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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突尼斯

1554年6月，腓力王子在英吉利海峡航行时，遇到了不合时令的暴风雨天气。这位未来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以及新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此刻即将与玛丽·都铎成婚，而根据婚约条款，他凭借妻子的权利（jure uxoris）将会成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这次联姻将对英格兰都铎王朝后续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玛丽是亨利八世与他第一任妻子——西班牙人阿拉贡的凯瑟琳——所生的长女，在她6岁那年已经被许配给她母亲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但查理在离他国家更近的地方找到了更有前景的结婚对象，玛丽最终将会嫁给他的儿子。在亨利八世决定与罗马天主教廷决裂之前，西班牙与英格兰之间的联姻被视为皇亲之间的便利合作方式，但宗教改革改变了一切。1553年，玛丽那体弱多病、没有子嗣的弟弟爱德华去世，将王位的继承权交给了姐姐，此时英格兰和西班牙站在严重的宗教分歧的对立两端。

就在婚礼前5天，腓力乘坐的西班牙小船队由28艘英国船只护送进港，抵达南安普顿。当他踏上英国土地，英国王室总管什鲁斯伯里伯爵弗朗西斯·塔尔博特（Francis Talbot）正式向这位27岁的西班牙王子颁发了嘉德勋章，这是英国君主所能授予的最高级别的骑士头衔。腓力的西班牙顾问们举止得体，但他们仍然对这个国家持怀疑态度，在过去5年中，这个国家广泛接受加尔文宗，使之成为国家的官方宗教。一位西班牙人私下指出，英国人是“野蛮人和极端异端分子”，他们杀害僧侣，藐视上帝和他的圣徒。西班牙的常驻大使西蒙·勒纳尔（Simon Renard）完全能够预想到，说服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接受这样一桩婚姻将会困难重重。许多英国百姓担心自己会“沦为奴隶，因为女王打心底是一个西班牙女人，对英国人毫不在意，而只会在乎西班牙人和主教。他们说，玛丽的念想就是要强行为腓力加冕，并剥夺伊丽莎白的继承权，枉顾法律，为所欲为”。[1]

有人劝告腓力不能疏远英国宫廷，但行事需小心谨慎。腓力在南安普顿休整了3天时间，才从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随后，在一支由2000名骑着马的英国和西班牙贵族组成的庞大随从队伍的陪同下，王子骑马前往温彻斯特。温彻斯特的大法官兼主教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与其他5位显要的英国主教在温彻斯特大教堂面见了腓力王子，大家对他“不吝赞美”。[2]

当天晚上，腓力第一次见到他未来的妻子。玛丽对她年轻的未婚夫一见倾心。据一个见过腓力的人说，这个年轻人“招人喜欢”，“有着宽阔的前额、深灰色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和阳刚的面容”。[3]腓力和他的随从却没有如此恭维玛丽。虽然将她形容为“一个完美的圣人”（“着装差劲”），但第一次与这位年届38岁的女王见面时，王子的一位顾问就冷冷地打量她，说她“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老”。还有些人则更为直白，觉得她“矮小，而且相当臃肿”。外界报道将这次会面描述为一次伟大的成功，因为两人“在王座华盖下愉快地交谈”。[4]腓力说西班牙语，玛丽虽然能听懂她母亲的家乡话，但说得不好，所以她用法语回复。

无论公众舆论如何，这桩婚姻只是权宜之计，是在腓力的父亲查理五世的授意下缔结的。王子的顾问和心腹鲁伊·戈麦斯（Ruy Gómez）直率地解释了原因。他写道，“国王明白这桩婚姻并不是为了肉体的欢愉，而是为了让这个王国复归和保护那些［在佛兰德斯的］领土”。[5]也就是说，这桩婚姻将使英格兰回到教皇的管辖之下，可以加强查理对信奉新教的低地国家的影响力，后者把他们遥远的天主教国王的权威不放在眼里，颇为棘手。这将使英格兰与西班牙结盟，共同抵抗后者的对手法兰西，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本人此时已经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另一个强大敌人——奥斯曼帝国及其苏丹苏莱曼一世——结盟。

