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意义的探寻
——歌德（Goethe）
有一种观点，或许应该称之为反复出现的幻想吧，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幸福。毕竟，就连美国的《独立宣言》也做出了“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许诺。有朝一日，能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逗留、休憩，无忧无虑，幸福快乐——谁不向往这样的情景呢？
可是，大自然，或者说宿命、上天，却另有打算。它不断地打破人们的幻想。我们向往的图景和实际的遭遇（困顿）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道裂隙总是在西方人的脑海中闪现。在帕斯卡（Pascal）看来，我们不过是脆弱的芦苇，轻易就能被漠然的天地摧毁，然而我们也是会思考的芦苇，能够想象宇宙洪荒。歌德笔下的浮士德（Faust）说起胸臆间那两个相争的精魂，一个执着于尘世，另一个向往天堂。尼采（Nietzsche）让我们想起发现自己并非上帝并悲悼于这个事实的那一天。散文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观察到：
在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中，主人公约瑟夫·克乃西特（Joseph Knecht）慨叹道：
在期望与真实之间的裂隙中升起的感慨简直多到无穷无尽。是坚毅地忍受下去，还是像英雄般做出回应，抑或是哀叹自己时运不济？这似乎是一个艰难的但又绕不过去的选择。但荣格心理学，以及它倡导的“自律的自我成长”，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其前提是：人生的目的不是追求幸福，而是探寻意义。
我们大概都充分体验过幸福的瞬间，但它们总是稍纵即逝，既不能凭着许愿成真，也无法靠希望永存。不过，荣格心理学，以及荣格曾经从中汲取洞见的、诸多宗教与神话方面的丰富传统都主张，正是灵魂的沼泽地、痛苦的大草原为人们提供了情境，促发人们去探索，并最终寻获意义。正如两千五百年前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发现的那样，神祇颁布了庄严的律令——经由痛苦，世人悟出智慧。
若是没有痛苦——它似乎是心理与灵性达到成熟的必要条件——人会停留在无意识的、幼稚的、依赖的状态中。然而，我们的诸多成瘾问题、意识形态层面的依恋，还有神经症，都是对痛苦的逃避。四分之一的北美人信奉正统基督教派的信仰体系（fundamentalist belief systems），希望借助过于简单的、黑白分明的价值观，让人生旅程变得没那么沉重；他们不喜欢灵性问题中存在模棱两可，于是寻求领袖人物带来的确定感，或是抓住现成的机会，把人生中的矛盾投射到邻人身上。还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沉溺于形形色色的上瘾行为，将存在性焦虑暂时麻醉，结果却发现它执拗地又在次日重返。余下的人选择了神经症，也就是说，运用诸多直观的防御手段去对抗人生中的创伤。但这些防御同样会令灵魂陷入困局，即让人始终只会做出被动的反应。而这会让一个人滞留在过去，而不是活在当下。
有句老话说，宗教是为那些害怕下地狱的人准备的，而灵性是为那些去过地狱的人准备的。除非我们能够正视“向往的图景”与“实际的体验”之间的差距，除非我们能有意识地承担起灵性成长的任务，否则我们就会永远滞留在逃避或否认的状态，或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尖酸刻薄地对待自己和他人。
荣格心理学的思想、动机及实践就是：并不存在阳光灿烂的草地，并不存在让人松弛小憩的绿荫；真正存在的是灵魂的沼泽地。而大自然，还有我们的天性，有意做出了安排，使得我们的旅程有很大一部分需要在此停留，人生中许多有意义的时刻将会从这里诞生。正是在这样的沼泽地里，灵魂被渐渐锻造成型；在这里，我们遇到的不只是生命的庄严感，更有它的目的、它的尊严，还有它最深层的意义。
对于疗愈的艺术来说，其遭遇到的最大讽刺无疑就是心理学实践中“灵魂”这个概念的日渐销蚀。弗洛伊德（Freud）与布洛伊尔（Breuer）出版《癔症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距今才不过一百年而已。19世纪末的医师们不得不着手处理这样一类患者的痛苦：他们既不能从宗教传统中找到慰藉或投注情感，也无法被医学方法治愈。跌入现代主义裂隙中的人越来越多，可对他们来说，关于灵魂受苦的科学尚不存在。[3]
如荣格所说，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心理学是最后一个进化的，因为此前维持它的是那些伟大的神话和制造神话的机构。心灵（Psyche）是希腊语中“灵魂”的意思，从词源学上讲，它可以追溯到两个并存的源头：一个是“蝴蝶”，借助这个比喻，那神秘、优美却又飘忽不定的特质将我们对灵魂的体验戏剧化地呈现出来；另一个则是动词“呼吸”，类比的是那一阵看不见的气息，在人们出生时降临，又在死亡时离去。
