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秦月汉光
1.2.1秦政
秦朝(前221-前206年)只有两位君主,第一个秦始皇,第二个胡亥。
先说亥他爹。
老实说,亥他爹小时候受苦了。
第一,到底谁是他亲爹,现在还是个谜。至少两个选项,一个是俺们河南老乡吕不韦。在赵国邯郸行商时,发现了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就“奇货可居”了,据说不但帮助他策划接班大业,还把已怀自己孩子的赵姬送给了他。另一个就是异人了,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做了秦国的革命接班人,后为秦庄襄王。
第二,这孩子生得不是时候,前259年,长平大战刚结束没几个月,他出生了。一家三口很少出门,怕啊,那四十万坑卒的家属们没有把他们一家生吞活剥地吃掉就算不错了。之后几年,秦国继续进兵,一直打到邯郸城下。赵王急得要杀异人,异人在吕不韦的帮助下跑回了秦国。年幼的赢政与母亲流落赵国,更不好过了。
公元前251年,亥他爹终于被赵国放归了。小小少年时来运转,前面的秦王相继死去,13岁的时候,轮上他了。吕不韦生意做成,以仲父(这个称号相当于我们河南的二大爷,不过现在中国兴干爹制了)的身份做稳了相国。可能是太得意了,也可能是赢政的母亲要找回失去的青春,反正俩人又接上轨了。吕不韦招架不住太后的火势,给她介绍一个嫪毐(外号大阳人)。嫪毐与太后居然还烧出两个孩子来。随着秦国势力的增长,吕不韦与嫪毐也各自坐大。小小少年冷眼瞅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2岁的时候亲政,他才开始发飙,先是铲除嫪毐集团,后是逼得二大爷自杀。
扫除了两大毒瘤后,亥他爹就施展开了手脚,从前230-221年,百万雄狮过大江,横扫六国,四海归一。
亥他爹最大的优点是,会用人,而且犯了错误会认错。总之,只要对他有用,他就真诚的用;用过之后啥待遇,再说。因为被用的那些人,也都是小农,放眼量,风物长什么的,都不懂。俺们河南开封老乡尉缭如此概括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这话似乎不只是说秦王,中国诸多帝王或者虽然没有帝王名号但有帝王实质的执政者,大都这么回事。
如果说勾践是鸟人的话——这话是南阳老乡范蠡同志说的,那么秦王政就是狼人了——这话是开封老乡尉缭同志说的。这样看来,我们河南老乡也有局外人的聪明——当然这种局外顶多是半局外,比商鞅的作茧自缚和李斯的仓鼠厕死稍微高超那么一点——天啦,李斯是河南上蔡人,商鞅是河南濮阳人,俺们河南老乡咋了?
不咋了。秦王政的统一,俺们河南老乡出力大焉!行文至此,俺突发灵感,一定要写本书,名字就叫《河南人,你惹我了》,我也是河南人,河南不出好人我急啊。看看为帝王的专制大厦添砖加瓦的,都是我们河南老乡:申不害、商鞅、李斯、韩非子,再加上给鸟人服务的范蠡。河南到今天还是专制主义、皇权主义、官本位主义的重灾区,跟这些老乡都脱不开的干系。就这样定了,同志们不要抢我专利啊。
秦王政不是好人,这个不用说了。但是,捱不住这人会用人,唯才是举。就是尉缭那番话,秦王听说了也没有怪罪,反而进一步重用,让他做了太尉。试问尉缭还会走吗?除了尉缭,俺们河南老乡李斯与韩非子也都在他帐下效命(韩非提前把命效没了),而且帮着他出了诸多的馊主意。秦王政不统一,谁能统一呢?
公元前221年,秦大一统,秦王政39岁,看看脚下的土地,想想新生的共和国。好大的一盘棋,得慢慢儿下呢。
我们常说“汉承秦制”,事实是“百年犹得秦政法”。虽然后世有所损益变异,但诸多传统,则都是从秦这里承袭过去的。对此我们得深加注意。
第一,创立皇帝制。
天下大定后,秦王政觉得自己应该改名号了,遂把三皇五帝合二为一,称“皇帝”。他的打算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虽然他自己的小算盘没有打赢,二世而亡。但是皇帝这个东西算是传下来了,而且这个东西与西方完全不同,比如英国,经过一番历史的选择,最后确立的原则是“王在议会”和“王在法下”;而中国,从一开始确立的原则就是“朕即法律”、“金口玉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说是“天无二日,士无二王”)等等。
既然是前无古人的皇帝,那就得显示出与众不同来。于是规定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者“诏”;臣民言语与文字中,不得出现皇帝的名字;文书中但凡出现“皇帝”与“始皇帝”的字样,必须另行抬头,顶格书写(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还给外国人玩这个,引起了诸多外交纠纷,特权这玩艺儿就跟吸食鸦片似的,你往死里揍,都揍不回来);始皇以前,中国人人可以称“朕”,印章个个可称“玺”,现在,它们都是皇帝的专利了。
别以为当皇帝是美差。所谓的日理万机,就是从始皇开始的。
一般人喜欢拿开国帝王的勤政说事。通用的模式是: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残余的阶级敌人,仍在不时的捣乱,叫他怎么睡得下。夜半了,有太监从他房前走过,发现他窗户的灯依然亮着,太监同志的眼睛湿润了……始皇批阅公文的日定额高达120斤,完不成日定额,绝不休息。可是勤政的背后是什么呢?当然是专权:“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中国的皇帝,对谁都不放心,搂着权不放,他不勤政谁勤政?专权到这个份儿上,老百姓还感动得哭鼻子,老百姓不傻谁傻?