对玛丽而言，这段婚姻能为她提供个人和政治上的安稳，她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曾享有过这种安稳。当她只有17岁时，她父亲娶了安妮·博林（Anne Boleyn），并宣布与她母亲的婚姻无效，将玛丽贬为私生女。玛丽仍然虔诚地信奉她母亲的天主教信仰，因此她的弟弟爱德华禁止她继承王位。爱德华去世之后，她领导了一场成功的叛乱，废黜了爱德华选定的继承人，他的近亲新教徒简·格雷（Jane Grey）。加冕成为女王后，当玛丽宣布了她有意与腓力联姻时，引起了更多的非议。1554年1月，托马斯·怀亚特（Thomas Wyatt）发起叛乱，反对玛丽与西班牙结盟。虽然反叛很快被镇压了，托马斯也被处决，但这场叛乱表达了国内两类人——支持英国宗教改革并反对与西班牙联姻的人与那些仍然忠于教皇权威并支持联姻的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后者认为这场联姻能够让走了20年弯路的英国宗教回归正轨。

1554年7月25日，星期三，在温彻斯特大教堂拥挤的人群前，加德纳主教主持了玛丽和腓力的婚礼，当天也是圣雅各（St.James，亦称“摩尔人屠戮者”，是西班牙的主保圣人）节。在婚礼现场，人们为新娘和新郎的队伍搭起了一座高高的脚手架，墙上挂满了琳琅满目的挂毯和金线编织的锦缎，圣坛旁边建了两个木台，“女王陛下站在右边的木台上，国王站在左边的木台上”。[6]女王和她的顾问确保让女王站在右边，而不是腓力，这个主宰位置通常是为君主保留的。腓力接受了屈就于女王的位置，左边。在场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把这个决定看在眼里。仪式开始之前，西班牙使者向加德纳呈上了一份指定腓力为那不勒斯国王的文件，这是查理让给儿子的头衔，以确保玛丽嫁给了一个头衔与她相配的国王。婚礼结束，传令官用拉丁语、法语和英语（虽然不是西班牙语）宣读了新婚夫妇的头衔。他们现在是英格兰、法国、那不勒斯、耶路撒冷和爱尔兰的国王和女王，是信仰的捍卫者；西班牙和西西里王储；奥地利的大公；米兰、勃艮第和布拉班特的公爵；哈布斯堡、佛兰德斯和蒂罗尔的伯爵。

为了平复人们对这桩婚姻可能产生的疑虑，英格兰人传播了一些祝福诗篇，提醒大家腓力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后裔，因此正如一位作家所指出的，他是“英国人腓力”。他们“告诉我们，他是英国人，而不是西班牙人”，腓力的一位顾问这样写道，与此同时，按照母亲的血统，玛丽自然也是西班牙人，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满意了。7月31日，这对新婚夫妇在公众的美好祝福下前往伦敦。8月3日，腓力在温莎停留，正式受封为嘉德骑士，18日他们成功抵达伦敦。处决怀亚特叛乱支持者的绞架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匆忙搭建的台子，用来表演庆祝这次的结合的节目。腓力观赏了为了向他表示敬意而精心准备的表演，他夸耀说，全城都在欢迎他，“到处都是愉悦与爱戴的迹象”。[7]

游行队伍止步于白厅前，夫妇俩进入了私密的房间。在腓力的父亲所赠予的结婚礼物中，最让人惊艳的一件就挂在那里的墙上：12块巨大挂毯，都是用顶级的金线、银线和丝线编织而成的。每块都超过15英尺高，宽度从23英尺到40英尺不等，即使在白厅这样巨大的房间里，这些挂毯也大得令人震惊。用一个旁观者的话来说，它们是查理五世“对抗土耳其人并获得胜利”的物质证据。[8]这组挂毯今天被人称为“征服突尼斯挂毯”（Conquest of Tunis tapestries），如今悬挂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王宫中，上面详尽描述了16世纪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最激烈的冲突之一：1535年夏天，查理五世对突尼斯发起远征，击败了土耳其帕夏，被西方人称为“巴巴罗萨”（Barbarossa）的奥斯曼海军元帅海雷丁（Kheired-Din）。

