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论文写作的规范与方法

撰写国际关系论文，要做到逻辑自洽、结构合理，特别是要有所创新，有几个规范是必须遵守的，包括：（1）观察事实与阅读文献要有发现；（2）有基于疑惑提出的研究问题；（3）有对问题的明确答案即核心观点；（4）有适宜的文献综述证明自己的核心观点具有新意与研究价值；（5）有论证核心观点的适宜方法；（6）有明确结论构成对国际互动现象的新认识并产生政策启示。这六个方面，前五点是基本要求，第六点是前五点做好的结果。作为相互联系的学术要求，这些规范是评价论文写作和进行研究设计的重要标准。

一、事实与发现

在确定的领域开展国际关系研究，起点在哪里？“经验论”的观点主张应开始于观察，认为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经验事实，就能建立起科学的大厦。与之不同，“唯理论”传统的观点则主张应开始于问题，认为通过理性的演绎，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才能实现知识的增长。从经验观察和理性质疑这两种途径来讲，虽然对于研究都不可缺少，但却未必能找到创新的切入点而进入论证的过程。要迈进研究的大门，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有发现。

所谓“发现”，就是“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47对于研究者来说，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探索总会碰到很多疑惑。不过，自己的未知未必就是学界的未知，因为问题可能已经解决而自己并不知道。所以，要有发现，首先要找到在学界确实存在的疑惑。但仅仅找到这样的疑惑还不够，还必须找到解决疑惑的途径，否则还是进不了研究的大门。所以，构成研究起点的“发现”须包括两个东西，一个是基于疑惑提出的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这可以指引探索的方向；另一个是与这个问题相对应的有待验证的答案，也就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拟论证的核心观点。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发现来自对事实的观察和思考。由于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包括作为真实的事实和作为文本的事实，因此“观察事实”既需要直接观察经验事实，也需要阅读和理解已有的文本。就这两种“观察”来讲，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比如亲眼目睹国际互动的事实，或是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当然比阅读第二手资料要好。然而，由于绝大多数研究者没有这种机会，因此阅读文本就成了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常规途径。

以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容进行解读时需要注意区分两种叙述，即“事实”与“观点”。“事实”是指对客观现实的描述，这种叙述可以用证据证实或证伪；而“观点”则是文本作者表述的主观看法，是对于客观事实的判断、推论与解释。

对文本中的“事实”进行思考，主要是依据证据判断其真伪。如果没有证据或是证据不足，那就需要提出质疑。这是一个客观实证的过程，不应受主观偏好的影响。对于文本中的“观点”进行思考，则需要考虑其判断是否恰当，推论和解释是否合乎逻辑，以及是否具有相应的解释力和应用价值。

由于国际关系事实是内含行为体意图的社会事实，有不可以观察的观念性要素，同时观点的提出者又有不同的理论背景和价值偏好，因此在同一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主观看法是很正常的。解读这种带有主观色彩的“观点”，并不存在得到公认的客观检验标准。因此，人们应当适宜地对待观点多元的现实，对每一种观点都要有独立的思考，要经过一定的质疑。如果发现推论不合逻辑，与国际互动的现实相悖，不能给人们认知国际问题和进行战略应对提供指导，那就需要思考能否提出更好的观点。

从具体操作来讲，对事实的观察有可能发现新的国际事态，或是已有事态的新的关系、属性、特点和变化趋势，也可能通过数据处理发现新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这样的发现可以构成实证研究的起点。对观点的“观察”可能通过质疑已有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提出新解释，也可能通过质疑事实的“意义”对行为体的观念因素作出新说明。对已有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对策建议进行质疑，如果发现缺乏现实价值与积极影响，那就可以提出新判断与新建议。

总之，通过检验事实和质疑观点发现新事实或新观点，只要相比此前的研究和知识的积累又向前迈了一小步，那就能构成适宜的创新切入点。

二、提出问题

基于发现开始研究，首先要做的是提出研究问题。这样的研究问题，对应的是学术界有待解决的疑惑或争论。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问题不单是需要解答的疑问，它还具有规定研究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目的的属性。不同于为了编撰教科书去综述、梳理已有的知识，以解决疑惑为导向的研究是旨在探索未知和创造新知识。

