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错过与结缘——从中国公学到武汉大学

北漂青年——文坛升起的新星

1923年8月，军队出身的沈从文，在湘西看惯了杀人，厌倦了军队的生活，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离开湘西，9月抵达北京，从此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沈从文最初是打算“半工半读”求学，结果投考北大等国立大学名落孙山，最后投考中法大学被录取，但因为交不上25元的膳食费而未能注册入学。

虽然未能进入正式的大学，但沈从文无时无刻不在社会大学中历练。沈从文住在酉西会馆，每天到京师图书馆分馆读书（可以躲避风雨，免费提供开水），像海绵一样一股脑地吸收新书旧书。从酉西会馆往西走，是琉璃厂，几十家古董店里有沈从文流连忘返的身影；从酉西会馆往东走，通往前门大街，开了很多出售明清旧服饰、器物的店铺，这些店铺承载了沈从文求知若渴的时光。今天往东走，明天往西走，走来走去，学到了很多东西。在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预备班毕了业，年轻时学到的东西，都化为人生的营养。对文物、器物的喜好，为他的人生做好了铺垫。

1949年，沈从文的一生被时代的风暴吹折为上下半生，上半生是文学家，下半生是文物专家。1949年之后的沈从文远离文学，躲进中国历史博物馆。早年在社会大学学到的东西，为他后半生从事文物研究打下了基础。

1924年，沈从文失去了湘西军队陈渠珍的资助。这年冬天，他遭遇人生中最严酷的寒冷。在靠近北京大学的庆华公寓，一间由储煤间改造的小房间里，饿着肚子，捂着被子，用手止着鼻血写作。这个储煤间，狭小，夏天湿乎乎，有发霉的气味；冬天冷飕飕，就像一个冰窖。这是沈从文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的原点，他给“这个仅可容膝安身处，取了一个既符合实际又略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1]沈从文到青岛后，居住的是楼房，房间虽然不大，但阳光充足，空气清新，发霉的气味没有了，发达的迹象出现了，但他称之为“新窄而霉斋”。

寒风乍起之时，沈从文蜷缩在他的这个小小的住所，1924年11月间，他写了一篇日记体散文《公寓中》，可以感受他孤单、寒冷的时光：“北京的风，专门只欺侮穷人，潮湿透风的小房实在难过……这正是应上灯时间，既不能把灯点燃，将鸽笼般小房子弄亮，暮色苍茫中又不能看书，最好只有拥上两月以上未经洗濯的薄棉被睡下为是了。睡自然是不能睡熟，但那么把被一卷，脚的那头又那么一捆，上面又将棉袍，以及不能再挂的烂帐子一搭——总似乎比跑到外面喝北风好一点。”[2]1933年，沈从文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一个家，当张兆和了解到沈从文北漂艰难的处境时，为之心酸落泪，心疼沈二哥遭了那么多的罪。当年的苦，沈从文满不在乎。

1924年，沈从文给《晨报副刊》投了大量的稿子，如泥牛入海。有一天，《晨报副刊》大编辑孙伏园，把沈从文的投稿粘成长长的一大卷，当着林语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面，说道：“这是大作家沈某某的稿子。”说完，笑着撕得粉碎，投入纸篓。1976年秋天，沈从文在给王千一的信中，谈起这段往事：“这事有人明见到，熟人说来总为打抱不平，我却满不在乎，以为开开这种低级玩笑，毫无损我的向前理想。这些小小得失，哪足介意？”[3]沈从文穷困潦倒，靠写作也无法维系下去，他向北京大学的教师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11月的一天，北京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沈从文身陷冰窟，郁达夫冒着大雪来到沈的住处。他看到沈从文仍穿着单衣，情感充沛的郁达夫见状，不由得鼻尖红红的，心中一阵酸楚，眼中似有热泪要流出，他把自己的羊毛大围巾给沈从文围上，并热情地握住沈冰凉的手。雪中送炭的郁达夫，请沈从文到西单牌楼“四如春”吃饭，其中一个菜是葱炒羊肉片。这一餐，足以令沈从文抵御一生的严寒。郁达夫掏出五元钱支付饭钱，他把找回来的三元两毛几分钱一股脑地塞给了沈从文。沈从文手捧着找回的零钱，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凉凉的硬币带着友情的温暖，亮亮的硬币照着他的双眼……郁达夫告辞，他俯在饭桌上哭了……

1924年的冬天，严酷的命运向沈从文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他遇到了一个令他日后在文坛“发达”的男人。郁达夫回到家后，仍为沈从文的遭遇意难平。他写了一篇文章《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11月16日《晨报副刊》发表此文。