“Barbarossa”在意大利语中是“红胡子”的意思，尽管容易和“野蛮的”（barbarous）混淆，但这个名字是对海雷丁由于劫掠基督教的城镇并在地中海上摧毁基督教船只而产生的可怕威名的一种承认。1534年，苏莱曼大帝任命海雷丁为奥斯曼舰队的首领，鼓励他掠夺意大利和北非的海岸，这次攻击最终使他在8月份攻占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突尼斯城。海雷丁废黜了城内的国王，即残暴的穆雷·哈桑（Mulay Hassan），他是哈布斯堡皇帝的一个附庸。对查理来说，更糟的是巴巴罗萨得到了弗朗索瓦一世的武器支援，后者与奥斯曼人的联盟关系日益紧密，这威胁到了西班牙在地中海盆地的影响力。

查理觉得他需要果断作出回应。由于他自视为“信仰的捍卫者”，日后在北非展开一场反抗异教徒的十字军远征的前景对他很有吸引力。1269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围攻突尼斯时死于痢疾——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局，但它使路易九世被封为圣人。查理不仅想在路易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而且也想获得圣徒的身份。1534年秋天，他开始组建一支庞大的舰队。资助这次远征的部分资金来自西班牙征服者们送回西班牙的黄金，正如一个人所说的，它们被用于“向土耳其人、路德和其他信仰的敌人开战的神圣事业上”。[9]

1535年6月14日，这支由400多艘船只组成，载有3万名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佛兰德斯和德意志士兵的船队启航了，并在该月晚些时间抵达突尼斯。在一场艰苦的围城战和一场在市郊发生的激烈战斗之后，估计有3万多人伤亡，海雷丁逃走了，突尼斯在7月21日落入了查理军队的手中。哈布斯堡的公文信件声称，大约有2万名基督徒奴隶重获自由，尽管在对该城为期3天的劫掠中，有更多的穆斯林被屠杀，还有大约1万名穆斯林（估计）被贩卖为奴。[10]

查理对获胜充满信心，因此随军带着佛兰德斯艺术家扬·维米恩（Jan Vermeyen）来详细记录事件。然后，他委托布鲁塞尔的顶级挂毯制造商威廉·德·潘梅克（William de Pannemaker）根据维米恩的图画编织了12张巨大的挂毯。挂毯上的内容以地中海战区的全景图为始，依次描绘了战役的关键时刻，以突尼斯最终沦陷和被洗劫的生动场景终结。42个织工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织完这一套挂毯，花费了1.5万佛兰德斯镑。1554年夏天，当这些挂毯最终在布鲁塞尔完工后，立即被打包送往伦敦，在那里首次向公众展示，以庆祝玛丽和腓力的联姻。

每一块挂毯都在彰显哈布斯堡帝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雄厚的财政实力。对于那些在那年8月得以欣赏它们的英格兰人和西班牙随行人员来说，这些挂毯传递了明确的信息：西班牙国王将尽一切可能保护他的宗教和帝国利益。对许多目睹这些美丽而又令人生畏的场景的英格兰人来说，挂毯以现实的细节为他们提供了从第一目击者的角度对穆斯林的描绘。对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来说，穆斯林是遥远而充满异国情调的群体，生活在世界地图的模糊边缘，或是文学传奇作品中。突然间，玛丽的宫廷里出现了真人大小的包着头巾的土耳其人和柏柏尔士兵冲向他们的受害者，而后者的妻子和孩子遭到屠杀或被变卖为奴的图像。这幅击溃“异教徒”的生动图像给英国的新教徒们一个严酷的警告，即，与罗马决裂的异端是不能被忍受的。伊斯兰教和新教都是异端邪说，在可能的情况下要通过政治联盟来根除，或者，如有必要，还可以直接通过军事打击来消灭。

