolas Rose, 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 Psycholog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ngland,1869–1939 (London: Routledge, 1985); Ian Hacking, Rewriting the Soul: Multiple Personality and the Sciences of Mem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Carl F. Graumann and Kenneth J. Gergen,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Discourse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Kurt Danziger, Naming the Mind: How Psychology Found Its Language (London: Sage, 1997)。

(25)　Lorraine Dasto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in Questions of Evidence: Proof, Practice,and Persuasion across the Disciplines, edited by James Chandler, Arnold Davidson, and Harry Harootuni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282.

(26)　Nikolas Rose, Inventing Our Selves: Psychology, Power, and Personhood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0.

(27)　对群众心理的讨论当然是现代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一部分。关于现代心理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制度化，以及它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见Wendy Larson, From Ah Q to Lei Feng: Freud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20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关于中国精神病学的文化史，见Howard Chiang, ed., Psychiatry and Chinese History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2014)。

(28)　很多思想史学者都讨论过研究特定论述何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和理论空间内被接受为可辨真伪的科学性论述的重要性，相关研究见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59–177; Arnold Davidson, The Emergence of Sexuality: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5–141。

(29)　关于这场论争在心理学发展史中的意义，见Carl F. Graumann,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Social and the Desocial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 Floyd H. Allport’s Contribu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in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Crowd Mind and Behavior, edited by Carl F.Graumann and Serge Moscovici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6), pp. 97–116; John D. Greenwoo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ocial in America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0)　高觉敷,《群众心理学》（上海：中华书局，1934），页36；张九如，《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页406—407。本书第一章会详细讨论他们两人的理论观点。

(31)　Michael Tsin, “Imagining ‘Societ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Fogel and Zarrow, Imagining the People, pp. 212–231; 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32)　关于现代中国文学中对现代自我的表现，见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中文版参：《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Kirk Denton,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文版参：《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修佳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3)　相关研究，可见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69–88，中文版参：《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Marston Anders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80–202，中文版参：《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Charles A. Laughlin, Chinese Reportage: 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75–113。

(34)　天蓝，《预言》（桂林：希望社，1942），页6—7。《预言》是胡风编的《七月丛书》中《七月诗丛》的一部。天蓝本名王名衡。

(35)　关于知识分子笔下个体与时代的关系，邓腾克和刘禾都有过精彩讨论，见Denton,Problematic of Self;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8–149，中文版参：《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关于现代中国自我和社会等概念的嬗变，见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开放时代》第2期（1999），页5—19；余英时，《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改变》，见许纪霖、宋宏编，《中国现代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页197—205；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见《中国现代思想的核心观念》，页209—236；王奇生，《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系与演进》，《两岸发展史研究》第8期（2009年12月），页47—78。

(36)　白莽（殷夫），《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1日），页146—148。诗写于1929年5月5日。殷夫本名徐孝杰，又名徐白，字柏庭，白莽是他另一个笔名。也有说他生于1909年。

(37)　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讨论常常遵循启蒙与革命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对这种模式的强有力批判，见David Der-wei Wang,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中文版参：《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38)　Jeffrey Schnapp, “Mob Porn,” in Jeffrey Schnapp and Matthew Tiews, eds., Crowds(Star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

(39)　Joel Nickels, The Poetry of the Possible: Spontaneity, Modernism, and the Multitud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pp. 21.

(40)　Fredric Jameson, 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London:Verso, 2002), pp. 136.

(41)　Perry Anderson,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it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325.

(42)　Jameson, A Singular Modernity, pp. 136.

(43)　Fredric Jameson,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Verso, 2009), pp. 431.

(44)　Jameson, A Singular Modernity, pp. 135.

(45)　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这种边缘化与知识分子的激进左倾之间的关系，见余英时的经典研究：Ying-shih Yü ,“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aedalus 122.2 (Spring 1993): 125–150。关于从传统的“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亦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页275—302。

(46)　这种渴望当然非中国知识分子独有。关于欧洲、美国现代派作家对个人主义的反感以及这种反个人主义倾向与大众政治兴起的关系，研究很多，比如Russell A. Berman,The Rise of the Modern German Novel: Crisis and Charism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32–260; Valentine Cunningham, British Writers of the Thirti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11–420; Michael Tratner, Modernism and Mass Politics: Joyce, Woolf, Eliot, Yea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Nickels,The Poetry of the Possible。

(47)　Mark Elvin, Changing Stories in the Chinese Wor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p. 174.

