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哈利勒·萨卡基尼接待了一位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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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28日星期三凌晨，有人敲响了哈利勒·萨卡基尼（Khalil al-Sakakini）家的大门，并因此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不幸，甚至差点让他被绞死。萨卡基尼是阿拉伯基督徒，也是一位教育家和作家，在耶路撒冷小有名气。他住在老城的西边，就在城墙外。
那天晚上他难以入眠。他辗转反侧，然后起床，点上一盏灯，架起他的水烟筒（nargileh），坐下来开始写信。“即使是最坏的情形，也没有那么坏，”他写道。等他写完信时，已经快凌晨三点了，于是他又回到了床上。几分钟后，他听到了迫击炮的爆炸声，距离很近，似乎正在向他所在的街道开火。萨卡基尼又从床上爬了起来，他的妻子苏丹娜（Sultana）也跟着起来了。他们爬到楼上去听外面的动静。声音从西边传来，来自犹太人聚居的梅阿谢阿里姆街区（Mea She'arim），但萨卡基尼和他的妻子却什么也没看见。现在是凌晨4点半左右。他们刚回到床上，以为还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结果炮击又开始了。炮弹比之前落得更近了，撞击声如雷贯耳。萨卡基尼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担心整座房子都会坍塌，然后压到我们身上。”1英国军队正在迅速推进，因为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希望能在圣诞节前占领耶路撒冷。2
黎明时分，萨卡基尼跑去洗澡，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他下楼开门，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犹太人阿尔特·莱文（Alter Levine）。莱文是一个保险代理人，他和萨卡基尼很熟。莱文请求萨卡基尼让他躲在他家里。莱文解释说，土耳其警察正在追捕他，接连几夜，他一直在挨家挨户地躲，但现在他已经无处可逃了。
莱文的麻烦始于4月，当时美国站在同盟国一边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美国公民的莱文就这样和他的国家一起成为了土耳其的敌人。当美国领事离开耶路撒冷后，莱文便不再受到保护了，他被认定为需要被驱逐出境的对象。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西班牙领事巴洛巴（Ballobar）伯爵曾建议莱文离开该城。于是，莱文搬到了特拉维夫附近的犹太小镇佩塔提克瓦（Petach Tikva），而他的家人则去了佩塔提克瓦南边的犹太定居点雷霍沃特（Rehovot）。9月，莱文从巴洛巴伯爵那里得知，土耳其当局怀疑他是间谍。3(1)
莱文的确是一个神秘人物。他经常旅行，并与许多使馆的外交官都保持有联系。美国领事奥蒂斯·格莱兹布鲁克（Otis Glazebrook）是他的其中一位朋友，莱文很可能时常向他报告耶路撒冷的情况。然而，莱文的个人文件中却没有任何间谍活动的蛛丝马迹。
莱文用最快的速度回到了耶路撒冷。在之后的某个时刻，他被逮捕了。逮捕他的原因尚不清楚，事实上，当时许多人被捕都没有具体理由。也许只是因为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当时其他的美国公民也正处于被逐出耶路撒冷的过程中。5也许他出版的一本诗集让人怀疑他在煽动亲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土耳其的情绪。6后来，莱文显然是成功地贿赂了某人。通过这种方式，他被放了出来，但他仍是一名通缉犯。“从那个时候起，我父亲就变得神出鬼没，和各种熟人躲在一起，”莱文的女儿舒拉米特（Shulamit）后来写道，“因为他不敢在任何一个地方待太长时间，以免他们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7莱文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也躲了起来。舒拉米特·莱文写道：“下午我们离开了上午的地方，到了早上我们又离开了晚上停留的地方。”
土耳其警察还是找到了他们一家。莱文的女儿眼睁睁地看着警察殴打了她的母亲。在监狱里，警察为了套出其丈夫的下落，鞭打了吉特尔·莱文（Gittel Levine）。巴洛巴领事事后证实，这名妇女遭到了严刑拷打，导致她精神上受到创伤。8与此同时，莱文敲响了哈利勒·萨卡基尼家的大门。根据莱文的描述，萨卡基尼是“一位教师、基督徒和朋友”9。
萨卡基尼心里很害怕。他想，“上帝保佑我，不要把间谍带进我家里”，但他的良心却不允许他把莱文赶走。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从来没做过如此重大的决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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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即1914年，奥斯曼帝国将其命运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就在土耳其人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天后，一小群人在西班牙驻巴勒斯坦领事家的窗户下举行了示威游行。巴洛巴的伯爵（安东尼奥·德拉西尔瓦·莱维塔，Antonio de la Cierva Lewita）走到阳台上迎接人群。事后，他还把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说城里的居民当时在向苏丹表示忠诚。在阿克萨清真寺举行的一次聚礼上，领拜者宣告：奥斯曼帝国所要推动的事业是一场“圣战”（吉哈德）。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也迅速宣布效忠。特拉维夫市长梅厄·迪岑戈夫（Meir Dizengoff）表示，许多犹太人都戴上了塔布什帽（Tarbushes）。尽管他们内心并不情愿，但表面上他们还是成为了爱国者。当听说英国战争大臣基奇纳勋爵（Kitchener）于1916年6月在海上溺水身亡时，特拉维夫的犹太人盛装打扮，涌上街头，并组织了庆祝游行。西班牙领事在日记中写道，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居民深感恐惧。11