从知识的构成来看，研究问题是处于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相交的部分。相对已有的知识，研究问题是指涉未知的东西，但这种未知并不是完全的未知。对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研究者是不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的。因此，研究者所要探求的未知，必须是与已知有联系的东西。这种东西应该存在于已知与未知的交界之处。研究者通过观察事实找到这种具体的交界之处，就能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48

研究设计所提出的问题，在形式上可大体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和“做什么”三大类。

“是什么”的问题是与“描述”相对应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事实是否存在，有怎样的形态、属性、影响和变化趋势，都需要通过描述来解决。例如，《美国利益面临五大威胁》一文，所提出并论述的就是美国面对的威胁“是什么”的问题。49除了对现实问题的描述，“是什么”还涉及对理论概念的描述。例如《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一文，所指涉的就是一种概念化事实，描述并解释了一个行为体使他者做原本不会做之事的能力或关系机制。50

“为什么”的问题是与“解释”相对应的。比如，针对冷战后现实主义不再具有解释力的批评，肯尼思·华尔兹2000年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冷战之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文。该论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冷战后现实主义仍然具有解释力。51

“做什么”的问题是与“价值判断”和“对策建议”相对应的。由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意味着赞同或反对某种互动行为、政策或现状，而对策建议则总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因此这两者就研究问题而言往往是分不开的。例如，《美国不同的大战略观》一文进行了战略观的比较52，其中就包含了价值的取舍和美国政府应当“怎样做”的建议。

研究者设计论文提出问题，基本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现实，二是文本。研究者观察现实可以得到有关真实的第一手信息，而阅读文本则可以得到有关真实的描述、解释、价值判断和应对策略。如果人们发现现实的国际问题没有得到适宜的描述和解释，或者发现已有的价值判断和应对策略不适当，那就会产生疑惑，并进而提出有待研究的问题。

从操作的角度讲，提出研究问题可以经由下述途径：

第一，观察事实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人们的观察通常会从个案开始，通过关注与他者不同的事实，或是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就可以提出问题。进行这样的观察，可以横向比较同类的事实，以探求事物的新属性；也可以纵向地进行历史的比较，以探求事物的发展变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定量分析是一种重要模式。通过对个别事实的深入观察与比较，就有可能发现可作统计分析的变量与路径。这也是一个从点到面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观察提出问题，人们应重点关注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东西，这样就能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找到研究的切入点。

第二，阅读文本进行理论、概念的比较。人们阅读文本，了解一个理论概念的时候，总会对比已知的其他文本和已知的事实。当研究者发现一种理论失去解释力的时候，就会思考是不是有其他理论工具可以使用。当发现没有适用理论的时候，就需要针对已有理论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可以是颠覆性的问题，也可以是修正和补充的问题。当然，为了能够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理论问题，研究者必须对相关事实和文献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第三，诠释意义。研究者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常常会涉及对意义的解释。例如，小布什为什么坚持进行伊拉克战争，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什么与西方为敌，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都是涉及行为体意图的问题。

第四，变换角度，探讨新的研究思路。当研究者发现传统的研究路径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并且发现可以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时，就可以跨学科进行研究途径的借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借鉴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手段，就是这样的探索。基于新角度进行研究，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当然，借鉴新的学科方法，最终是要为国际关系研究服务，因此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应该进行这样的转向。一般来说，变换思考角度要针对研究较少、较薄弱的方面。53

第五，提出政策建议。当国家外交面对新挑战需要有新的对策与战略时，就可以提出这样的研究问题。这样的研究视角，与现实的国际互动密切相关，探讨的是行为体应当怎么办。例如，应如何进行特定问题的外交谈判，应如何对国家利益进行判断，应怎样排列不同的目标与需求，应怎样处理国际危机等，都是决策部门需要研究者回答的问题。除了短期和急迫的对策需求之外，国家制定中长期的对外政策或战略也需要有对策建议。围绕这样的重大问题，配套问题通常涉及对形势变化、外交应对、资源运用、相关国家的可能反应等方面的研究。

以上所讲的问题提出途径，都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不过，研究问题并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产生的，有时问题可能是来自灵感和突发的联想。肯尼思·华尔兹就谈到过理论创新时“智慧的灵光闪现”的重要性。54对于研究者来说，要发挥想象力，在思索研究问题时就不应受任何拘束。当然，有了初步想法之后，还需要进行仔细推敲，以便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研究问题。