第二,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
三公乃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首席文官,统领全国政务;太尉是首席武官,负责全国军务;御史大夫是首席监察官,负责监察事务。这是大秦版的三权分立吧。
三公之下设九卿。实际上九卿并不限于九。按《汉书》记载,秦王朝的九卿官职大致有:
奉常,掌宗庙礼仪。就是管皇家祭祀的。常就是尝,中国人依四时给祖先上供,让他们尝鲜。
郎中令,掌宫殿门户。就是给皇家看门的。
卫尉,掌宫门卫屯兵。皇宫的卫兵司令。
太仆,掌舆马。管皇帝的司机和车夫之类。
廷尉,掌刑辟。法官。
典客,掌诸归义蛮夷。相当于外交部。
宗正,掌亲戚。管理皇亲国戚的。
治粟内史,掌谷货。给皇家收租的。
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给皇家收关税商税的。
中尉,掌循徼京师。首都巡警。
第三,地方实行郡县制。
秦国统一后,除京畿地区之外,把天下分为36郡(后扩展为41郡),置郡守、郡尉、郡监分别负责行政、军事、监察。郡之下设县(少数民族地区称道),大约1000多个,设县令或县长(万户以上的称县令,不足万户的称县长)作为最高行政长官,其下设县丞、县尉等辅助。县之下设乡里,百姓(被政府定名为“黔首”)聚居的地方称为里,各里居住的户口多少各不相同。里之下,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相互监督纠举。每里设里正一人,掌百家诸事,里有围墙,设监门。十里一亭设亭长,十亭一乡,设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第四,开了焚书坑儒的头。时始皇置酒咸阳宫大宴群臣。博士长官仆射周青臣喝着人家的小酒,说着不醉的话,秦皇乃千古第一帝云云。博士淳于越紧跟着说:应该效仿三代的分封制,这样才能统治长久,“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皇判断不出谁的马屁好,就把马屁下移给已经由廷尉升至丞相的河南仓鼠李斯,李斯就把这马屁加了点油盐酱醋:儒生们懂个屁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禁之便”。李斯这么一鼓动,秦皇就甩开膀子耍起了二百五——“焚书”!除《秦记》以外的史官记载都烧掉;除博士职掌所藏图书之外,民间所藏《诗》《书》及百家书者,一律送交地方长官烧毁。当然,医药、卜筮、种树等“理工农科”书不在焚烧之列。令下三十天不烧的,要剃阴阳头,下劳改农场(面额上刺花的黥刑和筑城四年的“城旦”劳役);有敢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以吏为师!焚书完毕,秦皇又开始“坑儒”——儒生也不争气,一个叫卢生的,一个叫侯生的,背后议论秦皇三不搞:不放权、不民主、不重用知识分子。说完就跑了。有人举报,秦皇下令追查,结果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坏话的人还真不少,抓。儒生们又很争气,互相揭发,一下子弄了个460人的“反革命集团”。为了给新生的大秦帝国节约开支,秦皇就把他们活埋了。有人给秦始皇辩护,说他书没有烧完,坑的儒也不是儒而是方士。书当然不会焚完,而且焚书是秦国的老传统,至少在秦孝公时代,我们河南老乡商鞅就教唆其雇主“燔诗书而明法令”了。而坑方士,可以宣传为反对迷信打击邪教嘛。还有,即使坑的是儒,对知识分子也够客气了,秦朝有诸多残无人道的酷刑,但人家根本没用,而是用了最温柔的活埋。即使活埋,也是人家的老传统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那得挖多少坑啊。儒生才这么一小坑,小菜啦。
不管怎么说,焚书坑儒从此成为中国又一大优良传统——当然也有不按传统来的,比如林昭被枪崩后,政府还找人家的娘要那五分钱的子弹费。就不能坑她吗?挖个坑总不致于要务工费吧?