这封公开信，郁达夫用一种毫无保留的同情态度劝告那位“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既然不能当土匪，也不能拉洋车，至于报馆的校对、图书馆的管理员、家庭教师、看护、门房、伙计之类又无人可以介绍，去制定时炸弹闹革命也不行，家乡又回不得，那么只好采取“两个下策”。郁达夫行文至此，故作愤世嫉俗之语：要么到天桥的招兵处去应募，不然就去偷窃。“无论什么人的无论什么东西，只教你偷得着，尽管偷吧”。写信人最后竟然要收信人到他那里去“先试一试看”，而且“心肠应该练得硬一点”，不能“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4]

郁达夫的这篇文章，没有写明这个穷困潦倒的文学青年是沈从文，引起文学圈的纷纷猜测。正是郁达夫的这篇文章，使沈从文后来得以结识林宰平。郁达夫不仅发表文章声援沈从文，还把他介绍给《晨报副刊》新任主编刘勉己和副主编瞿世英，两人许诺给沈从文发表作品的机会。

沈从文一下子从地下状态进入北京文化界的视野之中。1924年12月22日，《晨报副刊》第306号首次刊发沈从文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署名“休芸芸”。几天前，他在《晨报·北京栏》发表了一篇文章，获得了稿酬——五毛钱的书券，这是他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此文已经沉入时光之海，无从考证。

最黑暗的时刻挨过去了，曙光展现，1925年，光明降临。沈从文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发表的园地多了，写作有了进一步的突破。3月，他结识了胡也频和丁玲。5月，他与林宰平建立了联系，并由此进入梁启超的视野，还结识了熊凤凰（熊希龄），得到香山慈幼院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这年夏天，北京大学的丁西林介绍沈从文在创办不久的《现代评论》兼职当发报员，收入不高，但由此结识了《现代评论》的主编陈源、文艺编辑杨振声。9月，他到徐志摩家中做客，徐志摩为他介绍了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叶公超等人。沈从文进入了北京文人圈子，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一颗新星。

1927年12月下旬，沈从文从北京南下，经海路赴上海。彼时上海四马路出版业蓬勃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出版的中心。北京的《现代评论》、北新书局、新月社大部分成员，都南迁到上海。沈从文离开北京到上海发展还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北伐兴起，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控制，文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而上海出版业的兴起，新闻、出版发达，为文人独立生存带来便利。沈从文因与在武汉加入大革命洪流的张采真通信，被北京的警方传讯和审查，为安全计得离开北京。

沈从文在上海过着卖文为生的生活。他想摆脱书商的盘剥，与胡也频、丁玲创办红黑出版社，办《红黑》《人间》杂志。由于经营不善，沈从文欠了一笔款，本来不佳的经济状况变得雪上加霜。于是，在徐志摩的推荐下，1929年9月，胡适聘请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有了固定的月薪100元，再加上版税、稿费收入，他可以在上海生活下去。

开学第一课——登上中国公学讲坛

1929年，是沈从文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可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开始登上大学讲坛，在这里他认识了中国公学的校花张兆和，并对她展开情书攻势。很多读者关注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经历，都会聚焦在沈从文追求张兆和这一件事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沈从文的创作非常丰富。这一年他出版了《呆官日记》《一个天才的通讯》，这一年写的短篇小说纷纷发表，随后结集《龙朱》《神巫之爱》出版。后来，沈从文对金介甫说，1929年之前的作品不成熟（没有研究价值，拼命写作赚取稿费糊口），之后的作品逐渐成熟。

1929年夏天，沈从文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破格聘为讲师，到吴淞任教。在中国公学，沈从文遇到了他一生的爱人——张兆和。我们相信这是命运安排的巧合，注定让沈的心灵先受到爱情的折磨和煎熬，然后才让他品尝幸福的甜酒。

1929年9月，过完暑假的学生们陆续回到了校园。这一天是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在此之前沈从文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所备资料足供一节课使用。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包了一辆黄包车，而此次讲课的报酬却只有六块钱！

沈从文在文坛上声名鹊起，当天慕名来听课的学生早已挤满了教室。看着学生们齐刷刷期待的眼神，他慌了，本来准备好的开场白，此时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他嗓子干涩，浑身冒汗，情急之中，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请等我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讲起。

此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外文系的大二女生来旁听，名叫张兆和，见沈从文如此狼狈，她竟不敢抬头再看这位年轻的老师。漫长的十分钟静悄悄地过去了，沈从文终于抬起头来说道：“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我紧张得要哭了。”后来沈从文回忆第一次站在讲台的经历时说：“感谢这些对我充满好意和宽容的同学，居然不把我轰下台去！”[5]

