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礼法集团趁机而起

曹操与“礼法之士”

止战、恤民的主张，借着崇复古制的名义提起，在表达形式上多以思想、学论的面目出现，实质却是一类显与曹操政措相抵触的现实政治利益诉求。前述谏言，皆披尊古外衣，鼓动遵循古礼、古制，偃武修文、以德怀远，效法“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所以如此，或是为了不刺激曹操，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谏者同具崇尚旧制、奉承礼法的思想倾向。

由此，我们有必要对汉晋之际的“礼法之士”作一基本界定(58)。一般认为，汉末士人当中，儒制派崇尚古制、动循三代(59)，名法派则循名责实、务重事功，建安时期亦即曹操时期，儒制派与名法派相互影响、融汇结合，形成礼法之士这一特殊群体(60)。礼法之士对朝政的影响力、控制力，在魏末司马昭诛杀嵇康前后的景元年间（260年至264年）达到巅峰。

礼法之士的来源、构成甚为庞杂，具体主张也各有侧重，究其共同之处，无非早年接受儒教熏染、出仕依循察举路径并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东汉党人预政传统几项，其中最重要的是其共奉为据的圭臬：唯礼至上、唯古至上。主张恢复旧制如此，重事功、善权变的行为同样也要接受礼法、古制的约束和检验，不妨列举以下事例：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华）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61)

时帝（曹丕）颇出游猎，或昏夜还宫。（王）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则饰周卫，内则重禁门，将行则设兵而后出幄，称警而后践墀，张弧而后登舆，清道而后奉引，遮列而后转毂，静室而后息驾，皆所以显至尊，务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违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62)

无独有偶，鲍勋力谏曹丕游猎，理由也是：“况猎，暴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至理，栉风沐雨，不以时隙哉？昔鲁隐观渔于棠，春秋讥之。虽陛下以为务，愚臣所不愿也。”(63)

德行无谓、读经为要；帝王好游猎，臣属不以荒疏政事为谏，而以有违古制作诫。至于最终礼法之士多堕于道貌岸然、虚伪作态，阮籍特以《大人先生传》讥之(64)，在此暂且不论。

不可否认的是，始于赤壁之战前后的礼法之士借复古旗号要求止战、恤民的主张有其特定的积极意义。汉末丧乱，人口锐减，百姓不堪其负，建安七年（202年）曹操路经自己家乡，也不能不惊呼“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65)。葛剑雄考证认为，“东汉三国间的人口谷底大致在2 224万—2 361万之间”，“如果东汉的人口高峰以6 000万计，则已经减少了60%强”(66)。任由曹操继续穷兵黩武，社会难以为继。

曹操本人偶有修复儒制的做法，如在建安八年七月下令：“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67)但曹操绝不可能采行礼法之士的建议，绝不可能如礼法派之愿唯礼至上。相反，赤壁战后十多年间，因曹魏集团无可以称道的战绩以扩大地盘和提升声望，曹操更加紧了对内部的控制，时以高压、血腥手段对礼法之士予以震慑，除荀彧骤死外，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进公爵为魏王”前后，曹操又借口赐死、逼死了心存抵触的崔琰、毛玠(68)。

曹丕时期：礼法集团成为建制内重要政治势力

曹操压制礼法之士，其子曹丕却对礼法集团青睐有加。曹丕不同于其父，少时即有“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69)的底色，更重要的是，在曹丕与曹植的“世子之争”中，绝大多数礼法之士“站队”曹丕一方。似是感念于此，曹操生前，曹丕便对遭忌的礼法之士颇有回护；曹操死后，曹丕先嗣位再代汉，投桃报李，力挺曹丕的众多礼法之士得享殊遇、得居要位。

世子即嗣袭父爵之子，多为嫡长，世子制通行于王、侯家系。曹操诸子，曹丕为嫡长，依礼制，世子名分归属本无异议，且曹丕天资禀赋、心机手腕皆不弱，忌刻、狭隘更胜曹操一筹，足以胜任。然其弟曹植却“特见宠爱”，又借“善属文”的优势，网罗一批文人伴随左右，人抬人高，名噪一时(70)。如此，曹操似乎对自己的继承人选拿不定主意了。