对天主教徒而言，这一信息似乎是一个赐福的救恩，使他们摆脱了路德宗和伊斯兰教这对双生幽魂。但对英国新教徒来说，这证实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正如一位新教评论者在1555年7月所注意到的那样，玛丽和腓力的宗教顾问们认为“土耳其人和我们信奉纯粹的福音教义的人是一回事”。[11]早在1535年的秋天，在玛丽的父亲与她的母亲离婚并脱离罗马教廷之后，她就已经把新教和穆斯林“异端”联系在一起，她那时戏剧性地恳求查理五世发动一场十字军远征，讨伐自己的父亲。“这样做”，她写道，他“将以全能的天主所喜悦的方式提供了一次侍奉，并为他自己挣得不亚于征服突尼斯或整个非洲的名誉和荣耀”。[12]

　

鉴于亨利对待自己的长女极其无情，玛丽充满激情的恳求也并不像它乍看上去那么令人震惊。正如16世纪众多基督徒与他们的信仰发生的深刻变化做斗争一样，玛丽对穆斯林土耳其人的理解是由对伊斯兰教的误解造成的，这种误解已经持续了近千年，可以直接追溯到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起源的时候。在先知穆罕默德于632年在麦地那去世之后，基督徒对伊斯兰教做出了各种前后矛盾的反应，从冷漠、困惑到恐惧、厌恶，不一而足。对许多基督徒来说，首要问题就是作为一种宗教和政治力量的伊斯兰教在公元7、8世纪时快速取得了成功。

与伊斯兰教的政治实力和神学理论的统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在异教的罗马帝国统治下遭受了数百年的迫害，而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又分裂为以君士坦丁堡为大本营的东正教和由驻在罗马的教皇领导的西方拉丁教会。

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的一神论信仰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时代。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都被认为是没有完美传达上帝的话语的先知。因此，《摩西五经》（Torah）、《诗篇》（Psalms）和《福音书》（Gospel）被认为是预示了先知穆罕默德在诵读《古兰经》（Qur’an）时所传达的终极神启的神圣经文。基督徒声称耶稣的信息取代了摩西和犹太教信仰的信息；穆斯林如今声称穆罕默德的预言取代了耶稣的预言。他们的简单朴素来自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念功（shahâda），即念诵基本信仰；礼功（salât），即每日祷告和做净礼；天课（zakat），即交济贫税；斋功（sawm），即在斋月斋戒；朝功（hajj），即朝圣麦加。

伊斯兰教拒绝圣礼和神圣的代祷者，不接受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信仰。在伊斯兰教中，耶稣被认为是一位神圣的先知，但他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不是神的儿子。就穆斯林而言，敬拜耶稣是一种亵渎神明的错误做法。尽管如此，作为圣书的子民（People of the Book），犹太人和基督徒甚至在伊斯兰之境（dâr al-Islam）中仍然保留着宗教自由的权利，他们在那里被归为顺民（dhimmi），即受保护的少数群体。

伊斯兰教的大部分神学细节在早期的基督教评论者那里都难寻踪迹，原因很容易理解。首先，接近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和语言就困难重重：直到16世纪中叶，古兰经只有3个版本的拉丁文译本。[13]其次，早期基督教徒对伊斯兰教心怀偏见。面对一个不断扩张且似乎难以抵抗的伊斯兰帝国，一些早期的基督教社群决定改宗，但对做出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缄默不语，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没有改宗的人努力寻找让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基督教的天佑信仰具有优越性。结果，从11世纪开始涌现出大量的护教——为基督教辩护——著作，却几乎没有人尝试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去认识和理解。相反，基督徒把伊斯兰教描述为检验信徒信仰的上帝之鞭。这些著作对伊斯兰教进行了一系列的侮辱、讽刺和造谣，它们奠定了许多今天人们对伊斯兰教的刻板印象的基础。他们声称，穆斯林是野蛮的、放纵的、贪婪的，他们信奉一种好战的、残暴的、凶残的宗教。穆罕默德被谴责成一个淫荡、烂醉、患癫痫病的骗子，有着变态的性癖好，而《古兰经》被嘲讽成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虚假拼凑。[14]

