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充与再幻境：克服虚无的两种方式

浓重的虚无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从而虚无也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个体层面，极端的虚无感成为自杀等病态的原因。早在19世纪末期，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就关注到了自杀的现象，其代表作《自杀论》对自杀现象作出了极为系统的社会学考察。迪尔凯姆认为，自杀者结束他们生命的缘故是利己主义生活或者无休止虚荣欲望背后的空虚。(30)《自杀论》的深刻之处在于，其认为自杀与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是紧密关联的。自杀是一种“集体的忧郁”的病态发展，其背后是社会机体的紊乱。自杀和其他的精神上的不适应表征了西方繁荣表象背后的精神脆弱。这种精神层面的脆弱性直接挑战了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的合法性。对其展开激烈批判和反思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也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不相容性。(31)当然，资本主义也在修复着自身的问题。政府的手开始干预市场，尝试引导投资和消费的相互适应，维护社会化生产的可持续性。(32)而对于精神生活的虚无感和压抑感，面向虚无的治理技术随之出现，如诸多由工具理性驱动的治理术一样，虚无治理技术的要义是通过一定的机制成功地解决作为问题的虚无，至少在表象上让虚无不再成为危及合法性的麻烦。

填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明的虚无治理技术。填充是来自生命政治的概念，其意味着在人们的自由时间中充入内容，使人们丧失对自己时间的控制。(33)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是两种填充的方式：

第一，景观社会的填充机制。景观（spectacles）的原意是可见的画面或影像。更为深层的含义是，景观将一种仪式化的行动延展到整个社会。这种仪式化有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景观首先将仪式化和有意识的表演记录下来，成为一种可再现的画面和影像。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认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34)在通俗意义上，景观可以理解为权力创造出来的壮观场景，比如大型会展、节日盛典等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录影装置将这些动态的场景固定下来，并配之以音乐和解说，也就形成了景观的影像。影像的传播使得位于世界一隅的景观可以被全社会所注目。在控制和操纵景观的生成和变换过程中，权力将自己的期望和意志注入到整个社会。处于虚无中的人们很容易就被这种奇迹般的景象所震撼和打动，进而沉醉在这种壮观的意境中。其二，景观还意味着人们在面向景观时的仪式化行动。德波精辟地指出，“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35)在对共同景观的注目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共同的事件感知。在过去，电影放映的感召力使得观看同一影像的人成了共同体。而在今天，智能终端的发达和传播技术的演进使得人们能在不同的地方和时间观看那些重要的政治景观。对景观的注目又成了新的景观，人们之间不仅有了共同的话语和认识，更重要的是具有一种共同的仪式感，而这正是对虚无的填充。

第二，消费社会的填充机制。早在1951年，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其出版的《机器新娘》中就深刻地预见了消费对公众的填充。麦克卢汉的视角是媒介，他指出，“广告商与好莱坞总是在以不同的方式竭尽所能地进入公众思维，以便把共同的梦境强加在公众的心灵舞台……梦境接连不断地展开，直到现实与幻境彼此互换”。(36)在麦克卢汉的语境中，广告早已不再仅指特定商品或服务的宣传，其意味着消费主义向社会的全面进攻。在精心设计的广告和影视中，消费主义极力向人们的无意识中灌输在物的消费中大快朵颐的梦幻感，而正是这种幻境激发了公众消费的欲望甚至于狂热。换言之，消费并不来自主体真正的需求，而是外在引导下的填充。沿着麦克卢汉的思想线索，法国思想家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消费主义展开了更为深刻的批判。波德里亚指出，人们生活的世界成了“消费社会”(37)，即工业社会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以至于人们日渐被各种各样的物所包围。但随之而来的巨大危机是，人们在无休止的消费中丧失了对自我的反思，从而成为一种符号秩序的组成或者说“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的一部分，不断地吸收符号，然后被符号所吸收。(38)在很大程度上，在网购的大数据推荐算法面前，用户和商品就是被编码的符号。算法通过掌握这些符号间的关联，将商品的符号精准地推送给用户。直播带货也是消费填充的典型，消费的意义几乎都是主播填入的。在不停地观看直播、下单消费、刷新短视频的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被集中在屏幕呈现的内容上，无止境的物欲一次次得到满足，而这一填入过程恰好成为治理虚无的机制。

