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尉的葬礼

7．牟融之死

建初四年的二月初五（79年3月26日），三公之首太尉牟融死在任上。

后汉的三公都被视为宰相，但在班次上太尉最高，其次司徒，其次司空，类似于今天机关单位里平级人员也有先后排序。牟融上面虽然还有更高一级、位列“上公”1的太傅赵熹，但太傅只在新皇帝登基时由前朝老臣担任，去世后就不再设置，属于因人设岗。因此，太尉才是后汉常设的最高外朝官员。

几天之后，隆重的葬礼在牟融家中举行。牟融兢兢业业了一辈子，早年是儒生出身，在北海郡传授大夏侯《尚书》，收徒数百人，有了名气；被司徒辟召，派到高帝刘邦的故乡丰县当过几年县令，政声卓著；从地方进入中央后，汉明帝认为他有宰相之才，很是赏识，提拔为司空；刘炟即位后，他升任太尉，和太傅赵熹一起“录尚书事”，直到死在任上。

这就意味着，刘炟很有可能驾临现场，亲自为太尉吊丧。

牟融的家人努力为客人的吊丧做好准备。按照当时的风俗，丧礼上不仅要有充足的酒肉宴席，有的人家还雇倡优来唱歌跳舞，鼓瑟吹笙，甚至还得安排杂耍等娱乐项目。2

不巧的是，牟融的长子恰好回了故乡北海国的安丘3，只能让幼弱的小儿子担任丧主，主持葬礼。当天，客人们陆陆续续到来，车马辐辏，好不热闹，其中有牟融的亲戚宗族，也有他的门生故吏，还有他曾经教过的学生。他生前的同僚司徒鲍昱、司空第五伦是否也来了，史书没有记载，但即使没来，也会按惯例委托使者送上帛金。

客人们见到丧主在迎接他们，表现得更加悲伤，但也注意到丧主毕竟还是个孩子，礼仪不免笨拙，表情也很懵懂，那些常见的酒席、歌舞、杂耍之类，更是颇为减省。当然，来到太尉府上吊丧，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哪些人来，来了多少人，体现着朝野舆论对亡者生前功业和道德的评价。皇帝来不来，自然成了人们猜测的焦点。

正猜测着，导引的宦官终于露面。须臾，皇帝的车驾仪仗也缓缓到来，在一众宦官的簇拥下，年轻的刘炟钻出车驾，一脸的痛惜4，众人连忙行礼。他很快留意到丧主的幼弱，令太尉府的掾史耐心教给孩子们丧礼上的礼仪，以免不严肃、不合礼。吊丧之时，皇帝恩赐了丰厚的抚恤财物，拜不在场的长子为郎官，最后还指定了牟融的坟地，就在先帝汉明帝皇陵旁边，换言之，这是赐给了牟融陪葬先帝的礼遇5。

在众人的山呼万岁中，皇帝乘上车驾离开了。众人也好，当时的史家也罢，都会觉得这是一场完美的丧礼，有什么比皇帝屈尊驾临重臣的葬礼更能体现君臣之义呢。

但后世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牟融一介儒生，从未有任何军事履历，竟然可以担任“掌兵事”6的太尉？为何他六年司空、四年太尉，位至三公，职为宰相，被汉明帝大为赞赏，却没有留下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功绩？为何他死后备极哀荣，却没有像前汉那样拜相必然封侯？

在前汉之初，萧何、曹参这样的宰相意味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副皇帝”7。但后汉的三公完全不同。设三公的精髓在于，既符合儒家典籍的记载，又能把前汉宰相的职能一分为三，地位相等，形成分权，不论是太尉、司徒还是司空，都和前汉的宰相无法相提并论。8

再加上刘秀父子还有一个迥异于前汉任何皇帝的癖好，就是史书中频频出现的“好吏事”三个字，意思是：喜欢抓具体事务，亲自干具体工作，不仅不烦，还乐在其中。这样的管理者，就更觉得三公碍事了：人选上，三公很少出自刘秀打天下的功臣，以免在军功之上又加相权；摒弃了前汉自公孙弘以来拜相必然封侯的惯例，除非另有原因，封侯不再是三公的“标配”9。

有的惯例却留下来了：每当发生灾异，皇帝就会策免三公。作为后汉的三公，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明天的命运，可能一次突如其来的日食就结束了任期。

这就是为什么牟融虽然德高望重，但其实只是管理军事等事务的高级文官，主要工作是联合司徒、司空维持政府的日常运转，处理大量公文，召集高级别会议，细碎而烦琐，很难有机会做出能被史书记录下来的特殊政绩。他并不掌握兵权，对于重大的人事任免和战略决策，主要是给皇帝提建议或表达抗议。这样看来，三公所掌控的政治权力确实大为缩水，以至于后汉末年有人发出“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10的感慨，认为后汉的三公名为宰相，实为虚职，真正的宰相被尚书台所取代。

后汉的三公和尚书台，谁的权力更大，谁是事实上的宰相，这是个古老且著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