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左宗棠诞辰二百周年祭
1、墓园沧桑
人生，作为高等生命的轨迹，不仅展现为生前的苦乐，还会延续到死后的际遇。
墓地的遭遇，也可算在其中。
距今一百二十六年前，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西历1886年12月10日，本书传主左宗棠的灵柩，在善化县八都杨梅河柏竹塘下葬。这个地方现在叫做长沙县跳马乡的柏竹村，在长沙市区的东南方，距市区不过十几公里。墓地俯瞰的杨梅河，现已建起了公路大桥。照现在的建设速度，估计不到十年，城市化就会推进到这里。
左宗棠墓相邻的地方，有两个显赫的纪念地，一个是民主革命元勋黄兴的故居，还有一个是解放军大将许光达的故居。
在我们的时代，与城市化的推进速度相比，历史知识的普及显然慢了许多。几年前，当我前往左宗棠的墓地，路经许光达大将的故居通道前，请教一位年约五十的当地男人：“左宗棠墓庐在何方？”他反问我：“左宗棠是哪个村子的？”我回答：“是个历史人物。”他说：“我们这里没人姓左。”
左相国的下葬，在当年一定是一件盛事。一百多年过去，改朝换代，人事全非，若是一座普通的坟茔无人记得，是不足为奇的。但左宗棠不是普通人，他是我们民族的一位精英，用美国军人学者贝尔斯的话来说，他是清末“四亿中国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不愧为其祖国和人民的光荣”；用儒家的话来说，他是被光绪皇帝赐谥“文襄”的孔教圣人。这样一个人，是不应该被国人遗忘的。在如今资讯发达的时代，左宗棠这个历史人物，理应比过去有更多的人知晓，尤其是在其墓葬的附近。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杰出人物的身后栖身之地，和其湘阴的故居一样，不仅无人为之宣传，告知许多愿意前往瞻仰或凭吊而不知其所在的人（其故居柳庄因为管理者没有交钱，该县有关部门便拆掉了公路旁的指路牌），而且还遭到过严重的破坏。
我们是一个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国家，我们有时候把文化振兴的调子唱得无比高亢，然而事实上，也许当局更重视的是迅猛的物质开发建设，是有眼前利益可图的事业，而往往忽略了延续对历史的记忆，而在对历史的有限的、有时甚至是拙劣而漫不经心的保护中，往往又是做了任意的、有选择的汰留。左公墓没有遭到战争的摧残，却承受了以文化为名义的扫荡。而如今，我们置身于经济大开发的浪潮中，眼见太多的陈迹不可避免地遭到抹杀，但我们也许又忘了，倘若必须记住的历史也被推土机扫荡，被压路机轧平，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恐怕就只能与一片水泥森林相伴，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记忆了。
那一次的谒墓之行，我幸得一位修车小师傅指点，开完了最后几公里弯曲盘旋的山道，来到了目的地。左宗棠墓，静静地耸立在一条仅能容两车对过的山间公路旁侧。墓墙上有一块说明牌，表明此墓是省级保护的文物。门口有一道铁门，锁着，墓园内外，阒无一人。把车向前开出几百米，询问在路边工作的农人：守墓看门者在哪里？无人知晓。
我们一行三人决定翻墙而入。进去了，登石梯而上，看到墓前的石台上摆着几枝香烛，表明最近有人来祭奠过，只是不知，那些谒墓者是否和我们一样，也是翻墙而入。
一个多月后，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现在左宗棠墓地附近，在五十八岁的守墓人黄志清先生家里吃午饭。原来黄先生手掌墓园门钥，在家候客。如果你问到了他的住处，他就可以给你打开墓地的门。这墓地犹如不出名的网站，不宣传自己，你找到了网址，才能把它打开，但是检索起来，绝无网络上的方便。
朋友还说，他听了一些故事，出自黄先生之口。
柏竹塘的这块墓地，据说是左宗棠第一次领兵开赴前线，在东进江西的途中亲自选定的。墓园规模和建制的设定，大概与墓主无关，是后人的设计。左宗棠作为经世之学的集大成者，对于鬼神、风水之类，似无深信，也不斥为无稽之谈。他的态度是，若信，则要按照规矩办；不信，则可自行其便。但凡记述怪异之事、神灵之说，他都持这种态度。但他为自己选择的墓地，位居山巅，周边苍松翠柏，东面河流，常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幽静开阔的处所，适合于身后长眠。
然而，他无法预料，他入土之后不到百年，身边就会响起轰隆隆的爆炸声。
左宗棠墓园，原来不尽如现在所见的这样，堪称规模宏大。墓园起初占地广达百亩，墓道两旁石雕林立，牌楼高过十三陵，阶梯直达河畔。1975年前后，一条战备公路途经跳马，将左公墓园一分为二，牌楼拆了，墓道麻石也征用了，用于修路搭桥，墓园面积大大缩水，只剩下原先的十分之一。