然而，事实是多么讽刺啊，现代心理学往往只处理这样的问题——能被人观察并转换为统计模型的行为，或是能被再次设定的认知，要么就是能被药物矫治的、生物化学方面的异常现象。虽然这些治疗手段确实效果显著，对患者很有帮助，可它们却极少面对现代人最为深切的需求，即让人生旅程变得有意义。无论是何种疗法，无论在初始时能多么有效地缓解症状，只要它不去解决灵魂的问题，到最后必定也只是肤浅的。
荣格指出，神经症“最终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4]请注意，他并没有把痛苦排除在外，他强调的是，神经症防御和对抗的是人生的“没有意义”。类似地，他认为神经症属于“不真实的痛苦”（inauthentic suffering），而真实的痛苦是对“存在”（being）之伤痛做出的现实反应。若是这样的话，那么治疗的目的就不在于消除痛苦，而在于从痛苦中穿越出来，走向更为广阔的意识，这个被拓展了的意识能够涵容生命中对立的两极。正如奥尔多·卡罗德努特（Aldo Carotenuto）观察到的：
荣格认为，神经症不只是对人生创伤的防御，更是一种想去疗愈这些创伤的无意识的努力。因此，暂且不谈它的后果，我们至少应该尊重它的意图。出现症状，其实是患者在表达想要获得疗愈的愿望。我们不该压抑它们或消灭它们，而是应当去理解它们所代表的创伤。这样一来，创伤，以及渴望获得疗愈的动机，就有可能帮助患者拓宽自己的意识。卡罗德努特也指出：“（一个人）决定借助心理疗法来处理痛苦，而不是求诸某个全能的神灵，即是主动选择了意识。”[6]尽管代价甚巨，但这种清醒的意识会让我们的内在变得更加宽广、丰盈。
令荣格心理学焕发出生命力的核心思想就是“无意识”的存在。这个观点似乎已经不稀奇了，但那些不认同心理动力论的心理学派实际上并不认可它；绝大多数人也不认为它会出现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对于这股在内心中自主运作的力量，极少有人意识到它的深刻，人们基本上没有能力理解它，也无法凭着意愿让它消失，甚至都没法预测它。因此，源自我们内心的那些强迫行为、上瘾、情结的投射就被转移到了外部世界中，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给他人造成了重负——虽然我们自己也抱怨它们的沉重。
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一股巨大的、睿智的、天生就有的力量。这个想法理应令人感到踏实和欣慰，可实际上它往往让人心神不宁。儿时的经历、脆弱、面对外界环境时的无力感，还有依赖的正当性，我们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它们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心里；而这一切的对立面，也就是个体的自由、个体的责任，都令人望而生畏。
心理动力学疗法希望推广的，是以一种崭新的态度来对待心灵。心灵力量中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同时也带有疗愈的动机。如果我们能够与这种内在的力量建立联结，而不是每次都根据外部力量做出条件反射式的调整，从而加剧与自我的疏离感，那么我们心中就会感到非常踏实，就好比稳稳地站在某种深层次的真相之上，站在我们最自然的天性之上。在这种与深层真相建立关联的时刻，即与荣格所说的“自性”（Self）相遇之时，人会感受到一种联结与支持；要想缓解普遍性的、对被抛弃的恐惧，这种联结感与支持感必不可少。正如卡罗德努特所说：
独处的概念很容易理解，我们也都声称自己很渴望它，可人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在逃离这种焦虑——彻底地、全然地面对自己，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天地之间。文化，正如我们所设计的那样，似乎只是一种余兴表演，其目的就是避免孤独。实际上，人们最不情愿放弃的幻想就是这个念头（另一个不愿放弃的幻想是永生不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会治愈我们，照顾我们，让我们免于踏上那趟向我们发出召唤的、令人生畏的旅程。难怪我们要逃避这趟旅程，把它投射给某位上师，而且从来不愿与自我融洽从容地共处。
千方百计地避免灵魂陷入阴郁状态，这个行为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这是因为，一个从来不曾松弛下来、从来不曾放下“我想要获得幸福、想要无忧无虑”的急切渴望的人，永远也无法获得安宁与休憩；相反，他将无可避免地被拉下泥沼，时常感到痛苦。大自然总会有潮起潮落，这不正是它的天然节律吗？一年有四季，女性每月有经期，我们每天也会感受到高低起伏的生物节律，还要把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交给那个名为“睡眠”的黑暗世界，这不正是我们的亲身体验吗？所谓的“被动的自然”与“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ta, natura naturans），这种节律不正是自然的天性吗？《传道书》（Ecclesiastes）中反复吟唱的讯息，不正是对这种节律的赞颂吗？