关于好的研究问题，有四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一个好的研究问题，一定对应于一个未解决的疑惑，所期待的答案与论证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是指能产生对于事态的新的描述、解释或对策，理论价值是指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要么能提出一个新理论，要么能修正一个有缺陷的理论使之更完善。

第二，好的研究问题应表述得非常清楚，有严谨的逻辑基础，其指涉对象没有含糊之处。如果问题表述含糊，那么针对它的研究就不可能给出清晰的论证，人们对研究结论的理解也往往会产生歧义。要想使所做研究不产生歧义，提出语义清晰的问题是一个必要前提。

第三，好的问题应当有适中的领域范围，有较为广阔的研究和解释空间，但又不过于宽泛。通常，其构成应当是以核心问题为主的一组问题，这一组问题能够合理地构成研究框架。如果大问题不能分解或演绎成若干具体的小问题，研究者就可能无处着手。

第四，好的问题应当有适用的研究方法和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问题就是要达到的目标，没有适宜的方法，就不知道应如何研究，自然不可能达到目标。由于研究者掌握和熟悉的方法都是有限的，因此所提问题一定要与自己的研究能力相适合。当然，研究者有了好的方法，还应考虑能否找到适用的资料。例如，进行国际关系史研究如果不能查阅相关的外交档案，那就无法得到必要的资料。

三、提出核心观点——问题的答案

研究者提出问题，同时需要给出问题的答案。在论文设计中，与问题相对应的答案就是论文的核心观点。55在设计论文时，必须先行提出待论证的核心观点，因为人们阅读论文，需要在一开始就知道作者要论证什么和怎样论证。事实上，论文选题有没有意义，自己的研究是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所选方法是否适当，都是相对于论文的核心观点而言的。

论文的核心观点，在不同类别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形式。

进行实证研究，例如论证所发现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核心观点就是论文的核心假设。作为对变量间关系的一种学术猜想，假设既是对研究结果的一种预测，也是对所研究问题预先给出的有待验证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是要说明国际行为体间有怎样的关系，国际事态为什么会发生及是怎样发生的。从形式来讲，假设乃是陈述事实的一个命题。

在研究中提出假设，基本的前提是研究对象要可以观察。如果研究者提出的命题包含不能观察的要素，那么就无法进行经验实证。例如，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命题“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包含了“共有观念”“建构”“国际体系的结构”等不可以直接观察的因素，因而不能作为研究假设。相反，民主和平论者所提出的“民主国家不打仗”，则符合假设的条件，因为该命题所涉及的两个要素，即“民主国家”与“战争”，都是可以观察的，因而是可以进行验证的。

根据所指涉变量关系的属性，假设可以反映因果关系，也可以反映相关关系。如果观察事实发现A是C发生的确定原因，那么就可以提出有关A与C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如果发现A与B是影响C发生的因素，而这种影响的程度具有不确定性，那么就可以分别提出有关A与C和B与C的相关关系的假设。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提出的崛起国挑战霸权国导致大国战争的观点，指涉的就是因果关系56，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的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上升、国际政治中低政治议题地位上升和军事力量地位下降等命题，57所指涉的则是相关关系。

根据指涉对象，假设可以分为特定假设与一般假设。特定假设是有关特定对象的假设，主要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中的特定事件，带有特殊性。例如，冷战是一个特定事实，对于冷战的结束，人们就可以提出待验证的假设（答案）。一般假设是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事实，具有较广泛的解释力。用于解释规律的假设，就是一般性假设。上述米尔斯海默和基欧汉提出的假设都属于一般假设。这种假设即使只能表明变量关系的或然性，仍具有较广泛的解释意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论研究者提出何种假设，从方法的要求来讲，都应该有清楚明确的表述：假设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不应存有争议；所有变量都应有明确的界定；表述应为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每一个假设说明的都是两个变量的关系，如果有更多的变量，则应分解为不同的假设。如果假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性，人们在理解上就会有不确定性，进行验证也会有歧义。

