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结构以及其他研究发现概述

第二章和第三章以更大的篇幅讨论了上文所概括的观点。第二章描述了我所构建的理论的类型，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关键假定，并且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它的变量。这一章将这一理论置于一种更为全面的解释性理论的中间层次：上一层次解释的是战略决策理论的输入信息；下一层次则说明导致国家偏离这一理论的理性基准的次优性（suboptimality）的类型和根源。尽管这几类理论通常被认为是战略决策理论的竞争者，但我认为这几个层次都是互补的。

第三章展示了这一理论的核心演绎部分。它首先解释了国家为何不会总是合作，然后描绘了国家为何不会总是竞争，并且将这一论点与标准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华尔兹以及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所提供的不同论点进行比较。这一章进而考察了一国的战略选择影响其与敌对国家的政治关系的方式，探讨了合作性政策如何作为高成本信号来提供安抚并形成良性互动，以及竞争性政策如何让一个理性的国家相信其对手更可能具有贪婪动机并导致恶性循环。接下来的一节详细讨论了物质变量和信息变量如何综合起来影响安全两难以及一国战略的程度和性质。这一章结尾部分讨论了贪婪国家的重要性及其决策。

第四章通过一系列简化和延伸，拓展了我的理论的广度和深度。这一章首先考察了一些对于构建核心理论有益但值得进一步注意的简化情形。我的理论根据国家的类型描绘其特征，要么追求安全要么是贪婪的（或者是复合的）。不过，这些类型内部的变化也是可能的，而且是重要的。第一节探讨了安全追求者对保卫自身领土的重视程度的变化如何影响国家间互动。如果对手不确定这种价值，那么该国会试图传递出保护自身利益的决心，这可能导致该国采取竞争性政策。竞争性政策可以作为传递决心的高成本信号，因为那些更重视保护自身利益的国家愿意在军事力量上投入更多，这样做之所以代价高昂是因为它们必须放弃更多的消费。这种采取竞争性政策的动机是威慑模型的决定性特征，也是安全两难的要素之一，它使得安全追求者必须在合作性与竞争性政策之间作出的复杂平衡变得更加复杂。第二节讨论了贪婪国家内部的变化，既包括一国贪婪程度的变化，也包括其目标范围的变化——目标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接下来的几节放宽了其他一些简化情形。我的理论强调了信息变量不确定性的重要性，但是并未讨论对物质变量——实力和攻防平衡——不确定性的意义。而且，我的理论从静态的角度描绘了国家的物质环境的特征，并未涉及物质环境的变化（比如一国实力下降）的影响。这几节考察了超越这些简化情形的意义。

这一章随后讨论了两大问题——战争与国际制度。这一理论是从合作与竞争的宽泛区分来构建的，更为具体的论点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在发展军备与自我克制——从正式的军备控制到单方面克制——之间的决策。这个部分首先讨论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结局——战争。它借鉴了攻防理论以及关于讨价还价和战争的形式理论的一些观点，探讨战争的可能性如何随着我的理论的核心变量而变化。与基本直觉相符的是，当一国更加贪婪以及攻防对比倾向于进攻时，战争变得更加可能爆发。实力的影响不太明显，不同的形式模型和假定提供了不同的结果；或许最令人信服的结果是，战争的可能性随着一国实力与其在既定现状中的收益之间差距的扩大而上升。

不过，这些形式模型并未抓住本书所建立的理论的一些关键特征，包括那些扎根于新现实主义和安全两难理论的模型也是如此，这些局限会削弱它们的结果。主流形式模型将领土价值视为外生的；相反，我的理论认识到安全追求者赋予领土的价值是内生的，反映了它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对获取额外领土（而且更一般言之对削弱其对手）赋予较少价值的国家会更加安全。一旦这种认识被构建到理论之中，就会成为战争的可能性随一国实力上升而下降的条件。这些讨价还价理论也没有充分纳入有关动机的信息。根据它们的基本设计，将有关对手类型的不确定性加入模型中会造成某种违背直觉的结果——越是估计对手是贪婪国家，战争的可能性就越低，因为前者的可能性越大，一国作出的妥协就越多。不过，将这种分析视角扩展得更加充分，会抓住我的理论对这一结果提出质疑的关键特征。过高估计对手是贪婪国家不仅会影响危机中的讨价还价，也会影响一国对领土赋予的价值、它在和平时期所选择的军事战略以及危机之前的军事和政治互动。所有这些会朝相反方向发展，即战争的可能性会随着敌对国家是一个贪婪国家的可能性增大而增大。由此得出的一点认识是，有关战争的讨价还价模型尚未把握本书所建立的理论中的许多核心特征。这一点有些令人惊讶，因为许多观点根植于新现实主义和安全两难理论，讨价还价模型通常被认为是对它们的反映。