自我，即对“我是谁”在意识层面上的感知，是充满情绪的、不断重复的个人经历的累积。它是意识的核心情结，而意识的边界是流动易变的，也很容易遭到侵犯。我们需要自我来主导意识层面上的日常生活，调动心理的能量，并引导它们流向目标；我们需要自我来维持一定程度的自洽和延续性，这样我们才能一天天地走下去，并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可是，自我的核心目标是安全感。不难理解，安全感就是要对抗从内在生发出的、无意识的潮涌，并与引起巨大冲击的外来能量交锋。出于这个目标，也就是对安全感不可避免的、强迫性的渴望，自我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小傻瓜，在人生的客厅里东跑西撞，捡拾杂物，弄得四处尘土飞扬，把那儿变成了一个更加不舒适的地方。
从自我对待世界的狭隘视角来看，它的任务就是追求安全感、掌控感，以及平息冲突。然而，从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自我的恰当角色应当是与自性和世界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自我应当保持开放，尽力做到有意识，并且愿意交流协商。荣格将这种自我与自性之间的对话称作“交换意见”（Auseinandersetzung），是对独立但相关的现实的辩证交流。“自性”这个概念超越于现实之上，也高于自我，它不仅是对紧张的自我的局限性的认识，也是对自我在更大背景下的地位的认识。荣格提出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概念——即人生的目的是借由成为个体来服务于生命的神秘——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极其深刻的贡献，或是像有人所说的，是一个为现代社会提出的神话。[8]
个体化迫使自我与自性之间展开持续不断的对话。在交流之下，割裂的心灵或许会愈合一部分。因此，如果给自性下一个实用的定义，或许可以说，它是“我们内在秩序的原型”。这即是说，自性是心灵的一种活动，它的功能就是促进个体的成长。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自性令我们成为自己，或者说，通过在躯体层面、情感层面和想象层面上的体验，我们体验到它塑造我们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把自性描述为一个“乐意当模具的模具”，也就是说，它既是目的论的，也是情境性的；它既是目标，也是模具。那么，心灵或灵魂，就只是我们指代那个神秘过程的词语而已——借由这个过程，我们得以体验到何为朝着意义前行。
就我们所知，人类是唯一总想去追寻意义的物种，就好像有某种力量在驱使我们似的。这种被驱使的感觉往往令人痛苦，但身不由己，我们总忍不住要去追寻它。正如歌德在开头的引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这种神秘，否则它也称不上神秘了，但是，在对关系的具体化中，在对梦想生活的隐喻中，在对深度的猛然顿悟中，我们时常领略到它的暗示。无论我们是从何处感受到深度的存在，是从宇宙中、自然中，还是从他人或自身，我们都置身于灵魂的辖区了。
出于对安全感的渴望，自我会把这种深度简单地概括为不由分说的确定性，以及可量化的预言。可是，“我们是不完整的碎片”，其中的神秘感不仅远远超出了我们能掌控的范围，它甚至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若想与灵魂搭通关系，大概只能借助于对心灵世界的想象——无论这想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我们是否真的能理解它们。我们也有可能去往自我的地盘寻找灵魂，比如神学、音乐或爱情，结果却是，我们被更加频繁地拽落到沼泽地中——那里是我们最不想涉足的地方。这种“拽落”，就是灵魂的普遍性、自主性，以及不可或缺的神秘性的明证。
对许多人来说，灵魂这个概念可能过于虚无缥缈，然而，正是为了尊崇它那含混不清、飘忽不定的特质，我们必须保留它。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中，如今我们称之为“泛灵论”。（下回有人打喷嚏，而你脱口说出“老天保佑你”的时候，想想看。）处于退行状态时，人人都会把心灵投射到大自然与他人身上。灵魂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领域里，人能够体验到神秘的深度，以及它给出的暗示——正是这些构成了灵魂。这种暗示有种奇异的熟悉感，因为我们身上就有相似的东西——同频就会共振。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诗句中追忆人与自然尚未如此割裂的年代：
