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学有着紧密联系。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文明的传播媒介，文学不仅可以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现实、民族特色和文化理念，还可以推动整个社会对何为真正的人文精神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作为一种语言文字艺术，文学包含多种体裁，其既包括传统的诗、小说和戏剧，还涵盖散文、神话、寓言等其他形式的作品。就主题而言，文学又可以被分为奇幻文学、家庭文学、工业文学、动物文学、战争文学等多种亚类。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从文本、作者、读者以及世界等不同视角出发，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又可以借用多种文学批评理论对相关主题进行进一步深化。目前，国内外的文学相关研究已经逐步形成规模化的理论体系，并且早已突破传统的“文本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开始寻求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跨学科融合。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国内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内学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国内英美文学研究体系也日趋成熟与完善。在2013年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外国文学研究已被确定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五大主要研究分支之一，其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外国作家作品、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思潮与理论。作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文学研究在完善外国文学研究体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目前国内的英美文学研究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研究范式，并且在文学伦理学、文学地理学、叙事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是随着国内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强调“新文科”和“有组织科研”建设的重要性，英美文学研究也需要在原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进行突破，以便更符合新时代人文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新文科”建设

“新文科”（new liberal arts）建设与目前英美文学研究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理论上，现代意义的“新文科”概念起源于美国，并且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有着突出作用（黄启兵 等，2020）。在国内，“新文科”建设起始于2018年，并且高度强调在“新文科”建设中需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化、时代性、中国化、国际化”（樊丽明，2020）。2020年，教育部在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上颁布《新文科建设宣言》，进一步要求“新文科”建设需要“主动求变，创新发展”（蔡基刚，2021），调整原有学科研究范式，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作出贡献。简言之，“新文科”建设的主要思想便是调整原有传统人文学科研究范式，以“创新”和“跨学科”为导向实现学科研究体系的突破。

对外语学科而言，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今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外语学科的“新文科”建设是外语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外语学科研究范式的创新也必然会推动当下英美文学研究的发展。蔡基刚（2021）指出外语学科的“新文科”建设需要重构自身学科体系，和其他学科进行交叉，提高外语学科的社会实用价值。胡开宝（2020）从外语学科的建设理念出发，进一步指出外语学科的“新文科”建设需要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通过“文文学科交叉”“文理学科交叉”等路径实现外语学科的创新性发展。同样，在外语学科的“新文科”建设过程中，还需要关注外语专业教育和大学外语教育的学科体系创新，在创新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需要提高自身的思想站位，承担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时代使命，思考外语人才培养的更优路径（郭英剑，2020）。王俊菊（2021）则指出“新文科”建设不仅可以推动外语学科教育体系的发展，实现外语学科的社会效益，还可以通过“自交叉、内交叉、内外交叉、外内交叉”等模式进一步探索跨学科研究在传统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具体实现路径。向明友（2020）则从外语学科建设与外语人才能力培养的角度出发，突出了现代科技和语言能力在外语学科“新文科”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简言之，外语学科进行“新文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学科体系、科研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的创新与发展，进而突破国内外语学科研究的困境，增强中国人文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丰富国内人文学科研究的方法与范式（王宁，2020）。

英美文学研究作为外语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对其进行研究范式的创新极具时代意义与学科建设价值。理论上，目前国内的英美文学研究大多在外语类专业内部进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美文学研究的专业性，因为学术性的英美文学研究需要“某个或多个相关知识领域”的理论支撑（Levine，1978）。以往的英美文学研究高度强调文本细读的作用，并力图在阐释文本的基础上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文学文本进行内部的相关研究，而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当下的英美文学研究需要进行研究范式的创新。胡开宝（2020）认为“新文科”背景下的英美文学研究需要以跨学科研究为导向，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技术对文本进行更为全面的阐释，在对经典文本进行解读的同时发现不一样的研究问题。刘建军（2021）指出“新文科”背景下的英美文学研究还需要在相关教材、教学模式以及现有知识结构等方面进行创新，使相关研究者和学习者可以在明晰相关文学文本和相关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英美文学研究体系的建立。殷企平（2022）则认为“新文科”背景下的英美文学研究需要将宏观政策和微观教学相结合，通过在教学中突出博雅教育的重要性来实现英美文学研究真正的跨学科转向。简言之，“新文科”背景下的英美文学研究应该在原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通过汲取其他不同学科的理论营养，从“老文本”中发现“新问题”，得到“新答案”，新时代英美文学的相关研究者和学习者也应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力争成为具有跨学科知识储备和素养的博雅型人才（邹莹，2022）。

