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漢語同源詞研究概况

漢語同源詞研究遠續漢代的鄭玄、劉熙，有清一代達到傳統研究的高峰，清代王念孫、段玉裁，民國章太炎、黄侃是其卓越代表。時至今日，此項研究可謂蔚爲大觀，科學的詞源理論已經基本建立，具體的同源詞繫聯也取得了大量成果，同時無論是理論的研探還是材料的繫聯都有進一步深入的空間。

（一）關於同源詞的相關理論問題

陸宗達、王寧[33]在客觀評價傳統字源學的基礎上，對其批判繼承，勾稽其中的合理部分，運用現代語言學的相關理論，首次較爲清晰地闡釋了同源詞的諸多重要理論問題：科學地概括了同源詞的派生原理，對相關概念給予準確界説；從形體角度對同源詞進行分類，指出“右文説”的合理性及其缺欠；將同源詞的考釋分爲推源與繫源兩類，客觀評價了傳統字源學繫聯同源詞的工作。王寧[34]又對同源詞的核心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與闡述：指出同源詞大量産生在漢語詞彙的派生階段；使用義素分析法分析同源詞的語義關係；强調必須使用音近與義通兩個條件來判定同源詞；辨析詞源意義與詞彙意義的區别，廓清詞源意義的實質與内涵。上述諸項研究完成了同源詞基本理論的建構，使得同源詞研究有了科學的理論依據。

任繼昉《漢語語源學》以語源及語源學爲關注對象，對二者進行了科學界定，確立了漢語語源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對語源學原理，詞族的結構層次，詞族内部的意義關係、語音關係、詞形關係、字形關係、親緣關係進行了探討，并提出了多種研究方法。殷寄明《漢語語源義初探》集中探討語源義及其相關問題，“對語源義的界域、成因、性質、特點、運動發展及其結果等基本問題，作了首次的、全面的理論闡述。進而以此爲基點，分别討論了與語源義密切相關的漢字模式（包括長期以來衆説紛紜、懸而未決的“轉注”）問題，漢語單音節本義的内部構成及其推求問題，漢語同源詞的判定標準和繫聯原則問題，訓詁實踐中的詞義推斷方法問題，古代文化研究過程中的語言材料分析問題”[35]。殷氏《語源學概論》首先明確了語源的定義、特點，語源學的定義及主要任務，系統梳理了先秦至當代的語源學研究情况，在清楚界定同源詞的基礎上，概括了同源詞的語音、語義親緣關係類型，提出了繫源、推源的一般方法以及通過方言求語源的方法，并總結語源學的作用。殷寄明的另一部著作《漢語同源字詞叢考》主要着眼於具體同源詞的繫聯，其開篇所附《聲符義概説》，對聲符義的形態、本質、研究價值、研究方法做了深入分析。任、殷二位先生均着力於漢語語源學學科體系的建立，努力構築語源學的基礎理論。

張博《漢語同族詞的系統性與驗證方法》，立足於漢語語音詞義發展變化的規律性，認爲漢語同族詞具有顯著的系統性，由此論證了對其進行驗證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并且提出驗證的具體操作方法。驗證方法的提出對於加强同族詞繫聯的可信度具有重要作用。

孟蓬生《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着眼於同源詞“音近義通”之“音”，以漢語詞彙系統性理論和漢語詞彙發生與積累階段性理論爲指導，主要從聲紐、韻部兩方面分析了上古漢語同源詞的語音關係，歸納同源詞的聲轉模式和韻轉模式，探討同源詞的音轉規律。黄易青《上古漢語同源詞意義系統研究》着眼於同源詞“音近義通”之“義”，在清楚界定詞源意義的性質、内涵的基礎上，詮釋意義運動變化的規律，對詞源意義系統進行結構主義闡釋，對詞義内涵進行科學闡釋，進而深入探討了同源詞的義通關係。

曾昭聰《形聲字聲符示源功能述論》，對聲符示源功能，“從理據、類型、特點等方面作了全面的探討；也對古代和現當代詞源學中聲符示源功能研究作了梳理、總結”[36]。陳曉强《漢語詞源與漢字形體的關係研究》亦充分重視聲符的作用，提出了漢語詞源研究中的聲符比較互證法。此外又指出漢字形象與詞源意象有本質的不同，要合理利用漢字形象探求詞源意象；漢字形體繁衍與漢語詞彙派生有不同的機制，同時又存在聯繫。這兩部著作都是針對漢字形體之於同源詞研究的作用進行的專門研究。