在第一堂课上，沈从文勉强讲了20分钟，再三强调叙事，“叙事是搞文学的基本功”。[6]

第一堂课沈从文的表现，让张兆和觉得他不过是位只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年轻人而已，还不知道怎样讲课。万事开头难，进入状态后，顺利多了。沈从文的课在学生中颇受欢迎，张兆和旁听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这年冬天，沈从文对张兆和产生了恋情，这是典型的单相思，无法排遣，他写起了情书。他的情书如同流水一样奔涌而去，为他的爱寻找归宿。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也许是唯一有效的打动女孩的方式。正如沈从文1926年3月10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的《我喜欢你》一诗所写：

别人对我无意中念到你的名字

我心就抖战，身就沁汗

并不当到别人

只在那有星子的夜里

我才敢低低喊你的名字[7]

沈从文爱上张兆和绝非“偶然”。从现在的黑白照片中可以看出张兆和的确是经典美女：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更重要的是其大家闺秀的气质——高雅、沉静、羞涩、内秀。张兆和出身苏州名门，张家四姐妹个个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长得美丽。张兆和在学校内追求者甚多，心性高傲的她把追求者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沈从文被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笑为“癞蛤蟆第十三号”。

张兆和在中国公学颇受瞩目，她在运动场上的健康、阳光、俊美的形象，刊登在上海的画报封面上。同在中国公学执教的赵景深，开设“小说原理”“现代世界文学”两门课。张兆和上赵景深的这两门课。有一次，赵景深上课时低着头点名，点到张兆和的名字，特意抬起头望望。“因为兆和以前常到北新来玩，与我的内侄和内侄女很熟，我的妻也早就认识了她，所以我也想认一认这朵黑牡丹。”[8]

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那时的沈从文期待着这种幸福的降临，知其不可而为之，惶惑而迷茫，一切都不可知。

尽管对沈从文连篇累牍的情书不胜其烦，年轻的张兆和却找不到恰当的办法拒绝沈老师的热情。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方式，因而对沈从文的求爱信照例不复。可沈从文不管这些，依旧勤快地写他的情书。

沈与张是师生恋。周有光（张允和的丈夫）说：当时，经过五四洗礼，师生恋并没有受到来自道德或体制方面的反对。尽管如此，沈老师浓烈、持久的爱，给张兆和无形中带来心理压力，最初，她是不认同这种爱的，在沉默中任其自然。张兆和在日记中写道：“又接到一封署名S先生的来信，没头没脑，真叫人难受！”[9]

写给张兆和雪花般飞出的情书，换来的是巨大的缄默。他也曾找过张兆和的同学王华莲通融、沟通，试图通过王对张进行劝说，动情处，沈流下了眼泪。但没有好的效果，反而使张兆和对沈从文有误解。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10]

这孤独而绝望的爱情，巨大的挫败感一天天在心中蔓延，使沈从文无所适从。他想辞去中国公学的教职，以此逃避，甚至“打算死了”。1930年6月28日，沈从文在给王际真的信中倾吐心中的烦恼，“常想得一机会逃开此地方，出国无谋生本领，就到军队中去胡混数年”。[11]

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

1930年7月的一个下午，略显腼腆的女学生张兆和出现在胡适校长的办公室，她拿着一大摞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让胡适转交给沈。刚见面时，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

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校长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并说：我和你爸爸有乡谊，和他说一声。待得知了张兆和的态度后，胡适才不作声了，只是“为沈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言外之意，怪张兆和不积极帮助沈从文这位天才。

追求无望，沈从文把自己的痛苦告诉了胡适，胡适写信安慰他：“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用错情了……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12]

胡适还对沈从文当面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13]这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

这种劝慰是起不到作用的。被爱情吸引的人，好比扑火的灯蛾，不知是盲目的冲动，还是追求爱情的奋不顾身的勇气。

沈有时一天中给张写好几封信。1930年7月11日，张兆和收到沈从文当日写的第一封信：“字有平时的九倍大！例外地称呼我‘兆和小姐’！”[14]

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正如一篇小说，刚刚在中国公学开了头。一波三折的故事将在接下来的日子打开。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执教，开了新文学作家在大学讲学的先河。梁实秋在《忆沈从文》一文中说：“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因为一个没有正常的适当的学历资历的青年而能被人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是很不容易的。”[15]

沈从文后来在北大任教授，在课堂上称这是胡适“最大胆的尝试”。

聘请沈从文到中国公学任教，胡适颇有远见和魄力，开风气之先。五年后，他的创举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1934年2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偶检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纹），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番草）、孙佳汛、刘宇等。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16]