战争爆发时，哈利勒·萨卡基尼正计划为儿子萨里（Sari）的一周岁生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但聚会最终还是被取消了。“鉴于目前的局势，我们决定用亲吻他一千次来凑合，”萨卡基尼写道。和许多人一样，他也认为战争不会持续多久。他想，如果上帝保佑，他要在萨里的下一个生日时为他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12与此同时，萨卡基尼还在尽可能地避免加入土耳其军队。大多数犹太人也同样害怕参军。
许多移民到巴勒斯坦的人并没有放弃他们之前的公民身份，其中有数千名犹太人，他们大多数是俄罗斯帝国的臣民。由于俄罗斯与法国和英国结盟，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便面临着一个残酷的选择。他们要么离开这个国家，要么等待被驱逐出境。当然，他们也可以接受奥斯曼帝国的公民身份并参军入伍。驱逐的威胁迫使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提出了一项倡议，即接受奥斯曼国籍，尽管这意味着参军。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国内犹太人口的减少。该倡议的支持者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两位重要人物：耶路撒冷的语言学家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此人后来被称为希伯来语复兴之父；以及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一个当时只有20多岁的低级别政治家。
当他四处游说犹太人接受奥斯曼帝国的公民身份时，本–古里安头顶塔布什帽，打扮得像是帝国的政府官员；当他谈到奥斯曼帝国时，他称其为“我们的国家”。他相信土耳其人会赢得战争，他也希望后者能在战争结束后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实现自治。作为交换，犹太人将保持对帝国的忠诚。为此，他提议在奥斯曼军队中成立一个犹太营。与之相对的是另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团体，他们坚信英国会赢得战争，因此倾向于把赌注都压在同盟国身上。这个团体主张建立一支犹太部队，该部队将成为英国战争计划中的一部分。本–古里安后来写道：“也许我们错了，但也许我们没错。”13(2)
尽管奥斯曼当局限制犹太人往巴勒斯坦移民，也限制他们购买土地安置移民，但到1914年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些成就主要归功于土耳其人。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定居。土耳其人允许他们建立农业村和独立的犹太学校系统。14但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基本上都是亲西方的，拥有同盟国的公民身份，并对伊斯兰政权构成了威胁。他们发现自己在战争期间越来越受到迫害。
许多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实上，许多先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出生的犹太人——即那些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就生活在巴勒斯坦的人——都是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他们对在圣地实施世俗化的犹太人自治概念深恶痛绝。根据宗教教义，圣地只有在弥赛亚时代通过神的干预才能得到救赎。对巴勒斯坦本土的传统犹太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的世俗救赎理想是渎神的。本–古里安写道：“一道深渊将伊舒夫（Yishuv）的两个部分分开。”(3)他呼吁对“背叛人民的拉比们”发动战争。除了憎恨犹太复国主义的世俗理想外，他们还担心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会使当局采取行动，打压所有犹太人。在他们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日益强大的力量对整个社群的领导权形成了竞争。16奥斯曼苏丹手下的巴勒斯坦总督杰马勒帕夏（Jamal Pasha）很清楚犹太人内部的这种分裂，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声称他只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所有犹太人。巴洛巴领事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条传到他耳朵里的流言——杰马勒帕夏实际上娶了一个犹太女人为妻。后来，他从杰马勒本人那里证实了这一传闻。耶路撒冷老城街头的人们说他的妻子是个妓女。17
杰马勒还仔细监视着阿拉伯人的独立意向。巴洛巴在日记中惊恐地描述了阿拉伯民族运动成员首次被处决的情形。土耳其方面的做法是在城门口展示被绞死者的尸体，巴洛巴能从他领事馆的窗口看到这些尸体。至少有一次，他从被吊死的人中认出了一个熟人——加沙的穆夫提。杰马勒曾经开玩笑说，他也要吊死巴洛巴，但这位西班牙领事却没有被逗笑。18
到战争结束时，巴洛巴，作为奥斯曼帝国耶路撒冷城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同时代表了十几个国家，其中许多国家都曾相互交战过。这些国家包括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法国、大英帝国和美国。外交史上是否还能出现另一个能成为如此多国家特使的人，着实令人感到怀疑。19战争开始时，这位伯爵只有二十来岁。其母亲是犹太人，而他的父亲则是在西班牙驻维也纳大使馆担任武官时认识她的。这位领事身材矮小、瘦弱，长着尖鼻子和大胡子，他对着装很有讲究，总是穿着熨烫的西装，戴着花哨的巴拿马帽。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有魅力且和蔼可亲的年轻人”20。他在耶路撒冷遇到了一位来自本国的朝圣者，这位朝圣者成为了他一生的挚爱。巴洛巴的家位于耶路撒冷西部，对面是埃塞俄比亚教堂，隔壁住着埃利泽·本–耶胡达。他以在家中所提供的丰盛美食而闻名。杰马勒帕夏是他家中的常客。两人喝着香槟，然后抽着上等雪茄坐在阳台上打牌，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事实上，他们见面的次数很多，经常一起到犹大荒野中骑马。