与实证研究不同，如果研究者是进行非实证研究，所针对的是不能观察的事实，那么就不能采取提出假设的方式陈述核心观点。通常，探讨事实之意义的研究，有关战略意图的研究，诠释文本的研究等，所提出的核心观点，都是在理解基础上所作的主观判断。例如，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把力量的重心转向亚太，这个事实的意义何在，是不是有遏制中国的意义，研究者就需要根据自己对文本的解读进行判断。

研究者以非假设的形式提出核心观点，其表述同样需要简明清楚。如果是用一段话来陈述拟论证的观点，那么其中一定要有核心命题。一般来说，核心命题越简明，设计论文框架就会越明确，是否有创新就会越清楚。如果人们读一篇文章找不到清晰的核心命题，那么这篇文章就可能存在根本性缺陷。

设计论文提出核心观点，必须要有新意，这是设计与写作论文的最根本的要求。所谓有新意，就是要与此前学界已提出的观点有所不同，能够解决学界尚未解决的疑惑。要清楚地表明观点具有新意，研究者就必须进行文献综述。

四、进行文献综述

专业研究者进行文献综述，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学科综述，即说明学科的发展，表明自己对相关研究领域有充分了解，拟在该学科作进一步探索。另一种是问题综述，即集中于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陈述已有研究的观点，说明自己正进行的研究具有创新性。这两种综述有密切关系，但范围与功能是不同的。前者是要说明研究者对所选定研究领域的了解，而后者则是要说明论文拟研究的问题相对前人的贡献有怎样的价值。从撰写论文的角度讲，阐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创新性，拟做研究才具有合法性。

以创新为目的进行文献综述，既要表明论文拟论证的观点与已有研究不同，又要表明这两者间有密切联系。研究者陈述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方方面面，要旨是搞清楚自己拟解决的疑惑学界已有怎样的研究，是否已经解决。如果发现学界已有研究，自己的观点没有新意，那就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角度和观点，或是放弃对该问题的研究。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有明显新意，且与已有研究存在逻辑联系，那就能确定自己的研究具有价值。在综述中，如果研究者发现学界没有或只有极少的相关文献，要慎言“填补空白”，因为与学科的知识积累有关系的研究问题，通常不可能没人关注。完全没有人关注，比如查不到相关文献，那所提问题和观点很可能是不恰当的。

一般来讲，学术研究都具有沿袭传承的特点，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任何一项研究的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讲，适当的研究问题应当处于既存在研究又存在疑惑的领域。研究者为解决疑惑而提出的问题与观点，应当是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在这个从已知走向未知的过程中，研究者对已有研究的清楚阐述乃是发现问题和提出新观点的前提。从操作角度来讲，进行文献综述要特别避免泛泛而谈，例如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宏大理论讲起。基于研究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就像是为盖房子而打地基。房子的地基一定要打在拟建房子的地方。如果做综述缺乏针对性和深入性，所综述的文献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逻辑关系，那所提出的观点就是没有基础与根据的，创新也就无从谈起了。

以拟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为导向，综述文献要选取与问题相关的资料，特别是针对该问题的直接论述。如果没有直接论述，则要选取有逻辑联系的相关论述。这里所说的逻辑联系，是指有直接的推导关系，而不是泛泛相关。为了说明逻辑联系，进行综述就不能是纯粹的梳理，而是要联系拟提出的核心观点对资料进行评述。例如，可能需要说明已有研究是否涉及过这个问题，已提出了哪些观点，是否解决了问题，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在已有研究途径不适用的情况下为什么选取新途径具有学理意义，等等。对文献进行学理分析，可以为随后的论证奠定基础。

总之，做好文献综述，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学界已有研究与论文拟做研究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这种联系阐释得越明确、越深入，综述的任务完成得就越好。

五、方法的选择

有了适当的问题和拟论证的核心观点，还要选择适宜的方法才能实现论证的目的。在撰写论文时，研究方法的选择决定于研究对象的属性。对于可以观察的对象，要用实证的方法，即用客观事实来验证。对于不可以观察的对象，则要用非实证的方法，比如诠释方法，来解读事实的意义。由于国际关系事实既是客观实在，又是行为体意图的体现，因此两类方法的运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以对军事力量的研究为例。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军队规模与部署等都是可以观察（包括统计）的“外在现象”，需要而且必须进行实证研究。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意图，对安全问题的判断，特别是会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所体现的则是不能直接观察的“内在意义”，只能进行非实证研究。再比如，研究美日同盟关系的演进，对于其意图需要做非实证的研究，即依据各种文本进行诠释；而对其实际行动则需要做实证研究，即进行经验观察与解释。总之，对于任何一个国际关系问题，都需要同时研究其两面，只解释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当然，在实际研究中人们都会有所侧重。