胡适经过尝试之后，对大学的中文系进行了顶层设计，在胡适、杨振声、朱自清等的努力下，新文学研究与创作在大学站稳了脚跟。

沈从文刚到中国公学第一次上台讲课时，他绝对没有想到此后他的课在中国公学“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为了讲好课，沈从文每次上课前都要精心准备，还编写了很多讲义。《沈从文全集》第16卷收录了沈从文的文论，《中国小说史》《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这两辑是他的讲义和为上课准备的材料。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讲了一个学年的新文学研究，第一学期讲中国新诗；第二个学期讲现代小说。在中国公学，他还讲授小说习作，展现出了作家的优势，他采取最朴实也最有效的方法，一篇一篇地写出来，当作示范。

1929年秋，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任教的同时还有兼职。由上海暨南大学政治学教师时昭瀛[17]介绍，沈从文还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中国小说史。此时，叶公超任暨大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梁遇春、卫聚贤等新月派成员均在暨大任教。这门课对沈从文来说，更有挑战性。踏踏实实地编写好讲义是上好课的基础。1930年，“暨南大学出版室以《国立暨南大学讲义》名义印行了沈从文与孙俍工合著的《中国小说史》，其中绪论和第一讲神话传说，为沈从文所写”。[18]

来自马来西亚的温梓川是暨南大学的留学生，他虽然没有正式选修沈从文的中国小说史，但一直坚持旁听。“他的讲义编写得又非常精细，足与鲁迅后来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媲美，听了半年的课，讲义居然积成了足足一大厚册。”晚年的温梓川仍然清晰地记得沈从文讲课的风采和形象，他留下了回忆文章：

这位农村作家现在还在我的记忆中保留着的印象，便是他的样子是那么朴实，不肥不瘦的中等身材老是穿一件阴丹布长袍，或深蓝哔叽长衫，西装裤，黑皮鞋，提着一个大布包袱，匆匆地显得很忙碌，看起来倒有点像收账的小商人，或是出堂的理发师，他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两只大眼透露着深远的智慧和怡然自得的光芒。当他和你说话时，白白的面孔上，不时泛出安详的微笑。那时他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19]

1929年10月18日，沈从文参加吴淞中国公学学生举办的晚会，学生鼓掌请沈从文演讲。没有发现资料证明哪些学生在场。但1929年秋到1930年夏，这一学年，沈从文和吴春晗（吴晗）同在中国公学，一个是中文系的讲师，一个是社会历史系的学生。沈从文在此期间，经常帮助学生和文学青年修改习作，推荐发表。他总是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在文学和学术上有追求的学生，吴晗、罗尔纲、何其芳（在中国公学读预科，后考入北大）都得到过沈从文的帮助。高植、刘宇经沈从文提携，登上文坛。高植后来成为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刘宇成为年轻的诗人。沈从文资助刘宇出版《刘宇诗选》（北新书局1932年1月），并为之作序。

1930年8月17日，沈从文致信胡适，说要去青岛。但是，由于中原大战，交通受阻，沈从文错过了国立青岛大学，去了武汉大学。1931年8月，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到杨振声任校长的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教小说史和散文写作两门课。

大学成立——大师云集青岛

2021年10月15日，山东大学迎来120周年华诞。沈从文的名字留在了山东大学的校史中。

东临黄海，南望泰山。1901年，山东大学秉章程办学，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承齐鲁文脉，为天下储人才；融中西学术，为国家图富强。

山东大学一诞生，就与大海结下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1901年，山东大学堂创办之初，学制初为三年，后改为四年。所设课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四书五经，有与西方大学接轨的数理化生（动物学、植物学）、英法德文、各国政治学等，也有星学发轫、器具体操这样的课程。第二年次季（第二学期）开设的课程中有“航海法”。

百廿山大数经变迁，几度分合，历久弥坚，薪火相传。回望百廿山大的历程，这所大学如何与青岛结缘？

1928年5月，济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受其影响，山东大学不得不随之停办。稍早的1924年，在青岛山下原德国俾斯麦兵营创办的私立青岛大学，也因时局动荡，经费断绝，学校停办。

1928年8月，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在山大停办不久后，报请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拟重新组建国立山东大学。教育部指令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畸（赵太侔）、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11人组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建工作。筹委会推举何思源、赵太侔、王近信为常务委员，何思源为临时主席。