除上述著作，不少單篇論文亦探討了同源詞的理論問題，其所述問題大部分上文都已涉及。周光慶[37]、陳建初、袁健惠在傳統同源詞研究的基礎上，引入新的理念，或是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或是西方的認知語言學，都是對同源詞研究方法的新嘗試。

（二）學術史類的同源詞研究

對於先秦至現當代的訓詁大家或是訓詁著作中的同源詞研究進行學術史的清理，目前亦有豐富的研究成果。

首先是上述同源詞理論專著，基本都對詞源學史有所側重地進行了梳理。對於清代及其以前的研究，主要焦點集中於《釋名》、“右文説”、王念孫、章太炎、黄侃、楊樹達、沈兼士；現當代的研究，焦點集中於高本漢《漢語詞族》、王力《同源字典》等。

單篇論文則多是就某一部著作或學人的同源詞研究狀况進行總結，如宋永培《〈説文〉對反義同義同源關係的表述與探討》，馮蒸《〈説文〉聲訓型同源詞研究》，方環海、王仁法《論〈爾雅〉中同源詞的語義關係類型》，張希峰《從〈釋名〉看劉熙在詞源學上的成就和局限》等，分别探討了《説文》《爾雅》《釋名》的同源詞研究。田恒金《談方以智對同源詞的研究》指出方以智雖然没有“同源詞”“詞族”之類的概念，但他真正觸及了同源詞問題。陸忠發《〈説文段注〉的同源詞研究》、盧烈紅《黄侃的語源學理論和實踐》等對清代詞源學進行了梳理。黄金貴《評王力的同源詞與同義詞關係論》，陳曉强、陳爍《陸宗達、王寧先生漢語詞源學思想述學》等則是對當代研究同源詞的重要學者的學術成果進行述評。

此外，還有一些單篇論文是對當代同源詞研究現狀的綜述。如，滕華英《近20年來漢語同源詞研究綜述》、陳建初《近十年來漢語語源研究述評》等。

近些年出現了一些博士論文和專著，專門研究總結某一部著作或某一位訓詁學大家的同源詞研究情况，主要包括：

王浩《鄭玄〈三禮注〉同源詞研究》，整理論證了鄭玄《三禮注》中342組同源詞，揭示其命名理據，分析其語音、語義關係類型，歸納鄭玄詞源探索的理論、方法及其得失。同作者的新著《鄭玄〈三禮注〉〈毛詩箋〉同源詞研究》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從語言、認知、文化和哲學四個層面評判、論證、剖析鄭玄注箋繫聯的357組同源詞，進一步探討鄭玄語詞探源的理論方法及得失，澄明鄭玄詞源研究在早期詞源學史上的重要價值及其啓示意義。

陳建初《〈釋名〉考論》對《釋名》聲訓條目是否具有同源關係進行逐條驗證，指出總共1298條聲訓中具有同源關係的共455條，占全部聲訓的35.1%。其中被現當代研究者驗證和認可的具有同源關係的聲訓爲385條，另外還有70條是該文考證得到的。李冬鴿《〈釋名〉新證》以記録被訓詞與聲訓詞的字在出土文獻中有通用用例的301條《釋名》聲訓爲研究對象，利用出土材料確定其中64條具有同源關係，并初步討論出土材料在同源詞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胡繼明《〈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整理出《廣雅疏證》中379組同源詞，以之爲基礎歸納了同源詞的語音、語義關係類型、音轉規律和意義結合規律，探討了王念孫研究同源詞的理論、方法、成就和不足。

高山《〈説文解字約注〉同族詞注釋研究》在介紹張舜徽文獻學視野與詞族分析方式的基礎上，運用張氏的方式，注釋與研究了他總結的42組同源詞，認爲其大部分可信。

胡世文《黄侃〈手批爾雅義疏〉同族詞研究》，一方面從理論、方法、實踐三個層面探討了《手批爾雅義疏》的成就與貢獻，亦分析了其局限與不足，另一方面整理出同族詞388組，并指出其中259組涉及物名的由來。

這幾部著作分别對鄭玄以及《釋名》《廣雅疏證》《説文解字約注》《手批爾雅義疏》表現出的同源詞研究的理論方法進行了抽繹，并對其繫聯的同源詞進行整理，科學評價了他們在詞源研究史上的地位，這同樣是當今詞源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同源詞繫聯