第五,其它棋子: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车同轨,书同文;平定百越,统一岭南,设郡移民;修驰道,巡民情;建阿房宫,修骊山陵墓;经营北疆,修筑西起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鸭绿江,长达1万余里的万里长城;收天下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改铸成十二个大铜人,各重24万斤。最后这一手统治者都学会了,有些朝代,据说菜刀都得实名,遑论持枪自由了。
如何评价秦朝的大一统及其巩固大一统的诸多措施呢?这里我只想指出两点。
第一,大一统从此成为中国的政治原则,而这一原则又是与天下观二而一的。《尚书·大禹谟》云:“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诗·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易·系辞上》曰:“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孟子说:“定于一”;墨子说:“一同天下”;庄子说:“一心定而王天下”;韩非子说:“霸天下”、“取天下”、“强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强匡天下”……看来,秦国的统一,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这一原则的确立有两个最重要的后果。后果一,大一统从此成为深厚的历史积淀,渗透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天然正确的选择。后果二,天下观从此成为中国人致命的多情。不但主子多情,就是奴才也多情。认为离中国远的,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需要中国去拯救。比较典型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版的拯救全天下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事实上还有大清版的,大清已有两位皇帝(道光与咸丰)被夷人揍得郁闷死了,监修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的清国大学士贾桢在给同治帝的进书表中还如此这般地替主子滥情:“钦惟我文宗显皇帝,仁义兼施,恩威并用,体天地好生之德,扩乾坤无外之模,率俾遍于苍生,润泽流于华裔。较之汉家盛德,呼韩向化而款关,唐室中兴,回纥输诚而助顺,有其过之,无不及焉。而宵旴忧勤,犹恐中外子民未尽出水火而登衽席,如伤之隐,时切圣怀。”“恐中外子民未尽出水火而登衽席”,翻译成普通话不就是担心全世界人民水深火热吗?
第二,中央集权从此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秦王朝的中央集权从上到下有三个支撑点。第一个支撑点是皇帝制;第二个支撑点是三公九卿制;第三个支撑点是郡县制。这三个支撑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的金字塔式的政治制度。直到今天,还有学者在吵架,那就是,秦始皇这制度,按学界术语,到底应该叫啥。大陆教科书的说法是:中国从此进入了封建社会。什么封建地主、封建官僚、封建农民、封建帝王、封建军阀、封建知识分子、封建统治、封建经济、封建商业、封建商人、封建主义、封建意识都来了。老百姓更是把它泛化了。谈恋爱时女朋友不让亲嘴儿,封建;父母不同意儿女自由恋爱,封建。总之,封建成了万金油,抹到那里都止痒。如果看钱穆老先生的书,你会发现诸多别扭,因为老先生书里时不时的出现“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早已推翻”之类的话。也就是说,在老先生眼里,秦汉之前的商周,行的才叫封建制度。封建封建,本意是“分土建国”、“封爵建藩”,对应的是周朝的分封制。与此同时,也与西方封建社会的封建制度相对应,“封土封臣”、“采邑领主”是也。咱们把真正的封建扔掉,重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封建。一者,搅和得西方人没法翻译咱的历史著作;二者,搅和得中国人也一塌糊涂。一些学者提议,循名责实,咱把始皇确立的制度改叫“皇权社会”、“专制主义社会”、“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君主专制宗法社会”什么的吧。问题是,封建社会这个概念的变异与确立始自于陈独秀,中间经共产国际和苏俄理论的影响、毛泽东的采纳与认定、郭沫若等马列主义史家的捧场,到今天已成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你说秦始皇之后的社会不应叫封建社会,他们跟你急。人多民傻,就从了他们吧。谁让他们封建呢?
下面说胡亥。
