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历

一、造化弄人，步入医林

1938年因家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避追捕奔走于外、患有恶性疟疾、身孕不足8个月的母亲临盆，早产于四面黄河水围困的河南西华县乡村，靠轮流百家母乳养活了我。此后身无分文但不愿做亡国奴的母亲在后有日本追兵、前有艰辛万苦的情况下携家带口逃难，沿千余里在各地乡亲们施舍救济下逃难至豫西山区。那些农村父老乡亲的淳朴善良、大爱无疆的恩惠使我终生难忘，这也是我人生历经艰苦仍坚持感恩、回报于民的信念不变的原因。

我祖父曾于清末入朝为官，官至二品，因政见不和辞官归家，潜心钻研医学，留有“不从官、不从商、从医济世”的家训。当年母亲怀我时亲人都觉得像是要得一女，祖父欣喜，取名“荃”，意为香草。柳宗元有诗句“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其意是说将香草封藏起来，即使历经长久也有芳香。未曾料想，他老人家却未能见到寄予厚望的孙女出世就因病过早离世，令我感慨万千。

年幼时，我性格机敏内向，尤为擅长理工科，曾立志效仿居里夫人，愿望成为一名科学家。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师长们都认为考取重点理工学校是没问题的。1957年高考结果却事与愿违，我竟未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震惊伤心之余，我猜测到底何处失误，困扰的同时又觉不甘，想重考一年，班主任梁老师找到我说“玉荃，不要考了，省里卫生厅要培养一批中医接班人，你成绩优异，推荐你去，这是个机会”，并一再说服我。万般无奈之下，我改变了志愿。两年后才隐约知道，原来当年因我父亲被划为“右派”，使我报考院校受到限制，根本不予录取，就连来河南中医学院上学的这个机会也是我的班主任梁老师念我勤恳努力、成绩优异而为我多方争取才得到的，梁老师为我上学多方讲情之事后来也成为她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之一。知道这些后，感到痛心的同时我深深感谢我的老师，更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也暗自下定决心，刻苦努力，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回忆至此，不由感慨，弃理从医于我虽是无奈，却巧合地圆了祖父之梦。

二、勤研岐黄，笃学不倦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心的倔强总让我相信我不比别人差，我一样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样能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每每思及于此，我就更坚定了刻苦求学的信念，唯有以加倍的努力和优异的成绩才能回答那些或疑问或鄙视的目光。

京剧界有“四大名旦”，河南中医界也有“四大名旦”，其中之一的郑颉云教授就是我的老师。因为是首批拜师的大弟子，院领导很重视，我仍记得当年拜师典礼（1957年），那天我恰好大病，发着高烧，身体出虚汗，拜师仪式行跪拜礼都是咬牙坚持挺过来的。拜师之后，我便与郑颉云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缘。郑颉云教授腿脚不方便，上下班都扶着我的肩膀走路，我成了老师的一根小手杖，老师则为我打开了杏林的一片广阔天地。

从自身来说，理工科的深厚底子对我学医也有很大帮助，同时我的记忆力特别好，别人背几遍才能记住的汤头歌诀我读上一遍往往就能记住。这样的优势下，我丝毫不敢有所懈怠，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来晨读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临床实习阶段。那时候我们是半日随师应诊，半日听名师讲课，后来在医院值班，白天接诊病患、写病历，晚上写心得体会和总结，睡前跟值班护士商量，凌晨4点多就让值班护士叫醒我起来背书。那样的学习状态只能用如饥似渴四个字来形容。外界环境或许不佳，但在这样的生活中，我反而越来越获得了内心的恬静。