上述的專門理論著作中也都存在大量的同源詞考釋，如任繼昉全面繫聯了“骨碌”詞族。除此之外，專門收録同源詞的著作目前亦有一定規模。根據其判定同源詞時主要依據的文獻材料類型，我們將其分爲以下兩類：

1.主要利用傳世材料的同源詞研究

專著即有多部，大致可以分爲以下七類：

一是陸宗達《〈説文解字〉同源字新證》，書前有短文《説文的同源字述》，隱含了“同源字必須形音義俱全，也就是説，它不止是一個‘字’，還必須是記録過語言的‘詞’”等重要思想[38]。之後按照《説文》的順序，逐條考證同源字2367組。王寧認爲這部手稿“綜合了章太炎——黄季剛——黄耀老和穎民師三代章黄學人的學術思想，基本完善了《説文解字》同源字的考證，這些第一手的材料，是章黄學人研究漢語詞源學獨特的理論方法的實證，也是後代學人研究《説文》學和漢語詞源學的導引”[39]。

二是《同源字典》系列，包括三部著作。王力《同源字典》，收字3164個，分爲1031個同源詞組[40]。劉鈞傑《同源字典補》與《同源字典再補》，一仍《同源字典》的體例，對其未涉及的同源詞進行增補。

三是齊冲天《聲韻語源字典》，該書收録127個語源字，對其進行考證，并以之爲基礎繫聯同源詞。

四是張希峰《漢語詞族叢考》《漢語詞族續考》和《漢語詞族三考》，以詞族爲研究對象，三部書分别考證詞族93個、98個、47個，“每個詞族的考釋先表列其譜系，標注古音，其次分析語義關係，説明本族詞的字形分布和聲韻分布情况，最後引證相關的古代文獻”[41]。

五是章季濤《實用同源字典》，它以字組爲單元解説同源漢字，“同源漢字的特點是具有詞源上的分化關係，存在音、義上的同一性或統一性”[42]。

六是殷寄明《漢語同源字詞叢考》，以聲符爲統攝，繫聯同聲符的同源詞，所涉聲符126個，收録單字2071個，繫聯爲271個同源詞條[43]。新近又出版《漢語同源詞大典》，仍以形聲字的聲符爲綫索，共涉聲符879個，將義相同的“聲系字族”繫聯爲一個同源詞詞組，同時，根據聲符的音義綫索繫聯該字族範圍以外的同源詞[44]。

七是陳曉强《漢語詞源與漢字形體的關係研究》，其附録部分亦是以聲符爲統攝，對由“宵、真文、元、魚陽、侵談”部聲符、由“明”母具有“迷茫、昏暗”意象的聲符以及其他19個聲符構成的同源詞族進行了繫聯。

單篇論文亦不在少數，如劉又辛、張博《釋“方”》《釋空》，李玉《漢語同源詞詞群考》，游順釗《“聾”“盲”同源》等。

2.主要利用出土材料的同源詞研究

主要利用出土材料對同源詞進行繫聯的專著目前還未見。陳曉强《漢語詞源與漢字形體的關係研究》以同源詞繫聯與文字形體的關係爲研究對象，較多地利用了古文字字形幫助判斷同源詞，但并没有對此問題進行專門的研究。此外，當前利用出土材料的同源詞研究表現爲兩種形式：

①利用出土材料研究字族的論著裏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同源詞族。因爲上文提到的字族與詞族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專門研究字族的專著裏一定也同時考證了詞族，只不過這不是研究者的關注點與研究對象。

②單篇的出土文字研究的論文中，偶然涉及同源詞的繫聯。如：

裘錫圭釋甲骨文、、（《甲骨文編》P368）[45]爲“刎”，認爲字形从刀，小點表示所切割的東西，其本義是分割、切斷。論證過程中指出从“勿”聲的“物”所具有的“物色、物類、雜色”等義都是由分别之義引申出來的[46]。即認爲“刎、物”同源。

