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被查
这种价值十万元的公司即便是在省级，也是凤毛麟角的，省里对这种企业都有保护之意。这样的企业你不支持，反而想夺取，实在令人气愤不已。更让人恼火的是，官员竟连起码的判断都没有：在一九八二年就有十万元资产的企业后面，怎么会无权无势呢？怎么会做出这种蠢事？
要是梨花所说的全是真的，不管牵涉到谁，无论哪个层次的官员，他定与领导讨论，要严查到底。这种事情不仅危害江城的商业，更是践踏投资者的信心。
如果每个官员都如此放肆，黑省怎能发展？怎能前行？
“请安心，此事我会给出三井置业满意的答复。我将派遣调查团队进行深入调查。若情况如梨花所言，我在此公开承诺，无论是何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近来，《名侦探柯南》在市场上大火，三井雅子频繁跟李志强通话，并透露梨花曾专程拜访了李志强，赠送他外汇卷和其他礼物。从梨花那里，她了解到李志强已在江城声名鹊起，拥有极强的商业直觉，因此，三井雅子对他有了新认识，视为同等重要的伙伴。
因上次在黑省寻找到姐姐，她的投资还在初步阶段，她多次和李志强交流想法。听过他的见解后，决定要在黑省投资建厂。为此，两人各出四亿日元设立了三井置业，共同拥有五十percent日方股权。卫生巾生产基地的筹建已基本敲定，只需落实资金和生产线。
在李志强看来，卫生巾作为女性生理用品一次性产品，在保障女性健康的层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远远超过胸罩和比基尼的影响。八十年代的中国，卫生巾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被定义为专为经期吸血而设的特制产品，通常黏贴在内衣底部，根据流血量每天更换一次或多次，避免血液染脏衣服，确保女性卫生。
李志强明白这是一个大市场，并且如果分羹得宜，将会带来丰厚收益，这不仅体现在物质上，也意味着声望上的丰收。他模糊记得，在中国刚踏入八十年代没多久，应该是从日本瑞光株式会社引进了第一条卫生巾生产线。
在那个年代，生产线只能生产基本款式的卫生巾。虽然如此，其质量在当时已堪称优秀，并且在国内被誉为经期护理领域的重大突破。那时人们观念保守，对于这类女性用品有所顾虑，带着老旧的社会道德观念看待卫生巾，普遍认为只要有卫生纸和月经带即可满足需求。
公开销售这样的商品在那时是个大胆尝试，即使女性购买时可能也会感到羞涩难为情。李志强了解，在卫生巾刚刚推出时确实有些阻力，然而推广一段时间后，产品销量会迅速增长，因为它对女性健康有益，且直条卫生巾成本不高、价格公道。女性在使用后往往转向卫生巾，而非自行制作替代品。
在与三井雅子讨论时，李志强提供了强大的论据。他说，他的母亲王雅清对三井雅子用的那种卫生巾大加赞扬，产生了购买念头，但无论是在江城还是整个黑龙江省都没能买到。他还补充道，在BJ或上海都询问过，当时中国还没有售卖卫生巾的商店。
这意味着，一旦卫生巾进入中国市场，潜在收益相当可观。据统计，当时的中国人口接近十亿一千万，按男女比例大致五比五分，女性至少达五亿。如果去掉不用卫生巾的老者与孩童，还有三亿五千万女性需要这个商品。只要营销策略得当，哪怕是这庞大数字的三分之一使用者，即约一亿人都需要，且卫生巾属于常用品。无论是八十年代还是哪个时期，女性消费者市场的商业回报总是更丰厚，特别是对于必需品而言。
此时，李志强真正期望的是建立江城胸罩加工厂，专为全世界销售内衣。而八十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女性并未普遍习惯戴胸罩，市场上流行的还是由尼龙制作的简单款式。对于文胸的想法暂时还不适合与三井雅子提及，因为在当地建设相关工厂的时机还不成熟，需要等待适宜的条件才能展开。
虽然在中国期间，三井雅子没有过多关注女性问题，关于卫生巾的事情仅来源于李志强的说法，且她本人不记得曾与李志强母亲讨论过此话题。但她确实和王雅清共同体验过中国的老旧脏乱的公共厕所，因此李志强所说的可能是真实的。
最关键的是，正如李志强所料，三井雅子确实在意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面对这样的市场“蛋糕”，她亟待及早行动进行瓜分。然而令她不解的是，李志强为何只与她个人合作，而不是寻求三井物产公司的支持。如果与该公司合作，最终创造的利润将会更高。
令人困惑的是，对于盈利丰厚的项目，李志强坚决与黑龙省的不明势力合作生产，仅持股49%，那49%份额归属于名为三井地产的企业，隶属于三井雅子的私人企业（附属于三井物产集团）。这家公司由三井雅子和李志强每人持有50%的股份，唯一对黑龙省方的规定是，所有的生产必须使用代表志强公司特色的“zx“标签。
对此，三井雅子对李志强表现出深深的不满。身为三井财团宏博的女儿，她仅凭在丰田汽车拥有万分之五的股权就享有优越感，但李志强，这位中国青年，仅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便赚得了四亿日元，并且收入还在持续攀升。
在秘密情报小组于江城调查后，很快就揭示了整件事情的轮廓。由于儿子李小名通过调动工商税务消防等部门，封停了志强食品杂货连锁超市的运营，使得整个店面被迫进行大规模整顿。
关于三千元就想并购志强公司的传言，也轻松得到了证实。尽管表面上看似李纲并未积极参与此次行动，调查小组揭露了他向基层分支下达指示的信息，表明他对整个事件是了解并且纵容的，这已超出普通官员行为应有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