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晋代魏

第一节
魏晋禅代：皇统之变与治道之变

“建元泰始”

曹魏咸熙二年十二月（266年2月）(1)，魏晋禅代，司马炎“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随即大赦，短暂且疆域未统的曹魏政权就此寿终正寝，西晋立国，“建元泰始”(2)。

武帝司马炎一朝，年号有四：泰始（实历九年有余）、咸宁（历五年）、太康（历十年）和太熙。其中，太熙仅历四个月，武帝死，即被违制改为永熙。泰始一词，古指天地初开、万物始成(3)，泰始元年作为西晋开国之年，起自前朝咸熙二年的十二月，是年实用泰始年号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西晋代魏与曹魏代汉，直观地看，仿佛同一剧本的先后演绎，程序、节奏以至很多说辞皆雷同，但对礼法之士来说，二者殊异。曹丕称帝，是其与礼法集团各怀心思的结合，礼法集团拥戴曹丕为帝，更像是接受一个“外人”，借此谋求己利；曹丕也需取得礼法派的政治支持。武帝登基，实质则是礼法集团推出“自己人”，至少是合自己心意的代理人上位，礼法之士多对新朝及司马炎表现出极大的期待。

史载，晋初武帝“虚己以求谠言”，礼法集团的头面人物王祥、郑冲、何曾等纷纷献策，并且唯恐言之未尽，“希复朝见”；武帝则体恤有加，生怕“耆艾笃老”受累，遣人前往“谘问得失，及政化所先”(4)。君臣亲密互动，不再是曹丕受禅时君问战而臣主和的不协。

武帝本人的家世背景、资质品性也足能得到礼法集团的认同。

武帝其人

司马炎字安世，生于曹叡政期的青龙四年（236年），司马懿之长孙，司马昭之长子，谥武帝，庙号世祖(5)。

司马炎出生当年，司马懿进为太尉，“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6)，司马懿之弟司马孚在此前后则由度支尚书、尚书右仆射而升任为尚书令(7)，司马氏已成显赫于世的曹魏第一重臣之族。在司马懿一支，长子司马师无子，司马炎遂为长孙。

司马炎之母王元姬系经学家、曹魏大臣王肃之女，东汉末期重臣、曹魏元老王朗之孙女。武帝出生时，王朗已逝，王肃历任要职，先是“以（散骑）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又为郡守、河南尹、中领军、侍中等职，为司马氏阵营要员之一，死于魏末(8)。

父族以权势贵显，又“伏膺儒教”(9)，母族则以经论著称，司马炎自幼接受儒学教育，一如其自述，“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10)。据《晋书》，晋臣刘弘“少家洛阳，与司马炎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按曹魏后期“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的规制，司马炎与刘弘的“共研席”，当是在太学(11)。

受荫于家世，司马炎早期履历顺风顺水，貌似循序渐进，实为一路跃升，与其说是历练，毋宁说是“镀金”以建立人脉关系、积累政治资源。嘉平年间（249至254年），司马炎获封北平亭侯，其后十多年间“历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假节”。有关司马炎代魏前情况的史料不多，实际事迹记载始自甘露五年（260年）：魏帝曹髦被弑，更立曹奂为帝，二十五岁的司马炎“迎常道乡公（曹奂）于东武阳”，随后“迁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12)。

迎奉新帝之任虽礼仪性大于实务性，但担当此任，朝野瞩目，司马昭如此安排，用意甚深，司马炎由此开始步入朝枢。在曹魏后期司马氏登顶前的一系列血腥事件中，史书未载司马炎之作为，是史家为尊者隐，还是其父有意不让参与以避骂名，不得而知。因不涉酷暴，司马炎得以保持了“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的名誉(13)，此与其家境优渥、出身显贵以及教养环境有着直接关系，也更能契合礼法之士心目中人君的理想形象。

司马炎的成长、历练期，基本相当于“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谋代曹魏的过程。对于司马懿的“创基”，司马炎或只听闻、旁观，而司马师尤其司马昭的功业，司马炎当是亲历其事。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昭也完全恪守礼法集团的标准和要求，司马炎入仕严格依九品之制履行“品”的程序。只是这一“品”，足证其时九品之制已现的弊端：司马炎作为贵公子当品，乡里却没有人敢与其并列，只得求助于州内，于是十二个郡的中正共推名臣、名儒郑袤之子郑默与司马炎同列。司马昭为此还特地致函郑袤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14)“品”多操控，且门第已是决定品评的先决因素。

