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压制性语言

“压制性语言”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中。在王蒙的“季节系列”前的小说中，人物对话基本采用“自由直接引语”的方式。所谓“自由直接引语”就是没有引导句也不要引号的直接引语。这种方式与他的自由联想体小说一致，人物的内心独白与对话有时是可以自由转换的。“压制性语言”是自由直接引语中的一种，其主要形态是指叙述者在转述人物对话时只出现对话一方甲的话语，而对话的另一方乙的话语不出现在转述语之中，这对话乙的话语包含在对话甲的语言中。试看下面的例子：

（1）于是开始了严厉的、充满敌意的审查。什么人？干什么的？找谁？不找谁？避风避到这里来了？岂有此理？两个人鬼鬼祟祟，搂搂抱抱，不会有好事情，现在的青年人简直没有办法，中国就要毁到你们的手里。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姓名、原名、曾用名……你们带着户口本、工作证、介绍信了吗？你们为什么不待在家里，为什么不和父母在一起，不和领导在一起，也不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起？你们不能走，不要以为没有人管你们。说，你们撬过谁家的门？公共的地方？公共地方并不是你们的地方而是我们的地方。随便走进来了，你们为什么这样随便？简直是不要脸，简直是流氓。简直是无耻……侮辱？什么叫侮辱？我们还推过阴阳头呢。我们还被打过耳光呢。我们还坐过喷气式呢。还不动弹吗？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拿绳子来……[15]

——《风筝飘带》（第四卷，第284页。）

（2）你混账！你一千个混账一万个混账一万年混账！你这一辈子混账下一辈子混账！你们倪家祖祖辈辈混账！你是混账窝里的混账球下的混账蛋儿的混账疙瘩，混账疙巴！你妈就是头一个混混账账的老乞婆！嫁给你们倪家我受她的气还小吗，还少吗？欺负我们娘家没有人啊！她挑鼻子挑眼挑头发挑眉毛挑说话挑咳嗽挑拉屎挑放屁挑笑挑哭！我当时才是个孩子，她横看着不顺眼竖看着不顺心呀！她管得我大气不敢出小步不敢迈饭也不敢吃啊！就是，就是没吃饭……现在给我讲康德来了！我先问问你，康德他活着的时候吃饭不吃饭？吃饭，那钱呢钱呢钱呢？[16]

——《活动变人形》（第二卷，第66~67页。）

（3）请问，“文化大革命”是老侯发动的么？“批林批孔”是老侯发动的么？什么？老侯迫害了老干部了？他是老几？他能迫害哪一个？他敢迫害哪一个？他有那个狗胆么？他挨得着人家高级干部的边儿么？没有共产党的命令，他随便靠近人家老干部，人家警卫不一枪崩了他么？从小到现在，他哪件事不是按共产党的命令干的？啊，又说他是风派了，谁刮的风？整人的风极左的风按脖子的风批判的风是老侯吹出来的么？怎么上边生病老让下边吃药呀？他老侯也让人家按过脖子坐过喷气式呀，怎么现在就不说这一段了呢？不错，“文化大革命”当中主要是后期他老侯也工作过，不工作怎么行？不工作不早就完蛋了么？没有老侯他们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挨整挨骂，硬在那里支撑着，不早就天塌地陷了么？还能有今天么？[17]