填充机制下的虚无治理可能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可以发挥较好的效果，但对于对哲学和社会有一定理解的精英而言则显得荒谬而无效。第一，填充意味着资本—权力的结合体通过更加隐蔽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成为福柯意义上的微观权力。第二，填充机制只是通过引导注意力转移而占用了人们的自由时间，其并不能够真正解决虚无。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深刻地指出，“通过诸多媒体，一般意义上的个性化过程已经丧失，而且在程序工业发送给超大型意识群体的连续不断的事件流中，铺天盖地的例外时刻淹没了事件流的全部”。(39)斯蒂格勒想说的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填充机制无时无刻不试图将“我们”这一共同体的幻境打入每个个体的意识中，从而导致个体被吞没在虚假的“大写的我们”之中。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人们的内心世界不再充盈着个性和独特，而这正是指向了虚无。(40)因此，填充机制在深层次上意味着对自由的干涉与剥夺，发现了这一点的人可能将再次面临虚无的问题。因而，再度建构更为高级的幻境成为另一种克服虚无的方式，即引导人们在幻境想象中转移现实中的负面情绪。认知科学的研究也表明，有动机的想象（Motivated delusions）可以帮助主体免受自卑甚至创伤的伤害。(41)

再幻境的意蕴是对超越性或神圣性想象的重构，也就是对“魅”的再生，找回一种超越性的意义或想象来直面生命中的虚无感。再幻境有四条路径：第一，回到宗教的原教旨中重建神圣性。常常表现为经历了科学和理性教育的人，因为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失望和疏离，因而又重新回到宗教教义中去寻找答案。(42)第二，遁入审美的意境。文学和诗歌常常渲染出一种纯粹的审美意境。这种境界内在关联于某种先于语言的神秘和欣喜，从而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将非理性的人还原出来。审美的较高意境是将虚无本身美感化，比如《雪国》就将徒劳和虚无推入到一种空灵的境界。(43)晚期海德格尔（Martin Heldegger）认为，诗意的追问向人们敞开了被现实遮蔽的存在，诗性在上帝缺位的精神贫困中牵引着人们发现澄明的本真。(44)第三，共同体想象。在共同体的想象中，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克服了个体层面的原子感，为共同体奉献和牺牲成为生命的意义。这正是德沃金（Dworkin）意义上“无宗教的信仰”，即人们虽然不信仰某一宗教，但仍然相信某种永生的东西，从而得到内心的平静。(45)哈贝马斯也洞察到了这种共同体想象的深远意义，他提出的交往理性正是希望在政治空间建构相互理解与对话的高层次主体间性，从而在实践意义上支撑共同体想象。(46)第四，建构一种更高级的幻境。这种幻境能够超越国家和历史的终结，指向更为自由的境界，同时其又能够适应理性和科学，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支撑。显然，这样的幻境不仅能够引导人们走出虚无，还能够赋予人们积极追求的动力。

元宇宙就是这样一种更为高级的幻境。元宇宙概念的提出可以理解为西方世界的精英为寻找生命意义、克服虚无的全新尝试，而这一尝试根植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中。一方面，元宇宙本身带有前沿科技的画面感，而概念提出者又是掌握着强大研发能力的科技公司，这意味着这种想象是符合“理性”的。另一方面，元宇宙又带有浓重的超越性。元宇宙蕴含着个体在新世界中再生的愿景，这种愿景或许可以对比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航海家们对寻找新大陆的坚持与热情。这种发现和开拓新世界的强烈愿景生发自近代西方文明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也构成了近代西方文明克服虚无的进路。歌德（Goethe）笔下的浮士德正是在开拓新的疆土中感受到了最崇高和幸福的瞬间，并最终被天使从恶魔梅菲斯特的手中拯救到天堂。“凡自强不息者，终将得到拯救”——这正是《浮士德》对新教精神的生动诠释。(47)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近代西方人一直在采取行动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并期盼着最终在神的恩典下走入永生。从新的大陆（美洲大陆），到新的空间（星辰大海），再到新的宇宙（元宇宙），元宇宙的概念延续了西方新教伦理下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这个层面上，深藏在元宇宙概念中的西方宗教色彩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