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以灭蜀大功，魏帝诏立晋国、封其为晋王，次年司马炎被立为世子，拜抚军大将军、副贰相国。数月后司马昭骤死，司马炎嗣位，随即受禅代魏(15)。

礼法之治：新朝宣示新治道

武帝没有令礼法集团失望，西晋立国的政治宣示全面迎合了礼法集团的意愿。

一般而言，立国建政，至少两大范畴的安排不可或缺，一是政治宣示，二是权势架构。建政之始便有比较系统、完整的政治主张并见于史籍的，西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从建政后的情况看，这些主张也多有落实。

一是“崇尚儒素，化导之本”(16)。崇奉礼制、教化民众是礼法集团的核心主张之一，也是西晋标榜自己优于曹魏的一大德政。入晋后，武帝率先垂范，几乎动辄遵循古礼。当时司马昭去世不久，武帝虽“从汉魏之制，既葬除丧”，却仍“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者”，“有司奏改服进膳，不许，遂礼终而后复吉”，“及太后之丧，亦如之”(17)。有奏称，“大晋继三皇之踪，蹈舜禹之迹，应天顺时，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武帝立准(18)。为教化计，立国之后，武帝又“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后更诏令“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以“述职宣风展义也”(19)。

二是“宽刑宥罪，抚众息役”。行禅代时，武帝依例“大赦”，“赐天下爵”，免除百姓徭役，“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进而“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兴灭继绝，约法省刑”，并解除对汉室的禁制，又简制太庙、不徙陵亩(20)。宽宥慎刑的政治倾向尤显于《晋律》的制定，入晋前司马昭已命“贾充正法律”，“诸禁网烦苛及法式不便于时者，帝（司马昭）皆奏除之”(21)，至泰始四年终于“律令既就，班之天下”。“简法务本，惠育海内”的《晋律》（泰始律）渐成中华法系的经典文本之一(22)。

三是“劝穑务农”，“大弘俭约”(23)。与颁行《晋律》大致同时，武帝举行“籍田之礼”，率群臣亲耕。这一极具象征性的仪典，据说源于西周、礼出周公，汉文帝之后虽一直延续，但已“空有慕古之名”，“耕藉止于数步之中”，流于形式、劳民伤财。武帝有所不同，于洛水之北“修千亩之制”，“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此后又有泰始八年、泰始十年“亲耕籍田”。意犹未尽，太康六年（285年）武帝从臣议，次年恢复与籍田相对应的“蚕礼”古制，由皇后亲领后宫嫔妃、当朝贵妇采桑饲蚕，劝民纺织(24)。武帝一朝的重农务本之措，尚有命以“劝务农功”为郡国守相巡行的主要内容之一、褒奖劝务农事有绩的官吏等(25)，此类政措，基本贯彻了武帝政期始终。

四是“扬清激浊，举善弹违”。似是为了稳定魏晋之交的朝局，武帝未急于澄清吏治，直到入晋三年多后始提出简政省吏“去人事”的要求(26)。但在鼓励朝臣谏诤一事上，武帝即位不久后即诏令“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任侍中、散骑常侍等职，并“领谏官”；对谏诤之议，责成详加评议处理(27)。

司马氏专权多年，其治世理念、施政风格已为朝野熟知。司马师继司马懿时，有人“请改易制度”，司马师则言：“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28)司马昭为洛阳典农中郎将期间，“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29)，后期更“罢屯田官以均政役”“复五等爵”等(30)。禅代之前未及实行的，武帝继之，一如“罢农官为郡县”(31)，完成“定礼仪”“正法律”“议官制”诸项(32)。

礼法之治的积极效用得到了当时社会的肯定。有一例证：西晋代魏前夕，司马昭伐蜀，孙吴不以为然，时人言于吴臣张悌：“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百姓未服，今又劳力远征，败于不暇，何以能克！”张悌回道：“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敝，竞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无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忧也。”

预言成真，蜀灭，吴人皆服张悌见识(33)。可见，作为一套适应社会及民众需求的政治方案，礼法之治有其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