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蒙小说的语言及其功能

语言是文体问题的核心命题。文学离开了语言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许多大文论家、文学家都阐述过“文学是语言艺术”这一命题。高尔基就曾说过：“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1]尽管“文学是语言艺术”这一命题不断被人说起，但我们的文学研究对语言问题的真正重视一直没有成为风气。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研究落后于创作实际的状况在近几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作为文体的语言问题加以关注，并出版和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2]这说明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魅力和活力。不过，对小说语言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路径，以传统语言学的进路来研究文学语言，主要是就语言的修辞功能加以开发，研究语言运用形成的表达效果，这是一条路；而借鉴巴赫金“超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本质则是另一条充满诱惑的道路。巴赫金“超语言学”以及“语言形象”的说法，很好地扭转了语言研究中的传统方法，为语言研究特别是小说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巴赫金曾不止一次地揭示了语言（言语）是一种社会事件的现实。他说：“任何现实的已说出的话语（或者有意写就的词语）而不是在辞典中沉睡的词汇，都是说者（作者）、听众（读者）和被议论者或事件（主角）这三者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表现和产物。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它不满足于充当某个抽象的语言学的因素，也不可能是孤立地从说话者的主观意识中引申出来的心理因素。”[3]巴赫金一直反对索绪尔把言语排除在语言之外的做法，认为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才是语言的精髓。因此，本章对王蒙小说语言的研究实质上是在巴赫金“超语言学”方法论的启发下对言语或话语的研究，[4]而不是传统的修辞性研究。一般而言，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表意功能（字面意义或概念意义）、表现功能（修辞效果）、叙事功能和文化功能（深层意义或象征意义）诸功能。（有些语言只具有这些功能中的部分功能）。通过研究王蒙对语言的特殊运用，进而揭示王蒙语言的诸种功能，最终指向其独特的文化精神。

阅读王蒙你会感受到他的语言的丰富多彩。在他的语言中既有小桥流水般的浅吟低唱，也有翻江倒海般的高歌狂啸；既有典雅细腻的抒情言志，亦有狂放粗犷的杂语喧哗。在语言运用上王蒙有多套笔墨，多种情致。特别是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小说，语言的狂欢化杂语化，那种大量运用的排比、长句，使文章显示出泥沙俱下、一泻千里、大开大阖、狂放不拘的语言气势。王一川先生称这种语言为“立体化语言”，[5]是很有道理的。对王蒙小说语言中的大量修辞手法的运用，论者甚多，本文不拟赘述，且也不是本章的论述重点。本章试从另一方面来展开论述，来看看他的小说语言的表现形态及其功能，并试图通过这些形态和功能揭示王蒙文体的多元整合思维与杂糅包容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