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突如其来的各种变化不容乐观，动摇了旧有的国际体系。怀有敌意的修正主义国家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朝鲜已掌握了发射核武器的军事能力。在中东地区，不同宗教派别之间流血冲突不断，战争及其相生的一系列人道主义危机和难民问题困局，使安全竞争日趋紧张。就在最近，“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的黑色旗帜还在摩苏尔上空飘扬。“阿拉伯之春”的革命阴影也在其他国家蔓延，或转向专制，或陷入严重内乱。经济方面，保护主义再次抬头。与此同时，危机的酝酿也伴随着英国脱欧（EU）的余波，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运动的相继爆发，以及独裁“强人”（strongmen）的出现。尤其是美国动荡的政局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使得本就焦虑的时评人士开始哀叹，自1945年之后建立的以制度为基、规则主导、开明领导的世界体系正在崩塌。随着纷争不断加剧，带来了很多看似无形却有形的灾难，如气候危机的出现等现象，愈发令人生畏。

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动荡不安，越来越多的跨大西洋安全事务官员、专家学者、官僚政客、军事政要、商业财阀，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不断表达着他们对于过去时代的怀旧之情，并开始谈及所谓政治的终结。13他们中有些人警告称，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正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还有一些人则干脆已经为其敲响了丧钟。我们正在见证“人人所熟知的那个西方世界的终结”，曾经的“长期霸主”（long-time champion）不再享有“全球领导地位”（global leadership），一个“黑暗时代”（Dark Age）即将到来。最近，《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向32位专家提出了一个问题：“自由秩序是否正处于危险之中？”其中，有26人非常确定地给出了肯定回答。14

这种新的混乱引发了各方的积极表态。在2019年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会议主席伊申格尔发表了《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重申了以“民主、自由、公平、开放市场、法治”为基础的战后秩序。15似乎大笔一挥就驱散了历史的黑暗，一个充斥差异与不平等的世界被描述为一个处于较高发展程度的历史阶段，忽略了冷战的残酷斗争和各自为政的独裁权力，也不存在战后漫长的重商主义。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Davos）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也秉持同样的历史态度，提出了完全无视历史的劝诫性口号。162018年9月，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葬礼宛若一场“抵抗集会”，人们为暴力武装的自由主义事业赞不绝口，为旧秩序的逝去而哀悼，麦凯恩的去世似乎变成了该秩序的退场乐章。17许许多多的文章已然写就，对自由秩序不吝溢美之词。除了个别令人敬佩的直言者，曾经的自由秩序叙事完全是赞美之辞、歌颂之章。而由于他们的理想受阻，这些自由主义的信徒愈发紧紧抱在一团，逐渐变成了一种宗派信仰。他们奉行维护正统，即支持自由贸易、扩大联盟、主动采取军事行动、拥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谴责异端邪说，即反对保护主义、军事克制、不干涉主义，以及对敌缓和政策。

如果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许诺人们摆脱暴政、获得解放，那么以上赞美之词试图证明，美国是在借助自由主义的话语重塑世界（或大部分世界），并以一种开明之举维护了世界安全。美国制定的规则不断对外产生影响，美国倡导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国际事务上开始发挥作用。18由于其自身的自由主义属性，这个超级大国，作为战胜国，不仅行使权力，更发挥其全球领导力和深度参与能力，推动建立了促进和平的机构。美国以其无可比拟的实力为该体系保驾护航，同时也受到该体系的约束。新秩序不是基于蛮力强权，而是构建于规则与秩序之上。“美国治下的和平”摒弃了以全面战争、种族灭绝、帝国统治、残酷的地缘政治、土地掠夺、势力划分、关税保护主义集团、经济自给自足、零和博弈和暴力民族主义等为代表的旧的治国之术。不同于帝国的野蛮统治和发号施令，作为新主宰者的美国霸权则是一种基于合议治国（rule by consent）和合法权威（legitimate authority）的权力，能够提供公共产品和“灵活的强制规则”。19作为世界的“第一公民”（first citizen），美国要服从于现有的世界规则、框架和协议，同时，它又是一个利维坦式的独裁巨兽（Leviathan），依赖自我约束，并借此树立权威。新秩序并不完美，它的追随者们也认同这一点。其机构需要革新和重塑。但是，新秩序还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相对繁荣，并阻止了大规模战争的发生。他们坚信，随着“丛林”卷土重来，这个世界必将陷入战争。20

知识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2018年7月，43位国际关系教授在《纽约时报》21发布一份反对特朗普的联合宣言，随后，该领域数百名知名人士在线签署请愿书。22相比其他颂扬之词，这份宣言比较克制，它将自己的主张视如不言自明的真理，诉诸权威，并描绘了一幅经过美化的历史图景，即美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服从于它所创建的制度。

