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为什么天命垂顾司马氏？
一、貌合神离的曹魏阵营
汉末世道动荡 曹魏统一北方
东汉末期的社会劫乱，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一轮转折。“秦汉时期所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为我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选择了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1)秦时一统，而汉承秦制，“废封建，立郡县，开创皇权体制基本格局”(2)。这一政治体系形成约四百年后，经岁月侵蚀，积弊已久，其间虽有补益，却未必牢固，至东汉末期已是千疮百孔、不堪重负，是谓“天厌汉德久矣”(3)。
东汉历时不到二百年，立朝仅仅六十年即深陷外戚、宦官交替干政和专权的泥淖而不得自拔(4)。外戚总是蠢蠢欲动，“桓、灵时期(5)又是宦官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宦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已经完全成熟”，二者交替“登场”，东汉政治日益腐朽。大体同期，“在宦官、外戚的反复斗争中，官吏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也逐渐在起作用”，党人群体渐成为一大政治势力。以党锢之祸为标志，三系势力之间错综交织、此消彼长的关系已难在东汉朝政体系内继续共存(6)。
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党人与把持朝政的宦官之间矛盾激化，“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此后近二十年间，被杀戮、被酷虐、被株连、被禁锢者甚众(7)。以萨孟武的说法，党锢成祸，“宦官成为全国的敌人，政府却是宦官的工具”，“政府不能保护人民，人民只有反抗政府，于是知识阶级的改革运动，又变成下层阶级的暴动，终而发生了黄巾之乱”(8)。
党锢之祸与黄巾之乱之间是否存在如此直接的联系，似难断言；但民乱既起，耗于内讧的东汉朝廷应对起来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则是不争的事实。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部众反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向（响）应，京师震动”。慌张之际，汉灵帝“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又“召群臣会议”，“（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汉灵帝一概应允，“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俊，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俊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9)。
及黄巾初平，立有大功的外戚何进于汉灵帝死后不久，为诛灭阉宦、自专权势，又动了“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的脑筋。中平六年（189年），何进召唤各路枭雄共赴京师，变故之中，何进以身殉谋，应召入京的枭雄董卓报复性地尽灭宦官，顺势擅政，群雄不服，又结盟讨伐董卓，“汉室亦自此败乱”(10)。由此开启的军阀割据混战，“导致中国社会自秦朝统一后首次陷入长期的政治分裂”，“从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诸侯会盟讨伐董卓，到太康元年（280年）三月西晋六路大军平吴，重新一统天下，其间整整持续了九十年”(11)，加上之前的黄巾之乱，堪称世纪浩劫。
大乱之中，曹操颖出。此人出身官宦之家，确切地说，是宦官之家。其父曹嵩系得势宦官曹腾的养子，以养父之荫加贿赂之力，竟然位至太尉。东汉朝中，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12)，黄巾之乱爆发，曹嵩应对无方、败绩连连，被免官后避祸不及，死于战乱。
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朝廷征发天下之兵平黄巾之乱时，其为小吏，但与父截然不同，乘机而行，“拜骑都尉，讨颍川贼”，开始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霸业之路。董卓擅政横暴，曹操于陈留(13)“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成为一路豪杰，领兖州牧后，又借进剿之机，招抚诱降黄巾部众，“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实力和底气大增；随即攻袁术、灭陶谦、伐张绣、擒吕布，又在官渡之战重挫袁绍。袁绍郁闷至死后，曹操乘胜追击，追杀袁绍二子袁尚和袁谭，斩草除根，并北征异族，基本统一北方。汉末丧乱近二十年间，曹操从前期的横冲直撞到后期的南征北战，终于从群雄中胜出，到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大战之际，曹魏势力已冠绝一时(14)。
其间的初平三年（192年），外强中干的董卓死后，反董联盟立陷分裂，被董卓挟持的汉献帝历经周折，总算摆脱了董卓部将的控制。曹操抓住机会，于建安元年（196年）奉迎汉献帝迁都许昌，表面“奉天子以令天下”(15)，实则“挟天子而令诸侯”(16)，东汉王朝名存实亡(17)。
可挟天子 难能服众