1929年6月3日，蔡元培携眷来青岛，住在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宿舍小楼[20]。蔡元培的青岛之行，改变了正在筹备中的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址。他对青岛的优美环境、宜人气候倍加赞赏。鉴于当时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济南是四省通衢、兵家必争之地，而青岛地处海滨，可少受战乱影响，他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筹办。蔡元培远见卓识：“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国民政府教育部接受了他的建议，指令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省立山东大学校舍校产外，还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舍校产，在青岛筹办国立青岛大学。

6月1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另行函聘何思源、王近信、赵太侔、彭百川、杜光埙、傅斯年、杨振声、袁家普、蔡元培9人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委员，并推定何思源为筹委会主任。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增聘陈调元、于恩波、陈名豫为筹备委员，使委员由9人增至12人。

6月20日，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在济南原省立山东大学校部召开第一次会议，何思源、赵太侔、王近信、彭百川、袁家普5位委员宣誓就职；“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钤记即日启用。此次会议，讨论了办学经费、系科设置、行政机构（包括秘书长人选）等问题。

次日，何思源、赵太侔、王近信奉令赴青岛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舍校产，着手筹办先修班等工作。

1929年7月8日，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在青岛汇泉大饭店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9位委员全部出席，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专程到青岛参加会议。一直关心国立青大筹备事宜的蔡元培，和蒋梦麟一起来青岛开第二次筹备会。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1929年7月13日出版的《时事新报》这样报道：

国立青岛大学，自何思源等奉令筹备以来，业经月余。日前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何思源、王近信、陶百川（应为彭百川），相继来青，于本月八日下午，在大饭店举行筹备会议，议决青大先设文理工农法五科，并在济南设置实验工厂、青岛设农场，常年经费为五十万元。校长一席大概于何思源、傅斯年两人中择一任命，刻下尚未十分决定。唯记者今晨访何思源时，何则表示济南政务繁忙，不能兼任。闻俟经费拨妥，筹备就绪，即定于十月一日开学。[21]

这次筹备会连开两天，会上确定了系科设置、院系人选、经费筹备、招生工作、开学日期，以及在济南开设工厂和农业试验所等重要事项。这次会议基本奠定了国立青岛大学的基础，是筹备过程中一次重要的会议。

国立青岛大学的筹备和成立，蔡元培厥功甚伟，他助力解决了开办一所大学需要的经费问题。1929年8月3日，蔡氏在致吴稚晖的函中，提出国立青岛大学经费分摊方案：每年经费60万元，由中央、山东省各出24万，青岛市政府、胶济铁路各出6万。预算很完美，现实很遗憾。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各方分摊的经费难以保障，经常出现缩减、停发的情况，影响了大学的发展。

因为种种困难（聘任教授不能迅速到岗、教育经费不能立即落实），原定于1929年10月1日开学的国立青岛大学未能开办。1930年4月，国立青岛大学开学事宜提上日程。4月12日，《申报》报道：

国立青岛大学，拟于今夏创办暑假学校，现已有国立青大筹备委员会，聘定杜光埙、宋春舫、周钟岐、沈履、杨振声五人为暑期学校筹备委员，刻已正式成立委员会，立即进行。[22]

1930年4月14日，杨振声作为清华大学、国立青大两所大学的代表和二十位高等教育组委员之一，参加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教育会议。这次大会，助推了国立青岛大学成立。

国立青岛大学紧锣密鼓地筹备，大学校长人选至关重要，蔡元培独具慧眼，推荐杨振声担任校长。

1930年4月19日，教育部致函行政院政务处，送《请任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提案》。4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第七十三次国务会议，决议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4月28日，国民政府发出府令：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5月28日，杨振声离开清华大学赴青岛履新，到校视事，制定《国立青岛大学组织规程》。

蔡元培和蒋梦麟为何推选杨振声担任校长？因为他的身份和资历。杨振声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两度入狱；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小说家，因小说《玉君》蜚声文坛；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令胡适刮目相看的教育家。他对欧美教育制度和办学方法比较熟悉，对大学教育有着深刻精辟的见解。杨振声是山东蓬莱人，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高足。这一切条件优化组合，成为杨振声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的优势。

1930年，杨振声在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之前，在清华大学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作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他学习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同样也吸收了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办学措施——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国立青岛大学初设文、理两学院，文学院下分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教育三个系（历史系因未能聘到好教授暂缓）；理学院下分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个系。

1930年暑假，国立青岛大学开办暑假学校。“召集全省一百零七县教育局长、县督学、县小学教职员各一部分，青岛市小学教职员全体到校训练，党国要人如蔡元培等均到校讲演。”

1930年的盛夏，青岛，这座年轻的城市，是文教扎根的园地，是科学激荡的海洋。国立青岛大学即将开办，8月12日至18日，中国科学社第十五届年会在青岛举行。这两件盛事背后都有蔡元培的策划之功，这位伟大的教育家以科学的生长、文化的繁盛惠泽青岛。