始皇统一后的十一年中,五次到全国各地巡游。平均每两年一次。这就是没有小喇叭黑板报、电影电视的坏处,每到一处只能刻立石碑,宣扬吃水不忘挖井人、始皇的恩情比海深云云。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回来时在山东病倒,赶到沙丘(今河南巨鹿县)时暴崩。可能是法家教唆的缘故,始皇的个人生活直到今天还很神秘。我们知道始皇后宫的女人不少,但是始皇喜欢哪个,甚至皇后是哪个(可能没有皇后制),我们都不得而知。我们知道,始皇儿女不少,但具体有多少个,专家们还在论证,目前大略的说法是34个。但这34个孩子的母亲是谁,我们一概不知。目前我们仅知道,大公子是扶苏,据说人品很好;小公子是胡亥,据说人品最差。但父母爱幺子似乎是人之常情。秦始皇还算是人,自然不例外。这次巡游,就带了胡亥跟从。而大公子扶苏,早被父亲安排到北疆给蒙恬将军做监军去了。有人说,这叫发配;也有人说,这是有意栽培,增加接班的政治资本。不管怎么说吧,由于随行的中车府令赵高与丞相李斯更多的考虑是维稳,所以他们演出了此后中国历史上比较常见的一幕:秘不发丧!这是人治社会必然的结果之一吧,很容易给有准备的人制造机会。总之最终的皇位没给扶苏坐,反而是胡亥坐上了。
胡亥这个小王八蛋呢,太实在。
第一,即位时胡亥才21岁,但他多次跟赵高感叹,生命苦短,做人就应该及时行乐。有人认定,可能这孩子看见他爹日理万机的小样儿深受刺激所致。李斯为自身利益考虑,劝谏二世好好干,可是二世反而给他做起了思想工作:我听韩非子讲,尧坐天下的时候,住的茅草房,喝的野菜汤,冬天披块鹿皮,夏天着件葛麻;禹治水时,累得大腿掉肉小腿没毛的。你说坐天下的人就是为了过这等苦逼日子,那他坐天下干嘛呢?脑袋被驴踢了还是被门挤了?再说了,治理天下的人,连自身都得不到好处,那他治个毛呢?总之我打算赐志广欲,长享天下,你给我好好谋划谋划。
第二,李斯没有谋划好,倒先把自己谋划没了,合家灭门,无一得生。赵高做了丞相,怕大臣们不服,搞了一次著名的行为艺术,史称指鹿为马。这次行为艺术中最可爱的配角当属胡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有毛病,却相信自己的心智惑乱了,在赵高的劝说下到上林苑斋戒去了。赵高这场行为艺术影响深远,意味着天下大一统了,专制开始了,社会真假不分了,指鹿为马从此成为中国历史永远的谶言!这一点,也许局外人看得更清楚。亨利·诺曼,英国著名的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1890年来中国考察,在他的《近代中国社会》中,借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之口,对中国人的戏剧天分表扬如下:“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象中国那样言行不一致。整个帝国是由完美的伪装构成的。从皇帝到最下等的臣民,大家都宣称要遵循高尚的道德准则,而这个国家的现实生活却与这一切完全相反。任何帝国法令都宣称要发扬各种美德,任何官方宣言在提到收取金钱时都会说这是为了实现某个高尚的目的。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法院不颠倒黑白,也几乎没任何法院是正大光明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官员都不象中国的官员那样腐败不堪。” 也许觉得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说得太客气,亨利在后头补充曰:“每一个中国官员,或许一千个中有一个例外,几乎都是说谎者,都是贼和暴君。这在欧洲可能受到怀疑,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事实。”
第三,在赵高的教唆下,二世愣是把自己剩下的32个兄弟姐妹全部解决了(扶苏提前解决了),一个没留。当赵高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带着兵马要杀二世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小伙子问:我可以见见丞相吗?阎乐说:不;小伙子再问:让丞相做皇帝,你做丞相,我就做个郡王行吗?阎乐说:不。小伙子继续问:万户侯行不?阎乐说:不。小伙子不死后:做个普通百姓行不?阎乐还是不!于是二世就over了。在位3年,终年23岁。
钱穆老先生多次强调,好的制度必得配上好的人事。可是,如果既没好的制度,又没好的人事呢?
论者一般鄙视赵高。问题是,赵高也是个苦逼人啊。第一,他是赵国赵氏宗族的遗民,赵国灭亡后被迁到了咸阳。赵高的父亲因犯法被施了宫刑,赵高的母亲被罚入宫为奴,与人野合生下了赵高等一大群子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犯罪儿承担,赵高兄弟几个都被处了宫刑(有人考证赵高没有被处宫刑,他有女儿且长得高大威武,后世人把他当宦官是误会云云),入宫做了奴仆。试问这样的地位与待遇,他能成好人吗?不过这人好歹给中国历史创造一个优良传统,那就是:没有小鸡鸡的人,都不好意思做皇帝的。试看中国历史上多少宦官专权,但愣是没有一个人敢称帝的(日本是多少幕府将军没一个敢做天皇的),都是赵高同志带的好头,跟华盛顿给美国总统创造不得两次连任的先例似的。赵高本来也想做皇帝来着,穿着皇帝礼服搂着玉玺上了宫殿,可是突然发现宫殿要倒,吓得赶紧退了下来,又连试两次,还是同样的情景。赵高感到自己做皇帝,老天爷都不同意,于是彻底打消了算盘。现在看来,宫殿会倒,它只是赵高的心理幻觉,足见宫刑对人心理伤害之深,没有小鸡鸡,连皇帝都不敢做!中国皇帝宁有种乎?没种,但必须有小鸡鸡!
1.2.2汉业
(一)西汉大业
西汉(前202-公元9年),开国君主刘邦,末代帝王,怎么说呢,半路上杀出来一个王莽,于是一切over。
刘邦打败项羽,意味着:第一,一个楚国大贵族对付不了一个江苏小流氓;第二,刘邦励了全体中国人的志,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屁民也能做皇帝!
