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曾国藩和他的兄弟
第一章
“辜负教训，四十九年”：一生顶撞曾国藩的曾国荃
第一节
“陆云入洛正华年”：在京期间的兄弟关系
一、“茶水风波”
｜一｜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末的一天傍晚，北京绳匠胡同，十八岁（本书所提到的年龄，均按中国传统习惯以虚岁计）的曾国荃黑着脸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前摆着一大碗冒尖的饭菜。那张长得酷像长兄曾国藩的脸上笼罩着一股倔强执拗之气。
在这套四合院的上房里，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正在紧张地质问夫人欧阳氏，到底哪里得罪了弟弟。原来，当天下午，曾国荃向他宣布，以后不到上房来和兄嫂一起吃饭了，兄弟各吃各的，过两天他就卷包袱回湖南。
上一年年底，曾国荃才从湖南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投奔长兄。
曾国藩有四个弟弟。曾国荃字子植，又字沅甫，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曾氏兄弟中排行第四，在族中大排行则是第九，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常称他为“九弟”“植弟”“沅弟”。他从小书读得好，“读书颖异”[1]。人也懂事，特别好强。所以曾家上下对他一直比较看重。曾国藩曾有一句诗是评价他的：“屈指老沅真白眉。”[2]这句诗典出“马氏五常，白眉最良”[3]，指汉代马家兄弟五人，唯白眉马良最为出色。
道光二十年（1840年）年初，曾国藩从湖南赴京为官。翰林院公务无多。所以安顿下来后，曾国藩就和父母商量，趁父亲护送他的妻儿来京的机会，带一个弟弟进京，随他读书。家里人商量半天，最后选择了曾国荃，期望通过翰林哥哥的亲自指授，曾国荃能够学业大进，早中进士，成为曾氏家族的另一根栋梁。
曾国荃像
从《曾国藩日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对父亲安排的这个任务是非常尽心尽责的。从偏僻的湖南乡下来到天子脚下，十七岁的少年曾国荃当然非常兴奋。曾国藩带着父亲和弟弟在北京城逛了几天，领略了上国风光，欢欢喜喜过了大年。道光二十一年新年刚过，正月初七那天晚上，曾国藩就正式开课，为曾国荃讲解诗文。我们查《曾国藩日记》，会看到自此之后，他几乎每天都会给弟弟上课。比如正月初十的日记记载，曾国藩这天夜里听曾国荃背诵名篇《哀江南赋》，并且为他讲解。
除了讲解文章，曾国藩还从古诗文中选编部分内容，指定曾国荃阅读（比如日记记载“夜阅二十四家诗文”，选给曾国荃读）。曾国藩还规定，每逢三八日是作文日，他来出题，曾国荃作文一篇。
曾国藩教导弟弟很讲究方式方法。比如正月二十三日，他给曾国荃出了一个题目，“予助苗长矣”。曾国荃交卷之后，曾国藩给他修改了一遍，一一讲解为什么要这样改。然后又找来前人方朴山、王如知所作的同题文章，讲给曾国荃听，让他看到自己的差距在哪里。
为了让弟弟能广益多师，曾国藩还经常带着弟弟拜访朋友，让他们向弟弟介绍作文之道。比如这一年二月初六，曾国藩携弟拜访钱振伦[4]。钱氏是曾国藩的同年，对八股文极有研究，并有时文选集出版，是一位“考试专家”，曾国藩希望他在八股文写作方面对曾国荃进行指导。
除了学习之外，曾国藩有时还带着父亲和弟弟游厂甸，逛西山，赴宴听戏。从这段时期的日记当中可以看到，曾家父子三人经常围着火炉，用湘乡土话“谈京城诸琐事”，“历言少时事”，其乐融融。[5]这一年春天[6]，曾麟书启程回家。不料父亲走后半年，兄弟关系出现了波折。
｜二｜
曾麟书走后，兄弟两个的教与学仍如前状。这一年五月，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曾国荃的学习成绩，说他作诗略有进步，文章则未进功。不过对作文“已有心得，大约手不从心”。[7]
然而到了八月底，曾国荃的表现突然出现异常：他提出要回老家，并且不肯在上房与兄嫂共同吃饭。
曾国藩非常诧异。中国传统文化对“兄弟”伦理非常重视。父子出于天性，不需过多劝谕，而兄弟关系则变数更多。因此兄弟关系处理得如何，就成为一个家族能否兴旺发达的关键。所以历代劝谕兄弟团结的诗歌特别多。比如《诗经》的“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8]。另一个比喻兄弟的常用意象是鹡鸰，同样出自《诗·小雅·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9]
曾国藩自己曾在家书中说过：“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10]他希望兄弟之间能“亿万年无纤芥之嫌”[11]。他百般询问弟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曾国荃就是不说。从表面上看，曾国荃对待兄嫂态度如常，欧阳夫人也辩解说她并没有什么地方惹得弟弟不高兴。曾国藩于是只好把妻子留在上房，自己端着饭碗，来到曾国荃的房间陪他一起吃饭。想来想去，曾国藩又写了封家书来汇报此事。
翻开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中厚厚的《家书》卷，这封家书就收在第九篇：
