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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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先秦文学

诗经

世界各民族文学的诞生,有一条共同的公例,就是韵文的发达总是较早于散文,而诗歌又为韵文中之最先发达者。中国也是如此,最初的文学是诗歌。

请先言诗歌的起源。

人们为什么要作诗呢?人类本是生而富有情感的,若有所感于中,便不能不有所发抒于外。故班固《汉书·艺文志》阐明作诗的原因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熹《诗集传·序》也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这些话解释诗歌产生于情感的自然的表现,都是说得很合理的。由此探讨,诗歌的起源,当远在史前的原始人类有了语言的时候。原始人类在懂得言语以后,便知道发为合乎自然音响节奏的咨嗟咏叹,诗歌便尔产生了。故沈约也说:“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话虽如此,中国诗歌之有信史可征的时代,却决不能说“自生民始”,至早只能从周代(公元前1134)讲起。在周代以前,也许有数千年或竟是数万年的诗歌史,也许中国在远古时代早已产生过伟大的史诗,如西洋古代的《依里亚特》与《奥特赛》(1)及印度古代的《马哈巴拉泰》与《拉马耶那》一样的杰作,但因为没有文字的记录,已经湮灭无传了。虽然《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有“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其书既不可靠,又未见著录歌辞,实飘渺难信。又有谓《礼记》上所载伊耆氏《蜡辞》出自神农氏(孔颖达说),以为诗之滥觞者,亦荒谬不足信。即令《蜡辞》真出于神农氏,而如其内容所谓“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亦不得认为诗歌。至于今所传唐尧时代的《击壤歌》(见《帝王世纪》)、虞舜时代的《南风歌》(见《孔子家语》)及《卿云歌》(见《尚书·大传》)等作品,其体制内容可以说是诗歌了,但不幸都是记录于后世的伪书,全不可靠。所以,严格说起来,我们现在可以夸耀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最古的文学,只有一部《诗经》。

传说周代设置采诗的太史官,采诗近五百年,得古诗三千余首,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于是大部分的古诗都被删掉了(此说出自《史记》,曾有许多学者致疑,未审可信否)。现存的《诗经》共三百零五篇(相传尚有《南陔》《白华》等六篇笙歌,有目无辞),划分为“颂”“雅”“风”三部。“颂”是纯粹的庙堂文学,用以铺张盛德,载歌载舞,以祭祀神明者。以《周颂》为最古,是周代初年的作品。《商颂》是宋诗(向误以《商颂》为商代的诗,认为《诗经》中的最古者,近人王国维氏曾著论辟之甚详)。《鲁颂》是鲁诗,产生较迟。“雅”可以说是朝廷的乐章文学,其言多“纯厚典则”,为燕享朝会时之用,大半是贵族士大夫作的,故被称为“正”音。《大雅》的时代较早,《小雅》则稍晚,大约都是西周时的作品。“风”乃是各国民间的风谣,大多作于西周末期与东周初期,其详细时代则已不容易订定。但就大体说来,可以说全部《诗经》是孔子诞生(公元前551)以前一千年间的作品,完全是周代的产物。就中特别以“国风”一部分为最精彩有价值,分量亦最多,共包括下列十五国的歌谣:

周南·召南——雍州(今陕西凤翔一带)

邺·鄘·卫——冀州(今河北地)

桧·郑——豫州(今河南新郑一带)

魏——冀州(今山西南部)

唐——冀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齐——青州(今山东青州一带)

秦——雍州(今甘肃南端)

陈——豫州(今河南陈州一带)

曹——兖州(今山东曹州一带)

豳——雍州(今陕西北部)

王——豫州(今河南洛阳一带)

这个表是根据郑玄的《诗谱》列的。据此看来,国风的地域分布,乃偏于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但据韩诗说:“二南者,南郡(今湖北荆州)与南阳(今河南)也。”《诗·大序》也说:“南者,言化自北而南也。”而《周南》《召南》里面亦有“汉之广矣”,“江之永矣”,“遵彼汝坟”一类的句子。所谓汉水、江水、汝水的流域,是在湖北的中部和北部。由此可见,《周南》《召南》里面至少有一部分的楚风。