那些石雕，包括左宗棠的雕像，以及石人石马。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当地的公社党委书记因修石桥缺少石料，决定取之于墓园。如今在当年所修的瓮桥之下，还埋着一些雕像的残部，部分从泥土中露出了峥嵘。
至于墓园响起爆炸声，是重磅炸药造成的。
那时候，墓地所属地方的几名干部说，左宗棠是清朝的大官，他的墓室里面肯定藏有大批珍宝。他们叫人埋下一百多斤炸药，用几十根雷管引爆，炸开了墓室。轰隆巨响，墓室洞开，扒开乱石，露出一副棺木。民工们一拥而上，撬开棺盖。
棺盖开启，一阵香气扑鼻而来。眼前就是已逝的相国，依旧戎装披挂，面色如生，似在睡梦之中，令观者惊诧不已。但是，掘墓者更关心的是珍宝，一番搜索，大失所望。据说，他们唯一的收获，是从相国嘴里取出了一颗珠子。少顷，死者面色骤变，随即一阵恶臭袭来。围观者害怕了，作鸟兽散，扔下墓庐不管。
几天过去，残破的墓庐周边，仍是恶臭阵阵。黄志清先生的母亲当年已逾花甲，信佛行善。她对儿子说：“清伢子，左大人是朝廷大官，有功于国。如今抛尸露骨，怕是阴魂不散哪。快去把土平了，把左大人的尸骨重新埋好，磕几个头！”黄志清奉母亲之命，鼓起勇气，让左公遗体重新入土。
这场闹剧就这样过去了，此事后来无人提及，因为对于自己不雅的行为，我们总是很难正视，而且非常健忘。在那个愚昧的时代，愚民层出不穷，愚行比比皆是，但多年已经过去，尽管愚民早已转变为智者，但严肃的自我反省，却如同极难听到的天籁之音。
至于墓主左宗棠，这个清末的诸葛孔明，却未曾算到自己会遭受生后的劫难。他生前劳绩赫赫，风光无限，却未曾享受荣华富贵。原想找个清静之地，永远安歇。岂料九十年后，墓穴被炸。今日，这块墓地虽然贴着文物的标签，却是默默无闻，观者罕至。不论是出于什么理由，国人对这个历史人物，对这所墓庐下埋藏的千军万马的厮杀，南征北战的艰辛，抵御列强的抗争，寻求富强的努力，似乎选择了集体的忘却。
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悠长的国度，对某些历史片段，对某些历史人物，抛尸弃骨，随手扔进集体无意识的垃圾箱。这究竟是学者们明智的缄默，还是媒体乖巧的抉择，抑或是整个民族不具备更大的承荷能力，宁愿把难得糊涂奉为圭臬？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所见的左宗棠墓园，比之我在长沙坪塘所见的曾国藩墓，虽因缩水，规模格局较小，但通路顺畅，保护完好，都是曾国藩墓园所不及的。这种对比，透露着什么样的信息？
有一种解释颇为可信。据说，解放军的王震将军，建国后开发建设新疆的领军人物，看到“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景象，回想起左相国当年为收复和建设新疆所做的贡献，对这位前辈老乡甚为钦佩。有一天，他交代部下查询左公亡灵栖息之地，听说墓园被炸，顿时眉头紧锁，郑重地说：“左公有功于国，他的墓园，应当修复啊。列为文物，供人瞻仰。”得到这个指示，长沙市政府拨款修复，并刻碑纪念，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在1985年。
1996年底，湖南省人民政府将这座墓园公示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墓园得到了高层的重视，显然是一个信号：这位历史名人，终究不会被时光埋没。2002年以来，以左宗棠为主人公的多部小说与评传相继问世，在小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左宗棠热。时隔十年，在左公诞生二百周年之际，或许已有更多的各界人士，有意于回眸这个湘阴人生前的风采，会寻求一个较为通俗的纪实性文学读本。本书的写作，就是为了满足这样一个阅读群体的需求。
本书不采野史小说家言，主要依据有关的奏疏、文札、书牍与可信的史传记载，试图将左宗棠的主要人生阅历，做一个清晰而真实的回放。
2、性格决定命运
尽管左宗棠因各种原因宣传不够，但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他是照耀过中国近代史的一颗明星。由于他是曾为中国收复了六分之一国土的大将军，当代人只要展开晚清那一幅幅风卷残云的画卷，就怎么也绕不开他的身影。只要你的游思闯入左宗棠的时代，就无法摆脱这位卫国元勋的影响。他是左右那个时代的雄魂。
左宗棠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因为他做出的赫赫事功，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但是有一点很明显：如果他没有登上总督与钦差大臣的高位，就无法建立他的军功政绩。那么，他在仕途上发迹的经历，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他的发迹史，便会发现，那几乎是一个天方夜谭一般难以置信的故事。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左宗棠是一个汉人，而他生活在一个满人当道的朝代。在他的时代，汉人当高官，其难度不亚于美国黑人当总统。何况清廷是一家私人机构，不跟董事长沾点亲带点故，总难进入要害部门。就算看在你本事大的份上，让你管了点事，也有几双眼睛在暗中盯着你。越是人才，越是能折腾，人家越要妨着你捣鬼。总之，满清统治者对汉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即便你的文章写得水上能点灯，即便你对皇家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照样不能真正得到重用。