较之其他势力，曹操能够率众领得腹地、称雄北方，自有其独到之处，但曹魏阵营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利益一致的群体。在曹氏、夏侯氏构成的核心小圈子以外，众多成员来自其时盛行的“附”，即归顺、附从，且不乏败后投降者。例如，建安三年（198年）“太山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各聚众”，“（吕）布之破刘备也，霸等悉从布”，曹操击吕布，“布败，获霸等，公（曹操）厚纳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四年“（薛）洪、（缪）尚率众降，封为列侯”，“张绣率众降，封列侯”；五年官渡之战后，“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八年“东平吕旷、吕翔叛（袁）尚，屯阳平，率其众降，封为列侯”；十年“黑山贼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封为列侯”；等等(18)。类似附众，是否堪为曹魏阵营稳定、可靠的政治基础，至少不可笼统作论。
正因有了汉廷作为政治操弄的工具，曹操遂能实力渐增、“克成洪业”(19)，否则，其与其他各路军阀并无实质差别。然事有两面，奉迎天子一方面是助力，“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20)；另一方面也成掣肘，络绎而来的诸臣归入曹营时，名义大多是受汉廷征召入朝。这些归附者是真的心系汉室抑或暂且栖身，难以确知，然而其中本意在响应、支持曹操的，无疑为数甚少。
表面上熙熙攘攘的曹营，实是各怀心思的散漫组合。
一是诸臣异心，人在心不在。在文臣一系，入附曹营再谋逆反者，有建安五年（200年）自称奉汉献帝“衣带诏”诛杀曹操的董承，后谋泄遇害。极端如此，似为个案(21)，但诸多文臣人从心不从，几成通例，如：
颇有世誉的豫章太守华歆、会稽太守王朗受困于江南，待曹操以朝廷名义征其入朝，方以奉承诏命为由北上，显然是在力避曲事曹操的非议(22)。
孔子二十世孙孔融为北海相，“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有僚属“劝融有所结纳”，而“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后孔融山穷水尽，迫不得已受征入朝，仍“志在靖难”，对曹操冷嘲热讽、软磨硬抗，深遭“嫌忌”(23)。
曹操击败袁绍一系，领得冀州，大喜，对名士崔琰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崔琰正色回应：“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曹操不得不自认失言，“于时宾客皆伏失色”(24)。崔琰的质问，无异于指斥曹操：此为汉之天下，你到底想干什么！
二是诸将易帜，名附实不附。早期共讨董卓诸将的朝秦暮楚，自不待言。曹操“挟天子以令不臣”后，曹营之中仍频现附而又反、降而复叛之事，典型者如张绣，建安二年（197年）先降，“既而悔之，复反”，四年再降(25)。规模更大的反叛：建安十六年（211年），关中将领韩遂、马超等拒从曹操，起兵反叛，曹操遣军西出剿之；割据汉中的“五斗米道”教主张鲁先附顺曹操，不久自立，二十年（215年）曹操又亲征张鲁(26)。其中，马超败于曹操，投奔张鲁；张鲁降曹后，其又投刘备，成为刘备对抗曹操的悍将之一(27)。
三是诸土归己，地存民不存。曹操所行政策严酷，多生驱民投敌的恶果。韩遂、马超之叛，“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28)，此非个例。雍凉战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稍安之后，“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是以“兵家遂强”，“必有后忧”(29)。建安十四年（209年）前后，曹操“欲徙淮南民”，号称“欲使避贼”，蒋济等谏之不可，曹操却一意孤行，民众为此惊惧，“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30)。变乱初期“民赖其利”的屯田制(31)也逐渐变质，加上世代为兵的士家制度(32)，滋生出民众困苦的严重流弊(33)。
曹操本人的身世、禀赋也是导致曹营内部涣散的一个特别原因。在汉廷诸臣眼中，即便统一北方、势力首屈一指，曹操仍属“阉宦之后”，且其父“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名门贵胄自然不屑；曹操又“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陈寿叹称乱世之中，“惟其明略最优”(34)，但这一切，却与其时的道义正统相悖。
更为人诟病的是曹操从不吝残忍血腥的手段：初平四年（193年）征伐徐州陶谦，“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兴平元年（194年）再次东伐，“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所过多所残戮”(35)；官渡战后，对袁绍所部的降众，“凡斩首七万余级”(36)。当然，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位至丞相，关注重心由争雄转为代汉，戾气稍敛，自此再无大规模屠戮的暴行。
曹魏阵营大名鼎鼎的首席谋士荀彧，在曹操挟天子之前便投身曹营、贡献良多，史称其“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故而辅之。后曹操代汉野心不加掩饰，不臣之欲昭然，拟受“九锡”之崇(37)，荀彧遂予抵制，不明不白地猝然死于军中(38)。
对于荀彧之死，据说“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裴松之则持异见，回护荀彧：“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39)乱世之际，总需强人收治局面。汉魏时已有此识见，后人也有同样的认知。如司马光论道：“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40)
就是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非曹操之类枭雄不得安定；诸臣效力曹操以安世道，既是迫不得已，也是情有可原。有史家论道：“曹操所以能够统一北方，第一是由于他兴置屯田有显著成效。第二是由于他建立军队和建立根据地获得成功。第三是由于他能笼络强宗豪族和士夫地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41)反过来，当曹操所为触及“强宗豪族和士夫地主”的利益时，其所获的支持和拥护便不能不开始趋向解体。
“三马同槽”