巴洛巴对巴勒斯坦的兴趣主要是守卫修道院和教堂，但他对犹太人的忧虑也很同情。21他在日记中把当地的政治描绘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万花筒，不管是帕夏还是主教、上尉还是代办、商人还是雇佣兵，阴谋、欺骗和诡计充斥其间。他们在无休止的晚宴和招待会上表现出了对美食和奉承的极度贪欲，同样的热情被他们用于彼此间的欺骗、利用、贿赂、监视，散播流言蜚语和相互影射。各方均沉浸在一个逐渐分崩离析的帝国的衰弱和腐败中。
年轻的伯爵用他那吸引人的自嘲方式来面对生活的重负。他是个很理性的人，也是个善于观察和写作的人。他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对那些准备出发去夺取苏伊士运河的土耳其士兵进行了描述：士兵们外表狼狈不堪，制服破破烂烂，纪律也十分松散。士兵们在出发前经常举行胜利大游行，伯爵对此进行了观察。在其中一次游行中，巴洛巴注意到一名士兵正推着一台装着饮用水的婴儿车，而车很可能是从某个犹太人的院子里偷来的。他还记录了他在城南出口通往伯利恒的路上所目睹的一幕：一群妇女和儿童被强行拉来挖掘战壕，而负责监督他们的土耳其士兵则在织衣服。伯爵认为，靠这样一支军队，土耳其人是赢不了的。“我们要么在运河的另一边相遇，要么在天堂相遇，”杰马勒帕夏曾对巴洛巴说道。巴洛巴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但他十分小心地没和杰马勒帕夏分享他的判断。
1917年1月，巴洛巴注意到五辆装满土耳其士兵的军用卡车停在了他家门口。他们在那里待了一整天，被恼人的小雨困扰着。领事注意到，士兵们一直没吃饭。傍晚五点多钟，他们每人分得了一个小面包卷和一罐稀扁豆汤。巴洛巴怜悯地看着这些饥饿的年轻人。这些士兵即将奔赴沙漠去拯救奥斯曼帝国，但他们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22即便敌人没逮到他们，他们肯定也会被饥饿所打倒。有些士兵洗劫了城中的面粉厂，有些则为了吃上肉而宰杀了自己的骆驼。一个耶路撒冷的小男孩回忆说，某个土耳其士兵在他上学的路上向他冲来，并抢走了他手中的半块披塔饼（pita）。23
许多土耳其士兵逃离了军队。贝尔萨·斯帕佛德·维斯特（Bertha Spafford Vester）的父母是耶路撒冷美国殖民区的创立者，她看到一群应征入伍的士兵来到城里，而士兵的指挥官则给他们戴上了铁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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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春天，土耳其进攻苏伊士运河未果后，英军发起了征服加沙城的战役。他们尝试了两次，但都被击退。争夺该城的战斗使双方都损失了数千名士兵的生命，而加沙的居民也损失惨重。25土耳其人担心民众会妨碍军队的行动，他们便把许多当地的居民逼走。出身农民的摩西·斯米兰斯基（Moshe Smilansky）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和作家，他写道：“可怕的恐慌不仅笼罩在加沙居民头上，还笼罩着整个国家。这次驱逐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就把整个国家的人都驱离殆尽了？”路上到处都是难民，斯米兰斯基写道，他们都被饥饿、恐惧和灾难蹂躏着。
一位加沙妇女描述了土耳其军队展开流散行动时的情景。手持皮鞭的士兵们挨家挨户地冲进当地人的家里，左抽右打，直接把居民逼到街上，他们连收拾细软的时间都没有。按照斯米兰斯基的说法，有4万人被驱逐出加沙，其中包括一些犹太家庭。阿拉伯历史学家阿里夫·阿里夫（Aref al-Aref，该城后来的市长）估计的数字为2.8万人，其中约1万人在战斗打响前就离开了该城。
加沙的富人在希伯伦、拉姆拉（Ramle）和利达（Lydda）落脚，穷人则流落到巴勒斯坦各村庄，甚至是果园与田地里。据斯米兰斯基记录，奥斯曼当局曾计划将部分阿拉伯难民安置到犹太人的村庄。“对于这些特殊的客人，我们感到十分焦虑，”斯米兰斯基写道，“因为拥挤、肮脏和整体上的失序。但我们还是寻得了一些安慰——把阿拉伯人送到我们这里总好过让我们去找阿拉伯人。”26这项计划一直没有予以实施，但几周后，随着战争的临近，雅法和特拉维夫的许多居民也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事实上，也确有一些犹太难民跑到了阿拉伯人当中避难。
那时的雅法有5万居民，其中约有1万名犹太人，另外还有大约2 000名犹太人住在附近的特拉维夫。27当局声称，雅法城的疏散行动是为了保护市民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杰马勒帕夏向巴洛巴领事解释说，如果让士兵们听到了妇女和儿童的尖叫声，他们将无法为保卫城市而战。28少数犹太人获准留在城内并守卫自己的家园，其他人则被强制逐出城外。29
整个疏散行动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起初秩序井然，但很快便落入了无序状态。一位当地记者记录下了混乱的人群、马匹、骡子以及成堆的物品。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躺在他们的包裹上，一连数日在空旷的天空下等着轮到他们离开。一辆接一辆的马车出发了，有几十甚至数百辆之多。马车上装着钢琴、地毯、沉重的家具、《圣经》卷轴、小麦以及其他食物。他们身后则留下了一连串动物粪便的痕迹。斯米兰斯基注意到了一头拴着婴儿车的驴子，两个孩子在驱使着它前进。30“特拉维夫是一片荒地，”他写道，“街道上弥漫着死一般的寂静。仿佛这个地方已经被瘟疫所侵袭。”一名当地记者辨识出了墙上的一些涂鸦，这些涂鸦出自某个孩子之手，上面写着“再见，特拉维夫”。31
雅法和特拉维夫的驱逐行动使犹太团体不再愿意支持土耳其人的利益。“我们永远不会原谅杰马勒帕夏的这一罪行！”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Mordechai Ben-Hillel Hacohen）写道，他是特拉维夫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名商人和公众人物。他之所以生气也是有个人原因的——他的儿子戴维正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役。哈科亨曾以儿子的军官军衔为荣，但在被赶出家门后，他觉得儿子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为一个腐朽的帝国服务。如今，所有人都在祈祷这个帝国的崩溃。