曾国荃一切都好，就是拒绝读书，一定要回老家。曾国藩惴惴不安地说，这种情况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也不明白九弟到底是为什么生气。
曾国藩为此“寝馈难安，展转思维”。[13]曾国荃既说并不是因为兄嫂的态度，曾国藩猜测也许是家中的哪个仆婢对曾国荃有所简慢，所以又把仆妇们叫到一起，专门训了她们一顿，但似乎仍然不得要领。
曾国藩担心这样下去，会让“堂上大人”“疑兄弟或有嫌隙”[14]，所以心理压力极大，费尽了口舌。[15]近在咫尺，曾国藩还写了封两千字的信给曾国荃，“详言不可归之故”[16]。
之后曾国藩又写了一首长诗给曾国荃：[17]
这首诗的主旨与《诗经》棠棣篇相似，强调人生在世，患难之时，只能依赖与自己同气连枝的兄弟：“兄弟匪他人，患难亦相赖。”得意之时，攀附者众多，“行酒烹肥羊，嘉宾填门外”。但一旦出事，别人都会离去：“丧乱一以闻，寂寞何人会？”只有兄弟团结，才能让家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兄弟审无猜，外侮将予奈？”在诗歌结尾，曾国藩还劝诫曾国荃，时光易逝，要抓紧努力：“谁谓百年长？仓皇已老大……来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
此外他还请父亲专门写信一封，教训九弟。哥哥的话不听，父亲的教导你总要听吧？
看到曾国藩如此大动干戈，曾国荃不能不有动于心。冷战持续了一个多月后，十月十一日，曾国藩三十岁生日，曾国藩在家书中高兴地汇报：“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肃衣冠，为男祝贺。嗣是复在上房四人共饭，和好无猜。”[19]一切恢复原状。
｜三｜
曾国荃为什么要打这场冷战，一直是《曾国藩家书》的读者们心头共同的谜团。我到现在为止，只找到一篇专门的解释，那就是曾国荃的曾孙曾宝慈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是因为吃茶这样一件小事，曾国荃对嫂子有了意见：
欧阳夫人像
原来，曾国荃一直喜喝浓茶，而且饭后一定要喝一杯新茶，杯里原来的茶叶要倒掉新换。有一次，欧阳氏饭后看曾国荃杯中的茶水还浓，所以就没给他换新茶，而是往茶杯中续了些开水端给了他。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曾国荃心中大为不满。所以有了不和长嫂一起吃饭之举。
这件事反映出曾国荃少年时代的自尊敏感，也反映出他非同一般的倔强。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往往自尊心过强，对很小的刺激也容易做出过强的反应，能做出很多成年后想来非常幼稚可笑的事情。曾宝慈对于先人，当然只能正面评价，说由此事见曾国荃的“忍性”，并引申到认为曾国荃后来能把南京围攻下来，靠的也是这种超乎常人的“忍性”云云。
但是这种“忍性”，确实给重视兄弟情谊的曾国藩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此次冷战之缘由，曾国藩终生也不知道。“文正与欧阳夫人始终不知道。熊伯夫人也忍了二十余年，才说出来。笔者少时虽听到一些，但到去年才得闻其详，为时已两甲子矣。”[21]
二、长子心态
｜一｜
曾宝慈的解释得自家中秘传，当然是最权威的。不过，除了这个具体原因，我感觉这次矛盾与曾国藩本人应该也多少有点关系。曾国荃并非生性偏执狂悖之人，按常理，如果没有其他背景，仅仅吃茶一件小事，不足以引发如此严重的冲突。朱孔彰在《咸丰以来功臣别传》中说：“（国荃）从文正读书，惮其严，不肯竟学，未几还湘乡。”此说当有所据。曾国藩过于严厉，应该是导致曾国荃“叛逆”的深层原因。
曾国藩在兄弟当中不但顺序居长，而且年龄也大其他人很多[22]：大曾国潢[23]九岁，曾国华[24]十岁，曾国荃[25]十三岁，曾国葆[26]十七岁。
我国出台“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媒体报道过好几起头胎子女为阻止父母要二胎寻死觅活的新闻。但十岁那年，面对大弟曾国潢的降生，曾国藩的表现却完全不同。此时曾国藩已经开笔，所以曾麟书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就叫“兄弟怡怡”。作文交上来，曾麟书很高兴，说：“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27]由曾麟书的反应推测，曾国藩的这篇作文，内容应该是陈述敷衍“兄友弟恭”的大道理，表达自己“有弟”的欣喜。
这件事说明，曾国藩的兄弟之情，一开始就被传统伦理观念所塑造。在儒家伦理当中，兄弟之情被概括为“兄友弟恭”。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家族未来的领袖，“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诸弟的先导和楷模。
曾国藩官服像
传统时代的长子往往都有极强的责任感，在《家·春·秋》等小说中，我们看到，这种责任感有时甚至会使他们放弃应有的权利，为家族做出牺牲。
曾国藩身上就体现出典型的长子性格。
因为年龄差距，曾国藩从小和几个弟弟并不是玩伴。弟弟们能奔跑嬉闹时，他已经奔走在考秀才的路上了。他和弟弟之间，更多的是教与学的关系。一开始他是做私塾老师的父亲的助教，等到自己中了举人，教导诸弟的权威就从父亲那里转移到了他身上。