他们主要认为，在一个开明的全球体系下，世界可以再度恢复秩序，由一个有远见卓识的超级大国为着人类的共同利益主导运行，并自愿约束自身以维护秩序的合法性。那些憧憬自由秩序的人们建议华盛顿重新修复遭到破坏的传统，承担起经济和安全责任，并推广自由价值观。他们提出警示，如果仅仅因为一时的失望，就要去调整美国的正统地位，不免有些反应过度。这份宣言详细阐明了像特朗普、普京这些不同角色的人对世界构成威胁的原因，但是其中的论断对它所论述的对象的态度也具有明显的武断性。假定基于规则的体系（rules-based system）是真实存在的、从一开始就值得去捍卫，正如英国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看作历史的起点。23

这种政治修辞已经成为一种咒语，而且在近些年显得更加突出。这是一个新词，但它描述的其实是大西洋西海岸几代人所一直追求的理想。一位观察员指出：“当实际的自由国际秩序越来越不像其早期巅峰时期的情况，就越发有必要为其命名。”24并且随着国际局势越来越恶劣，这个“咒语”更加被反复提及，仿佛不断重复念出它就能召唤失落的世界重回人间。随着克里米亚、“伊斯兰国”在中东惹起事端，“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这个概念在英国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重复使用多达30次，在澳大利亚2016年《国防白皮书》中重复了38次。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反复强调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既不能缓解目前的混乱局面，也不能改变离心的选民，更不能抑制美国竞争对手的野心。不同地区的民调显示，自由秩序的概念让他们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而大多数退伍军人与公众的想法基本一致，即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争是一种浪费。25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听众而言，这个概念更像是一种说教之辞，内容空洞乏味。26

声称美国建立的秩序是一种例外、强调霸权和帝国并不相同，正呼应了曾经那些强权大国的例外主义主张。这是一种古老的幻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当时也是对自由主义和帝国关系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和银行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用类似的非帝国霸权的幻想来解读古典希腊，认为雅典对联盟的温和领导与波斯霸主的压迫性统治是有区别的。然而，希腊人经常互换使用“霸权”和“帝国”这两个词，27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是国际关系中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利益最终也会有所分歧。这时，即使是温和的大国也要靠实力说话。

用委婉的政治修辞美化权力，这种世界观根本经不起质询。它忽视了历史上许多相反的例子，过分强调美国秩序下的和平中心西欧和东亚地区，这一秩序正是在权力竞争最激烈的地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它却无法解释战后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影响最深的越南战争。与所有霸权国家一样，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放松了自我约束，为挽回面子、展示信用、维持权威而肆无忌惮，无视规则。

然而，关于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的讨论仍在不断发散，已经成为大西洋安全领域的“通用语言”。这就显示出这些国家语言的一致性和统一性，通过在阿斯彭、达沃斯、慕尼黑、哈佛、布鲁金斯学会或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秘密会议，以及智囊团、政府、基金会、大学和媒体评论之间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他们之间保持紧密的社交网络。这些呼吁自由秩序回归的人所组成的联盟，本身就属于同一个阶层，拥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28

在我们这个复杂的重组时代，秩序问题也跨越了旧的界限，建立了新的联盟。鹰派的国际主义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共同反对特朗普和自由秩序的敌人。29致力于一个英雄般的伟大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在自由主义问题上分为了两派，一派同两党一起抵制特朗普，另一派则加入了他的政府。30这个问题甚至在特朗普一派内部也产生了分歧。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宣布要打造基于国家主权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的自由主义新秩序，随即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口号，“我们是美国，贱人！”（We're America，bitch!），把美国的至高无上展现得更为赤裸裸。31总统的一些部长对自由秩序的某些特点（如坚守制度）感到非常恼火，并企图让他们反复无常的老板回归美国霸权领导的正统观念。这样一来，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自由秩序”的拥护者们坚信，“自由秩序”是有益的，且值得被捍卫的。32他们认为，这个战后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秩序涵盖了一系列“贸易、制度和社会目的”33。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凭借其有利的地理、经济优势和人口规模以及军事优势，制定了“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各国遵循的认知框架，以及判断行动是否合法的标准”。34对于其崇拜者来说，这项工程将世界重新连接起来，具有深远的意义。他们将之断代为一个自1945年盟军取得胜利以来断断续续持续了70多年的时代。美国创造了一种宪法秩序，它反对不受约束的权力，一种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良性的和开放的制度。这一秩序之所以长久、稳定、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基础。这个体系达成了一种利益上的和谐，既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