1930年8月，国立青岛大学在青岛、济南、北平招收新生153人，先修班学生测试合格升入23人。9月20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在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杨振声宣誓就校长职，蔡元培监誓。

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并举办开学典礼，成为当时国内的重大新闻，《申报》《大公报》当天均刊发消息，随后几天也有跟踪报道。

1930年9月29日，《申报》报道：

二十日上午九时，国立青岛大学在该校大礼堂正式开学典礼，同时该校杨校长宣誓就职。到有中央委员蔡元培、张道藩（现任青大教务长）、市党部代表袁方治、委员胡市长代表胡家凤、山东省政府党部代表何思源、胶济路管理局代表周钟岐等，及各团体代表四十余人，该校第一年级学生一百七十余人，主席蔡元培。行礼如仪后，杨校长宣誓，监誓员蔡元培授印后，并训词。次有何思源、袁方治、周钟岐、胡家凤等相继演说，后由该校长杨振声致答辞，报告今后办学方针。礼成后，撷影而散。[23]

开学典礼全体嘉宾集体合影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杨振声对蔡元培执弟子之礼甚恭，他垂手而立，谦恭地请蔡先生坐在中间。蔡元培说：“你就职，你坐中间。”杨振声等蔡元培先生落座后，才坐在中间位置。

关于杨振声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9月26日的《大公报》做了报道：

行礼如仪后，校长杨振声宣誓，监誓员蔡元培授印后，并致训词，略谓政府所以设大学于青岛，实以青岛有文化中心的资格，以我国的广土众民、文化集中，势不能限于一点，现在长江一带有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北方有北平大学，西南有中山大学，东北有东北大学，此外各省则有浙江大学、河南大学等。山东为古代文化最发达之所，在昔伯禽治鲁，太公治齐，战国时稷下为学者荟聚之地，所以教育部决定设一国立大学于山东境内，乃归并前山东大学及私立青大而设诸青岛。旧时大学多设于都市，使与社会相接近，如法之巴黎大学，德之柏林大学皆是。然英国大学之最著声誉者，则在牛津剑桥，美国各大学多设于山清水幽之所，而交通便利，接近自然，与接近社会两者均宜。青岛水陆交通，均极便利，山海林泉，处处接近自然，而工商发达、物产丰富，又非乡僻小村可比。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之后，并可设暑期讲演会，以集中全国学者于一地，至于大学课程，包括范围极广，青大因经济关系，先设文理二科，为任何各种应用科学之基础及研究的归宿点也。[24]

“暑期讲演会”和学术讲演是杨振声办国立青岛大学的一个特色。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校长期间，他邀请著名学者来校讲演和讲学，章太炎、胡适、罗常培、冯友兰、陈寅恪等人都曾在此讲学或讲演。

杨振声执掌国立青岛大学成功的基础在于，他为国立青岛大学延揽了大量的名师。

让我们看看那时国立青岛大学的师资力量：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任图书馆馆长兼外文系主任，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曾省（省之）任生物系主任，王恒守任物理系主任。他们都是国内一流的学者，其中很多教授有到欧美留学的背景。杨振声聘请的讲师有游国恩、杨筠如、王普、刘天予、沈从文；助教有萧涤非、陈梦家。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聘请的教职员，皆为一时之选。

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选聘教职员非常严格。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杨晦，在五四运动中是最先冲入并火烧赵家楼的几个学生之一。他和杨振声是同一批的北大毕业生，想到国立青岛大学教书，便致函周作人请其向杨振声举荐，结果被杨振声婉拒。后来，周作人又接到废名同样想法的来信，但他不敢贸然再推荐，便致函与杨振声曾是北京大学同窗好友的俞平伯为废名帮忙。熟知杨振声秉性的俞平伯思前想后，最终未致函杨振声，而是于两天后，复函废名，劝其打消了在青岛任教的念头。杨振声想在国立青大开设历史系，拟聘请顾颉刚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没有来青岛。杨振声又想聘请郑天挺为历史系教授，郑也未来青。于是，开设历史系的计划搁浅。宁缺毋滥，这是杨振声用人的原则。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在杨振声看来，一流的高等学府，不仅要聘请大师，也要建造大楼。杨振声十分看重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他任校长时期，主持建造了高标准的科学馆、图书馆，为国立青岛大学营造科学民主的优良学风提供了阵地和依托。

在青岛任职期间，杨振声对青岛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古迹文献等作了认真的考察分析，提出了颇具远见的办学规划，力倡开办海洋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等专业，他提出将国立青大建成海边生物学研究中心。他主张：“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25]