林澐在考釋甲骨文中的“眴”字時指出，勹（旬）是一個抽象表意字，是用一條迴旋的曲綫表示旋轉之義。从勹（旬）得聲之字也多有迴旋、周轉之義，例如旬、徇、殉[47]。

趙平安在考證“參”爲“篸”之本字時指出：先秦之簪一般爲三枚，故“參”有“三”義，“犙、驂”亦有“三”義；“簪”的使用往往中間一枚，兩邊各一枚，故“參”有“錯雜、交互”義，“鬖、、糝、縿、磣”亦有此義；“簪”有裝飾美化作用，故有義爲“好貌”之“傪”；簪形似針，引申爲小，“摻、蔘”亦有“小”義[48]。

這種研究雖然是零散的，但還是具有一定的數量，而且結合出土材料的同源詞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新材料新方法的運用。專門對這種零散的研究進行整理、歸納，會從中總結概括繫聯同源詞的方法，并且勾稽出合理的同源詞詞族。

（四）目前同聲符同源詞繫聯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本書擬定的研究範圍是同聲符同源詞族（組），在此，有必要對之前學界的此種研究進行梳理。我們嘗試歸納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更多着眼於繫聯單個詞群，不繫聯同聲符的其他詞群或不解釋詞群間的關係，不解釋詞群與聲符間的關係。大部分學者限於單個詞群的繫聯，對將同聲符的不同詞群聯繫起來解釋的注意不夠，使得同聲符同源詞的繫聯不夠系統。

例如：“甫”族詞，王力繫聯逋、捕、搏同源，有捕取義；繫聯敷、鋪、舖、溥同源，有鋪陳義；繫聯傅、俌、輔、賻同源，有扶助義[49]。劉鈞傑繫聯博、溥、誧、鎛、酺，有大義；繫聯輔、，有兩側義[50]。張博繫聯捕、搏與秿同源，指出獲取與積聚義通[51]。李玉以博、甫、溥、圃、誧、鯆、（鎛）、榑、、蒪爲同源字，音近義通，均有大義[52]。

“出”族詞，王力繫聯出、茁，認爲《説文》講的“出”，實際上是“茁”[53]。劉鈞傑繫聯屈、崛、、、、鶌，有短義；繫聯屈、，有曲義[54]。任繼昉繫聯、、屈、貀、、崛，有屈短義[55]。殷寄明先繫聯屈、、、詘、朏有曲義，繫聯茁、祟、、窋、泏、朏、昢有出義[56]；後於出義增、黜、、，删昢，曲義只繫聯屈、二詞；另外增加屈、、詘、拙、袦有短、不足義，增詘、柮、欪、拙、鈯、聉有拙劣義，增趉、、詘有猝然義；没有解釋這些詞群之間的關係[57]。

“卒”族詞，王力繫聯卒、，有終卒義；顇、悴、瘁，有病義[58]。劉鈞傑繫聯焠、淬[59]；繫聯卒、醉，有止義；繫聯萃、、綷有聚集義[60]。殷寄明先繫聯粹、倅、稡、睟有純粹義，繫聯、晬、誶、萃、有終、止義，繫聯萃、崪、踤、碎、琗、淬、綷、、倅、、稡有會聚義，繫聯碎、、粹、醉有碎、亂義，繫聯猝、踤、窣、倅、淬、焠、有猝然義[61]；後改爲窣、猝、焠有猝然義，、稡、萃有聚集義，粹、睟有純粹義，悴、瘁、顇有憔悴義[62]。

“粦”族詞，劉鈞傑繫聯疄、蹸爲同源詞[63]。張希峰繫聯燐、粼、璘、瞵、，皆有光亮義[64]。殷寄明先繫聯潾、燐、磷、粼、鄰、璘有明亮義，繫聯鄰、嶙、璘、獜、瞵、隣、鱗、驎、遴有相連義，繫聯橉、鄰、獜、甐有堅硬義，繫聯轔、疄、蹸有輾、踐義[65]；後改爲鄰、鱗、嶙、璘、驎有相連義，嶙、麟、疄有高、大義，蹸、疄有碾壓義，橉、甐、驎有堅、健義[66]。

對於上述詞，有的學者只繫聯了一個詞群，有的學者繫聯了多個詞群，但是對詞群與聲符的關係、詞群之間的關係都没有足夠的重視，没有進行必要的解釋。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有意識地去尋找每個詞群與聲符的關係，也會涉及詞群間的關係，但這種關係的揭示還有進一步深入的空間，上舉出、卒、粦三個聲符均是解釋了一個詞群與聲符的關係，其他詞群被認爲與聲符的本義、引申義無關。