因此，在仕途的竞争中，左宗棠天生是处于弱势的，首先因为他是汉人，而且只是一介寒儒；而他的性格又更为他设置了障碍，因为他天性耿介，刚直不阿，不像曾国藩那样有忍性，能够逆来顺受，更不像李鸿章那样曲意逢迎，能够拿巨额的银子收买大太监，打开宫廷内的机关暗道。中国封建人治社会中的官场是一个几乎一成不变的模子，似乎注定装不进左宗棠这样不合规矩的异类。《湘军记》的作者王定安说，左宗棠这样的条件，且不说他别想在仕途上获得升迁，就连在官场的险恶波涛中生存下来都很困难。几千年历史中，像他这样刚直不阿的官员，不知有多少人含冤掉了脑袋，几乎没有幸存者。左宗棠没被扼杀在官场里，能够逃脱厄运，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又怎能指望仕途旷达呢？
何况，在左宗棠发迹的时代，清廷主政的是一位女老板。慈禧太后弄权，疑心多暗鬼，众所周知。左宗棠这么一个动不动就挥洒真性情的汉人，按常理推断，真是很难取得这位女老板的信任，从而得到她的重用。
然而，左宗棠硬是走上了仕途，而且走得颇为顺畅，几步跨越，就登上了最高的官位。这位湖南湘阴的硬汉，在六十一岁那一年，在陕甘总督任上，出任清廷的东阁大学士，入阁拜相了。清朝不设宰相，大学士就相当于当朝宰相。用现代国家的官制套改一下，我们就得称他老人家为左总理了。
如果说内阁在清末只是一个摆设，那么在军机处这个真正的执行内阁里，也曾有过左宗棠的身影。左宗棠当上宰相八年以后，在六十九岁那年，出任军机大臣，掌管兵部。这样的高位，连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未能攀达。能者多劳，慈禧太后还让左总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清朝的外交部行走，跟洋人打交道，兼管了外交事务，这个位置，是曾国藩未能企及的，李鸿章也只待过很短的时间。这样的地位，是一人之下，四万万人之上。左宗棠只听令于慈禧这个女人，听命于这个清末政权真正的大老板。
这是为什么？一个对于清末官场而言是先天性条件极其贫乏的狂傲书生，为什么能够顺利地登上极品的高位？左宗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心理学家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诚哉斯言。左宗棠的性格，是决定他成功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左宗棠的性格中，促成其成功的动力，主要有两层。第一层是不爱虚言爱务实。这一点，毛泽东是看得很准的。他在评价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时曾说：“左为办事之人。”
毛泽东所说的“办事之人”，是一位超级的办事能手，是个少见的技术性人才，为坐江山的人办好了极欲办好而别人又办不好的差事，立下了赫赫军功，建立了煌煌政绩，而且忠心可昭，才可能被女老板任命为宰相，进而掌控军机，手握重兵，一言九鼎。
于是我们从左宗棠身上看到了一个道理，即仕途成功的道路绝非只有一条，而是因人而异的。各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走出一条独特的成功路径，就像左宗棠这样，作为一个技术性的人才，只要有高超的智慧，有扎实的知识功底，也许不懂官场的潜规则，也许懂得潜规则也不屑于置身于俗辈末流，但他在封杀人才的社会制度下，纯然靠着时事的打造，依仗超凡的技术才干，借着几名高官的赏识，得力于若干知心好友的推荐，就可以干出一番宏图伟业。
左宗棠性格动力中的第二层，是狂傲、自负与偏激。按照他同时代人的描述，这个湘阴人“刚直矫激，夸大狂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左宗棠发达之前，其爱妻常在玩笑时打趣其“大志大言”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其死党好友胡林翼说他“过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又说“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咸丰皇帝没有见过左宗棠，但他根据从臣子们那里搜集得来的有关这个湖南不可一日无之的才子的情报，得出了“与人寡合，难以位置”的印象。