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研究是一致的，即在搞清楚事实的客观真相的基础上探求变量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不能靠主观想象与猜测，所得结论必须是可以检验的。从操作的角度讲，实证研究可以选用多种方法，包括选取一个或几个事例的案例方法，对大样本进行统计描述与推论的定量方法，以及把事实模型化后进行推理的形式模型方法等。这三种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实证方法。

案例法是针对单个或少数事例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的一种途径。研究者基于特定目的挑选的事例（case）并不是事实的自然形态，而是为达到一定目的特意选取的，这与大样本研究中按照客观性原则随机选出的可代表总体的样本（sample）是不同的。

用案例法进行研究，可分为非理论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前者是对选定的事例本身进行解释，类似于历史性研究，而后者则是为了检验或发展理论。

用案例法对理论进行检验，可以进行证实，也可以进行证伪。不过，由于案例的选择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用案例法证实一般性命题通常被认为缺少说服力。不过，用案例法进行证伪则是受肯定的，因为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一个命题。

用案例法发展理论，其目的不是检验假设，而是要探求新的变量关系，以便提出新假设。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当人们不知道应如何寻找新变量时，运用案例方法研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有所发现。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由于事实存在差异，能做统计分析的对象十分有限，因此人们往往需要用案例法作为论证观点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多案例的方法就比采用单案例更好。例如，选择两个相似案例和一个相反的案例进行搭配，对拟论证的观点进行检验，说服力就大得多。

定量研究法是与事实的量的规定性相对应的。对于可以观察之事实，没有恰当的定量研究，就不能进行准确描述，也不能发现规律并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验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定量分析，简而言之，就是根据大样本数据描述事实的现状、过程、趋势（包括测量变量间关系），或者根据部分样本的数据对事实的总体特征作出推论。其中频数分析、概率推论以及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等是主要的操作方法。58由于这种研究途径具有科学的形式，因而在国际关系学界有日益流行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关系事实不具有进行大样本统计的条件，因此定量研究的选题是有局限性的。再者，进行统计推论尽管可以得出非常“科学”的结论，但这种计算结果未必与事实的发展相符，因为国际关系的演进并不是纯客观的进程，人的意图发生改变，国际互动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从这个角度讲，运用这种重要的实证方法，只有了解其局限性，才能更恰当地解释其研究结论的意义。

形式模型（formal model）方法是指运用数学、图形和符号进行研究的途径。其中，以研究对抗冲突中的最优对策为目标的博弈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方法。由于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军备竞赛、军事结盟等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研究者基于理性选择模型可以明确各方的战略选择与收益，并推论出结局，因此把某些国际问题形式化是可以得到有益启示的。例如，研究者可以简化真实世界的某一部分以描述其逻辑关系，可以用模型的方式演绎在经验世界中无法观察到的景象，也可以用经验事实对所作推论进行证实或证伪。这些都是运用形式方法的长处。

不过，形式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把问题形式化会忽略掉许多关键因素和条件，因此所作推论很可能与现实情况有较大距离。再者，以形式方法演绎的结果是以博弈者对环境与规则有共识为前提的，但现实却未必是这样的，即决策者未必是理性的，他们在相同条件下未必会作出相同的战略选择。因此，用形式模型说明现实问题时，必须综合考虑更多的因素。事实上，实际决策者是不可能把形式模型的结论简单地应用于实际的。

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的非实证研究，所运用的主要是诠释方法。这种理解与解释文本的途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的是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方面，宗旨是说明事实的社会（历史）意义。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者首先要理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即文本的原意。再进一步，则需要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即解释作者的思想是如何从生活的整体环境中产生的。由于文本的内涵不能进行经验实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可以从中解读出新意义，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诠释，要旨始终是提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即说出前人没有理解或解释的东西。

