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教树立好学风

我大学本科毕业后，恰逢卫生部落实中医师承教育之机，即拜附院内科主任董建华教授为师，先生秉承上海名医严二陵真传，擅长诊治急性热病与内科杂病，疗效显著。先生重视医德医风，对学生要求严格，嘱必读大医精诚，后实行之；制订培养计划当师生共同恪守，刻苦钻研从不敢懈怠。我追随先生临证3年，尽得真传，积淀日深，奠定了扎实的基本功，更重要的是先生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自闯成才之路。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历任全国人大六届、七届、八届常委，力主“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的方针，“文革”前后为落实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政策，多次带领教学“连队”，深入乡镇为农民治病，深受群众赞誉，言传身教对我影响深刻。先生在近代西学东渐误的过程中认为中医药“不科学”，一度陷入废医存药的困境时，据理力争从不灰心。1979年后，他担任WHO传统医学顾问期间，奔走于亚欧美非澳洲诸国，宣传中医药发展史从来都不是封闭守旧的，主张求实求真开放创新，提倡将中医药优势资源与现代科技结合，为创建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努力工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先生叫我多参师襄诊采众家之长，继之送我去协和医院进修协作学习神经内科临床及病理解剖，鼓励我开拓中医诊治脑病的新领域。回顾我的成长过程，所以能有进步的动力，确与中医大家名医的启迪、教诲、提携与信任密不可分。王玉川、王绵之、赵绍琴、任继学诸位先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我亲身体验到中医师承教育不仅是院校教育的良好补充，更是提高悟性获取精髓的最好途径。1986年董老提名我接任全国中医内科学会主任委员，1992年王玉川老师提名我接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我双肩挑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主要行政负责人连续20年，如果说还能称职地做好一份有益的工作，则是在老一辈中医学家的悉心呵护和广大师生的关怀帮助下取得的。老师们的雨露滋润培育了我，永远鼓舞着我忠诚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我当终生不忘。

如今，我已70岁了，曾于2001年因承担国家“973《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请求辞去院长职务，获批后专心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自1986年始，培养出了48名博士与15名博士后进站人才。作为校长、院长，我最看重的是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团队的建设，首先要严于律己，尊师重教甘当人梯。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科学家的成长都是在青年时期，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我国人才断档，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急于求成培养人才，引进国外人才的倾向，造成今天科技界、教育界有些新生代急功近利、浮躁虚夸的不端行为，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因此，我提倡与落实良好的学风、文风与作风，抚育高尚道德情操，并视之为责无旁贷的天职，自当竭尽全力。刻下中医药学、生物医药学乃至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多是群体合作取得的，应用基础研究与R&D只凭借科学家自己的激情和兴趣是难以做出高显示度的科学发现与发明的。当然，科研思路无疑十分重要，不可偏执。缘于此，多学科交叉渗透融合的创新团队的建设至关重要，需要宽广的胸怀、最大的包容与无私的关爱，这是维系团结的纽带；还要提倡敢于求真求异，发扬学术民主亦属重要，鼓励大胆提出问题，引领认真思考，精心组织前瞻性设计，探索旧问题的“新解”以及诠释中医中药学的“概念”也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晚近我曾提出“不轻言学术思想”的见解，董建华先生和我以及我的学生三代人不过是学习古人经验，能做到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及有验于今就有收获，与构建创新的系统理论差距确很大。对学临床者，自应毫不保留地传授多年的临床经验，对研究基础理论者，则只是作为合作教师共同研讨探求新知。我深切地体会到年轻一代学人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只有克服了急功近利，诸多长处才能尽得发挥。教师是教育者，当先受教育，我愿以学生为师，教学相长，若能做到承前启后自然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