三、博采众长，精医济世

1962年跟师学习5年期满，由河南中医学院毕业，随即留于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儿科，从事医、教、研工作。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夫、教师，一方面我意识到中医须博采众长，因此先后曾向吕承全教授学习治肝之道；向王寿亭主任学习“四君子汤”“四物汤”灵活辨证运用要旨；向名医李雅言学习妇人补血、调肝、养肾之理等。从身边老师那儿学、从病人那儿学、从教学中学，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总结出了大量的临床病案，扩充了知识，诊治技能得到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六七十年代中国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医治慢病不治急病、不科学，我认为只有通过大量临床实践，不断积累更多的诊疗经验、不断提高临床辨证能力，用实例才能证明中医诊治技术的优越性和科学性，才能真正反驳中医不科学等论点，从而达到弘扬中医学的目的。为此，我自修完了西医高校课程，翻阅了大量的名著医案。我也意识到，要实践必须走出大医院、大城市，到广阔天地中去寻求真理和知识，所以我多次到缺医少药、条件艰苦的偏远地区去行医磨炼，既全心全意为哺育我的父老乡亲们奉献出了自己的一片热忱之心，又达到了实践理论双丰收的目的。从平原到山区，不管救灾还是下乡医疗，我都积极参加，有时夫妇二人一同上阵，孩子由家中老人照看。也因此，河南广大农村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1965年去南阳下乡义诊，我带4个实习学生，4个学生为西学中或曾行过医的学生，年龄都比我大，都是已经有临床经验的医生。初到南阳，老乡们都去找年龄大的，但没过多久就开始传出“哪个年轻找哪个，那个是老师，本事好”的笑话。虽然可笑，也的确是对我能力的认可。一年中，总结出了一万多病例（包括内外妇儿多病种）的诊治经验，师生都很满意。那个时候，除了发挥自己的专长外，我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同队的西医院校的医师教授学习，白天中医病人多，晚上西医急诊多，一有急诊我马上帮手跟着上。那时条件特别艰苦，夜里手术都靠公社发电才能做，在那样的环境中却也让我受益良多。

1969年去禹县下乡，我负责急诊病房工作，在各种传染病的急性抢救中（如中毒性痢疾、流行性脑膜炎、肺炎、产褥热等），身先士卒，不怕苦不怕累，危急时刻等不及用上吸痰器就口对口为患者吸痰的事情屡有发生，认真观察守护病榻，积极抢救，中药针灸辨证论治加上西医的体液支持，救治了大量病人。如由县医院转来的30名流脑后遗症患者，入院时轻则言语不清，重则昏迷抽搐，最终全部治愈出院。一年后临走时，老乡指名非要再留下三个大夫，最终我在禹县多留了9个月才回郑州，虽然晚归，但的的确确为当地百姓做出了贡献，也是我对父老乡亲恩情的回报，我觉得非常充实。

20世纪70年代末我前往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在病房跟师学习，即便逢年过节其他人休息我也总是坚守着，虽然宋、王两位教授是我的指导老师，但主任林巧稚教授每次过节也一样照常查房，同期的进修大夫有时过节不在，而我每次都在，她总能和我照面，时间长了就渐渐熟悉，知道我是河南人后对我说，“小胡，你给河南争了光”，而我也成为当时师从林巧稚教授的唯一一位中医大夫。在进修即将结束时，老师告诉我有读研的机会，建议我好好把握，并希望读研后能留下，我坦诚跟老师说，因最初学习的外语是俄文，而且英文已经放下来很多年，怕影响成绩，老师鼓励我不要因此放弃，甚至嘱王教授辅导我英文。这个过程中我也反复思考，河南培养我不容易，好不容易把新技术学会却留在这里不能服务家乡，这实非我本愿。所以最终我在考试那天放弃了。进修结束后，在师长们的遗憾中，我谢别师长，回到了生养我、培育我的故土——河南。

四、仁术救厄，薪火相传

在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任妇科主任时，我在大量的痛经、月经不调、产后杂病、不孕症、中药保胎等中医诊疗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中取得了独特的疗效，如安阳地区一患者逢经期经量少、咯血，X光胸片肺部呈大片状阴影，在当地初按肺部炎症，继而按肺结核诊治均无效后疑为肺癌转移，入住我院妇科，经检查诊断为“子宫内膜异位至肺”，我按照中医辨证施治，不久患者痊愈出院。又如：李某，久治不孕，子宫颈肌瘤取出后早孕40天，开始阴道出血伴肌瘤原处复发，入院保胎治疗，中药保胎治疗中胎儿长，肿瘤亦长，孕6个月时肌瘤比儿头大，最后保至7个月，剖宫产一子，并切除肌瘤，孩子健康成活。诸如此类，还有许多抢救经验，都是长期辛勤探索的结果。我常对学生说：“吃过苦中苦，方能尝到甜中甜！”治愈一个个患者，为病人解除痛苦使我得到了人生的喜悦，尝到了生活的甜头。

从医半个世纪，获得过诸多赞誉，然而我始终记得自己的初衷：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实现人生的价值。2000年退休后我婉谢了院外（包括国外）多家医院高薪聘用，仍继续在本院国医堂工作。多年临床经验总结下来，不敢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总想传教于后来者，以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2008年我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及博士生导师，现两名继承人已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