中规中矩，恪守中庸之道，是儒家提倡的做人方法，也是儒家宣讲的成功之学。其实，中庸之道在成功学上也是一个双面刃，并非只胜不败的利器。这种为人处世之道有助于明哲保身，维持一团和气，但往往令人因回避冲突而不敢奋斗，不敢突破，陷入庸碌无为。左宗棠作为一名儒士，因性格的缘故，未能遵循这一处世哲学。幸好如此，而且惟其如此，他才能以入赘妻家、一文不名的一介寒士，尽管三试礼部不第，却不靠钻营苟且、权谋倾轧，只靠煌煌事功，坦坦荡荡地走入了朝廷的内阁中枢。
靠着狂傲，他在“身无半亩”之时，仍然能够“心忧天下”、“神交古人”，而未被钱财诱惑而溺陷，未被困境所压垮；靠着狂傲，他总是在众人畏难退缩时挺身而出，力任时艰，在年届六旬之后，敢于不辞万难，舁榇出关，收复新疆；他在跨入古稀之年时，还能领命奔赴海疆，大战法寇，力保台湾；不止一次，纯然是凭着傲气与执著，他在精神和气势上压倒了敌人，以少胜多，反客为主，成为战争史上的一个神话，令英美俄日等国的军事观察家为之折服。靠着刚直，他不屈服于权贵，不畏惧于世界列强，不认输于天灾人祸，顽强地成就了一番伟业；还是靠着刚直，他勇于保全弱势人才，保护无辜民众，做了很多令人感激涕零的功德。靠着偏激，他对中华民族备受外国侵略耿耿于怀，对入侵者嫉恶如仇，直到晚年，念念不忘要一吐“四十余年之恶气”，无法像李鸿章那样追求委屈苟安的所谓“理智的外交”，因而成为中国清流派和爱国主义者永世的纪念。靠着夸大，他常常生活在自己的理想和梦幻之中，希望中国迅速地强大起来，于是积极地开展洋务活动，打造中国的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终身为此目标努力而不稍辍。
左宗棠的性格是双刃剑，为他功成名就出了大力，也给他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他因狂而处事不够圆滑，对方方面面照顾不够周全，往往给小人造成构陷的机会，给政敌提供抨击的借口，因此而有性命之虞；他因傲而面折人过，使同事和下属与他难以相处共事；他因偏激而参劾好友与恩人，给一些人造成了“以怨报德”、不近人情的印象，以至于一些友人与部属离他而去，甚至对他多所訾议。他因骄傲自大而遭到谦谦君子们的非议与嘲笑。他因矫激开罪了许多本来可以和平相处的人等，以至于树敌颇多，谤议丛生，生前与身后都是相对地寂寞。但是这一切，都是瑕不掩瑜，失小得大。他的得是为民族为国家的，他的失是属于个人属于亲友的，他的性格带来的结果，是正面远远胜过负面的。即便就个人得失而言，能有如此的造化而名垂青史，左宗棠之灵若天上有知，一定会为自身性格造就的命运感到自豪而无怨无悔。
左宗棠的榜样告诉我们：你自命不凡，狂傲不羁，盛气凌人，脾气不好？这并非致命的缺陷；你出身寒素，血统低微？这也挡不住你前进的步伐；你不会搞人际关系，不会玩弄权术？这也不是你不能仕途亨通的理由。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的见识无人能及，你的办事能力达到一流，你的气魄能盖住山河，那么通过不懈的奋斗，加上一点点运气，你就可能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大人物。
左宗棠成功的另一个法宝，是他的学识与才干。这个因素与性格相配合，就有了无往而不胜的力量。他在四十九岁时刚刚登上高位，就表现得非常干练，说话办事，一丝不苟，得理不畏强权，敢于和慈禧辩论。慈禧虽然颇为吃惊，但她非常欣赏这种干脆利落的风格，左宗棠凡有所请，她都准奏，有时候，还在一片非议声中，对这位汉人大臣极力维护。左宗棠在朝中说话为什么这么灵？因为慈禧知道这位汉人大臣眼光远大，办事认真，从无私心，忠心可鉴。而且，他不仅不怕内敌，也无畏慈禧曾因畏避而离京的洋人。这样的大臣，放眼天下，还能在哪里找到？
凭借着慈禧的信任，左宗棠得以办好几件别人办不成也无意于去办的大事，赢得了朋友的尊崇，也赚来了敌人的尊重，从而成为近三百年来官运亨通的旷世奇才，成为晚清的“第一伟人”（梁启超语），成为一个流芳万古的历史人物，成为值得我们当代的许多有识之士认真效法的楷模。
揭示这样一个人的为官之道，揭示这么一条成功之路，正是本书的趣旨。
3、一脉相承的关系
常言道：盖棺论定。然而，此话对本书的传主而言并不真确。他不是一个在死后能够得到定论的人物。他和历史上的所有大人物一样，在我们这个有几亿乃至十几亿张嘴说话的国度里，注定要在去世之后，接受纠结不清的是非功过的评议。
常言又说：人死了，就是一了百了。然而，对于本书传主这样的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对的一半是：对于已故者，死亡的确是一了百了的事情；不对的那一半是：对于左宗棠这样的人而言，他给后世人留下了太多难了的事，有崇敬的褒扬，也有激烈的非议；有无尽的怀念，也有绵长的反思。