杨振声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在他担任校长的两年间逐步体现出来。

杨振声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后，对课程内容结构做了调整，他带头开设了“小说作法”课，并亲登讲台讲授，把新文学课提到了与“诗经研究”“楚辞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

杨振声为何开设“小说作法”这样一门课，根据已有的资料推测，他本来聘请沈从文教授此课，沈从文因中原大战旅途阻隔，未能到校就任。杨振声本就是新文学健将，就亲自开讲这门课。

未抵达的港口——1930年暑假

国立青岛大学的筹办，远在上海的鲁迅也关注着相关的动态以及杨振声的动向。1929年7月21日，鲁迅在给章川岛（章廷谦笔名川岛）的信中说：

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之流矣。此后各派分合，当颇改观。语丝派当消灭也。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赵景深、沈从文、易家钺（君左）之流云。[26]

鲁迅在信中所提，“青岛大学已开”（会议拟定于1929年10月1日开学），“文科主任杨振声”（实为大学筹委会委员），都不准确，估计是道听途说的消息。

章川岛是鲁迅的学生，也是鲁迅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语丝》杂志的主要作者之一。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后，鲁迅似乎迁怒于与周作人关系亲近的钱玄同、顾颉刚，对杨振声也颇有微词。因之鲁迅在信函中语带讽刺，流露出一种不屑。

杨振声的确聘请了他的一些朋友做国立青大的教授，但他都是为了大学的发展。鲁迅信函中提到的这些人，只有沈从文于1931年夏天到国立青大中文系担任讲师。在杨振声担任校长期间，文学院教师中，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孺、沈从文、陈梦家等都是“新月派”成员，因而鲁迅称国立青大是“新月派布道”的“圣地”。

沈从文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道路有点迂回、曲折。

1930年暑假，沈从文放弃了上海中国公学的教职，打算到新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任教。

是年8月17日，沈从文在致胡适的信中说：“中公的课程我想不担任了，我过青大去。理由是中公方面我总觉得没有东西可教，预备也不行，恐怕泼汤，至于青大，则初初开学，我糊涂也容易混得去，所以拿了他们的路费，预备在月底动身。”[27]

然而，沈从文赴青大执教未果，是因为中原大战爆发。8月20日，沈从文在给王际真的信函中说：“中国之内战又过济南向北而进，天津北平之间火车不通，天津奉天之间火车也不通，天之戾降于人，固亦近于自然矣。”[28]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战火燃烧到山东，交通不通，沈从文没有到青大执教。在胡适和徐志摩的推荐下，沈从文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课程。此时，陈西滢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

沈从文只在武汉大学执教了这一个学期。期间，陈西滢鼓励沈从文学英文，并承诺他学好英文后，推荐他到国外的大学深造。于是，沈从文跟随同事孙大雨、时昭潭学英文，学了一个月，结果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记不住。

1931年1月上旬，时值寒假，沈从文从武汉到了上海，与胡也频、丁玲来往甚密。1月17日晚上，胡也频被捕。沈从文和丁玲奔波上海、南京，求助于党国要人蔡元培、邵力子进行营救。因此，沈从文错过了武汉大学的开学时间，这个学期未到校。殊不知，2月7日，当沈从文、丁玲还在竭力营救胡也频时，胡也频已经被国民党军警秘密处决。

2月27日，沈从文致信在美国的王际真：“朋友胡也频已死去，二十人中八十枪，到后则男女埋一坑内。现在我同那个孤儿母子住在一处，不久或者送这个三月的孩子回到家乡去……我成天不出门，坐在一间三角形的楼顶……小孩母子住隔房，听听哭喊声音，便好像坐在地狱边界上，因为那母亲（丁玲），若果那一天同丈夫在一块走，一定也就死去了。”[29]

这个寒假是真的寒冷，让沈从文体验到生离死别的彻骨之寒。就在一个多月前的1月2日早晨，沈从文在寒冷的空气中，手握着笔，给王际真写回信。信中提及父亲病逝以及在燕京大学结识的好友张采真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信中谈到张采真牺牲，其夫人和孩子现正在上海，“我若在此可以支持下去，就不回武昌，因为小孩子的父亲死去，显得孤零，我不能不在上海蹲下了”。[30]

张采真、胡也频都因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被捕，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沈从文虽然在给王际真的信中明确表示，“革命一定要一种强项气概，这气概是不会在我未来日子发生的”[31]，但是他同情革命者的不幸，坚定地站在革命者这一边，站在道义这一边。3月21日，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离开上海回湖南常德，任务完成后，他先回武汉，再回上海，5月28日又到了北平，住在燕京大学达园教师宿舍。