尽管传统主义者们基于类似的历史背景和政治逻辑都在使用“秩序”这一词，但他们所指的含义有时候各不相同。有些人比较宽泛地用它来指代美国至高无上的仁爱精神，也有人使用这个词来具体表达对美国辉煌历史的雄心抱负。但是，他们都捍卫自由秩序，认为正是这一秩序把世界从经济萧条、极权主义、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中拯救了出来，创造了历史。大多数人主张这一秩序成为未来的世界模式，并期盼其他人也能认同他们的愿景。他们的悲观情绪也各有不同。一些人认为，随着美国的“衰退”和国内外野蛮势力的崛起，秩序正在崩溃，我们最多只能尽可能地去挽救；也有人希望，即使西方内部分裂，美国建立的秩序也能比它的主要缔造者存活更长久。

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怀疑者。35他们大多数认为，自由秩序是一项虚假的承诺，这个概念更多阻碍而不是帮助人们在混乱中找到出路。他们注意到，这种怀旧幻想与真实历史之间存在偏差，并且认识到战后的世界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整体”。也许存在“自由秩序的岛屿，但它们漂浮在完全不同的海洋中”。36大多数人更赞成一种更为克制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少一些军事化、多一些包容、不那么具有扩张性。还有些人属于孤立主义者，主张美国把海外的责任转移回本土。本书作者并不属于这一类。怀疑论者主要是反对中间派的正统观念，但这一群体的成分又十分复杂，包括现实主义学者、反战保守派和进步左翼国际主义者，尽管也有一群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美国仍应在国外谋求主导地位，但不应该花费太大代价输出民主资本主义。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挑战自由秩序的愿景，这种愿景将自由秩序视为一个曾经实现过的历史，而完全可以谋求回归。这些记忆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无法解决当前的困境。事实上，他们正是问题的一部分。人们对自由秩序的错误记忆往往被当作“神话历史”，用来解释历史起源、用作行动指南，但却掩盖了强权政治的内涵。当强权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神话中，这会让人们忽略了它可能导致的后果。我们的任务不应该是去调整、革新、重振、重新包装或重塑这一愿景。正是这一愿景使美国陷入如今的境地：背负着不可持续的债务，被过度和不负责任的国家权力所扼杀；在多次失败的战争阴影中挣扎；与欧洲、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竞争对手不断陷入冲突；以及特朗普的当选。这时候所要采取的谨慎做法是去纠正或至少抑制其缺陷。

除了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讨论，怀疑论群体十分多元。对于是否真的存在自由秩序以及自由秩序是否能存在下去的问题，他们意见不一。有些人坚信，这种秩序存在过，至少在美国曾经不受约束、横行霸道的单极化时代是这样的。也有人为自由主义的进步而庆祝，但声称这与美国霸权无关。还有一些人抱怨美国本应该创造这样的秩序，但却没有。他们呼吁美国践行其曾宣扬的理念，同时，遵守那些他坚持要求别人遵守的规则，似乎在暗示，如果能够破除虚伪，我们就能拥有这样的秩序。37因此，在怀疑论者阵营内部，对于自由秩序是否可取、是否可行，仍存在争论。

人们对秩序的理解非常关键，往往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正如物质力量能影响或剥夺人们作出某些选择一样，思想也会制约和限制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实际上，那些哀叹自由秩序堕落的人想表达的是，有些想法就是不合理的，根本不用考虑。他们担心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会危及传统的主流观念，导致美国放弃在海外的各项承诺。他们呼吁恢复旧秩序，也是为了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我认为，导致当前危机的帝国神话之一，正是人们过于夸大自由秩序这一概念，而且夸张地认为它即将崩溃。

当今的政治是一种复辟政治（restoration politics），企图恢复失去的秩序。一些政治强人，或是善于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声称要为真正善良的人民发声，反对非法的外来精英，发誓要恢复失去的秩序，以此寻求权威。他们号称要“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收回边界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或者恢复就业、重振经济、加强主权边界和提升民族自豪感。38而且，他们并不是唯一想要带人们回到过去的人。自由秩序的支持者认为，他们坚持的事业是向前看的，而那些选民和政治现实主义者则相反。39然而，他们也传达出强烈的怀旧情绪。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曾在追忆已故外交官、“美国治下的和平”秩序的“设计师”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时提到，这位英雄在1949年观看音乐剧《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时，由于深感那个“我们无所不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痛心而泣，那是一个“我们曾走到地球最遥远的角落，拯救世界文明”的时代。40这些人一方面告诫人们不要“向后看”，但同时又呼吁复兴70年前建立的体系，这种体系所建立的基础是当时战后特殊且短暂的时间窗口、各国权力分配不均衡的现实，以及美国的技术官僚“创新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例外主义。41前参议员、国务卿和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指责特朗普选民“向后看”。但她也呼唤那段浪漫的过去，即“两党长期以来领导全球的传统，偏好合作而非单方面行动、在实际开战前使用大量外交手段、与老对手化解建立盟友关系而不是到处树敌”。42克林顿称赞的这一历史实际上要复杂得多。从历史上看，美国经常单方面采取行动，草率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考虑这么做），包括2003年克林顿也投下支持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伊朗的阿亚图拉长期保持敌对状态。43