本–希勒尔（马库斯·希莱洛维奇，Marcus Hillelovitch）·哈科亨从白俄罗斯的莫吉廖夫（Mogilev）来到雅法。在1897年举行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他是第一个用希伯来语发表演讲的代表。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奠基人，他见证了自己两个女儿的出嫁。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有影响力的作家和哲学家阿哈德·哈阿姆（Ahad Ha'am）的儿子，另一个女儿则嫁给了犹太复国主义屯垦计划的重要人物阿瑟·鲁宾（Arthur Ruppin）博士。当他第一次得知撤离雅法的命令时，哈科亨曾动过抵抗的念头：如果杰马勒意识到犹太人不准备像“待宰的羔羊”一样离去，帕夏可能便不会执行驱逐计划。但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是一种无奈的愤怒，“因为到头来，”他总结道，“羊群能做什么呢？羊群怎么能在沙漠里的狼群中自立呢？”摆在哈科亨面前的选择是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社群将反复面对的选择：在顺从和抵抗、克制与战斗之间；在可能危及族群之存续的犹太爱国主义和往往需要妥协，甚至变得羸弱无力的族群责任之间。
但哈科亨被自己的软弱所激怒。他指责阿拉伯人的原始与不忠，并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怒。许多阿拉伯人不顾疏散令，成功地留在了雅法，还有许多人很快就返回了家园。“我们是欧洲人，忠心耿耿，习惯于服从命令，并准确地按时执行命令，”哈科亨写道。他这么说一方面是出于傲慢，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自怜。面对着无法逃避的命运，他离开了坐落于特拉维夫赫茨尔街（Herzl Street）11号的家。离别时，哈科亨最后看了一眼他的两棵夹竹桃树，一棵在喷泉旁，另一棵在走廊上。他意识到，再过几天，夹竹桃树美丽的花朵就会释放出它们的芳香，但谁还能在那里闻到它们的香味呢？他哽咽着泪水，发誓一定要回来。他写道：“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崩塌了。”32
大多数犹太流亡者最初栖身于加沙东部的佩塔提克瓦（Petach Tikva）。由于战火有可能蔓延，他们被迫再次向北迁往加利利。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Yosef Chaim Brenner）是一名作家和教师，他也在这次迁徙的队伍中。他记录下了迁徙过程中的一个场景：一名妇女坐在地上，而她的旁边是一个死去的婴儿。许多流亡者被安置在条件十分恶劣的地方。不到数周，斑疹伤寒便在他们中间肆虐开来。“灾难接踵而至，”摩西·斯米兰斯基写道。33
整个巴勒斯坦的情况都一样。在一些犹太村庄，劳动者每两天才吃得上一顿饭。尽管各地都有一些施粥所，但它们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还有许多人死于霍乱。巴洛巴领事执着地记录着疾病的传播过程，他自己也因为担心水被污染而停止刷牙。摩西·斯米兰斯基记录下了他访问梅阿谢阿里姆（Mea She'arim）极端正统派犹太社区时的印象，在那里，他被深深地震撼到了。“我的上帝！”他写道。“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世上真的存在着如此悲惨的贫困，真的存在着如此黑暗和肮脏的角落……饿得臃肿的男人和女人。脸上写满了惊恐和饥饿的孩子们。他们也在哭泣，喉咙里发出凄惨的、无休止的呜咽声——饥饿的呜咽。而他们所有人几乎都赤身裸体，浑身都是破烂不堪的碎布，身上爬满了各种害虫……在他们的脸上、手上和身上，全都是黏液、污秽、疾病和疮疤……人竟可以这样活着而不至于丧失理智！”一份史料指出，许多人从屋顶上跳下或投井自杀，这么做只是为了不必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
斯米兰斯基在阿拉伯人中也看到了同样可怕的场景。在一些村庄，多达三分之一的居民死于饥饿和疾病。斯米兰斯基写道：“在每一条路上，在每一个栅栏下，在每一条溪流和水井里，都有尸体。如果有人生病了，他可能会被丢在田里或路上好几天，直至死去，没有人会来帮助他。”据贝尔萨·斯帕佛德·维斯特（Bertha Spafford Vester）说，有阿拉伯妇女出现在美国殖民区的院子里，她们想卖掉自己的婴儿以换取食物。鲍里斯·沙茨（Boris Schatz）是当地的一名艺术家，也是贝扎莱勒（Bezalel）艺术学校的创始人。他记录了一个犹太妇女的故事。这位犹太妇女听到自己阿拉伯邻居家院子里的狗连续几天狂吠不止，她便前去一探究竟。“当她打开屋门时，”沙茨写道，“她看到三个孩子死死地躺在地上，其母亲则抱着大女儿坐在屋角的一堆破布上。她走近他们，结果发现他们也死了，她吓了一跳。她冲出屋外去叫其他邻居，但忘了关门。当他们回到阿拉伯邻居家时，狗已经吃掉了其中的一个孩子。”据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伊扎特·达尔瓦扎（Izzat Darwazza）记载，有的妇女吃掉了自己的婴儿。34据估计，战前巴勒斯坦共有70万阿拉伯人和8.5万犹太人，而到1917年时，该地区减少了约10万人口，其中包括3万犹太人。有些人被杀或饿死，有些人则逃亡、遭流放或被驱逐出国。(4)至于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渴望英国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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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春天，英军从埃及出发，由南向北，经西奈沙漠向前进军。英军的进展有赖于铁路的建设。他们为这项工程雇用了56 000名工人和35 000头骆驼。此外，他们还必须铺设管道来供水。英军由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指挥。他身材高大，脸上长着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鹰钩鼻，浑身散发着力量、权威和魅力感。他把他的指挥营帐设在前线，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他所在的家族声称其谱系可上溯至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艾伦比将军是一名职业军人，时年五十六岁。他坚信佯攻、奇袭和骑兵机动力量在战场中的作用。在被派往巴勒斯坦之前，他曾在南非和法国战斗过。