经历了残酷的、无常的生离死别，经过了近一年的漂泊，沈从文人生的下一站越来越清晰——青岛。

1931年6月29日，沈从文在北平致信王际真：“六月的北京真是热闹，诗哲（诗哲，指徐志摩）在此，陈通伯（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夫妇在此，梁思成夫妇在此，大雨也要来了，陈雪屏不久又要在此接老婆了，还有许多许多事情，全是那么凑堆儿在一起……我不久或到青岛去……”[32]沈从文给王际真写信时，心中有莫名的哀伤，别人的热闹都是成双成对，自己的孤独就像孤灯下的影子，在风中凌乱、飘忽。

6月30日，沈从文参加了叶公超与袁永熹的婚礼。看着婚礼上的人们，觥筹交错、欢声笑语，这热闹与喜庆，自然也是别人的。沈从文的目光越过婚礼，越过蓝天……上海中国公学女生张兆和的影子又浮现在他的心头，他看到高远、湛蓝的天空，出现一个令他魂牵梦萦的笑脸……

又是徐志摩的推荐。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老大哥杨振声聘请沈从文担任中文系讲师。沈从文决定带着九妹沈岳萌一起到青岛。

1931年8月的一个夜晚，离开北平的前夕，沈从文与徐志摩在胡适家楼上促膝长谈，这一夕谈，深刻镌入沈从文的年轮。徐志摩谈了自己当时家庭生活中的一些苦恼，陆小曼不愿意来北平，徐志摩只好北平上海来回飞。徐志摩还谈如何与原配夫人张幼仪离婚，谈到与林徽因的感情，谈对凌叔华的欣赏。面对徐志摩的坦率、热诚，沈从文几次想把对张兆和的倾慕与追求和盘托出，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面对健谈的徐志摩，沈从文是一个倾听者。徐志摩还许诺，假以时日，请沈从文把自己年轻时的事情写成小说。面对如此的信任，沈从文含笑应允。

沈从文与徐志摩促膝长谈的这一晚，格外漫长，长得几乎可以囊括一位诗人的一生；这个推心置腹的夜晚，又格外短暂，短得就像梦幻泡影。沈从文想不到，他再次见到徐志摩，是在济南开山脚下一个简陋的小庙里，热情活泼的诗人，已经变成一具因飞机失事破损的尸体。

沈从文怀揣着希望上路，就像一只长期漂泊在外的帆船，终于抵达属于他的港口——青岛。

注释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52.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55.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68.

[4]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54—157.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60.

[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60.

[7]沈从文.沈从文诗集[M].张新颖，编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75.

[8]赵景深.记沈从文[J].十日，1935（1）：48.

[9]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M].沈虎雏，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3.

[10]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M].沈虎雏，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4.

[1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76.

[1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88.

[1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88.

[14]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M].沈虎雏，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8.

[15]刘天华，维辛.梁实秋怀人丛录[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144.

[16]胡适.胡适全集：第32卷[M].季羡林，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04.

[17]时昭瀛，湖北枝江人，外交家。1914年考入清华，潘光旦的同学。留美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和国际法学，1927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执教。1936年从政，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时昭瀛翻译过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后将梁实秋的《雅舍谈吃》翻译成英文。1929年1月10日，《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发表《蜜柑》广告语，未署名，应出自徐志摩之手。介绍沈从文短篇小说集《蜜柑》：“沈从文先生的天才，看过《鸭子》的读者们总该知道了罢。就大体上说，他的小说，更在他的诗同戏剧之上，这假使我们说《蜜柑》是这位作者的真代表，真能代表他的天才，那绝不是过分的话。《蜜柑》里面有六七篇已经由时昭瀛先生等译成几国文字在中西各洋文报张杂志上发表过了，外国文艺界已经有人起了特别的注意了。这不但是《蜜柑》的作者沈从文先生个人的荣幸，也是我们大家共有的荣幸。”这段广告语见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4卷第315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9月出版。

[18]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87.

[19]温梓川.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M].钦鸿，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1—74.

[20]“小楼说”存疑，蔡元培书信、日记、年谱均不见记录。

[21]季培刚.杨振声年谱：上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161.

[22]季培刚.杨振声年谱：上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185.

[23]季培刚.杨振声年谱：上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212—213.

[24]季培刚.杨振声年谱：上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213—214.

[25]李耀臻.中国海洋大学大事记[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11.

[26]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78.

[2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99.

[2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00.

[2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32.

[3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21.

[3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27.

[3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