在诠释的操作中，研究者可以不拘一格地运用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针对文本，可以用历史分析法解释国际事件的由来，用演绎法推论事态的结果与影响，也可以用比较法对照反映国际事实的不同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始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为了回答人们此前存在的疑惑。需要注意的是，用诠释法解释出来的东西，尽管针对的是不可以观察的对象，例如心理因素，但这种对象与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始终存在对应关系的，因为它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或局部或全部会以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表现出来。例如，国家的对外战略理念最终会表现为实际的对外政策行为。当然，要确定这种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终究是不能画等号的。

以上所介绍的四种方法，是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途径。59除了这几种学科方法之外，研究者们为了实现论证目的，还需要灵活运用其他工具性方法，例如访谈、问卷、层次分析等。研究者选择方法，关键是要切合拟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用过的俗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就是对方法选择的形象表述。60

总结论文写作的规范与方法，要注意本书讨论的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对研究者来说，写好论文的关键是要有好的观点和好的论证。所提观点好不好，要靠文献综述说明；所做论证好不好，则要看解释是否自洽与深入。什么是好的解释？也许可以从效果着眼，即人们读过之后对于国际关系现实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事态的未来演进能够产生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对策性启示。

为了方便论文设计，下面的论文设计评估表可以作为参考。思考这些问题，可以知道自己的研究设计是否有创新性，是否逻辑自洽和结构合理。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论文写作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另外，这几条标准也可用于衡量和评估他者的研究，便于在阅读中找到问题并汲取有益的研究经验。

本章的学习要点与思考题

1．国际政治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通过阅读文献，了解这个学科产生的背景、演进的大致过程、所具有的跨学科特点，以及存在众多学派的现实。

思考题：国际政治学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吗？

2．国际政治研究的界定。思考“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全球政治”等概念的含义，比较其界定的差异和不同的侧重点，理解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思考题：在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上升、一体化进程与全球治理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国际政治学科还需要以国家间关系为研究基础吗？

3．国际政治专业的学习途径。要明确知识的学习与方法的学习所涉及的不同内容。关于知识的学习，既要了解经验主义的知识，也要了解概念与理论知识。关于方法的学习，要从观察事实、理论解释和研究途径三个方面加以理解。对于国际关系事实，要注意区分作为真实的事实与作为文本的事实，注意事实既具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又具有不可以观察的内在意义。对于理论，要知道实证理论与非实证理论在解释对象与解释途径上的区别。关于途径，要知道“范式”的由来与意义，并且了解国际关系学科的“范式之争”。

思考题：怎样理解专业学习中知识与方法的关系？怎样看待多年来所习惯的应试教育对走学术创新之路的影响？

4．论文写作的规范与方法。建议把方法的学习和研究能力的训练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初学者也许可以稍后再进行论文写作的实践，但早一点了解这方面的规范有利于在阅读中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与创新意识。本节所阐释的论文设计的五个要点，既是论文设计应注意的规范，也是衡量他者论文的参考标准。要掌握这些规范与方法，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实践。

练习作业：（1）按照《论文设计评估表》，挑选一篇学术论文进行评估；（2）按照该表完成一篇论文设计。

本章所涉及的主要概念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　世界政治　国际秩序　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　无政府状态　全球治理　国际关系事实　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途径与范式　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　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　理性选择　案例法　定量法　形式模型　诠释法　假设　证伪方法

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目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澳］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英］邓肯·斯尼达尔编：《牛津国际关系手册》，方芳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

［澳］马丁·格里菲斯、［澳］特里·奥卡格拉汉、［美］史蒂芬·罗奇：《国际关系关键概念》，朱丹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美］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第四版），吴勇、宋德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英］克里斯·布朗、克尔斯腾·安利：《理解国际关系》（第三版），吴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7th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Detlef F. Sprinz,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注释

1. Michael Brech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2, 1999, p.214.

2.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1997, pp.18—19.