艾伦比热衷于阅读《圣经》，并对他即将征服的国家的历史、地理和动植物感兴趣。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向她介绍了关于鸟类和树木的情况。就像人类学家在进行实地考察一样，他记录了当地人的情况。在他笔下，这些人看起来都像《圣经》中的人物。他的传记作者写道：“鸟、兽、花比他的士兵更让他感兴趣。”1917年10月底，艾伦比的部队拿下了贝尔谢巴（Be'ersheba），并在经过三次尝试后攻克了加沙。36
这场战役催生了反间谍史上的一个经典故事，其核心人物是英军上校理查德·迈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他的任务是让土耳其人相信，英国人打算对加沙发动第三次进攻，而事实上他们计划先进攻贝尔谢巴。迈纳茨哈根在日记中记录了这项计划：
我最近一直在忙着编纂一本假的部队参谋笔记本，里面记载了关于我军计划和困难的各种胡话。今天，我把它带到了贝尔谢巴西北部的乡村，以期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把它交给敌人……我发现了一支土耳其巡逻队，他们马上就追了上来。我骑着马跑了一英里左右，然后他们就追上来了。于是我停下来，下马，朝他们开了一枪……他们又重新开始追赶，不停向我开火，但毫无威胁。现在，我的机会来了，在努力上马的过程中，我松开了我的背包、野战眼镜、水壶，并丢掉了我的步枪——步枪之前从我的马身上沾了一些新鲜的血迹。事实上，为了让他们相信我被击中了并仓皇逃走，我竭尽所能。他们现在已经走近了，而我也逃走了，扔下了我的背包，里面装着笔记本、各种地图和我的午餐等东西。我看到他们中的一个人捡起了那个小包和步枪，所以现在我像风一样往大本营跑，很快就溜了……只要他们按照笔记本上的内容行动起来，我们就会大有所为。
根据迈纳茨哈根的说法，这个计策奏效了——英军对贝尔谢巴的进攻让土耳其人大吃了一惊。这件事传开了，而德军的一位高级军官认为有必要维护德国盟友的声誉，便对此予以否认。
迈纳茨哈根还发明了另一种打击敌人的方法。在日落时分，英国飞机会在土耳其部队的聚集地上空盘旋，并向他们投掷鸦片烟。艾伦比不允许这样做，但据迈纳茨哈根说，上述计划在艾伦比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最后的结果是：“11月6日，在谢里亚（Sheria）和加沙的土耳其军队中有很高比例的士兵昏昏欲睡，神志不清。一些被抓的俘虏几乎没有任何意识，完全没有抵抗能力。”37
而英军士兵主要是被沙漠的高温折磨着。“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漫长旅程的第二阶段，”一名士兵在沙漠中写道，“我必须说，我现在感觉不是特别愉快。我正在一个野兽般的帐篷里写作，阴凉处的温度也达到了106度，所以如果你注意到纸上有几个油点，你就会知道这是什么。在坐下来写作之前，我不得不把一条小蛇赶出帐篷，一条长约18英寸的可爱的小东西。其他一些野兽般的动物刚刚从我的腿上飞跃而过。我想那是一条蜥蜴。它大约有10英寸长，但由于动作太快，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它的样子。这是一个光荣的地方，会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在你身上爬来爬去，苍蝇也很可爱。我已经被咬得满身是包和水泡了。”38
艾伦比的部队由7.5万名步兵、1.7万名骑兵和475门火炮组成。这支部队中有一半以上的军力参加了贝尔谢巴战役。6辆坦克参加了对加沙的进攻，该城几乎被夷为平地。39这支部队继续北上，两周后，也就是11月中旬，它到达了雅法和特拉维夫。
第一批进入特拉维夫的英国士兵印象最深的是有机会获得新鲜的面包和洗澡。“欧洲！欧洲！欧洲！”他们高兴地喊道。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很快便回到了自己的家，他把英军的评价当成一种赞美。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英国人没有想到，在亚洲的荒野中，竟会发现一座秩序井然的城市，有漂亮的房子和干净笔直的街道。
一些士兵进行了劫掠。他们闯进了尚未归来的特拉维夫人的家中，毁坏家具，损毁书籍，并卸下门窗框用来烧火取暖。该市的一位老居民回忆说，她的母亲在最后一刻设法挽救了一台被士兵们偷走的钢琴。她还听说了“发生在小女孩身上的各种不幸事件”。哈科亨与来自雅法的社群领袖去向英军指挥官投诉。指挥官“建议”他们忘掉他们所控诉的事情，否则这些参与劫掠的士兵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并被判处死刑。哈科亨和他的同伴们认为最好还是退缩——除了用爱心接受士兵们的闹腾，别无选择，哈科亨写道。他安慰自己说，也许英国人认为特拉维夫是德国人的聚居地，因此，他们在此地展开了短期的报复行动。他相信，英国人最终会带来法律、秩序、正义以及纪律。“我们已经被拯救了，我们已经得到了救赎！”他写道。
在巴勒斯坦作战的许多英军士兵都是澳大利亚人。“他们都很有魅力，面孔也很英俊，”哈科亨指出。“他们的脸蛋好似大孩子，”他补充道。“澳大利亚人慷慨大方，自由自在，”该市的一个女孩后来写道，“有一次，当我在屋前跳绳时，一名澳大利亚士兵也加入了进来，和我一起跳。我们俩都笑了。他拿着绳子缠在手上，我就试着和他一起高高跃起。最后他给了我一大块巧克力。”士兵们还带来了一支管弦乐团，特拉维夫人则给乐团送来了摩西·霍本科（Moshe Hopenko），他是该市第一批小提琴教师之一。40
摩西·斯米兰斯基在橘子林里闲逛时遇到了他所见过的第一个澳大利亚人。这位士兵的职业是牧师。“他离开了他的羊群，自愿加入了前去征服巴勒斯坦的军队，”斯米兰斯基写道。“当他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他就学习过《圣经》。他知道《圣经》的土地已经从《圣经》的人民手中被夺走了，目前正处于土耳其统治的枷锁之下……当世界大战爆发时，澳洲人民被号召去当志愿者，澳洲的女士们则为巴勒斯坦的战争募捐。他也把手伸向了战场。他的母亲和姐姐为他送上了祝福，并说：去帮助一个没有家园的民族恢复家园吧。”斯米兰斯基记录下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西德·谢尔森（Sid Sheerson）。这个年轻人也因此确保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41然而，战争还没有结束。德国飞机轰炸了雅法，佩塔提克瓦也几度易手。11月下旬，艾伦比将军转向了他的下一个目标：耶路撒冷。