(48)　Rosanvallon, Democracy Past and Future, pp. 37, 42, 84. 新近一些政治哲学家重新挖掘“人民”（the people）概念对抗争政治的积极意义，比如Alain Badiou, Judith Butler, Georges Didi-Huberman, Sadri Khiari, Pierre Bourdieu, and Jacques Rancière, What Is a Peop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7); Jacques Rancière,“Politics, Identification,and Subjectivization,”October 61 (Summer 1992): 58–64; Jacques Rancière, Dissensus: O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ven Corcoran (London: Continuum,2010), pp. 84–90。当然也有很多当代理论家批判民粹主义的“人民”概念，比如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New York:Semiotext[e], 2004);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Slavoj Žižek,“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Critical Inquiry 32 (Spring 2006): 551–574。

(49)　正如杜赞奇所言：“人民必须经过创造而成为人民。”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32，中文版参：《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关于“人民”概念在中国政党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这种政党政治与议会政党政治的区别，见Wang Hui, China’s Twentieth Century: Revolution, Retreat and the Road to Equality, edited by Saul Thomas (London: Verso,2016), pp. 27–40, 151–178。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中的“人民”，近期重要研究可见罗岗，《人民至上：从“人民当家作主”到“社会共同富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Cai Xiang, Revolution and Its Narratives: China’s Socialist Literary and Cultural Imaginaries, 1949–1966,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ebecca E. Karl and Xueping Zhong(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中文版参：《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0)　Anagnost, National Past-Times, pp. 20.

(51)　Jean-Luc Nancy,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Fynsk(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p. 38, 14.

(52)　Daniel Pick, “Freud’s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rowd,”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40 (Autumn 1995): 56.

(53)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现代欧美群众话语的研究，重要专著有（按时间排列）：Robert Nye, The Origins of the Crowd Psychology: Gustave Le Bon and the Crisis of Mass Democracy in the Third Republi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 Naomi Schor, Zola’s Crowds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Susanna Barrows,Distorting Mirrors: Visions of the Crowd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Nicolaus Mills, The Crow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Klaus Theweleit, Male Fantasies, Volume 2. Male Bodies: Psychoanalyzing the White Terr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Clark McPhail,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1);Barbara Foley, Radical Representations: Politics and Form in U.S. Proletarian Fiction 1929–1941(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98–445; Tratner, Modernism and Mass Politics;John Plotz, The Crowd: British Litera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Mary Esteve, The Aesthetic and Politics of the Crow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Jaap van Ginneken, Crowds,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1871–189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Jaap van Ginneken, Mass Movements in Darwinists, Freudian and Marxist Perspective: Trotter, Freud and Reich on War,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900–1933(Amsterdam: Het Spinhuis, 2007); Daria Frezza, The Leader and the Crowd: Democracy in American Public Discourse, 1880–1941 (Translated by Martha King,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2007); Stefan Jons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asses: Three Revolution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Stefan Jonsson, Crowds and Democracy: The Idea and Image of the Masses from Revolution to Fas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Christian Borch, The Politics of Crowds: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Sociology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54)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55)　详见本书第一章。

(56)　钱杏邨，《关于〈评短裤党〉：读王任叔〈评短裤党〉以后》，《太阳月刊》第2期（1928），页5。

(57)　Michael Denning,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ree Worlds (New York: Verso, 2004), pp.65–67. 关于这些文学作品和思潮，详见本书第三章。

(58)　Frederic Cooper, “How Global Do We Want Our Intellectual History to Be?”in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edited by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91.

(59)　David Armitage, “The International Turn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edited by Darrin M. McMahon and Samuel Moy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40.

(60)　Jonathan Crary, 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9. 在中国研究领域，这样的研究可参考Ban Wang,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中文版参：《历史的崇高形象》，孟祥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Larissa Heinrich,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中文版参：《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栾志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Andrew F. Jones,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arlos Rojas,Homesickness: Culture, Contagion, and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61)　关于《倪焕之》，详见本书第三章。强调小说文本内部不同话语编织而成的纹理，本书受到劳伦斯·罗斯菲尔德（Lawrence Rothfield）研究的启发。Rothfield, Vital Signs:Medical Re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62)　Richard Brown, Toward a Democratic Science: Scientific Narration and Civic Communica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3. 这种对人类科学的理解，亦见著名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经典论述：Hayden White, “The Real, the True,and the Figurative in the Human Sciences,”Profession 92 (1992): 15–17。

(63)　关于心理学里的修辞，弗洛伊德曾说过：“在心理学里，我们只有靠类比才能说话。”转引自David Leary, ed., Metaphor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Cambridge, U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0), 18。关于心理学话语的修辞性，亦见Donal E. Carlston,“Turning Psychology on Itself: The Rhetoric of Psychology and the Psychology of Rhetoric,” in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Language and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and Public Affairs,edited by John S. Nelson, Allan Megill, and Donald N. McCloskey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p. 146–162; Michael Billig,“Rhetoric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Deconstructing Social Psychology, edited by Ian Park and John Shotter(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47–60; Richard Brown, Toward a Democratic Science, pp.153–173。

(64)　张九如，《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页248。

(65)　Plotz, The Crowd, pp. 7. 普洛兹鼓励读者去发现群众形象“内在的不羁”，以反抗对群众的勒庞式、非历史的叙述。

(66)　张九如，《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页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