孔子是否删诗,我们虽不能断定,但他曾经致力于《诗经》的研究与鼓吹,却是无可否认的。在他的《论语》上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因为孔子这样的鼓吹发皇,从此《诗经》便变成一部神秘的经典,从此便成为一部与“修身齐家”甚至于与“治国平天下”都有莫大关系的圣书。后世的《诗经》研究家都把《诗经》当作一部“儒教真诠”去研究。如《诗序》上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简直是一部万应万能的圣书了。孔子本是一位思想上的大野心家,他要把一切文化学术都统率在他的儒教思想之下,因此把《诗经》的涵义夸张得如此严肃神圣,引得汉代人列《诗》为“经”。由是,历代的学者对于《诗经》的注释,都只有一些异常可笑的附会和曲解。分明是些写相思和恋爱的诗,他们偏要说是美“后妃之德”;分明是抒写男女间欢乐的热情,他们偏要拿礼法道德来解释。因此,《诗经》的真意义和真价值便完全被埋没掉了。朱熹曾经说过:“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他又说:“诗本是恁地说话,一章言了,次章又从而咏叹之,虽别无义理而意味深长,不可于名物上寻义理。后人往往见其言如此平淡,只管添上义理,却窒塞了他。”朱熹的《诗经》注解虽也有很多武断谬妄的地方,但他攻击伪《诗序》的见解是很对的,他这两段话都说得很好。我们知道,《诗经》只是一部歌谣,其中除了小部分出自文人雅士手笔外,大部分都是民间无名氏唱的俚俗歌儿。这些歌儿并没有包含着什么深奥的哲理,也没有多少伦理道德的意味,它的价值并不在“思无邪”,也不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们只有站在文学的立场来讴歌《诗经》的伟大。

《诗经》里面,以抒情诗为最多,叙事诗次之,至于纯粹描写景物山水的诗则甚缺乏。其中最有价值的当然要推抒情诗一部分。他们这些情诗的作者,能够大胆地真实地写出自己热烈的恋情,他们能肆无忌惮地写出男女间的相悦相慕,甚至于把两性间的幽欢欲感,也全无遮饰地抒写出来,给我们遗下这许多不朽的好诗,真是文学史上最光荣的初幕。往下,且让我们来欣赏《诗经》的艺术吧:

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经》里面的作品,实有大部分都是这样神妙隽美的小诗。这大约是因为经过了严格的删选修饰的缘故,所以全部的作品才如此整齐美观。只有点可惜,当时歌谣的真面目没有完全保存下来了。《诗经》的作者甚多,故其作品的风格意趣,各有特色,极不一致;其佳美处亦自不能以一句概括的评语去贯通包含之,使全部的诗的作风成为一致性。换言之,就是说《诗经》在艺术上的趣味,是很复杂的。可是,向来讲《诗经》的,都只简单地认定“温柔敦厚”为诗教,认为《诗经》最大的特色。这实在是一个最可笑的错误。我们只承认《诗经》里面有一部分温柔敦厚的诗,但决不是全部。即如《诗经》里面那许多抒写情欲的所谓“淫风”,都压根儿不能说是“敦厚”。至如《硕鼠》诗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及《苕之华》的“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等诗,都是悲愤激烈之辞,全不合温柔敦厚之旨了。然而这些诗均不以不合于“温柔敦厚”之旨而失其价值。所以,“温柔敦厚”四个字决不能成为诗教,决不能解释《诗经》全部的艺术价值。此外,向来又多用“赋”“比”“兴”之说来诠释《诗经》的作法。大体说来,“赋”是“直陈其事”;“比”是“比托于物,以彼状此”;“兴”是“托物兴词”。这样的说法,虽则大概能讲明《诗经》作法上的体例类别,却也不能用来解释《诗经》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以前有专门赞美《诗经》中的兴诗或比诗者,都无道理。)其实,古人研究《诗经》的,不免都有所蔽。他们总喜欢根据那些“六义”“四始”及《诗序》等去说诗,故都说得一塌糊涂。我们现在为建设《诗经》的新艺术观,必须破除那些“六义”“四始”、《诗序》及各种传统下来的胡说谬见,还给《诗经》本来的歌谣面目,而运用自己的灵感从《诗经》的本身上去赏鉴诗的神韵,才能够悟解《诗经》的最高的文艺价值。

《诗经》所贡献于后世文学者甚大,在文学史上具有绝对的权威,实已成为一部文学的大经典。如其我们用现代的文艺眼光来估量《诗经》,虽则不敢如古人那样极力捧《诗经》为空前绝后的无上杰作,但我们仍旧不会否认《诗经》在文学史上高贵的地位。大体说来,《诗经》实有下列艺术上的特点:第一,描写的技术异常朴素,处处都能活现出作者朴实无华的真挚心情;第二,诗句多反复回旋,而不嫌重复,含味隽永,余韵无穷;第三,结构无一定规律,用句长短自由,自一言至九言皆用,不尽是四言;第四,描写多用象征的具体的字句,不说抽象的话语;第五,诗的音韵多叶于自然的和谐的音节,故亦具有音乐的美。这些都是《诗经》明显的特色。最后,我们应该知道,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代,最初一部筚路蓝缕的文学创作,已经有《诗经》这样美满的成绩,真令我们弥觉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