英军沿着两条主要路线向该城进军：一条从南面，与希伯伦公路平行；另一条从西面，沿雅法公路进军。土耳其人进行了反击。他们数次成功阻止了英国人前进，甚至还击退了英国人的进攻。土耳其人控制了坚固的山地碉堡，如卡斯特尔（Kastel）和内比·塞缪尔（Nebi Samuel）。英军从下方发动进攻。双方用刺刀和剑进行着肉搏战。一位英国骑兵指挥官写道：“驰骋的马匹很难单手操作，而你的另一只手却拿着剑。受制于杂乱的步枪枪托和其他装备，士兵们发现几乎不可能对低头躲避的土耳其人下手。某个士兵失手了，但接着又失手了一次，直到碰到出手不够快的土耳其人……有人问我，那天的感受如何。老实说，我想那是我唯一一次不害怕的场合——可能是因为太忙了。最后的兴奋感来得相当强烈，总的来说，就像空腹喝香槟酒一样。”42
英国人组织严密。与土耳其人不同的是，他们不饿。他们从埃及得到了所有的物资，包括面包。有一部分物资是通过火车运来的，在最后一段铁轨上，英国人只能用骡子来拉火车。铁路止于贝尔谢巴，从这里开始，英国人需要用骡子来运输物资。往北行进一段路程之后，物资会被转移到卡车上，但之后的路程还是得要靠骆驼来完成。许多骆驼无法应付通往耶路撒冷的山路，其路途泥泞、潮湿，有几头骆驼直接死了。士兵们射杀了其他的骆驼，以结束它们的痛苦，并将它们的尸体推到山谷中。“它们很快就被警惕的当地人抓住了……毫无疑问，它们为许多巴勒斯坦家庭提供了极好的晚餐，”一名军官后来报告说。当时的战争回忆录也描述了马匹拼命攀登犹大山丘的痛苦；许多马匹都被土耳其人的炮弹击中。最后，艾伦比将军下令从埃及运来一千头驴，而从埃及运来的重炮也不得不留下。
但现在，土耳其人和英国人的共同敌人是冬天。当在炎热的沙漠中长达数周的战斗结束时，许多英国士兵还穿着夏季制服，比如说短裤。英军中有来自埃及、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士兵，他们不得不面对严寒的困扰。一位将军甚至将犹大山丘比作喜马拉雅山。43
即便城市即将沦陷，耶路撒冷的生活几乎仍照常展开。斯米兰斯基写道，在梅阿谢阿里姆那遭饥荒肆虐的小巷旁，“在干净的家里坐着饱腹的人们……他们并没有被他们所看到的东西逼疯”44。马尼（Mani）家族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塞法迪犹太精英家族，巴洛巴伯爵参加了一场在马尼家举行的蒙面舞会。舞会上，他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土耳其女人，大家都以为他是总督的女儿。舞会十分让人尽兴。45几天后，耶路撒冷最后一份仍在出版的报纸《哈赫鲁特》（HaHerut）刊登了一则广告。该广告向耶路撒冷的犹太居民许诺，当地剧院将要上演“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普林节（Purim）戏剧”，还有一名喜剧演员也将登台亮相。此外，3月底“无花果电影院”将放映一部有关福尔摩斯的电影。按照广告上的说法，该片的技巧和手法将给人提供“超然的享受”。但仅仅几天后，该报就被关停。印刷机的铅字被当局没收，熔化后被制成弹药。46
4月，当雅法和特拉维夫的疏散行动结束后，杰马勒帕夏召集起了留在耶路撒冷的领事们，并在他位于橄榄山的总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在一座城堡里召开，这座建筑的形制受到了德国霍亨索伦宫（Hohenzollern palace）的启发，并以奥古斯塔·维多利亚（Augusta Victoria）皇后的名字命名。杰马勒帕夏向领事们表示，为了准备战事，他决定将耶路撒冷的居民赶出该城，就像加沙和雅法那样。尽管如此，巴洛巴伯爵却预测事情将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作为盟友的德国人将迫使土耳其方面维护耶路撒冷的完整性，直接放弃该城。47他猜对了。柏林方面明白，这座城市没有任何军事价值，放弃它总比让德国人承担摧毁圣地的责任要好。到11月，当贝尔谢巴、加沙和雅法相继沦陷后，耶路撒冷的居民们也听到了炮火逼近的声音。他们很清楚，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11月17日，哈利勒·萨卡基尼（Khalil al-Sakakini）写道：“耶路撒冷即将沦陷，明天或后天。”与该城真正沦陷的时间相比，萨卡基尼所预测的时间只差了三个星期。就在此时，阿尔特·莱文出现在了他的门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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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勒·萨卡基尼不敢把这个犹太逃犯带进自己的家。他知道，如果自己被抓住，土耳其人会以叛国罪论处。但如果把莱文送走，他又会背叛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他看来，莱文不是在寻求他个人层面的保护，而是在寻求阿拉伯人传统好客文化所要求的庇护。“他请求我按照本民族文化向他提供庇护，这种文化在伊斯兰教之前便已出现，并于伊斯兰教诞生之后继续存在，”萨卡基尼写道，“我不得不说，他的请求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因为这让我能够展示本民族的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一个外国人通过我，请求在我的族人中避难，我希望我的族人会为此而感到欣慰。在他遭到自己族人拒绝、并被家人关上大门后，我却以我们同胞的名义接待了他。”49莱文保证没人知道他的行踪，萨卡基尼便把他请进了家门。
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人进行了多次长谈，彼此间因此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两个都是极其复杂的人，充满了矛盾。他们都对自己的文化和身份有许多困惑和疑问。出生于俄国的莱文当时大约三十五岁，是三个女儿的父亲。萨卡基尼则是耶路撒冷人，三十九岁，有一个儿子。莱文的父亲名叫莫里斯，曾在明斯克地区经营地产。19世纪90年代初，莫里斯跟随家人来到巴勒斯坦；但不久后他就去了美国，在当地为耶路撒冷的一所犹太学校和一家医院筹款。在那个时期，耶路撒冷的大部分犹太人都是靠海外援助过活。几年后，莫里斯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他的儿子阿尔特曾在犹太学校学习，但后来却离开了伴他成长的正统犹太教世界。成年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传统犹太人，但由于他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将其视为叛徒。50