关于制度，我的理论发现它们“至关重要”，但是与新制度主义相比，并没有确立它们的核心作用。我的理论认为制度主要是内生的，反映了国家的动机以及它们的国际环境，并且为国家提供了实现其目标的方式。它们最需要进行评估的政策选择。因此，本书的理论认为国际安全合作的深层根源是国家的国际环境以及它们的动机，而不是它们所建立的国际安全制度。

第五章评估了对我的理论发现提出挑战的一些关键论断。有相当一部分的论断认为，我的理论低估了合作的障碍，主要原因包括：（1）在协议上欺骗的可能性使得安全领域的合作风险太大，因为落后会导致可怕的后果；（2）国家对合作的相对收益如何分配的担忧会显著增加它们对参与安全合作的疑虑；（3）与攻防变量有关的许多问题——包括核心概念含糊不清、进攻和防御无法区分、衡量攻防对比的难题等——削弱了它们的效用，由此消除了它们为合作创造的可能性；（4）一国会对他国动机作最坏打算，这会消除它们通过释放善意进行合作的意愿，使它们仅仅关注其他国家的实力。这一章表明，这些批评中的每一种至少存在一些严重缺陷，因此无须修正我的理论的核心发现。

第六章讨论了我所建立的理论与其他以大致相似方式解决基本相同问题的主要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差异。这些理论包括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和新制度主义。这一章也对我的理论与结构性建构主义进行了比较——尽管它们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但是这两种理论在所解决的问题、所使用的论据以及所提供的答案方面具有的交集比人们通常认识的更多。这些比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理论本身以及它相较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优势。

由于我在上文中已经对这些理论中的大多数作了简要评论，在此我仅概述一下我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和结构性建构主义的看法。我的理论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存在严重问题，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国际体系比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更具竞争性。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主张，一国对他国的意图是不确定的，而且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压力，会对它们作最坏的假设。18依据这一决策标准，他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应该追求自身实力的最大化，作为增强其安全的手段。问题在于，作为一般规则，各国不应采用作最坏打算的假设——这样做意味着总是抛弃与一个安全追求者合作的潜在收益，包括一国认为敌对国家可能是一个安全追求者的情况。其实，要假设最坏的情形就要求一国无视安全两难的一个关键内容——发展军备的代价和风险，与此同时过分看重竞争的收益。

亚历山大·温特的结构性建构主义尽管在一些重要方面与我的理论存在差异，但二者具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考虑到人们认为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存在鸿沟，而我的理论深深扎根于现实主义，这一点有些出人意料。建构主义者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是观念性的，这是一个宽泛的类别，其中包括信息（以及规范和认同），与之相对的是物质——他们对现实主义的描绘。不过，我所建立的理性理论强调，有关动机的信息是战略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因此，物质与理念的区分不能反映这些理论之间的差异。此外，我的理论强调互动可能使国家改变它们对彼此动机的判断，并且由此减少不安全和竞争，这一点与温特的核心论断相似。与此同时，与温特的核心主张之一相符的是，我的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存在一系列广泛的国家行为；与华尔兹相反，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单一的逻辑。尽管明显比温特的理论更狭隘，但我的理论具有重要优势：对物质变量和信息变量的综合效应作出了更加全面的分析，并且只要求国家追求安全就可以解释大国间的持久和平，而不需要像温特一样依靠对集体认同和共享利益的假定。

第七章至第九章从三个互补的角度对我的理论进行了评估。第七章应对的挑战来自理论的理性/规范性特征以及我对国家是否始终采取理性行为的怀疑立场。评估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更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标准方法是考察历史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其假设。不过，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选择最优政策，理性主义理论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其战略行为。过去几十年的国际关系证实，次优行为经常发生。因此，我们需要小心谨慎，不要单纯因为理性主义理论并不擅长解释国家行为就匆忙抛弃它。我的理论与某些国家行为之间并不紧密相符可能反映出次优的决策，而不是理性理论的缺陷。正如上文所述，即使国家有时会采取次优行为，但理性理论因为种种原因仍然是有价值的，包括它提供了一个比较实际行为的理性基准，为面对理性对手的国家制定了战略。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何评估理性理论？