2.詞群的繫聯不完整。這有兩個層面的問題：

（1）没有儘可能找出單個詞群中的所有同源詞。例如：

“”族詞，絶大多數的學者没有全面地繫聯以“”爲聲符的同源詞，只是局部地繫聯。如楊樹達繫聯廷、頲、庭、挺、侹、脡、珽[67]；王力繫聯庭、廷，認爲二者實同一詞，繫聯梃、莛、挺、珽、脡有直義[68]；劉鈞傑繫聯挺、梃、侹、頲、脡、珽[69]、、廷、娗有挺直義[70]，等等。我們的繫聯如下：

—廷庭挺娗鋌珽莛筳梃侹艇頲霆涏脡[挺直][71]

从“建”聲的詞，《同源字典再補》用“建”的《説文》本義繫聯建、楗（鍵）同源，詞源意義分析爲豎立[72]。我們的繫聯是：

建—楗健鍵鞬腱[强固、堅硬]

（2）只關注同聲符同源詞族中某個或某些詞群，對其中另外的一些詞群没有繫聯。如：

“危”族詞，劉鈞傑繫聯危、桅、，并指出“危是高，也有畏懼不安之義；船上掛帆的竿柱巍然高聳，叫桅”；是不安[73]。又繫聯危、跪，云“危是高；古人席地而坐，坐時兩膝着地，臀部貼在脚跟上，跪時則伸直腰股，上身高聳”[74]。我們的繫聯：

上引劉文只繫聯了“危”族詞中的“高危”一系，而且没有繫聯完整。而對於詞族中“變異”詞群，没有學者關注。

“至”族，除了“至、致”同源是學界共識外，楊樹達繫聯桎、庢有止義，然謂其止義源於疐[75]；劉鈞傑繫聯銍、挃有割禾義，繫聯至、室、有止息義[76]；張希峰繫聯窒、桎、駤、輊、恎有止義[77]。我們的繫聯：

已有的繫聯多是關注“止息”詞群，并且没有完整繫聯。“刺、堅固、親密”幾個詞群都没有被關注。還有一點，楊樹達對“至”族“止”義來源的解釋，我們亦不贊同。

3.對利用出土材料判定的聲符意義利用不夠，不少研究者没有引入出土材料。如：

以“良”爲聲符的同源詞，殷寄明繫聯、、筤、崀、閬有空義，桹、躴、閬、朗、俍、、、浪、、踉、狼有高、長義，琅、郎、娘、硠有精良、美好義，朗、朖、烺、閬、、浪、有明朗義[78]；陳曉强繫聯桹、躴、閬、狼、、郎有高義，繫聯朗、、浪、有明義，繫聯筤、、廊、鋃有空義，繫聯良、琅有優良義[79]。殷、陳二家與我們歸納的詞群基本是一致的，但二者都没有利用“良”的古文字字形，從中挖掘統攝各詞群的意義樞紐[80]。

陳曉强的博士論文《漢語詞源與漢字形體的關係研究》是在上述前兩個方面做得比較好的論著。一方面他以《説文》爲選詞範圍儘可能全面地繫聯單個詞群，同時又注意聯繫各詞群之間的意義關係。此外，他也明確地指出要利用聲符的古文字字形，但是對有些詞族還是有所忽略。如，“肖”族詞，他指出肖、霄、屑、宵、、、蛸有微小義，稍、梢、艄、鞘、鮹、、逍、霄、峭、陗、捎、娋有尖端、漸小義，消、銷、削、揱、綃有使小義[81]。可惜的是没有利用出土材料指出“肖”與“宵”的關係，也就無法解釋這組同源詞與聲符間的關係。以“瞏（睘）”爲聲符的詞，陳文繫聯圜、檈、寰、闤、擐、蠉、、繯、還、環，有圓、圜義；繫聯、翾、獧、懁有急義，引用黄易青的觀點，説明環義與急義相通；又繫聯儇、嬛有好義[82]。注意到了詞群間的關係，但是亦未能解釋詞群與聲符“袁”之間的關係。

前文提到的“”族詞，大部分學者雖然找到其詞源意義是挺直，但不能充分解釋其原因，只有個别學者利用古文字進行了闡釋。如曾昭聰繫聯珽、挺、莛、梃、廷、庭，指出這些从“”的字有直義，并指出“”甲骨文象人挺立土上之形，“‘’本義爲立，‘挺直’只是‘立’的具體特徵”[83]。