曾国藩对诸弟的学习和成长是非常尽责的。现存曾国藩家书中最早的一封致诸弟书，写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在这封信中，曾国藩说：
这是曾国藩的自谦之语。事实上，我们看曾国藩青年时代的家书，以教导弟弟们的学习为主要内容。他要求弟弟们把作文定期寄京，不惮烦苦，亲加批阅。为弟弟为家族，他从来都是乐于付出，不计代价。
但是，除了责任心强等正面因素之外，长子性格中也有一些负面因素。一般来讲，长子面对弟弟，会不自觉地扮演起“准父亲”的角色，有较强的支配欲。
这一点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因为是长子，又是科举上的“成功者”，曾国藩在家中享有比一般长子更大的权威。兄弟们习惯唯他马首是瞻。比如曾氏兄弟的名字，全是跟着他改的。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其他兄弟想必名中也都有一个子字，字也应该是按伯仲叔季排序。比如曾国荃就曾号叔淳，曾国葆则字季洪（因曾国华出续为叔父之子，所以曾麟书名下四子）。但是曾国藩后来改字涤生后，曾氏兄弟除了曾国葆之外，也都改成了头一字水字边的格式：澄候、温甫、沅甫。曾国藩二十八岁那年改名国藩后，曾氏兄弟也都改名为“国*”。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性格比较软弱，叔父更是仁柔有余，两人在家中家长威严都不太够，对诸兄弟约束不严。所以，曾国藩对兄弟要求比较严格，可能是基于想更好地承担起准父亲的职责。他在家书中曾说：
也就是说，我对弟弟们，原则是“爱之以德”，从来不肯姑息。教导你们勤俭，劝你们习劳，这就是“爱之以德”。给你们大量的钱，让你们鲜衣美食，优游度日，这是爱你们以姑息，这样只会助长你们的懒惰和骄气，这我决不会做。
曾国藩不但经常在家书当中对诸弟耳提面命，还公然要求弟弟们把他的教导保留起来，经常体会学习。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在家书中说：
这封家书也因为这一要求而成为保留下来的第一封曾国藩致诸弟书。
｜二｜
这种长子心态，不可避免地导致他和兄弟们经常会发生小的摩擦。
曾国藩自己曾经回忆，道光十七年，也就是曾国藩中进士的前一年，他曾经在家里亲自教授几位弟弟读书，但是由于态度过于严厉，总是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让弟弟们对他有所不满：“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爱，可怨一矣。”[31]
后来另一个弟弟曾国华曾经给曾国藩当面提意见，说他在兄弟们面前，脸色总是很严厉。曾国藩回忆说：“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文［丈］、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32]可见曾国藩对兄弟们也经常“面沉似水”，让他们感觉很不舒服。
曾国藩在家书中经常表现得过于直率武断，因此得罪过弟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余之行事，每自以为至诚可质天地，何妨直情径行”[33]。
比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初十，曾国藩在致诸弟信中，说过这样一句：“季洪诗文难于进功，须用心习字。将来即学叔父之规模，亦有功于家庭。”[34]
季洪是曾国藩幼弟曾国葆的字。曾国藩的意思是这个弟弟天姿一般，可能功名路上走不远，不如好好练练字，将来在家里帮帮忙。就像他的叔叔曾骥云，虽然一辈子都是个老童生，但是在家里帮着管管家务，也算有功于家庭。
曾国藩自己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得罪了弟弟和叔叔两个人。二月二十三日，他的大弟曾国潢回信说：
接到这封信，老实懦弱的叔叔没表现出什么，幼弟国葆却受了刺激。以前他经常把作文寄给大哥批阅，这次却无论如何不肯了。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托人在江西买得一部《皇清经解》，送到湖南，命曾国荃藏于家中。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曾国荃给曾国藩写过这样一封家书。他说：“来书责我之言，弟深任咎，迩时写信仓率，笔墨未经检点，其实无他心耳。《皇清经解》一部，六兄在湘潭已面晤意城，云乡试时定教老三带来，后因筠仙兄弟遭大故，未来观光，故书亦未来。兹已有信去，今冬定可取回。缘此书之所以至筠仙手者，一非我卖也，二非渠借也，系我请渠翻阅一遍看错误耳。我即不肖，何至于卖书？何至于卖家中所无之书？又何至卖与筠仙，以自彰其鄙吝？既卖矣，又何不取筠仙一文钱？再四思维，不特我足以自信，谅兄亦当信我。来书云‘行同贩竖’，兄诬我也。”[36]从前后文推测，显然是曾国荃在省城时把这部《皇清经解》送到曾国藩好友郭嵩焘处，让他看看有无印刷错误。后来郭嵩焘兄弟因为家里遭遇丧事，未来省城，所以这本书迟迟没有还回。曾国藩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以为曾国荃自作主张把书卖给了郭嵩焘，写信指责曾国荃卖掉藏书，“行同贩竖”。曾国藩的武断让曾国荃非常生气，所以写信详辩。