第七章采用了一种非常规方法来解决这一挑战：从内部考察这一理论。为了进行这种评估，这一章讨论了理性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它对如何描述国家及其国际环境的特征所作的明确假定，它对国家理解其国际环境、利用其资源、分析其选项的能力所作的隐含假定。如果理性理论的假定足够精确、变量足够完整、推理逻辑合理，那么这一理论就会有效地辨别理性国家所面临的权衡取舍以及它们应该选择的战略。

这种评估让我们对理性理论的质量有充足的信心。一些关键假定——包括国家面临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以及采取理性行为——都没有引发严重问题。无政府状态是对国际环境的准确描述。理性是我的理论的核心——因为它被用来分析国家应该作出的选择，所以这一理性理论需要假定国家会采取理性行为。19关于国家是单一行为体的假定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尽管国家肯定不是单一的，但是从具有唯一一组动机和情景偏好的角度来描述国家是合理的，并且有助于回答理性理论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比如，当我们问“一国应该选择何种战略？”时，我们通常关心（和想象）的是，行为者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并且只是想在它所面对的既定国际环境下决定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首要考虑的不是国内偏好形成和讨价还价的政治。此外，即使我们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种理解每种不同的国内行为者的动机和战略选择偏好之间关系的理论。换言之，第一要务是理解一个单一的行为者如何行动。相比较而言，假定对手是单一行为体所带来的潜在问题更多。当一国在竞争性与合作性政策之间的选择会显著影响敌对国家的国内力量对比，进而会影响对手的反应时，一国不能忽视这种可能性。承认这一局限意味着，我们在将理论应用于特定类型的案例时需要小心谨慎。

这一章接着讨论了现代强国是否拥有按照理性理论的要求行事的资源：比如，它们是否有能力衡量实力和攻防对比，并且评估敌对国家的动机，以充分有效地影响它们的选择？尽管各国有时不能得偿所愿，但是这一章的分析认为，它们通常还是能够作出这些基本判断的。总体而言，尽管我们显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评估，但这一章的分析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本书所建立的理论能够为我们理解它所试图解决的基本国际政治问题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第八章运用一种互补的、更为标准的方法来评估我的理论。它简要考察了一些重要案例，表明我的理论不仅能很好地解释这些案例，而且表现比其他关键的替代性理论更好。尽管有关次优性的研究提出了重要警告，但它并不意味着国家通常或总是采取错误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当国家的确采取理性行为时，我的理论应该能够很好地解释它们的行为。因此，通过考察这些理性行为的案例，我们可以进一步树立对理性理论的信心。除此之外，找到理性理论的确能够解释国家行为的重要案例引发了以下问题：我的理论是否比包含较少变量的类似理论对这些案例更具解释力？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这一理性理论额外的复杂性就不能证明是合理的——标准看法是越简单的理论越可取，因为它在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的同时简约性更高。为此，这一章扩展了上文关于冷战结束的简要讨论，对当前欧洲和亚洲的安全政治作了比较。这两个案例都揭示了信息的核心作用及其与物质变量之间的互动；尽管防御性现实主义抓住了最重要的一些内容，但是对这些案例的考察证明了我所建立的更为一般的理性理论的优势。这一章接着分析了希特勒的德国这一案例，表明贪婪动机是这一案例的基本内容，因此如果不将国家动机的变化纳入理性理论之中，它就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

第九章将我的理论应用于军备竞赛是否危险这一问题，使用了第三种评估理论的方法——考察根据我的理论采取次优军备政策的国家在采取替代性政策的情况下是否境遇会更好。这一经久不衰的安全研究问题通常是从军备竞赛是否会增加战争可能性的角度来表述的，并且通过考察它们与战争的历史相关性来进行研究。这一章首先说明这个问题需要被重新表述——军备竞赛是否危险不仅取决于它是否会导致战争，而且取决于发展军备是不是两个国家实现各自目标的最佳选择。我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理性基准，使我们能够在一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与其发展军备的决定之间作出区分。如果一国的国际环境迫使其发展军备，那么扩展军备——连同对手作出回应而导致的竞争——就是理性的，也是一国可以利用的最佳政策选择。对于这类案例，即使军备竞赛与战争具有相关关系，它们也不是导致战争的原因。相反，一国的国际环境导致军备竞赛，进而导致战争。