在建安十八年（213年）进魏公后，曹操征询诸臣对册立世子的见解。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71)

贾诩想到的袁本初、刘景升，即袁绍、刘表，二人皆曾割据一方，势不输曹操，而皆冷落嫡长、宠爱幼子且以幼子为嗣，以至家族罹祸、功业败灭(72)。

属意曹丕的不止贾诩。“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崔）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曹植系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举亲眷，“太祖贵其公亮，喟然叹息”(73)。

为择定世子而密询多方的原因或许是曹操的举棋不定，但更重要的当是试探诸臣态度，受密询者尚有卫臻、桓阶、邢颙、毛玠、杨俊等人，其中除杨俊外，俱推曹丕(74)。

曹丕身边，早已聚集号曰“四友”的亲随陈群、司马懿、吴质和朱铄(75)，以及夏侯尚、辛毗、司马孚(76)等。在得力左右的簇拥与谋划下，曹丕谨言慎行，“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相形之下，曹植的支持者毕竟为少数，本人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最终确定曹丕的正嗣地位(77)。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同年曹丕受禅称帝，东汉告终，曹魏立朝，改元黄初(78)。

曹丕在位期间，重大民事措置不多，其中要者皆明显带有礼法集团奉古、复礼的基调。首先是从心腹重臣陈群建言，“制九品官人之法”(79)。接着，黄初二年正月，曹丕“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下诏以孔氏后人“奉孔子祀”，并“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五年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80)。

依靠曹丕，礼法之士迅速占据优势。“三公”之位，太尉钟繇、司徒华歆和司空王朗“并先世名臣”，曹丕对三人推崇不已，“文帝罢朝，谓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81)中书机要方面(82)，“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遂掌机密”(83)。至于尚书一系(84)，在簇拥曹丕的“四友”中，陈群“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85)；司马懿为尚书，“转督军、御史中丞”，黄初二年“督军官罢，迁侍中、尚书右仆射”(86)；另曾有陈矫“转署吏部，封高陵亭侯，迁尚书令”(87)，尚书则先后由杜畿、卫觊、卫臻、杜袭、崔林等人出任(88)。随从曹丕左右的侍中包括刘晔、和洽、赵俨、辛毗等(89)。朝中要员，几乎清一色是礼法之士。

从曹操时期曲事曹营到曹丕时期居位庙堂，礼法之士的地位和境遇不可同日而语。但礼法集团至此尚难以主导朝政，从政务和行事表现看，曹丕未必就是礼法集团的理想代表。如曹丕感念贾诩自“世子之争”以来的支持，即位后进其为太尉，并向其问政：

帝问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汎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文帝（曹丕死后谥文帝）不纳。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90)

类似说教，曹丕未予理会，当国六年多，频兴兵事：

黄初三年（222年）十月，“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孙权据江自守，是役无果；

五年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十月至广陵，是役无果；

六年三月“帝为舟师东征”，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91)。

伴随着一次次兵事的，则是诸臣的频诤苦谏：

第一次征讨孙吴，“是时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司空王朗谏曰：“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内广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渊，势不可动，计不可测。”谋臣刘晔也谏道：“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必难仓卒。”曹丕一概不听，一意孤行，结果“车驾临江而还”(92)。

第二次征讨孙吴，侍中辛毗苦劝：“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夫庙算而后出军，犹临事而惧，况今庙算有阙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然而，“帝竟伐吴，至江而还”。

第三次征讨孙吴，前已数次谏正曹丕之误的尚书蒋济认为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劝其止战。曹丕不从，“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

事实上，曹丕之严酷甚于其父。滥行征讨不算，又有诸如“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之类的恶策，“时连蝗民饥”，诸臣谏之不可，“而帝意甚盛”，一再苦争之下，曹丕勉强“开恩”，“徙其半”(93)；伐吴无果，曹丕不顾接战之地“贼易为寇，不可安屯”之危，竟还动议就地“留兵屯田”，幸得制止(94)。