｜三｜
除了以上原因外，发生“茶水风波”的道光二十一年，又是特殊的一年。
我们查《曾国藩日记》，这一年七月十一日，曾国藩动了“自新”之念，在大学者唐鉴的指导下，他买了一部《朱子全书》，开始精研朱子之学。这是曾国藩研究理学之始。从此他也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力图“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对自己日常一举一动，皆期符于圣贤，谈吐议论，也尽是正大高远一路。
我们看这一阶段的曾国藩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也写得气势饱满，高屋建瓴。比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的弟弟曾国潢在家书中提出，家中杂事太多，他静不下心来，所以想要到外边，找一个教私塾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曾国藩在复信中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37]
曾国藩京官时期日记
也就是说有志之人，无论何处，无论何地，皆能静心读书。比如王冕小时就是一边放牧一边读书。曾国潢静不下心来，只是因为他立志不真，与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意志坚定，那么在热闹的集市当中，一样能静心读书。这番话直接泼了曾国潢一头冷水。
《曾国藩家书》现在成了普及的经典，想必大家在读《曾国藩家书》的时候，都会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哥哥会是件多么幸福的事。但事实上，曾国藩的弟弟们并不总是这样认为。曾国藩式的居高临下的兄长之爱，也常有导致弟弟们“逆反”的时候。
接到曾国藩这封言辞堂皇立意正大的家书，曾国潢却很不高兴。性格憨直的他认为曾国藩站着说话不腰疼，把他说得什么也不是，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三页长的回信。他在信中指责曾国藩“待人不恕”，说他“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云云”[38]。
也就是说，你月月来信，总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一钱不值，你自己却也没什么升官进步的好消息。这些家书的作用，只是在父母面前，把我们显得碌碌不堪罢了。
显然，曾国藩那番峭拔的谈论，对于生活在湖南乡下日日以功名为务的弟弟来说，未免过于“不接地气”，导致曾国潢情绪反弹。
｜四｜
从曾国藩和曾国潢的这次书信往来，我们可以看到，决心脱胎换骨后，曾国藩以圣人自期，也不切实际地以圣人标准要求诸弟。在持身陡然严峻之后，对曾国荃难免更加严厉了起来。
曾国荃正好在这个时期和兄嫂闹别扭，不但拒绝和大嫂一起吃饭，也拒绝跟着哥哥继续读书，应该不仅仅是巧合。
二十一年之后，同治二年（1863年），双双带兵作战的曾国荃和曾国藩因为军事上的事，又一次发生激烈冲突，人到中年的曾国荃曾写了这样一封信给曾国藩：
如果你在公事上不体谅我，心中仍然觉得我事事处处不如别人，什么都做得不好，那么我可又要像当年在京那样，和你打冷战不和你联系了。
可见这次在京城的冲突，根本原因是曾国藩平日对曾国荃要求过于严格，认为他“事事不妥当、不如人”，严重挫伤了少年曾国荃的自尊心。
三、送弟出京一事上表现出的兄弟情谊
｜一｜
和好之后，兄弟俩恢复了正常的教与学。曾国藩教学比以前更为尽心，事务繁忙之际，他宁可耽误自己读书学习，也绝不影响弟弟的学业。[40]曾宝慈在文章中说，有一段时间，“两岁的惠敏患伤风，到十四日仍不思饮食。而且在前一天的夜里，欧阳夫人受煤气大呕。欧阳夫人怀孕即将临盆……文正自己为此全未看书，可是在夜间，仍然为忠襄选文三本。文正连日受家人病痛之困扰，搁置自己日课，而尽心尽意为弟选文，友于之爱，真诚流露，读来不觉肃然起敬”[41]。
为处理好兄弟关系，曾国藩对一切细节都很注意。这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国藩从家乡带来的仆人王荆七“因事仵九弟”，曾国藩立刻“开销他去”[42]。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晚上，兄弟二人教读之时，曾国荃对自己前一段闹脾气荒废学业表示了后悔，含蓄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道歉，兄弟二人关系完全恢复，曾国藩赶紧在家书中汇报：“每日兄弟语笑欢娱，萧然自乐，而九弟似有进境。兹将昨日课文原稿呈上。”[43]
｜二｜
曾国荃想要回家，与曾国藩夫妇不和是主因，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思念家乡。兄弟闹矛盾时，曾国藩就曾经猜测他也许是因为“年少无知，大抵厌常而喜新。未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44]。确实，南人北上，离家千里，生活上也有种种不习惯，因此思家之情日深也自在情理之中。