背离这一理性基准的政策是次优的，也就是如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是危险的——一国本来可以选择不同的军备政策更好地实现其目标。这一章将用理性理论来评估过去一个世纪的许多重大军备竞赛以及合作的案例。研究发现，这些军备决定中有许多都是次优的，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间德国决定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决定扩充海军，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决定制造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对于这些相悖的案例，这一章考察了国家采取更具合作性的政策本来会使境遇更好的反事实可能性。对于这些案例中的每一个，反事实分析表明，作为国家选择实现其目标的政策，合作比竞争的前景更好。根据我的理论，如果未能选择理论所建议的战略，一国的境遇将不会太好。因此，反事实推理的结论——国家采取合作性政策而非参与到次优的军备竞赛中会使情况更好——为我的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第十章是结论，其中简要总结了本书的核心论点，并且探讨了当前美国国际安全政策的意义。这一章讨论了崛起的中国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美国的政策如何减少（或者如果采取错误政策如何增加）潜在的危险。

注释

1．一个国家可能既是安全追求者，也是贪婪国家；我在第二章会讨论这个问题。通常，我会将这些混合型国家简称为贪婪国家。

2．Robert Jervis，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Statecraft and the Prospect of Armagedd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3．Kier A．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Summer 2005）:109—130.

4．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 Addison-Wesley，1979）．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Norton，2001），该书也强调物质变量的重要性；而在明确讨论动机的不确定性时，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一点不会对国家选择的变化产生影响。

5．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6．比如可参见Randall L．Schweller，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施韦勒强调了动机的作用，但是也重视实力对国家战略的决定作用。

7．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 30，1（January 1978）:167—214；Charles L．Glaser，“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World Politics 5，1（October 1997）:171—201；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chap.6.

8．一个重要的例外是Andrew H．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一书，在这本书中基德建立了有关这些信息变量的博弈论模型。相比之下，高成本信号受到了广泛关注。我在此关注的信息变量是指一国在既定的战略互动之前所拥有的信息，而不是信号传递，后者旨在让对手在互动中修正其关于一国动机的信息。

9．支持较早的时间的研究有John Mueller，“What Was the Cold War About？Evidence from Its Ending，”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9，4（2004—2005）:606—631。

10．有关重要事件及其影响，参见Raymond Garthoff，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4）；Matthew Evangelista，Unarmed Forces: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to End the Cold War（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esp．part 4；Richard K．Herrmann and Richard Ned Lebow，eds.，Ending the Cold War: Interpretations，Causation，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and 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ap.8。

11．不过，美国在随后几年确实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潜在挑衅性的政策，包括北约扩张和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

12．这种观点的出处参见Kenneth A．Oye，“Explain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orp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Adaptations to the Nuclear Peace，”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Thomas Risse-Kappen，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13．这使得苏联为何没有更早采取这些政策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以下三种观点给出了答案，这三种观点都在战略选择理论的范畴之外，但是影响了这一理论的变量：（1）安全两难和防御性国防等新思想被新的苏联领导人所接受，他们后来采取了更具合作性和防御性的政策。参见Evangelista，Unarmed Forces；and Thomas Risse-Kappen，“Ideas Do Not Float Freely: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Domestic Structures，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2（Spring 1994）:185—214。这种观点隐含着一种重要的物质性维度，因为它要求苏联拥有可以释放信息而又不太冒险的军事选项。（2）严峻的经济衰退要求苏联领导人寻求缓和政策；苏联领导人随后采纳了支持这种转变的观念。参见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Power，Globalization，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evaluating a Landmark Case，”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3（Winter 2000/01）:5—53。（3）苏联的动机和偏好发生了改变，从而为表明这一点的政策提供了基础。参见下文和注释15。

14．对围绕德国外交政策展开的辩论的评估可参见Ian Kershaw，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of Perspective and Interpretation，4th ed.（London: Arnold，2000），尤其可参见第六章；有关德国的修正主义动机与“极”（polarity）的综合作用，参见Schweller，Deadly Imbalances；有关攻防对比的认知导致结盟行为从而创造机会，参见Thomas J．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Chained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2（1990）:137—168。不同的观点和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本书第八章。

15．关于威慑模型以及与之相对的解释——螺旋模型，可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chap.3；Charles L．Glaser，“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World Politics 44，4（July 1992）:497—538。

16．有关意识形态变化对苏联政策影响的综述，可参见Jeremi Suri，“Explain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ical Consensus？”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4，4（Fall 2002）:60—92，esp．73—81。

17．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具有理性基础，这一基础与各种有关国家所面临的限制的单元层次解释结合在一起。我在此处的讨论仅仅指涉的是理性基础，第六章会作更全面的讨论。

18．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45.

19．这一章讨论了一些潜在难题，涉及我们将决策过程的哪个阶段假定为理性的。比如，假定在军事选择的评估中存在理性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涉及国家的资源汲取时就会留下更大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