另外，当下的英美文学研究除了需要坚持“新文科”所强调的跨学科研究导向，还需要坚持英美文学研究的“思政转向”。“思政转向”融入英美文学研究的过程并非简单地将思政课程的相关内容复制到英美文学的文本解读之中，而是需要在研究中融合“立德树人”的核心思想（刘正光 等，2020），通过研究英美文学文本，力求实现中西文明沟通互鉴。崔戈（2019）认为思政元素对“新文科”背景下的英美文学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因为思政元素的融入不仅可以保证国内英美文学研究的正确价值观，还可以促进相关研究者对人文学科的当代社会价值进行思考。简言之，当下国内的英美文学研究需要体现人文学科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发展需求，高度重视“新文科”建设的中心思想，以跨学科研究为导向，以思政元素融入为前提，力图在传统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创新英美文学研究的相关范式。

二、“有组织科研”倡议

除了“新文科”建设，“有组织科研”也为目前的英美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在《意见》中高度强调高校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需要贯彻落实“有组织科研”。“有组织科研”要求学术研究以高校为依托、以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为基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建设，加快目标导向的学术研究突破，推进关键技术的发展，提升学术研究的社会转换能力，打造高水平的学术研究队伍，鼓励高水平国际合作，创造良好的学术研究生态。换言之，“有组织科研”旨在通过开展规模化和组织化的科研项目，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相关研究，“解决知识体系中的根本性问题”（潘教峰 等，2021）。文少保（2011）也指出“有组织科研”可以通过跨学科研究方法实现不同门类学科之间的学术研究创新，这不仅可以提升高校科研的效率，还可以更好弥合学术研究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有组织科研”看似将学术研究限定在一定的研究范式和程序之中，但在本质上与自由探索并不相悖，有组织的学术研究与学术的自由探索相辅相成，“有组织科研”可以保证学术研究在避免资源浪费的前提下进行自由的学术探索，而自由探索的学术生态也可以帮助学术研究者在专注当今学术前沿和交叉研究的前提下进行创新的深入研究（吴楠，2023）。简言之，高校贯彻落实“有组织科研”既能推动国内基础学科研究和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提高国内学术科研的相关水平，还能在较为自由的学术生态下催生学术创新，增强国内学术科研的国际影响力。尽管目前国内“有组织科研”的主要实施对象是自然基础学科，但是“有组织科研”的实施路径和终极目标深刻影响着英美文学研究的发展。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英美文学研究除了具有其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还因为其对人类社会较强的精神引领作用而具有较为突出的社会价值。“有组织科研”的实施除了强调在学术科研成果上的创新，还高度重视社会资源对学术科研的影响以及学术科研成果的社会效益。因此，虽然当下的英美文学研究范式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所区别，但是通过有组织的跨学科研究也可以进一步释放其社会效益，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交流作出贡献。此外，传统的英美文学研究大多由独立的研究者完成，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团队效应，因此，在“有组织科研”倡议提出的背景下，英美文学研究也可以以学术科研和社会服务为导向，在科研项目的带动下，搭建规模化的人文学科创新研究平台，进一步推动新时代的英美文学跨学科研究发展。

三、英美文学跨学科研究

总体而言，新时代的英美文学研究需要符合社会发展需求，较为贴切地体现“新文科”建设和“有组织科研”倡议的核心思想。作为传统的人文科学，“新文科”建设和“有组织科研”倡议对英美文学研究的最大影响便是强调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的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概念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纽约，它最初被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用于指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刘仲林，1993）。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跨学科研究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它的概念也得到了发展与深化。刘仲林（1993）指出跨学科研究的落实需要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把不同的学科理论或方法融为一体，并且通过不同学科的理论或方法交叉得出创新性的结论。周叶中（2007）则认为跨学科研究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推动现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创新或改进。赵晓春（2007）指出目前国内的跨学科研究大多还只是停留在不同学科之间的经验描述之上，还未能进一步对跨学科研究的实质进行探讨。换言之，真正的跨学科研究绝非简单地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理论进行叠加，而是需要利用不同的学科研究范式为所涉研究问题形成一个兼具综合性与统一性的研究结论（叶英，2010）。因此，任何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都需要满足以下三点基本要求：一是相关研究需要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门类，并且研究对象或者研究问题可以体现所涉学科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不能为了达到“跨”的目的而简单复制或叠加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理论；二是跨学科研究的相关结论需要体现出综合性和统一性的特征；三是跨学科研究需要厘清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人文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异同，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对所涉相关学科的原有研究范式进行适当调整。