到京之后第二年，即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曾国荃得了一次病，发热畏寒，周身骨节疼痛，“胁气疼痛，呻吟之声震屋瓦”[45]，可能是重度感冒。曾国藩非常着急，除了四处请医用药，还到处求神许愿。曾国荃在晚年回忆曾国藩当时焦急的情状说：
曾国藩请同乡郑小珊来看，郑小珊说是“时疫”，又兼“肝家有郁，由于思家情怀欠畅”。[47]也就是说与思家情重导致精神不畅有关。十天之后曾国荃才渐渐复原。
此时正当鸦片战争期间。这一年六七月份，英人在东南沿海不断大胜，而且摆出北上进攻的态势，北京城中气氛日益不安。很多京官都开始送家眷回乡。曾国藩也打算与另三位湖南官员一起安排家眷回湖南。虽然经请人扶乩，大仙说“不必轻举妄动”[48]，但是这番折腾早已牵引得曾国荃归兴大发。曾国荃表示，自己这次想回家是因为“远离膝下，思归尽服事之劳”[49]，急着在祖父母前尽孝。这番大道理令人无法反驳。再加上“逆夷滋扰，外间讹言可畏”[50]，因此曾国藩决定安排他回家。
｜三｜
曾国藩之重于兄弟情谊，在安排曾国荃南返一事上表现得很充分。
晚清时代，治安不靖，出行不易。为了曾国荃回家一事，曾国藩操了很多心。首先他得为曾国荃找到一个适合的旅伴，结伴同行。恰好湖南籍京官郑世任外放贵州兵备道，赴官将经过长沙。曾国藩把弟弟托付给他，商量多次出行细节，“初八九起议，十四日始决计”[51]，决定七月十六日出发。
陆路长途旅行，当时主要的交通方式是坐车。曾国藩给弟弟雇了一辆质量上乘的车，费用比普通车辆要贵近两成：“雇轿车一辆，价钱二十七千文。时价轿车本只要二十三千，孙见车店内有顶好官车一辆，牲口亦极好，其车较常车大二寸，深一尺，坐者最舒拂，故情愿多出大钱四千，恐九弟在道上受热生病。”[52]
十六日曾国藩送弟弟出门，本身经济很紧张的他还是给弟弟带了三十二两银子作为路费。此外，又封了十两银子，这是给家里老人们的钱，不过他嘱咐曾国荃，如果路费不够，也可取用：“外封银十两，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资，孙对九弟云，万一少途费，即扯此银亦可，若到家后，断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银。然途费亦断不至少也。”[53]
路上仆从的选择也很关键，曾国藩雇了一个叫向泽的人，“雇底下人名向泽，其人新来，未知好歹。观其光景，似尚有良心者”[54]。（后来曾国荃“在任邱县寄信来京，云向泽伺候甚好”。）[55]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曾国藩送曾国荃返乡，兄弟二人“彼此恋恋，情深似海”[56]，曾国藩一直送出城外二十里，见到雨后道路仍有积水，怕有翻车之虞，心里有些后悔。但是事情已定，只能依依而别。“十六日未刻出京，孙送至城外二十里。见道上有积潦甚多，孙大不放心，恐路上有翻车陷车等事，深为懊悔。”[57]直到二十三日，接到弟弟在途中所发的信件，始稍放心。
｜四｜
曾国荃道光二十年年底进京，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出京，在京一年半有余。曾国藩总结他的学业说，九弟总的表现不够用功。“读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无恒，屡责不改。此九弟之过也。”[58]不过曾国荃身上的优点也很突出，比如“待兄甚敬，待侄辈甚慈，循规蹈矩，一切匪彝慆淫之事毫不敢近，举止大方，性情挚厚。此弟之好处也”。[59]
总结这一年半的兄教弟学，应该说，曾国藩算得上尽心尽力。兄弟偶有不和，有他过于严厉的原因，但更主要原因是国荃年轻不懂事。但是对于九弟早归，曾国藩内心一直感觉有所失疚。这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当中回忆这一年的事说：“心摇摇如悬旌，又皇皇如有所失……以九弟之归，心常耿耿……昨两夜不能寐。”[60]
九弟南归之后，曾国藩思念不已，在家书中说“自九弟去后，思之尤切”。曾国荃走后三个月，曾国藩写了一首忆弟诗：
兄弟走后，在北京的寒夜，他更感孤单，只能苦候家书，以慰思念。
｜五｜
到底是年轻不成熟，在京之时，曾国荃闹着回家。但是回到家里不久，曾国荃又开始怀念在北京的时光，想要再次进京。
回到家里之后，曾国荃重新在父亲曾麟书的私塾“利见斋”中就读。老秀才曾麟书的教学方法远远不如曾国藩高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初，曾国荃与六哥曾国华商量，想一起再入京师，跟随曾国藩读书。
这一次，曾国藩明确表示反对。因为曾国荃这样忽来忽去，轻举妄动，家里大人显然不会同意，而且路费也难以解决。他在致诸弟家书中说：“若九弟今年复来，则一岁之内忽去忽来，不特堂上诸大人不肯，即旁观亦且笑我兄弟轻举妄动。且两弟同来，途费需得八十金，此时实难措办。”[62]
后来曾国华与曾国荃在曾国藩的安排下到省城长沙读书，在罗泽南处附课。
在后来的通信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曾国荃对自己在北京的表现表示后悔。比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六月十四日信中，二十五岁的曾国荃说：“弟深悔早岁留京未自伏案用功，任意使气，不听大兄之教诲。”[63]