曹丕的睚眦必报也很不得人心。曾经称赞曹植的杨俊当然系其“眼中钉”，曹丕巡及杨俊为任之地，“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众臣群起说情开脱，曹丕坚不恕罪，杨俊意味深长道：“吾知罪矣。”随即自尽，“众冤痛之”(95)。

鲍信早年“协规太祖（曹操），身以遇害”，有大恩于曹氏，其子鲍勋无疑为曹氏至忠徒众。然鲍勋在侍从即位前的曹丕时“守正不挠”，曹丕“固不能悦”。曹丕即位后，鲍勋被遣外放，经陈群、司马懿力荐，“帝不得已而用之”，姑留朝中。曹丕第三次征吴，“群臣大议”，鲍勋面谏止战，曹丕一怒之下，又遣其外任。战而无果，还京后曹丕找了个借口，全不理会众臣求情，诛杀鲍勋。二旬之后，曹丕死，众臣“莫不为勋叹恨”(96)。

曹丕更与曹氏族人多生龃龉。自曹操起兵，曹氏族人一直是曹魏集团的中坚，曹操从弟(97)曹洪，“家富而性吝啬，文帝少时假求不称，常恨之”，曹丕得位后抓住其把柄，“下狱当死”，群臣救援，曹操族子曹真说情，曹丕斥之：我自会处理，你掺和什么！卞太后知后也无奈，只得找到受宠于曹丕的郭皇后，威胁道：你要是不能说服曹丕免去曹洪的死罪，我明天就敕命曹丕废掉你这个皇后！于是郭皇后“泣涕屡请，（曹洪）乃得免官削爵土”，幸免于死(98)。

曹丕与曹植势同水火，如“七步诗”传说所喻示的，曹丕被立为世子后，曹植地位日衰，后更如同被幽禁于封地，屡遭冷遇甚至迫害，戚然而终(99)。曹操的其余诸子，曹彰在曹操死时似有异志，遭曹丕打压，郁郁而死(100)。曹魏一朝数十年间，“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101)。

曹丕对曹氏族人以至曹魏宗亲的打压、忌惮和严密防范，以及与曹氏结盟一体的夏侯氏的逐渐凋落，使曹魏核心圈层式微，重要军政权力开始流落于外，尤其是统制中央禁军或兵事之权。客观上，这为礼法之士上位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四友”之中，陈群和司马懿于曹丕在位后期获任镇军大将军和抚军大将军，吴质都督河北诸军事，朱铄则为中领军(102)。黄初七年（226年）曹丕临死之时，诏以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共辅新主(103)。接受顾命的四人中，礼法之士已占其半。

曹叡时期：礼法集团的高歌猛进

曹丕在位时间不长。较之曹丕，继位的曹叡似是更能赢得礼法之士认同、称誉的人选。曹叡自幼接受正统儒学教育，曹丕即位后亲命“笃学大儒”郑称为十五岁的曹叡之师，教授经学(104)，又以诸生出身、诚奉儒制的高堂隆为其傅(105)。曹叡与礼法之士如卫臻等也多有密切互动(106)，卫臻等在曹丕面前更不吝对曹叡的称赞(107)。

谓曹叡之执政理念与礼法集团的想法全面契合，似不确切，其“遽追秦皇、汉武”的梦想，显与礼法派的主张相悖(108)，但曹叡的很多政措，确实是在顺从甚至屈从礼法之士的意愿。

即位之初，安顿迫切之事后，曹叡于太和二年（228年）六月下诏：“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109)

四年，“行司徒事”的老臣董昭上奏，“陈末流之弊”，称：

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

“帝于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

此即“太和浮华案”。所涉之人，诸葛诞“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言事者以诞、飏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110)，礼法之士大获全胜。

曹叡也兴兵征伐，但多守少攻，在位十二年多，较大规模的攻伐有三次：太和二年九月以大司马曹休率军与孙吴的“石亭之战”，败绩，曹休郁闷而死；四年七月以大司马曹真等伐蜀，遇大雨，“伊、洛、河、汉水溢”，栈道断绝，至十月不得不收兵，数月后曹真死；青龙元年北伐鲜卑，获胜(111)。