有时，自诩为自由传统主义者的人怀旧得可笑。鹰派公共知识分子马克斯·布特（Max Boot）的著作就展示了一种怀旧式的帝国主义转向。布特拥护“自由秩序”，斥责共和党同僚说：“怀旧并不是一种外交政策。”但他也建议华盛顿要从维护边界安全的历史战役中寻找战时灵感，他借用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一首短诗之名，强调美国要承担起“白人的责任”（white man's burden）。44布特对帝国的崇拜、对复仇的渴望，以及他对于种族灭绝行径和其研究对象种族特征的漠视，都显示出极端的麻木不仁。这还揭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而这一点通常被遗忘在各类历史记录的角落——即历史并不仅仅只有温和的领袖和充满感激之心的被领导者，这也是一部关于反抗与压迫的历史、一部关于武力讨伐的历史。霸权为了征服这个世界，频繁实施暴力，这才是历史的核心问题。

许多自由主义秩序的支持者并不像布特那样热衷于血腥的扩张，他们认为自己是和平、守法的，他们提倡的武力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和平局势。但在实践中，他们表现出的自由主义秩序具有某种军国主义（militarism）倾向。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战后秩序，其建立初衷更多的是从原则上限制使用武力——“战争的祸害”——而不是赋予它许可。然而，以大西洋主义者为代表的自由秩序狂热分子经常主张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军事行动，而且往往未经联合国安理会（UNSC）的正式授权，假以有效执行规则的名义违反规则，以难以宽恕的方式侵犯其他国家。2013年8月，倡导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刊发文章谴责英国议会投票否决对叙利亚进行空袭以惩罚其使用化学武器（CW）暴行的决定，作者认为轰炸是强化底线和维护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必须手段。45反战者们担心肆意的军事行动会违反规则或正当程序，而且可能会在无意中反而帮助了宗教叛乱分子，因此，他们往往被视为狭隘的反动派。然而，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所谓禁止化学武器的原则至高无上、凌驾于其他一切因素之上的主张并不符合历史，例如美国此前就曾支持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对抗伊朗。而到了叙利亚事件中，自由主义的良知再一次被唤醒，使他们坚信空袭可以被用作一种道德行动的工具，并谴责其他保守的怀疑论者。他们又一次要求特事特办，无视其他秩序概念。自由主义再一次变得不那么自由。

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很难形成富有成效的结论，因为这里面混淆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概念，例如：内涵丰富而又历史复杂的自由主义问题、“国际间”问题，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塑造国际关系的问题；还有对“秩序”的各种冲突观念。自由秩序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它通常表达的并非一个可证伪的假设（a falsifiable hypothesis），而是一项信仰，一种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的关于美国国际主义的愿景。正如达蒙·林克（Damon Linker）指出的，这个概念有正反两面：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鼓励遵守规则和谈判，促进各国和平与繁荣，这是我们的成果，就如同我们在全球培育的民主世界。那些反对我们捍卫这一秩序的人都是邪恶的……我们会揭穿他们曾经做过的每一件坏事，暴露他们背信弃义、恶意狠毒的本质。换句话说，我们是理想主义者，讲究道德、心怀善意、遵纪守法、以身作则。

但这只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侧面。美国可能保持着优良的道德传统，但我们对待世界的丑陋现象也很强硬、无情、冷酷和现实，这就好比一位警长要在一个无法之地建立一个脆弱的温和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为了达成目的往往可以不择手段。在与敌人斗争时，我们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取胜。我们别无选择……坏人的每一个不道德的行为都应该被作为他们邪恶的例证，我们那些看似恶意的行为却被视为少数的例外，在这个本就充满悲哀的堕落世界面前完全可以得到原谅。46

正是由于坚信秩序的理想与稳定，赞誉之辞往往掩盖了对危机的警示，更多的是反复强调，秩序能够解决一切自身问题，秩序带来的利益可以完全弥补它出现的问题。47秩序的捍卫者提供了技术官僚式的补救措施：精细化的机构、新鲜的消息或是创造新的项目。即便秩序会消亡，也不是自身的内部缺陷所造成的。由于对危机的忽视，这一秩序变得十分脆弱，总是遭受中伤诋毁。这就决定了，无论是为它写讣告悼念，还是控诉“失败主义者”，抑或开展复兴运动、期待那些已经感受到幻灭的人们能够重新回到这一旗帜下，都是无济于事的做法。如果这个世界确如怀旧者们所坚信的那样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需要做的是探寻问题，而不是自我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