哈利勒·萨卡基尼的父亲则是一名木匠。和莫里斯·莱文一样，他也积极参加自己所在社群的活动。萨卡基尼本人则曾在希腊东正教教会学校学习，之后又在布莱思主教（Bishop Blyth）创办的英国圣公会学校学习。51后来，他与东正教主教及其追随者就教会的腐败问题产生了争执。同样引起争执的还有他的阿拉伯人身份，萨卡基尼是其民族身份的坚定支持者。他解释说：“我不能让这个腐败且卑鄙的牧师来领导我，也不能被列入这个可恶的教派中。”他离开了教会。“我不是东正教徒！我不是东正教徒！”他强调说。和阿尔特·莱文一样，他倾向于以自由为导向的民族主义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但他同时也坚持自己的宗教根基；他在遗嘱中指示儿子要按照耶稣“登山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中的精神来生活。52
莱文是一个现代商人，他对自己所处的新世纪的精神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最开始是辛格缝纫机公司的代理，该公司的产品对于巴勒斯坦而言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此后，莱文转而进口打字机。接着，他又成为了几家外国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专门经营人寿保险，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新兴的业务。他的生意做得很好，很快就被称为巴勒斯坦的“保险大王”。他在许多中东城市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和次级代理人。当他来到萨卡基尼家躲藏时，他已经是一个富翁，在全国各地拥有土地和房屋，同时也是个放债人。在决定躲藏之前，他很小心地把自己所有权益的授权书都交给了他的岳父。53
在新世纪精神的熏陶下，萨卡基尼也是他所在领域的先驱。在他创办的学校里，他开创了一种革命性的教育方法。学校里的教学语言是阿拉伯语，而不是土耳其语，学生们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要理解教材。这所学校没有家庭作业，没有考试，也没有成绩单。萨卡基尼宣扬“学生的解放”——他说他最讨厌的就是暴力教学。教师不应该像通常的做法那样去惩罚或羞辱孩子，而是要帮助他们发展个性。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开放的。他鼓励学生的社会活动，包括出版校报和开展体育运动，这在当时都是相当独树一帜的。萨卡基尼和莱文都对体育活动净化灵魂的力量有一种近乎神秘的信仰。学校还设有宿舍和幼儿园，这是进一步的创新。54
萨卡基尼加入了耶路撒冷的一个共济会分会，莱文也是众“兄弟”之一。两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每天晚上都会聊天，一直聊到深夜，他们都是爱读书且有行动力的人，都在不断地反省自己。当教堂的钟声在背景中响起，清真寺的宣礼在空中飘荡，远处的大炮雷鸣般地响起时，他们交流着各自对巴勒斯坦的想法和愿景。莱文希望看到100万犹太人生活在地中海和幼发拉底河之间——这是《圣经》上许诺给犹太人的边界。但同时，他也承认，在巴勒斯坦复兴犹太民族的梦想已经破灭：这个国家不可能安放下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最多只能容纳二三十万人。他主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存。“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姐妹，”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一轮新月让我们两人变成了黑夜中的游牧民族。”55萨卡基尼则说，他憎恨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试图在别人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家园；在征服巴勒斯坦的过程中，萨卡基尼觉得犹太复国主义好像是在践踏阿拉伯民族的心脏。56不过，他有时也会软化自己的态度，并断言世界正在走向统一。他说，地球上只有一个民族的日子迟早将会来临。57但在两人更冷静的时候，他们都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两个民族在文化和政治上所存在的争议，甚至是敌意。
萨卡基尼试图把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区分开来。但对莱文来说，这种区分却并没有什么意义。虽然他舍弃了大部分宗教戒律，但就像大多数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他仍遵守着各种犹太习俗。他只吃洁食（Kosher），这意味着他不能食用萨卡基尼做的饭菜。主人注意到莱文只吃面包和橄榄，饮料只喝茶，这让他感到很不适。“愿上帝原谅你，兄弟，”他写道，“你为什么不能吃我们的食物？如果你认为我们的食物不洁，那么我们也是不洁的，因为我们吃的是不洁的东西。那么，你为什么要跑到我们这里来避难呢？”他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就好像莱文代表着所有犹太人，而萨卡基尼代表着所有基督徒。“你们对我们犯下了多少罪行，遭你们所害的人又有多少！”他写道。58
但让萨卡基尼恼怒的不仅仅是文化冲突，他有充分的理由对他的客人感到气愤。莱文无意继续挨饿——在到达萨卡基尼住所一两天后，他在窗口看到了一个犹太路人，并请他与他的岳母联系。那人照做了，莱文的岳母开始给他送来洁食。但两三天后，除了洁食之外，她还带来了土耳其警察。