我家离大西洋的海边约有一英里。每年夏天，大批大批的游客像旅鼠一般蜂拥而至。他们并不是为了避暑，因为到处都有空调，待在屋里可比挤车和驱赶沙蝇舒服多了。这必定是因为，我们内在的某些东西与海洋的浩瀚幽深发生了共振。那引人敬畏的、无从触底的深度引发了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的内在中也蕴含着同样的深度。我家离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的赌场也只有一两英里，每年造访的游客里绝大多数都是西方人，人数比去迪士尼乐园或纽约的还多。同样，这必定是因为，在铺着绿绒毯的赌桌上，在叮当作响、彩灯闪烁的机器前，灵魂被投射了出去。人们必定是在寻求片刻的超越，瞬间的赋权，还有与他者（the Other）稍纵即逝的相遇。人们寻求的，其实早已存在于内心，然而我们轻易地将之投射到海浪与沙滩上，或是安乐无忧、优渥富足的梦想中。
灵魂总是居于当下的，但人们会处于无意识的状态，因此才会向外寻求。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深刻地洞察到了这种失落：“上帝就在近旁，却难以企及；不过，危险出现的地方，救赎也在聚集。”[10]心灵将我们拉回来，拖向深处，拽回内在，只为把我们带回灵魂面前，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个体化的目标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它不是让人沉迷于自恋，一心只想着自己，而是要借由个体，将天地的宏伟意图显化出来。每一个人，无论多么微不足道，身上都承载着一小块天地赋予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的起源笼罩在神秘之中，若要实现它，就需要我们扩展意识。如果这是真的，而且我相信这是真的，那么，个体化的任务就是追求完整——不是美德，不是纯洁，也不是幸福。而完整就包括了被拽落泥沼，也就是心灵经常迫使那个不情愿的自我所做的事。
在我们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个体化的进程并不取决于那帝王般的、狂妄自大的自我，而是取决于内心中的那些“农夫”，它们会发牢骚，会有怨气，基本上毫不在乎那位帝王的意志。有多少漠然的君主都被不起眼的小人物推翻了？我们那无法预测的人生旅程也是一样。尽管灵魂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受到惊吓、不知所措的自我拼命地忽视沼泽地的存在，压制它、否认它，仓皇地逃离它。然而，在人生的很多时间里，我们都得待在这泥沼之中。之所以会有神经症这个牢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拒绝承认沼泽地的存在。
荣格说，他不会在过去中寻找神经症的成因，而是在当下：“我会问，患者需要做，但又不愿做的任务是什么？”[11]无一例外，这种任务包含更高级别的自我负责，更坦诚地面对暗影，走得更深更远，进入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所有这些心灵状态都具备灵魂层面的意义。我们的任务就是全然地经历它们，不压抑它们，也不把它们投射到他人身上，造成伤害。如果我们不去面对内在的东西，就要一直背负着深层的隐患。为了疗愈自身，也为了向世界提供疗愈，我们需要时不时地蹚过泥沼。虽然我们不愿意涉足那些地方，但或迟或早，我们总会被拖拽进去。
在研习精神分析的那些年里，我的一个朋友总爱说一句话：“可它意味着什么？”无论是跟别人起了冲突，还是做了噩梦，只要遇到不愉快的状况，她都会这样问。我觉得这很烦人，可她是对的。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拓宽了自己的地平线，也活得更有尊严。
灵魂层面的功课不仅是疗愈的先决条件，也是心智成熟所必需的。卡罗德努特再次精当地写道：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将会探索一些黑暗的领域。我们每个人都曾涉足其间，并渴望逃离它们。我不会提供脱离困境的方案，因为它们并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它们是一种始终会存在的、对旅程的体验——那是心灵分派给我们的旅程。
在一封1945年写给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Olga Froebe-Kapteyn）的信中，荣格提出，史书（opus），即灵魂的功课，由三部分组成——“洞察、忍耐和行动”。[13]他写道，心理学只能对洞察的部分有帮助。在洞察之后，就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去做必须做的事，还需要力量，去承担相应的后果。在后文中，我会举出一些具体的案例，但它们体现出的范式却是真正通用的。绝大多数案例是真人真事，但已做脱敏处理；有两三个是撰写的，但比起真人真事，它们更加接近真实……
接下来的内容既是心理学上的观察，也是一系列深入的思考。我的目的是引发反思，同时也请你给自己颁发一份批准：准许自己带着更清明的意识，去造访这些沼泽地。说到底，我们并无多少选择，因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此生都得在那儿花去不少时间。与这些黑暗的力量搏斗，犹如雅各与天使角力[14]，二者异曲同工。正如诗人沃伦·克利沃尔（Warren Kliewer）在“摔跤天使挑战雅各”中所写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