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英国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时期的这段历史曾引起过许多作家的兴趣，我首先要感谢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先行者们。我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国立和大学图书馆（the Jewish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中找到了他们所撰写的大部分书籍和文章，在此，我想对图书馆借阅部、阅览室和期刊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这项研究基于数以千计的档案材料，包含难以计数的文件。其中大部分文件保存在位于以色列、英国和美国的历史档案馆里。以色列的档案馆包括：犹太复国主义中央档案馆（Central Zionist Archive）、以色列国家档案馆（the Israel State Archives）、魏茨曼档案馆（the Weizmann Archives）、本–古里安遗产档案馆（the Ben-Gurion Heritage Archives）、劳工运动研究所档案馆（the Archive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Labor Movement）、工党档案馆（the Labor Party Archive）、哈加纳档案馆（the Haganah Archive）、贾博廷斯基研究所档案馆（the Jabotinsky Institute Archive）和雅伊尔之家档案馆（the Yair House）。
英国的档案馆包括：位于伦敦的公共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帝国战争博物馆（the Imperial War Museum）、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和国王学院的李德·哈特中心（the Liddell-Hart Centre，King's College）。其次还包括：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中东中心（the Middle East Centre，St．Antony's College，Oxford）、牛津大学罗德楼图书馆（the Rhodes House Library，Oxford）、牛津大学博德莱恩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Oxford）、剑桥大学图书馆（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以及利物浦大学西德尼·琼斯图书馆（the Sidney Jones Library，University of Liverpool）。
我还需特别感谢北爱尔兰公共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Northern Ireland），该机构大方地向我公开了詹姆斯·波洛克的日记和信件。波洛克是最早进入巴勒斯坦的英国人之一，也是最后离开的人之一。
我使用过的其中一部分材料保存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纽约的犹太神学院（the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以及德国慕尼黑的当代历史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
上述所有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均给予了我慷慨、有力的帮助，以至于我怎么向他们道谢都不为过。在这些人之中，我必须特别感谢圣安东尼学院的克莱尔·布朗。
本书所依赖的大量材料都归私人所有，且在书中首次公开，它们构成了本书的基础。在此，我向这些材料的所有者表示感谢。马德里的蒙特费尔特女伯爵（Condesa de Montefuerte，Madrid）玛丽亚·伊莎贝尔·德拉西尔瓦（Maria Isabel de la Cierva）女士当着我的面打开了她父亲马德里的巴洛巴伯爵安东尼奥·德拉西尔瓦·莱维塔（Antonio de la Cierva Lewita，Conde de Ballobar，Madrid）的私人日记。这位伯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西班牙驻耶路撒冷的领事。多亏了神奇的互联网，我才找到蒙特费尔特女伯爵，当她父亲那引人入胜的日记到达我手中时，我还得到了西班牙历史学家爱德华多·曼萨诺·莫雷诺（Eduardo Manzano Moreno）、以色列历史学家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以及特拉维夫大学苏拉斯基图书馆（the Sourasky Library）馆长丹·西蒙（Dan Simon）博士的慷慨协助。胡里奥·阿丁（Julio Adin）帮助我翻译了这本日记。
耶路撒冷的穆宁家族（the Munin family）为我提供了一座真正的宝库——其祖父阿尔特·莱文（又名耶路撒冷人阿萨夫·哈莱维）的私人文书和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我还要感谢身为诗人同时也是小说家的安东·沙马斯（Anton Shammas）。
我要感谢拉马拉的哈拉·萨卡基尼和杜米亚·萨卡基尼，她们准许我研究他们的父亲，即著名的教育家和作家哈利勒·萨卡基尼的原始日记。这份文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它至今也只以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的形式出版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在此，我也要向侯赛因·哈姆扎（Hussein Hamza）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位研究阿拉伯文学的学者协助我翻译了萨卡基尼的日记。此外，他还为本书所依赖的其他阿拉伯文材料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利物浦的维罗妮卡·罗伯逊（Veronica Robertson）十分友善地向我提供了她父亲雷蒙德·卡弗拉塔（Raymond Cafferata）的自传、信件和其他材料。卡弗拉塔于1929年任希伯伦警局的指挥官。德–本森夫人则向我提供了她丈夫，巴勒斯坦托管国教育部门主任伯纳德·德–本森（Bernard de Bunsen）爵士的日记和其他资料。此外，彼得·刘易斯（Peter Lewis）少校在《英国近卫步兵团官方历史》（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Grenadier Guards）一书出版前曾向我提供了该书相关章节的文稿。
我要感谢阿利·沙维特（Ari Shavit），他准许我引用耶路撒冷的玛格丽·本特威奇（Margery Bentwich of Jerusalem）的著作。本书还参考了亚伯拉罕·哈勒菲（Avraham Halfi）从特拉维夫城的创始人和早期居民那里搜集到的回忆录，在回忆录被集结出版之前，亚伯拉罕之女雷海勒·哈勒菲（Rachel Halfi）女士曾慷慨地向我展示了其中的一些章节。
耶路撒冷的什洛莫·哈莱维（Shlomo Halevy）向我提供了他父亲的几十封信件，当年他的父亲从巴勒斯坦把这些信件寄给了他身在维尔纽斯的父母。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感谢中央犹太复国主义档案馆馆长约拉姆·马约雷克（Yoram Mayorek），是他让我注意到了这些信件的存在。
耶路撒冷的洛特·盖格（Lotte Geiger）向我展示了其好友迈克尔·布莱恩特（Michael Bryant）的日记，还允许我引用了几封私人信件。
我想感谢圣城大学（Al-Kuds University）校长萨里·努塞贝（Sari Nusseibeh）博士，他的父亲当年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公众领袖之一。在他的许可之下，我才得以查阅其父所撰写的个人回忆录。在这方面，我还要感谢意大利记者洛伦佐·克雷莫尼西（Lorenzo Cremonesi）。
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向我提供了建议和个人信息，其中包括以色列空军历史和信息处处长阿夫内·帕兹（Avner Paz）上校、吉登·赫梅尔（Gidon Hermel），以及亚伯拉罕·库什尼尔（Avraham Kushnir）。我还要特别感谢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耶路撒冷指挥部（the UNTSO command in Jerusalem）的高级顾问安东尼·弗兰奇（Anthony French），他曾在政府大楼（Government House）接待了我。
我在写作本书之前曾花了三年时间用于调研，在此期间，我得到了两位年轻、优秀、有想法的学者的帮助，他们是奥弗·努尔（Ofer Nur）和乔纳森·卡明斯（Jonathan Cummings）。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帮我完成了调研，不仅协助我搜寻资料，还贡献了他们的分析和理解，这使我获益匪浅。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倾尽心力，同时还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友情。对此我特别感激。
阿维·卡兹曼（Avi Katzman）在编辑本书希伯来文手稿的过程中贡献了他的聪明才智。他总能在强硬与友好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同时帮我避免了不少错误。哈伊姆·瓦茨曼（Haim Watzman）是英文版的译者，他在翻译过程中帮忙进一步完善了手稿的内容。最后，我还要由衷地感谢我的经纪人兼好友黛博拉·哈里斯（Deborah Har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