刘邦虽然流氓,但在中国流氓才能成事。中国事后出了诸多开国帝王,有些比刘邦还流氓。如果说刘邦是小流氓,那么后面还有大流氓。恕不点名,国家机密。
对于自己的成功,刘邦总结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一句话,老小子会用人。更准确地说,知道卸磨杀驴;不像项羽,没上磨先杀驴。
取得天下后,刘邦在人事上划了两个大圈儿。
第一,不折腾,兵民皆安顿。刘邦没有搞军转干,而是军转农,让士兵都复员回家,赐爵授田;解放奴婢,规定由于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流民战前的身份及私产,在回归故乡后,得到政府全面承认。跟后世某些帝王比较起来,小流氓还算厚道。后来干脆规定,当年跟随他入蜀、汉、关中的士卒终身免除徭役。
第二,分封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分封了韩信、彭越、英布等七个异姓诸侯。当然这些分封大部分是被逼的,或者说是对现实的无奈承认,因为这些将领大都拥兵据地,不封也不行。待刘邦坐稳了江山,当然会挨个铲除了(给人卖命打江山时,人家会夸你唯我韩大司令或者唯我彭大将军的,但是江山打下后,你们铁定就是反革命了)。铲除异姓王的同时,分封同姓王。及至刘邦晚年,分封的同姓王计有九个。临死前,刘邦又杀白马,拉文武大臣到太庙里喝马血酒跟他起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酒加了热乎乎的马血,但大家的心可能凉透了,敢情以后俺们不姓刘的,都没戏了。
下面说一下具体的汉家制度:
第一,皇权与相权有了切割。皇帝有个秘书处,下分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也就是掌管皇帝吃喝拉撒洗睡书写等事务。宰相有个秘书处,下设十三曹: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词曹、法曹、尉曹、贼曹、决曹、兵曹、金曹、仓曹、黄阁,分管全国政务。理论上虽然有切割,但实践上皇权与相权的博弈,不是东西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所谓的制度,向来要看人事。汉武帝时,感觉这宰相比皇帝还牛,于是开始削相权,同时提拔出身低微人员担任侍中、常侍、给事中等职,这些人随时出入宫禁,参与议政。像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既得了皇帝宠信,还兼了侍中之职,具有参与宫廷决策的特殊地位,权势超过宰相,于是形成了所谓的中朝,又称内朝。中朝形成之后,皇帝秘书处的六尚之一,也就是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形成中朝的核心。武帝死后,接班的是小儿子昭帝,霍光做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宰相被撂得太远,外廷内朝自然要斗。一般是内朝权重,外廷权轻,一者内朝容易见着皇帝,二者大司马大将军向由外戚担任,外臣自然斗不起。就看皇帝何时成人,成人后是否有调控能力,否则乱事不少。比如王莽就是靠大司马大将军一职上的位。
第二,继承并广大秦制,中央行三公九卿制,地方行郡县制。三公是丞相(文官首长,后改称大司徒)、太尉(武官首长,后改称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号)、御史大夫(监察首长,后改称大司空)。九卿是太常(掌祭祀)、光禄勋(皇帝总门房)、卫尉(掌门卫屯兵)、太仆(掌车舆)、廷尉(掌法)、大鸿胪(掌外交)、宗正(掌皇家族事)、大司农(掌政府经济)、少府(掌皇室经济)。至于郡县,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有十个至二十个县。汉代郡守称太守,地位与九卿平,都是年薪两千石。郡守县令由中央指派,但郡县掾属由本地人充当,由长官辟用,是谓辟署。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也就是地方政绩表,每年上交一次,称作上计。中央特派专员来地方搞调查,叫刺史,由御使大夫的副手御使中丞管理。同时,皇宫里还派有十五个侍御使,负责弹劾皇宫事宜及中央干部。两支监察队伍的意见,都要汇总到御使大夫那里,由他转报宰相处理。
第三,汉代的公务员制度比较有特色。汉武帝之前,能进皇宫当郎官的,属于高干(二千石者,也就是三公九卿等省部级干部)子侄特权。武帝创立太学制,规定,太学生毕业分两科,甲等者进皇宫为郎;乙等者回本乡为吏。此外,政府还有乡举里选制。一种是举贤良,地方民间、三公九卿、政府大僚皆可向中央举荐贤良人士,由政府策问挑选;一种是特殊选举,政府需要特殊人才了,既可以他举,也可以自荐;一种是举孝廉,政府硬性要求每郡每年都要推选出一两个孝子廉吏来,中国后来之所以出现二十四孝之类的极端故事,就是这政策忽悠得全国人民热衷上了行为艺术炒作!