对英美文学的研究而言，跨学科研究不仅可以拓宽相关文本的研究视角，还更能体现文学研究中的社会人文关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英美文学研究大多都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切入点，对所选文本进行细读式的阐释，并力图在研究过程中思考作品、作者、读者和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现当代英美文学的相关研究中，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发挥了较为基础性的作用。新批评理论强调文本细读，重视研究文本内部的语言形式，并且较为明确地对文本内外进行区分（孙绍振，2011；North，2013）；结构主义批评则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强调对文学文本中二元对立的潜在结构的挖掘以及对文学文本内部整体性和组合性关系的研究（赵一凡，2002；Lizardo，2010）；解构主义批评则关注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是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理论，文本的意义也一直处于延异的状态（王泉 等，2004）；新历史主义批评则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将文学的考察范围扩大到社会的边缘群体之中（王岳川，1997）；精神分析批评则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文学文本的情节与人物分析，对文学文本中“意识”“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欲望机器”等问题的分析已成为当下英美文学研究的热点（曹海峰，2006；Glenn，1976；于奇智，2004）；读者反应批评则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强调阅读主体的重要性，旨在研究文学文本被读者接受的路径和模式（任虎军，2005）；女性主义批评则关注在父权制社会下长期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群体如何在文学文本中实现自我的显身，女性主义的各种理论也被广泛运用于当下的英美文学研究当中（张剑，2011）；马克思主义批评则关注文学文本中的生产关系变迁、阶级压迫以及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具体体现（张秀琴，2004）；文化研究批评也关注文学文本中的意识形态、阶级对立以及大众文化现象等问题，为当代英美文学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范围（孙文宪，2004；Eagleton，2000）。此外，后殖民主义批评、种族研究、性别研究等话题也是当今英美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英美文学研究除了传统的文本细读，已经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特征。虽然目前大多数研究还是囿于对理论的运用，但是相关研究成果也已经超越文本本身而涉及许多重大社会议题，这也是文学所拥有的社会价值的直接体现。因此，在明确不同学科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有必要对英美文学文本研究进行更大范围的跨学科实践，以期更好地将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和社会性相结合。

简言之，在“新文科”建设和“有组织科研”倡议提出的大背景下，对英美文学文本进行跨学科研究是必然且必要的。当下的英美文学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跨学科研究基础，但是相关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大，通过借鉴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挖掘所选英美文本中的新问题和新观点。本书将以11本现当代英美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期更好地展现目前的英美文学研究新动态。这11本小说分别是凯特·肖邦（Kate Chopin，1851—1904）的《觉醒》（The Awakening）、伊迪斯·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的《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的《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的《赫索格》（Herzog）、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1959—）的《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托尼·莫里森（Tony Morrison，1931—2019）的《宠儿》（Beloved）、牙买加·琴凯德（Jamaica Kincaid，1949—）的《一处小地方》（A Small Place）、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的《明智的孩子》（Wise Children）、艾丽斯·西伯德（Alice Sebold，1963—）的《可爱的骨头》（The Lovely Bones）、加里·施泰恩加特（Gary Shteyngart，1972—）的《荒谬斯坦》（Absurdistan）、塔拉·韦斯特弗（Tara Westover，1986—）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Educated：A Memoir）。这十余部小说较好地体现了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主要研究话题，反映了英美小说的发展动态。因此，基于上述相关小说文本，本书的研究问题主要关注在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现当代英美文学小说文本中的记忆、空间以及叙事问题应该如何阐释，相关研究又应该强调记忆、空间以及叙事问题中的哪些方面。此外，本书还力求在对所选文本进行分析的同时体现出英美文学研究和小说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