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复杂。要想透彻地了解左宗棠，在我看来一点也不难。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使这个两百年前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的人物，距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当代人的活动，有很多事情，不过是其言行的翻版或延续而已。
因此，在我的感觉中，诞生于二百年之前的左公宗棠，和我们之间，似乎并无历史的长河阻隔，他那饱经沧桑的身影，仿佛就立在我们身后不远之处。
的确，只要我们稍稍回眸，就会发现，左宗棠一生的操劳与事功，和我们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他的功业，就其最大者而言，便是在清朝光绪初年，西历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指挥湘军和其他清军部队，大战新疆，为中国收复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左宗棠是湖南人，就拿他的籍贯省份来折算，这一片国土，大致相当于八个湖南省的面积。我国领土的面积现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那么只要做一个简单的除法，就能知道，左宗棠当年收复的国土面积，正好是现在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国如今得以坐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跟左宗棠有着莫大的关系。
老年的左宗棠，为他的这份无人能及的勋劳而骄傲。他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收复国土最多的将军。
但是，左宗棠在中国大西北留下的勋劳还不止如此。作为一名军人，他用强硬的一手打败了侵略者，而作为一名政治家和经世家，他同时还用温柔的一手治理了大西北。作为陕甘总督，作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在战争的间歇里，在战争结束以后，他在当时疮痍满目的西北三省大抓和平建设，医治战争的创伤。
西北大开发，建设大西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执政者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也是历史人物左宗棠的一个宏愿。他鞠躬尽瘁，拖着衰病之躯，咳着血，拉着肚子，办了很多实事。他兴办军屯，鼓励民屯，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桑，修路造桥，推行绿化，保护环境，禁止毒品，稳定边防，他还在西北创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这些字眼，我们听起来怎么会觉得很耳熟？那是因为和我们经历中的时事都能挂上钩。解放军新疆建设兵团的建立，是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壮举，有些时日了；至于西部大开发，禁毒戒毒，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大搞基本建设，那是近年来媒体经常报道的新闻。
左宗棠的第二大功绩，是他致力于创立中国的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工业史家说，他是中国近代造船厂的先驱，而他造船的目的，就是为了创建中国海军，为之提供蒸汽驱动的军舰。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把洋务运动的成果，体现于中国海陆国防力量的加强。他想让中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豪迈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再受外国列强的欺侮。他的这个理想，激励过他身后的无数仁人志士，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继续为之奋斗的目标。当今天的军事迷们热烈地讨论中国第一艘航母的时候，他们应该不会忘记，早在一百多年前，左宗棠就无比热情地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个军舰制造机构。
很多事情，左宗棠先行了一步，我们这些后人跟着他的足迹走下去。他去世之后，历史前行未远，仿佛一场接力赛，我们从他手里接过了那根标志性的接力棒。
所以，二百岁的左相国，仿佛就站在我们身后。
希望本书的记述，有助于更加拉近传主与读者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