第四,汉代的赋税制度是典型的轻徭薄赋。田租行的是三十税一,文帝时甚至全部免收田租历十一年之久。田租税归诸大司农,归属政府。关税商税归诸少府,属皇室经库。另外,眼见着商人越来越发达,政府眼红了,亲自下海,武帝时开始了盐铁专营。到昭帝时,政府财政大臣和民间商人代表还举行过特别的辩论会,形成了著名的盐铁论。人口税方面,小孩子也须缴纳。至于奴隶,更是须加倍缴纳(由其主人代缴)。
第五,汉代的兵役制度。汉代是全国皆兵,男人二十成丁,二十三岁始服兵役。兵役分几种,一种是轮流到中央作“卫”兵,役期一年。这是政府的中央部队,分作南北两支,南军守卫皇宫,北军守卫首都,所以“卫”兵待遇极好。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费用自理,役期三天,不想去,交三百钱可免。一种是在本地服兵“役”,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集合操演,为期一月,由地方军事首领郡尉掌管。以上都属义务兵。民间还有志愿兵,国家有事,自由报名,是谓良家子从军。兵役之外,是力役,成年壮丁每人每年替国家义务做工一月,称更役,若不想做,交两百个钱可免。前面说过,汉代的小孩子都得交人口税,至于成人,除了人口税,更得负担上述兵役力役,为了逃役,自愿卖身为奴的人很多。奴隶给主人打工,人口税由主人负担,生活反而胜过普通农户。政府眼看着大家纷纷翻身作奴隶去了,就加重奴隶的人口税。
第六,与民休息,清静无为;废秦法,顺民心。这一切,得到了官僚们的高度赞美,说他们的皇帝刘邦“拨乱世之反正,平定天下”,“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给人的感觉,“拨乱反正”都快成了贬义词!
刘邦死后,吕后那个娘们差点把刘家天下改为吕家天下。估计是刘媪的缘故——人家在野外怀的孕而且是蛟龙在身,还有人证,刘邦他爹亲自看见的——总之有天命,所以吕后没弄成。传到文帝景帝时期,政治更加清明了。第一,政府的无为而治发展到了顶峰;第二,秦法中不人道的地方多被废除,比如犯罪分子终于有了刑期(秦时全都无期,也就是没个期限);连坐制被废除;一些残酷的肉刑,比如黥、劓、刖被废除,改作笞刑。第三,统治者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特别是文帝,生活朴素,节约用度。有次想建一座露台,预算一下,大约要花费百金,他马上不干了,说: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我居住在先帝营造的宫殿中已很惶恐了,怎么好意思再建露台呢?灾荒之年,令诸侯不必进贡,并开放山泽林池,帮助百姓顺利度过灾年。提倡薄葬,陵上不筑封土等等。第四,让全国人民富起来。从汉初经文景,到武帝之前,历时70年,国家没有政治动乱,没有自然灾害,老百姓都富了,家给人足,国家大小粮仓都堆满了,有些不得不堆在外面,导致腐烂;京师钱财太多,串钱的绳子都烂了,导致钱都数不清了。老百姓呢,家家买奔驰宝马,大家成群的在阡陌之间展开越野赛,如果谁骑个母马出来,就像现在的人开个QQ似的,没人跟你玩。至于物价,特别是粮食,便宜得人都受不了。楚汉战争时,米石万钱,汉朝这个时候却是“数十钱”甚至“十数钱”。正因为政府太厚道了,所以,外边有匈奴蠢蠢欲动,内里有诸侯心怀鬼胎。前者,引出了武帝的穷兵黩武;后者,引起了著名的七国之乱。
经过一阵子的休养生息,江山传到了武帝手里,看看他的大手笔:
第一,推恩削藩,助推中朝,设十三州部刺史,加强中央集权。
第二,设太学,建立健全察举制,完成了由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武人政治向文人政治的转变。
第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政治上的大一统上升到了文化上的大一统。
第四,统一货币,盐铁官营,行均输和平准等官营交通运输业和官营商业,采取算缗和告缗税收政策打击大商贾。
第五,一反农耕民族特有的收缩生态,把对匈奴的反侵略战争转变为侵略战争——我们的教材很滑稽,匈奴打我们,叫侵略,我们打他们,就改成征服或者拓边了。征拓的结果,南匈奴内附,北匈奴向北远遁,不但不能骚扰中原了,甚至广大的漠南无有王庭,中国的世界一下子清静多了。但欧洲不清静了,匈奴铁踦踏破欧洲,打破了罗马人独霸欧洲的时代,从此成为欧洲人黄祸论的第一个历史记忆。
没有外忧,必有内患。以武帝的英明,到晚年也成了糊涂蛋——再次说明老人政治不可行,王不在法下更不可行——这人糊涂得精神恍惚,经常出现幻觉,于是就杯具了。太子刘据温柔敦厚,武帝也喜欢他,为他建立了博望苑,让他发展自己的智囊团。问题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只要明确了接班人,前面的就容易瞧着后面的不顺眼,总怀疑其别有用心。这当口跳出来一个江充,说太子在家整蛊。蛊,全称巫蛊,乃中国娘们互相发泄仇恨的一种方式,具体办法就是用桐木削成仇人的形象,上插铁针,埋入地下,以恶语诅咒,希望对方罹祸。其实这是一种以自我调戏为指导方针的弱智游戏,别说没有神明了,即使有神明,尔这般恶毒,神也不会助你的,尔把神当作贪官污史了还是当作妖魔鬼怪了?总之对神大大的不敬。问题是,中国人民长期走不出精神与信仰的低层次状态,就连最高政治中枢,也中蛊了。武帝病重,江充说有人整蛊,结果就在皇后与太子宫里发现了桐木人。鉴于之前整蛊者的下场,鉴于前大公子扶苏的悲剧,鉴于身为太子居然不知道皇帝是否还活着,于是刘据只好起兵战江充了。武帝出面,太子兵败自杀。事后,武帝才知道自己父子被人玩了,虽然族灭了江家,但儿子是回不来了,于是筑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紧跟着,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武帝宣布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为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然后,正式颁布所谓的轮台悔己诏,告诉民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俺们再也不折腾了。