三次出征，尤其攻吴、伐蜀前，诸臣一如对曹操、曹丕，劝谏不断(112)。毕竟威权无法比拟祖、父，面对来自礼法派的制约，曹叡很难自行其是，无论胜负，劳民伤财后，兵事皆草草收场。唯对蜀防御旷日持久、颇获事功，然曹叡本人从中得益寥寥，很大程度上成就的是司马懿的盛名美誉。

至其在位后期，曹叡已显然不再是礼法集团心目中的明君。或因事皆不顺，加之后嗣不济，曹叡大营宫室、得欢尽欢，又“发美女以充后庭，数出入弋猎”，从穷兵黩武转为穷奢极欲，招致举朝怨忿。王朗、蒋济、卫觊、陈群、高柔、辛毗、杨阜纷陈谏言(113)。此际郑称已死，帝师高堂隆和过从甚密的卫臻也入切谏之列(114)。在礼法之士眼中，“古之圣帝明王，未有极宫室之高丽以雕弊百姓之财力者也”(115)，况乎“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116)，违制大矣！以至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受命北上讨伐公孙渊，临行仍谏：“自河以北，百姓困穷，外内有役，势不并兴，宜假绝内务，以救时急。”(117)

某种程度上，此际是否“违制”已非要事，关键在于：曹叡在位末期，曹魏集团原有的以曹氏和夏侯氏为中心的核心力量和政治资源几近绝灭，礼法集团几乎全面把持朝政，势不可挡，已有足够的底气和本钱向人君“发声”。

一是曾经支撑曹魏发家的曹氏及夏侯氏成员衰亡几尽。曹叡时期，曹操之子、孙仍是在藩如囹；拥有权势的曹氏族人曹休、曹真相继死亡，二人后代则出道不久(118)。夏侯氏的族人中，名噪于时的仅侍奉曹叡的夏侯玄一人，但已被卷入“太和浮华案”，更大的麻烦在于，其一向自命清高，希望洗脱夏侯一族的粗鄙身世，入名士之流。一次觐见时，夏侯玄与曹叡妻弟毛曾并坐，而毛氏出身微贱，夏侯玄遂以此为耻，“不悦形之于色”，曹叡见之，极为愤恨，随即疏远了夏侯玄(119)。

二是亲曹一系人气涣散。“太和浮华案”中，大多数涉事者既无族势又缺祖荫，唯奉曹魏之尊才有出路。曹叡冷落、打击该等，遂礼法之士心愿，灭曹魏自身威风，颇为得不偿失。

三是军政方面，曹氏心腹的影响力持续下降。曹休、曹真死后，对吴守御主要依靠满宠(120)，对蜀守御主要依靠司马懿，二人资深位高权重，但是否死心塌地挺曹，堪疑。曹叡所重视的秦朗、毕轨之类，未成气候，且为礼法集团排斥。秦朗受命征讨鲜卑，途经并州，并州刺史毕轨欲加礼遇，别驾李熹坚持不许，毕轨不得不放弃打算(121)。在京畿之地，与曹叡私谊甚好的曹氏族人、已故曹真之子曹爽，至曹叡在位后期才勉强跻身禁军要任，“累迁城门校尉，加散骑常侍，转武卫将军，宠待有殊”(122)。

四是曹叡自蔽于礼法之士的“围合”。刘放、孙资长期共掌枢机，且“明帝（曹叡死后谥明帝）即位，尤见宠任”(123)；前及曹丕时期已在朝的礼法之士，只要未死，曹叡时期皆渐进累迁，“太和浮华案”后更是少有新进者，朝政几由礼法集团尽揽。不仅如此，曹叡初为摆脱四大辅政之臣的约束，遣其中三人出朝领军，不意却令司马懿羽翼渐丰、声势日隆，后更是成为唯一还活着的顾命大臣。

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猝死，年仅三十六岁，八岁的曹芳即位。曹叡病笃之际，本拟以燕王曹宇与夏侯献、曹爽、曹肇、秦朗等辅政，但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久专权宠”，与曹宇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故建言换以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叡竟然“从之”(124)——时至临终，曹叡仍须顺从礼法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