司马氏一族归附曹营的过程，就是北方吏民与曹魏之间那种权宜性、暂时性相互利用关系的一个代表性实例。司马氏世居河内温地(42)、族势颇旺，到司马懿一辈，适值汉末丧乱，其父司马防作为汉臣，随汉廷颠沛流离，长兄司马朗则率族人辗转避难。曹操初定北方，司马朗成其掾属、附从曹营，但排行次之的司马懿却“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曹操甚至“使人夜往密刺之”，试探其病真假，司马懿仍“坚卧不动”，坚拒曹操征辟时达六七年(43)。
史有“狼顾之相”“三马同槽”之载，“槽”者，“曹”也，“三马同槽”指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三兄弟同事曹营。“魏武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44)照此说法，似乎司马懿身入曹营时便有僭魏之图谋，曹操没有除掉司马氏乃一致命失策，果真如此？
实际上，司马懿入曹营并非自愿投身，而是曹魏胁迫。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自为丞相，决意发动赤壁之战，战前再次征辟司马懿，并且交代使者：要是司马懿还是抗拒不从，就把他抓过来。不得已，司马懿“惧而就职”(45)。
曹操为什么态度如此强硬？为什么对称病居家的司马懿如此在意？联系此际曹营实况，问题渐得明朗。赤壁之战乃一重要节点，此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系汉晋历史的重大转折，这一结论已为共识(46)。但还有一项：从史料看，曹魏阵营内部重大分歧也正是发端于此。正因分歧，大战在即，曹操不能不下力整肃、稳固后方，防范和压制一切可能不利于自己的潜在祸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非常之器”名声的司马懿被强征入营。同期更极端的事例，还有曹操罗织罪名诛杀孔融，并“夷其族”(47)。
赤壁之战前后曹营内部的分歧
那么，赤壁之战前后曹魏阵营内部发生了怎样的分歧，又因何而起呢？
汉室危殆，北方吏民需要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48)，以匡时局，曹操则需得到广泛的支持。赤壁之战之前，曹操起家坐大、平定四方，迎合了北方吏民“乐安厌乱”的期待，曹营内部对战事，也颇多攸关胜负、成败的种种建言，从未有朝臣、僚属质疑曹操战略方向、政治义理。然而，临战赤壁是一分水岭，北方既已克定，曹操再兴征伐，自谋帝业，已非世人所愿，更极大地侵害了阵营内部诸多附从势力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引起众臣的反弹。
曾经说服张绣降附曹操的谋臣贾诩出场：
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49)
此为史载首则谏言曹操止战恤民的记录。精明过人的贾诩似已敏锐捕捉到世道人心的变化。
曹操败于赤壁，其一统天下的大志客观上已不可能实现，自此，曹营诸臣对滥兴兵事的质疑之声更不绝于耳。
建安十六年（211年）关中诸将叛乱，同时“田银、苏伯反，幽、冀扇动”，留守邺城的曹操之子曹丕欲亲领大军征讨，僚属常林劝道，“北方吏民，乐安厌乱，服化已久，守善者多”，无需大动干戈。曹丕遂缩小出兵规模，以部将率之，轻松取胜(50)。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攻打孙权，又遭反对。参军傅幹谏曰：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
曹操不听，“军遂无功”(51)。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伐汉中，并欲征蜀，幕僚刘廙上疏：
……自殿下起军以来，三十余年，敌无不破，强无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胜之威，而孙权负险于吴，刘备不宾于蜀。夫夷狄之臣，不当冀州之卒，权、备之籍，不比袁绍之业，然本初（袁绍字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暗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为计者，与欲自溃者异势耳。故文王伐崇，三驾不下，归而修德，然后服之。秦为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东向称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毙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也。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势，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于今之计，莫若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广夏，潜思于治国；广农桑，事从节约，修之旬年，则国富民安矣。(52)
诸如此类的谏言，体现了其时曹营诸臣最直接的政治主张：一曰止战，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劳众而江东稽服”，二曰恤民，避免“力毙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以“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
司马氏一族中最早厕身曹营的司马朗更进一步：
（司马）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53)
司马朗主张恢复古制。五等之制，即五等爵，源于上古时期天子赐予亲贵的爵位，天子之下，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54)；是时朝中曹操专制，州郡置兵，似与西周的封藩建卫、武装殖民大致相类(55)，“外备四夷，内威不轨”的立意，针对“不轨”的现实指向颇值得玩味；至于“宜复井田”(56)、改变大乱之后“皆为公田”的情状，顺应了百姓休养生息的要求，但对承平之后曹魏仍然一意屯戍、以民为奴的鄙陋做法，不啻根本的否定。司马朗不是孤立的，力促汉献帝诏加曹操“九锡”的董昭等也曾建言实行五等制(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