有学者认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是摸着石头过河。既要专制,还不能重蹈秦始皇的覆辙,不容易哇。
下面,该看王莽的了。
看王莽的故事,你真不知道,王莽的仁孝谦恭到底是真的还是装的。如果是真的吧,大家肯定不同意,这么谦恭的人,最后自己竟坐了大汉的龙椅?若是装的吧,你装装试试,主席都说过,人装一次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在装。装那么长时间,在那么多人的眼皮底下,要孝顺父母尊敬嫂嫂关心侄儿;要早起晚睡手不释卷生活俭朴;大司马王风病了,他以侄儿之身衣不解带蓬头垢面的侍候数月;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奴隶,他勒令儿子自杀以偿命;被授宰衡之封号时,他“叩头流血固辞”……别说勒令儿子自杀了,就一个叩头至流血我就装不出来,多疼啊;还有晚睡早起,虽然不疼,但是晚睡易做,早起就不容易了,冬天我起床都要背毛主席语录的:下定决心,不怕酷冬,排除万难,争取起床……
总之,一个人能装到王莽那种地步,即使是假的,也很了不起了。而汉民们,估计是不太讲究真假的,比如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就没人调查一番;比如亩产稻谷十万斤,中国的科学家都信。也许我们更喜欢假的?
不管真假吧,公元5年,政府已收到全国各地来信487572件,都是表扬王莽的。一片表扬声中,公元6年,汉平帝死了,年仅14岁,死后无嗣。王莽早已拥有周公之名与周公之权,所以,给汉朝弄了个2岁的接班人子婴。子婴尚未继位,王莽做皇帝的符命与征兆接二连三的出现。天意不可违,于是,王莽半推半就的先做了“假皇帝”(也叫“摄皇帝”),子婴变做了他的皇太子。公元8年,有人献王莽当为真天子的符命,王莽看时机成熟,就动了真格的,到未央宫登基,改国号为新。做了真皇帝的王莽,拉着小朋友子婴的手,哭得满脸鼻涕泡,说:“当年周公摄位,后来终于还政于周家。今天皇天独逼我受命,让我不得做周公到底,命苦啊我!”据说王莽的一番哭辞,感动得百官也跟着冒鼻涕泡。
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戏份最足的作秀了,以至于白居易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说得也是,中国有些伟人死得不是时候,早死就没有后面的功罪三七开了。
接着看王莽功罪。他的宗旨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从周什么呢?大的方面,第一是禁止奴婢买卖,这个可以有;第二个是更名天下田为王田,按照孟子所谓的井田制一夫一妇授田百亩的精神,规定,凡男口不满8人而土地超过一井(900亩),应当把多余的土地让出来,凡没有田的民户,则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这是王莽版的打土豪分田地。第三是实行五均六筦。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平抑物价,对百姓实行无利或低利借贷。所谓六管,是由国家对盐、铁、酒实行专卖,政府铸钱,对名山大泽产品征税,对五均赊贷实行管制。第四是分州定域,先是据《尧典》把天下分作十二州,后是据《禹贡》又改为九州,并以强制性的行政方式确定了所谓“天下”、“四表”。小的方面,王莽搞了诸多小动作:为了构建和谐民族大家庭,将边地少数民族首领由“王”降为“侯”;将匈奴单于更名为“降奴服于”,气得对方发动战争;与单于互相交换人质,单于如约送来大汉人质,得到手的却是被诛三年的儿子的尸首;改高句丽为下句丽,惹得东方数族不断的造反……有人戏言,王莽就是一个“文革”时的穿越者,所谓的王莽改制,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地上流行的计划经济,外加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不管咋说吧,整个大汉被王莽捣成了浆糊,眼看着船要沉没,王莽又开始哄自己玩了,娶新皇后冲喜,并且把胡须染成黑色。问题是染成绿色也无济于事,反叛的战火终于烧到了长安。王莽手下人献计:据《周礼》和《春秋左氏传》,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周易》也说“先号啕而后笑”,应哭天以求救。王莽一听,我都装到这份儿上了,哭还不容易吗?于是一直哭到昏死过去。后来发现一个人哭没有意思,就命令太学生和百姓每天早晚两次到南效哭天。凡是参与哭天的,有免费的粥喝,凡是哭得跟真的似的,并能诵读王莽的告天策文者,授予郎官职位。几天之内,就有五千多人做了郎官……
结果大家当然知道,公元23年,王莽的头被义军割了下来悬在城门头,百姓们掂着他的头当皮球玩,甚至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吃了,据说是因为王莽说谎话害苦了他们。我倒是想问问:咋都那么喜欢听谎话呢?而且这种偏好一直传到了当代!