12月3日凌晨三点，一大群警察包围了萨卡基尼的家。萨卡基尼听到警察从台阶上走来，并听到他们扣动扳机的声音。他毫不怀疑他们是来逮捕莱文的。“我跳下床，来到我们的朋友的床前，”萨卡基尼写道，“我敲了敲门，想让他赶紧出来。但他始终都没醒。与此同时，士兵们已经站在房子的内门处了。除了投降，我什么也做不了。”他打开门，士兵们闯了进来，莱文的岳母也在一起。他们逮捕了莱文，并把萨卡基尼也带走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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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的统治还剩五天。当时还是个女孩的耶路撒冷居民阿利扎·吉多尼（Aliza Gidoni）写道：“恐惧笼罩着我们所有人。”她仍记得当时的场景：牛车载着死者和伤者，里面既有土耳其人又有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德国士兵。“士兵们的尖叫声和呻吟声十分可怕，路上滴满了他们的鲜血。”伤员后来被送到了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临时医院。吉多尼很好奇是否有人能活下来。(5)伤员的脸上流露出了悲痛欲绝的表情，看起来十分可怕，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了安东尼奥·德·巴洛巴。据加德·弗鲁姆金（Gad Frumkin）法官后来回忆，耶路撒冷城中当时骚动异常。“通往火车站和伯利恒的路上，到处都是车辆、骡子和步兵，整个队伍无组织、无纪律地经邮局往东边的杰里科（Jericho）走去。很明显，这不是一次有序的撤退，而是一次仓促的逃亡。”在某个街区，弗鲁姆金看到一个土耳其士兵无力地趴在地上，向路人乞求面包和水。他显然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东西了。据报道，在城市的其他地方，为了获取食物，土耳其士兵不惜交出自己的武器。许多士兵都丢弃了武器，以免在逃跑时被压垮，有些人甚至赤脚逃跑。61
哈利勒·萨卡基尼描述了从他牢房的窗口所能看到的景象。“战争正处于最激烈的阶段，”他后来写道，“炮弹从四面八方袭来，局势一片混乱，士兵们四散而逃，恐惧支配着一切。”最后一批外国外交官烧掉了手头的文件，然后离开了这座城市。62
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西奥多拉修女（Sister Theodora）问埃里希·冯法尔肯海恩（Erich von Falkenhayn）将军，如果士兵离开后有暴徒闯入城堡，她和剩下的几个修女该怎么办。几个月之前，冯法尔肯海恩曾反对那些想不战而逃的同胞们，他不支持撤离耶路撒冷，但他的意见被否决了。现在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这位修女，他大概建议她祈祷。他下令将德皇的一幅大油画像从教堂的前厅移走，这么做至少可以保护画像不被暴徒发现。63
尽管局势一片混乱，巴洛巴伯爵却照常与德军的指挥官共进晚餐。直到最后，他都始终保持着每天与其中一人共饮一杯科尼亚克白兰地的习惯。巴洛巴一直忠实地记录着自己的所闻所见，但在土耳其人统治的最后一周里，连他都在日记中承认：“我一头雾水！”不过，他的人脉还是有些用处的。作为一份恐怖的告别礼物，土耳其人计划炸掉耶路撒冷的面粉厂。巴洛巴伯爵得知这一消息后，赶紧借了一辆马车，然后来到了橄榄山的军队总指挥部。他成功说服士兵们放过了面粉厂。
城中的混乱局势最终还是波及了西班牙领事馆，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通常情况下只会出现在电影中的场景。巴洛巴答应给犹太社群的两位领袖提供庇护，他们分别是雅各布·塔洪（Jacob Thon）——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代表，和西格弗里德·胡菲恩（Siegfried Hoofien）——该运动的银行家。上述两人和其他一些犹太公众人物都被指定为驱逐出境的对象。土耳其警察局长在得知两人的行踪后，现身西班牙领事馆，要求伯爵把他们交出来。然而，领事却把他们藏在了馆内的帘子后面。警察局长进入领馆后，巴洛巴答应第二天就把两人交出来。两位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在帘子背后吓得瑟瑟发抖，他们本以为这位领事打算把他们交出去。64但巴洛巴肯定不会这样做，因为他确信土耳其人在二十四小时后便会离开这座城市。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总督伊扎特·贝伊将最后一台电报机敲得粉碎，并给耶路撒冷市长留下了一份交给英国人的投降令。为了体面地离开这座城市，他还从美国殖民区偷来了一辆马车。
12月8日，犹大山丘上一阵狂风暴雨，大雾使当地的能见度降为零，英军不得不停下了脚步。那一天的早些时候，部队已经经过了伯利恒，英军在当地得到了解放者一般的待遇。某些部队甚至已经行进到了耶路撒冷西南的艾因凯雷姆（Ein Kerem）——施洗者约翰的故乡。傍晚时分，风暴开始减弱。
巴洛巴伯爵走到房顶上欣赏风景。天空中满是星星，城市突然间陷入了一片寂静。只有一门门定时发射的大炮扰乱了夜色，还有几声狗叫。巴洛巴听到远处有汽车的声音，试图猜测车里的乘客是谁。对于世事之无常，他沉思了一会，然后就睡了。那晚有枪声，但他睡得很香。65
注释
(1) 多年后，土耳其情报官员阿齐兹·贝克（Aziz Bek）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公认的观点认为，英国人攻占巴勒斯坦依靠的是犹太人设在齐克隆·亚科夫（Zichron Ya'akov）的尼利（Nili）间谍网，著名的犹太间谍们为英国人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在他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一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提供了更大的帮助。阿齐兹·贝克确定了这位间谍大师的姓名：奥尔特·莱维（Alter Levi）。据阿齐兹说，莱维（即莱文）在黎凡特地区的城市间自由穿梭，建立起了一条由诸多妓院组成的情报链，通过敲诈勒索的方式从顾客那里获取情报信息。4
(2) 尽管本–古里安忠于奥斯曼政权，但他之后很快就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而被驱逐出巴勒斯坦了。他去了美国。
(3) 这个词可追溯至希伯来语的古老源头，根据埃利泽·本–耶胡达的词典，该词其中的一项含义是“少数犹太人居住在非犹太人的村庄”。伊舒夫（Yishuv）的字面意思是“定居点”，它同时也是“荒地”和“毁灭”的反义词。犹太人在使用这个词的过程中，或有意或无意地传递着这样一层信息，即犹太人生活在一片无人（阿拉伯人）居住的荒地之上。一位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反对用希伯来语的“摩沙瓦（moshava）”来指代犹太农业城镇。摩沙瓦的字面意思是“殖民地”，因此具有帝国主义的含义。这个问题曾引起了激烈的辩论。15
(4) 绝大多数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他们主要居住在农村，但也有人在沙漠中过着游牧生活。大多数阿拉伯基督徒都住在城市里，犹太人也是一样。有超过一半的犹太人生活在耶路撒冷。35
(5) 在其中一家医院里躺着一位名叫鲁道夫·赫斯（Rudolf Hoess）的德国士兵，他正在与死神抗争。后来，他成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