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被我冠名为“通识课”，事出有因。这是因为，这十六堂“通识课”最终得以面世，确实经历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过程。我作为本书的作者，想了好久，还是觉得应该把该“通识课”的来龙去脉在此作一个简述，并且还要把这个简述当作序言的主要内容来写。当然，如果选择这种比较独特写法的序言，能够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会感到特别的欣慰。

时间回到2017年，在那个时候，我还担任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因而分管一些工作，其中比较吃重的是研究生院工作。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以来，研究生院工作一直存在着一个让人比较困扰的问题，那就是，尽管经过了种种努力，但每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名额始终没有增加，一直为40个名额。与此同时，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也因为没有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名额，而影响到本来应该具有特色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于是，这项工作不免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确实也左右为难。

怎么办呢？在那个时候，我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时任院长王战教授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于是，我们在全国人代会开会期间，把这个情况向国务院领导和教育部领导进行了充分的反映。在全国人代会闭幕之后，我带着研究生院领导再赴北京，向教育部的部领导和相关司局领导作了一次专题汇报。接着在上海，向分管副市长、市教委领导也作了研究生教育工作汇报。最终，在教育部和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当年就给予上海社会科学院增加5个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名额，用于专门招收世界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与此同时，教育主管部门还增加了每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名额，批准每年可以有30名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后来，博士研究生招生名额又从45名逐年增加到48名。

应该说，上海社会科学院开始招录和培养专门的世界中国学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在全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积极的探索。当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世界中国学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招生名额解决了，接下来新的挑战又来了。至今为止，由于世界中国学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至于博士研究生培养更是一个新生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集中资源、汇集力量，于是，一些院所领导和优秀学者纷纷加入博士研究生的带教工作团队。这样，我也自然成为这个带教工作团队中的一员，承担起世界中国学相应的教学任务及世界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任务，甚至还放弃了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带教工作。

2018年9月，第一届世界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开学了，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的培养规划和教学要求，由我来给他们讲授《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课程，真是“强赶鸭子上架了”。我自己是经济学背景，研究了数十年的经济问题，做了大量的决策咨询工作，带教了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如今，面对的是一群几乎没有经济学的学科背景，又是世界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如果仔细地想一想，就不难理解，这个教学任务确实有不小的难度。

那么，怎么去讲呢？如果给这些博士研究生纯粹去讲宏观经济学理论，不仅他们听不明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毕竟他们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为此，也就特别需要好好地动动脑子，耗费一些心思了。

最后，我还是根据世界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基本特点和知识体系，对这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课程进行了必要的定位，设计了基本的框架，并且准备按照这个思路去展开教学任务。

如何定位？归纳起来，就是这么一串话：讲讲过去，讲讲现在，讲讲未来；讲讲理论，讲讲知识，讲讲现实；讲讲大道理，讲讲小道理；讲讲宏观，讲讲微观；讲讲共性，讲讲个案；当然，要讲一些理性的，也要讲一些感性的。通过这么一些的“讲”，让世界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方面，能够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遐想明天；能够增加一些理性认识，增强一些实践感知。我想，如能达到这个效果，也算可以了。

于是，我选择了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十六个重要命题开讲啦。时间过得真快，至今为止，我已经给连续四届世界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以及一些旁听生讲授了这门课程。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在此作一个说明，我这个人不是不认真，只是有一个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风格，改也难，讲出来也许有些不好意思。这是因为，除了在一些非常特殊的场合，我历来在各类会议和论坛上的发言，做任何形式的专题报告，甚至不太多的教学式讲课，一般都是没有提纲、没有稿件、没有PPT的，也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我前面的桌上是不会有一张纸的。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坚持自己个人风格吧，于是，我还是按照这种风格和套路一路讲了下来。还好，来自博士研究生的反映还算不错。

如果你读到这里，可能会感到十分纳闷。为什么？既然我从来没有讲课的稿件，那么，何来今天的这本“通识课”呢？

真可谓无巧不成书。在2018年我给第一届世界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讲课的时候，我的另一位博士研究生邵晓翀也过来一起旁听课程，他是我在经济研究所带教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他在每一次的听课过程中，把我讲课的内容全部用电脑记录了下来，并且在整个课程结束之后把这些文字记录交给我。当时，我也确实吓了一大跳，足足记录了二十余万字。

这样，原来没有课程讲稿，现在变成有了，想想也是非常高兴。为此，我要特别感谢邵晓翀同学给我带来的这本原始的课程讲稿。

之后，我自己有想法，也有很多人经常鼓励我，希望能够把这份课程讲稿变成一本书。可惜的是，尽管有想法，但我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想想也是，我这么些年来，讲了这么多，作了不计其数的经济专题报告，可是，讲完了也就没了，留下来的文字太少了。但实际上，我公开发表的论文和文章也不少，数一数，应该超过四百多篇了，只是由于受到我的工作经历、工作特点以及个人风格的影响，短文章居多，长篇大论确实留下的不多。因此，我终于下定决心，把课程讲稿变成著作。

说干就干。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对2018年记录下来的、已经搁置了四个年头的文字记录稿进行了必要、系统的梳理，删除了一些特别口语化的表述，完善了一些内容，修改了一些文字，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数据。为此，我的学生邵晓翀再一次帮助我查找了一些数据，制作了一些图表，在此，还得再一次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由于不是撰写经济学专业的教科书，我在这本已经成书的“通识课”中，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些表述和分析，不可能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也难免挂一漏万，很多观点和建议，只是一家之言，仅作参考而已。

最后，这本“通识课”的出版，是为了记录本人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领域相关命题的一些思考，也是为了记录本人对世界中国学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教学任务所作出的微薄贡献。

是为序！

张兆安

2022年7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