——《暗杀——332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08~209页。）

在以上引述的例句中，从转述的外在形态看，只出现对话的一方，但我们可以从这一方的声音中听到另一方的辩解的声音存在，但这一声音被说话的一方压制、包含在自己的声音里了。引述1是短篇小说《风筝飘带》中佳原和范素素谈恋爱无处可去，来到一栋新落成的居民楼，不想被居住进去的一些居民当成“小偷”加以审查，叙述人首先交代：“于是开始了严厉的、充满敌意的审查。”以下是自由直接引语。审查人以“文革”式的语言开始对两个年轻人进行盘查，这样的语言是居高临下的不容辩解的，双方的力量气势明显不均，审查的一方处于强势位置，而另一方则处于弱势，但被审查的一方还是顽强地加以申辩，于是作家巧妙地让强势话语一方把弱势一方的辩解声音体现出来。引述中加着重号的词语运用的是反问的语调，体现了对方的辩解。“不找谁？避风避到这里来了？”显然是审查者不满地重复佳原和素素的辩解的语言，在重复中透露出辩解，同时体现出强势话语一方的不信任、敌意和不容争辩的压制权力。这里肯定有一场争吵，但势单力孤的佳原和素素不占上风。“你们不能走”，“公共的地方？”还给我们展示出人物的形体动作，佳原和素素要走，对方不让走，于是年轻人辩解说“这是公共的地方，凭什么不让走！”强势话语更加动怒：“公共的地方？公共的地方并不是你们的地方而是我们的地方。”这时两个年轻人肯定是轻声咕哝了一句：“我们不过是随便走进来而已。”强势话语的声音更高了：“随便走进来了，你们为什么这样随便？简直是不要脸，简直是流氓。简直是无耻……”这些人身侮辱的语言彻底激怒了佳原和素素，年轻人不得不抗议：“这是侮辱！”强势话语进一步压制年轻人的抗议：“侮辱？什么叫侮辱？我们还……拿绳子来……”语言的暴力最终转化为行为的暴力。可见王蒙在这短短几百字的话语中，浓缩了丰富的内容。这种压制性语言在表现功能和叙述功能上，除了以少胜多、对方无声胜有声之外，同时还加快了叙述节奏。这种把叙述干预减少到零的做法，和这种以强凌弱的叙述事件的情境是合拍的。

引述2中的一段，是倪吾诚与其妻姜静宜之间的争吵。姜静宜显然在语言气势上占优势，倪吾诚占弱势。由于其叙述功能与表现功能与引述1是相似的，故不赘述。引述3是《暗杀——3322》中的冯满满对李门说的话，作品中没有确指的对话者，但冯满满的话语始终是面对对话者而发的，冯满满的话在气势上占有优势。“什么？老侯迫害老干部了？”这句反问尽管不是针对李门的，但却是针对某些人的，冯满满肯定听到有人在背后说她的丈夫迫害老干部了，于是在压制和辩解。“啊，又说他是风派了，谁刮的风？”这则是辩解中加上压制，试图以气势压倒别人。

由此可见，王蒙的这种“压制性语言”，一般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审查压制等不容争辩的话语，因此文本要求节奏快捷语气连贯，王蒙省略引导语并应话者的回答，使叙述干预减少到零，在表现功能和叙述功能上达到了目的。然而，王蒙这样写作难道仅仅是为了增强表达和叙述功能吗？在这种语言体式的背后还有什么深层的文化功能呢？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作者的声音。很显然，王蒙的声音是站在弱势话语一边的，作者虽然不动声色，但暗含的评价是在弱势一边的。作者愈是把强势话语夸张，其解构否定色彩就愈强。这实际上是反讽。作者展示的是这种强势话语的专制色彩。专制话语是以势压人以权压人的，而很少具有内在说服力。作家通过对这种话语的讽刺性模仿，体现了反对专制，渴望平等对话的思想。实质上，对于王蒙来说，这种“压制性语言”也许他在1957年那个多事之秋就深深地领教过了。当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之后，在一些“评论新星”的批评文章中，就是这种“压制性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假借政治上的优势对弱势话语进行毁灭性的压制和扫荡，弱势话语却被剥夺了辩解的权利。[18]在小说《布礼》中，那个“评论新星”对钟亦成的小诗《冬小麦自述》的分析批判，也是这种“压制性语言”。这种现象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是一再搬演吗？这种深入骨髓的体验，是王蒙进行文学创作的生活源泉。对这种语言的戏仿，在王蒙也是十分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