(二)东汉伟业
东汉(公元25-220年),开国帝王刘秀,末代君主汉献帝。
刘秀,刘邦九世孙,世居南阳。刘邦泉下有知,应该满意了,好歹江山还姓刘。
刘秀的特点是宽厚,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柔道”。说明俺们河南,也出厚道人的。主要做法是:第一,好儒崇儒,重用循吏,手下形成了儒臣集团;第二,释放奴婢,减省刑法,宽免田赋,不抑豪强。第三,加重皇权,三公名位崇高,实权则落入内朝尚书之手。
刘秀之后的几代帝王,也遵从这种精神,于是,东汉政治气象慢慢成了这样的:
第一,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土地兼并,豪强地主富比王侯,政府愈减免田租,他们愈得利。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死结,劫贫济富。豪强地主坐拥田庄,发展出成熟的田庄经济,闭门成市,由此形成一个内聚力相当强的社会群体,为了群体利益,发展出豪族武装。
第二,出现了门阀大族。表现有二,一是形成了门生故吏的政治关系网。由于察举和辟除是汉时的主要选官途径,所以发展到东汉,这两条途径悉被豪强大族控制,士人们依附于名门望族充当门生。同时,地方长官可以自行辟除下属掾吏,被辟除者一经任用,即成了举主永久的“故吏”。总之,官场上净是宗师与门生、举主与故吏的人情网络与政治社团。二是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古代社会,印刷术发明之前,读书不易,求学难,所以学问与书本乃是一种资本(知本)。读书意味着做官,做官意味着发财,发财意味着世代经学。所以说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一些读书人家形成了累世公卿的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弟子数百甚至上千,通过经学入世,形成了学术群体与政治集团的二合一。
第三,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中朝的尚书台,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只具有政府首辅的名义,皇帝另择亲信主持尚书台事务。此外,宫内官职专有出身阉人的宦官充任,皇帝身边出现了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这种中国特色的两党轮流执政现象。当然,只有朋党,没有政党,竞争的时候没有规则,不守底线,无所不用其极,导致东汉一片黑暗。正如民间谚语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汉灵帝时,这家伙居然公开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宦官都是皇帝的爹娘了,士大夫们情何以堪!
第四,黑暗中也有一丝亮光,那就是太学生清议。东汉晚期,太学生发展到3万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官僚富户家庭,也算官二代兼富二代,少年新锐,看不惯当朝政治之昏暗,当时官僚士大夫之间有品评人物之风,号称“清议”,而太学生成为清议的中心,下有郡国诸生与之呼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舆论力量,使豪强公卿有所收敛与顾忌。
第五,东汉末年的士大夫抱团出现,与他们最不耻的宦官集团展开了或明或暗的斗争,这些同志当时被称为“党人”,他们所搞的政治活动被称为“党事”,对他们的限制与迫害被称为“党锢”或者“党禁”。愈受迫害,名声愈亮,这是专制政权与民间清议博弈的必然结果,所以制造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一系列光荣称号,以至于有些士人以没有被列入这种黑名单为耻,上书请求政府以附党之罪把自己也连坐到里面。
第六,传统中国政府往往用户籍制度控制人口的流动,可是东汉末年由于诸多原因,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他们很容易成为农民起义的主力部队,一句话,一无所有了,命也不值了。民间谚语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看意思要豁出去了。问题是,他们的豁,建立在比政府执政伦理更低档的层次上,比如黄巾军大起义的首领张角,是用符水咒语忽悠大家信仰他的。所以,他们只能打响第一枪,搅乱社会,之后乘机混水摸鱼的,则还是那些曾经的官僚贵族地主们。
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禅位,登基为大魏皇帝,意味着东汉政权寿终正寝。
讲到这里,有必要作个小结了。可以说,作为中国主旋律思想的儒家,至此已经完成了他们对于政治制度与理想社会的全部向往与设计,且体现在战国至秦汉编著完成的《礼记》一书中,即所谓的大同与小康。他们认为,夏之前的三皇五帝时代,是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夏商周只能是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是一个很不妙的信号——中国的历史是倒退着来的。晚清时期,在中国工作的洋雇工们对此深感不解。西方说事都讲进化,五百年前当然比一千年前强多了,现在当然又比五百年前强多了,独有你们中国,跟四季轮回似的,兴衰亡替,皆同一律,更有甚者,倒着来,认为尧舜时代最好,你们干嘛呢?
我们不干嘛。我们的膝盖可能被上帝安反了,以退为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