咸丰元年十二月初八，曾国荃在家书中又说：“意欲考优贡，如果能得，则可以来京，仍依函丈，岂非平生盛事？今日之老沅，似乎非当日之皮［脾］气也。若不得优，则心图上进，总要中举，来住京师，与吾老兄常相聚首耳。”[64]
可见时间越久，曾国荃回忆北京一年多的生活，越感到长兄对他的关爱与尽责，对自己当初的表现也越加后悔。
曾国藩后来写了这样一首诗，回忆九弟在京那段的时光：
就是说，九弟心性光明直率，对待长兄，有时还像孩子一样。九弟有西晋陆云（陆云十六岁即被举荐，入洛成名）那样的才华，可惜他却不能像汉代许武那样（武每耕，令弟旁观。夜教读，不率教，即自跪家庙告罪）助弟少年成名。
二十二年之后，曾国藩又写过这样一首诗，回忆京师时光，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注释：
[1]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第四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
[2]《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84页。
[3]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年，第818页。
[4]钱振伦（1816—1879），近代骈文家，原名福元，字楞仙，浙江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甲进士，曾任国子监司业。
[5]《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58～59页。
[6]闰三月十四日。
[7]说曾国荃已经点完了九本《礼记》，《纲鉴》已经看到三国，《斯文精粹》中的诗与文各已读了半本。《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页。
[8]棠棣之花，每两朵三朵相依，所以以此来比喻兄弟。
[9]这种鸟习惯群居，郑玄笺注：“水鸟，而今在原，失其常处，则飞则鸣，求其类，天性也。犹兄弟之于急难。”
[10]《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9页。
[11]《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3页。
[12]《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5页。
[13]《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4页。
[14]《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0页。
[15]“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处，必须明言，万不可蓄疑于心，如我有不是，弟当明争婉讽。我若不听，弟当写信禀告堂上。今欲一人独归，浪用途费，错过光阴，道路艰险，尔又年少无知，祖父母、父母闻之，必且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我又安能放心？是万万不可也’等语。”
[1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5～16页。
[17]曾国藩不以诗名，但是他的忆弟之诗，情真意切，往往令人动容。《全集》中类似的诗还有很多。
[18]《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6页。
[19]《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6页。
[20]唐河主编：《曾国藩通鉴》（第十一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48页。
[21]同上。
[22]曾氏兄弟五人，姊妹四人。最大的是姐姐。
[23]曾国潢（1820—1886），原名国英，字澄侯，曾国藩二弟，族中大排行第四，故曾国藩家书中称他为四弟。
[24]曾国华（1821—1858），字温甫，曾国藩三弟，出抚给叔父曾骥云为子，族中大排行第六，故曾国藩家书中称六弟。
[25]曾国荃（1824—1890），字沅甫，号叔纯，又名子植，族中排行第九，故曾国藩家书中称他为九弟。
[26]曾国葆（1828—1862），字季洪，后更名贞干，号事恒。曾国藩最小的弟弟，季弟。
[2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2页。
[28]《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6页。
[29]《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83～184页。
[30]《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6页。
[31]《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9页。
[32]《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833页。