3. “国际研究”是一种比较宽泛的说法。在国际学术界有一个正式的学会，即国际研究会（ISA—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该组织十分庞大，下设有30个分会。它们是：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学习；跨学科研究；外交研究；环境研究；种族、民族主义与移民研究；女权主义理论与性别研究；对外政策分析；英国学派；全球发展研究；全球卫生研究；全球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史；人权；国际交流；情报研究；国际教育；国际伦理；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政治经济；国际政治社会；政治人口与地理；国际安全研究；和平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后共产主义体系；宗教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中科学、技术与艺术；对国际进程的科学研究；世界政治中的南亚；理论研究。这些分会是按照专题设置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问题研究的子学科或子领域的划分。当然，这种划分是有一定交叉的，这恰恰反映了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它是一种相互交叉且涉及面宽广的综合性研究。见http://www.isanet.org/ISA/Sections。

4. “国际秩序”，按照“秩序”一词的语义，是指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处于一种“有条理、不混乱”的状态。行为体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就必须接受并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对于行为体来说，不论是受到权力的强制，还是自愿服从所接受的制度，国际秩序都是一种与规范相关联的状态。这种关联，可以指涉某个具体的问题领域，也可以指涉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

5. Helen V. Milner, “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Autumn 1998.

6. 1648年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订立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标志着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

7. Michael Brech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2, 1999, p.214.

8. Ibid., pp.214—217.

9. 关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可互换性，可参阅Frederic S. Pearson and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8, p.17。

10.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 Merrian-Webster Inc., Publishers, 1991, p.632.

11. Frederic S. Pearson and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8, p.15.

12.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

13. 例如，可参阅Conway W. Hender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McGraw-Hill, 1998, pp.20—21。

14.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5. 关于这两种知识，可参阅Mark R. Amstutz,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oston: McGraw-Hill, 1999, pp.7, 11。

16. 参阅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载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4页。

17. 可参阅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18. J. J. Davies, On the Scientific Method, London: Longman, 1968, p.8.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46页。

20. 例如，可参阅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199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656—657；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 Merriam-Webster Inc., Publisher, p.444。

21. http://www.environment.nelson.com/0176169040/glossary.html.

22. 例如，2007年7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布什在其父位于缅因州的别墅接待普京。由于这次会见的背景是美俄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因此布什特地设计了一些增进两人亲密关系的情节，其中包括品尝龙虾。由于在这次会见中龙虾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因此有媒体称这次会见为“龙虾峰会”。

23.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3, p.51.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35—836页。

25. 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1922.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01页。

27. David E. McNabb, Research Method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4, p.344.

28. 证伪方法（falsification method）是有针对性地搜集反面事例，并用它来订正原来结论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创始者是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他认为，任何事实本身都是不可穷尽的，采用传统的归纳方法，不可能证明普遍的定律和理论确实为真，但只要找到一个与普遍的定律和理论相矛盾的事实，就可以判断原来的定律和理论为假。可参阅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agan Paul, 1963, pp.33—39。

29.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0. Conway W. Hender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McGraw-Hill, 1998, p.23.

31. 可参阅[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170页。

32. 关于“民主和平论”，本书第二章有专门的讨论。

33. 关于价值判断问题，可参阅[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第二版），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15页。

34. 参阅[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5. 汪志强、袁方成：《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评述》，载《江汉论坛》2005年第6期。

36.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ⅩⅧ, April 1966, p.361. 转引自[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37. Frederic S. Pearson and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8, pp.26—27.

38. 可参阅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27。

39. Steve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

40. 可参阅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Introduction: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in Detlef F. Sprinz,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p.6—7。

41. 这些理论的内容将在第二章作进一步的介绍。

42. 参阅秦亚青：《译者前言》，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3. Steve Smith,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72.

44.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54.

45. 可参阅［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国际组织”杂志与世界政治研究》，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4页。

46.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页。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68页。

48. 孙小礼主编：《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9页。

49. Danielle Pletka, “Five Major Threats to the U.S., Our Allies and Our Interest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ay 25, 2012, http://www.aei.org/.

50. 李少军：《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2期。

51.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Summer 2000, pp.5—41.

52. 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Winter, 1996—1997, pp.5—53.

53. 参阅陶保平：《研究设计指导》，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5页。

54. ［美］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张睿壮、刘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译序》第5页。

55.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些论文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是缺乏“问题意识”，而是缺乏核心观点即对问题的明确回答。这也是创新情况不理想的原因所在。

56. 可参阅［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英文版前言》第41页。

57. 可参阅[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6页。

58. 学习这些方法需要阅读专门的统计学教科书。

59. 有关这些方法的更具体的说明，可参阅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60.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