4.雖然利用出土材料解釋聲符意義，但解釋值得商榷。如：

“夬”族詞，本書的繫聯如下：

殷寄明先繫聯从“夬”聲的缺、玦、決、抉、觖、、、、、、、鈌有“缺”義，其分析夬爲玦本字，象環形而有缺口的玉璧[84]；後繫聯玦、、缺、、、、疦、袂、決、觖、有缺義，又繫聯訣、有絶義，分析夬本義仍舊[85]。分析本義不確，“夬”本義當爲扳指。

又如，郝士宏同意裘錫圭以袁爲擐之初文，并繫聯瞏、環、還、圜、園、鐶，爲袁的同源字，同時指出“我們懷疑因‘袁’加注了‘〇’而同時有了{圓}的含義”[86]。雖然其對“袁”的出土材料本義的認識與我們相同，但對“圓”義由來的解釋我們不同意。其有“圓”的詞源意義是因爲穿衣即貫衣於身、環繞於身。史建偉同意郭沫若《金文叢考·釋共》提出的“瞏即玉環之初文，像衣之當胸處有環也。从目，示人首所在之處”，進而指出瞏本義爲圓形的玉璧。在此基礎上繫聯環、圜、寰、闤、攌、轘、繯、澴、鬟、、鐶、糫、還，均有圓轉、回環義[87]。該文雖然利用了出土材料，但他對“瞏”的解釋我們不贊同。“瞏”是从目袁聲的形聲字，“環繞”是其詞源意義。

上述情况是針對同聲符同源詞繫聯的總體情况來講的。實際上，已經有學者對上述問題加以注意甚至是專門研究。如上文提到的陳曉强有意識地從這幾方面做了努力；殷寄明《漢語同源字詞叢考》儘可能完整地繫聯了同聲符的各同源詞群，《漢語同源詞大典》研究了更多的聲符，嘗試探討聲符對同源詞的統攝作用，主要利用聲符的《説文》本義，也有一些涉及了出土材料。此外，還有張博、黄易青均對詞群之間的關係，即詞源意義之間的關係做了比較專門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利用出土材料、利用古文字確定聲符義，進而聯繫其同聲符的詞，更多的是在字族的研究領域，如郝士宏、蔡永貴；用在詞族方面，劉又辛、張博是做了有益探索的。不過，同聲符同源詞繫聯總體的研究趨勢和注意力在上述幾方面還是有待加强。

另外，之前的此種研究還存在一個現象，不同的學者（甚至同一學者）在具體詞詞源意義的概括、整個詞群詞源意義的概括方面存在分歧。也就是同一個詞不同的學者會認爲它有不同的詞源意義，進而導致對詞群、詞源意義的歸納也不一樣。這種現象在上文稱引的幾組同源詞中已經有所體現。例如，“郎”殷寄明先認爲詞源意義是“精良、美好”，後來又將其從“良”聲詞中删去[88]；陳曉强認爲其詞源意義是“高”。又如，王力繫聯昆、掍、混有同義[89]；殷寄明先繫聯混、、緄、輥、棍、餛、倱、掍、、有混雜、混沌義，繫聯鯤、鵾、焜、猑、混、倱有大義[90]，後改爲混、鯤有大義，混、餛、有混沌義，輥、棍、有圓義[91]；李玉繫聯昆、焜、混有盛義[92]。對於“混”這個詞，三位學者概括出了不同的詞源意義，進而産生了不同的詞群。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爲詞義的複雜性，同一個詞有時確實會含有多個意義特點，不同的學者會從不同的角度或多個角度去把握。這在同源詞繫聯中是難以避免的，所以我們不認爲這是應該彌補的疏漏，而是需客觀對待的現象。在本書的具體同源詞繫聯中，也會與其他學者發生這樣的分歧，後文對這個問題不再重複解釋。當然，也不排除因爲詞源意義歸納不恰當導致的這種現象，這是我們要摒棄和儘量避免的。

通過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20世紀以來的漢語同源詞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理論越來越成熟，探討的内容更加細緻詳細，詞族的繫聯也更加準確、豐富，對學術史中的同源詞研究進行的清理也愈加系統，繫聯同源詞的方法又出現了新的視角。同時，也不可避免的還存在一些問題，成爲今後漢語同源詞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