[33]后来他才明白，“家人天亲之地，亦有时须委曲以行之者”。参看《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65页。
[34]《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78页。
[35]曾麟书等撰，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49～50页。
[36]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28页。
[37]《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8页。
[38]《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2页。
[39]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184页。
[40]曾国藩说：“余体虽虚弱，此后自己工夫尚可抛弃，万不可不教弟读书也。”参看《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10页。
[41]唐河主编：《曾国藩通鉴》（第十一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27～928页。
[42]《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06页。
[43]《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8页。
[44]《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8页。
[45]《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0页。
[46]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215页。
[47]唐河主编：《曾国藩通鉴》（第十一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32页。
[48]《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7页。
[49]《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8页。
[50]同上。
[51]《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9页。
[52]《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9页。
[53]同上。
[54]同上。
[55]同上。
[5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9页。
[57]《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9页。
[58]“九弟自到京后，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六月因甲三（曾纪泽）病，耽搁半月余。九月弟欲归，不肯读书，耽搁两月。今春弟病耽搁两月。其余工夫，或作或辍，虽多间断，亦有长进。计此一年半之中，惟书法进功最大。外此则看《纲鉴》三十六本，读《礼记》四本，读《周礼》一本，读《斯文精萃》两本半（因《周礼》读不熟，故换读《精萃》），作文六十余篇，读文三十余首。”曾国藩总结说，曾麟书离京之后，他对九弟督责得不够严厉，有不尽心的地方，“未尝按期改文，未尝讲书，未能按期点诗文。此孙之过，无所逃罪者也”。参看《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9～30页。
[59]不过他也有堪以自慰的地方，比如他“好与弟谈伦常、讲品行，使之扩见识、立远志，目前已颇识为学之次第，将来有路可循。此孙堪对祖父者也”。而九弟最大的问题，“有最坏之处，在于不知艰苦。年纪本轻，又未尝辛苦，宜其不知；再过几年，应该知道”。
[60]《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44页。
[61]《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69页。
[62]所以他建议他们到长沙去读书，并且承诺“于二月间准付银二十两至金竺虔家，以为六弟、九弟省城读书之用”。参看《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7页。
[63]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5页。
[64]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30页。
[65]《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72页。
[66]《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