由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这两个词直到17世纪才出现在英语中，所以人们都是用“摩尔人”和“阿拉伯人”这样的种族称谓来称呼他们，而奥斯曼帝国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土耳其人”通常适用于任何种族出身的穆斯林。在提到宗教时，它与“穆罕默德的律法”（law of Muhammad）有关。但是，信仰的重要性必须以某种方式通过圣经来解释，因此在中世纪就出现了“撒拉逊人”（Saracen）、“以实玛利人”（Ishmaelite）和“夏甲族”（Hagarene）这些称呼，这组名称来源于亚伯拉罕的后代。在《旧约》中，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与他妻子撒拉的使女夏甲（Hagar）的非婚生子。以实玛利后来生了12个儿子，基督教和犹太教作家认为他们是12个阿拉伯部落的奠基人（《创世纪》25:12-16）。对中世纪作家来说，这些称呼——尤其是“撒拉逊人”——先是成了阿拉伯人的同义词，后来就等同于所有的穆斯林。

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撒拉逊人”主要被视为一股军事威胁。基督徒对伊斯兰教这一敌对信仰的误解在两个方面加深了。其一是伊斯兰教被视为一种异教：撒拉逊人是崇拜偶像的“perfidi”——背教的或不忠的人，即“异教徒”——他们崇拜的偶像包括阿波罗和穆罕默德。随着基督徒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对手是一神论者而不是异教徒，便又出现了这种看法：伊斯兰教是真正信仰的另一个异端，是基督教神学与接受上帝却拒绝三位一体的犹太教神学令人困惑的混合体。穆罕默德被讥讽为邪教的终极首领、一个骗子先知，他欺骗了他的追随者，用魔鬼的巫术和虚假的神迹向他们承诺了一个堕落的天堂。

将伊斯兰教解释为基督教徒更熟悉的与异端团体做斗争的一部分，比为这一信仰提供一种有意义的解释更为容易。将撒拉逊人描述为异端，使信徒能够接受他们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接受他们是《启示录》中的天启、审判日和人类救赎的一个可怕但必要的预兆。即便是奥斯曼人——他们被认为是特洛伊人或斯基泰人的后代——的崛起以及他们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的事实，也被解释为基督教由于无法统一它的东方正教与西方拉丁教会而受到的天谴。[15]在当时的基督徒眼中，伊斯兰教不是一个敌对的宗教，而是自身的一个扭曲的形象。

这种看法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中世纪的英格兰可能看起来离阿拉伯很远，但有关“撒拉逊人”的事迹早已在整个欧洲的中世纪的基督徒想象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阿拉伯人只在732年在法国的图尔（Tour）被打败过。他们征服了整个西班牙，并于118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1143年，出生在林肯郡的神学家兼阿拉伯语言学者凯顿的罗伯特（Robert of Ketton）在西班牙学习阿拉伯语的同时，将古兰经第一次翻译成拉丁语。正如其标题《伪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Muhammad the Pseudo-prophet）所表明的，这次翻译的目的就是要表明伊斯兰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或如罗伯特所说，伊斯兰教是一个“致死的”宗教——并希望以此劝穆斯林改信基督教。尽管参考了阿拉伯语的《古兰经》评注（tafsīrs），但罗伯特的翻译只不过是十分随意的意译，而且在令穆斯林改宗这件事上只有很少或丝毫没有助益。这个译本共有25个抄本存世，直到17世纪中叶在欧洲仍然是《古兰经》的标准版本。

在威廉·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 约1360—1387）的《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一诗中，先知被描述为一个“基督教徒”（Cristene man）、一个分裂教会的伪基督徒，他的追随者只有认识到他们所犯的异端错误，即崇拜了“伪称的”弥赛亚（穆罕默德），并改信基督（“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才能得到救赎。[17]这是一种博学的、文学式的认识伊斯兰教的方式，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更流行的英国人的看法继续依靠更古老的传统，认为穆斯林是异教徒。在约克和切斯特上演的神秘剧剧目中，充满了希腊皇帝和罗马皇帝这些角色，还有希律王（Herod）和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他们都被演绎成把穆罕默德当作一个异教偶像来崇拜的人物。一代又一代，异端、异教和千禧年主义就是基督徒对伊斯兰教的全部回应。

路德于1517年在维滕堡提出的要求引发了宗教论争，产生了许多深远的影响，并带来了意想不到也常常被忽视的后果，其中一个是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认知受到影响。1518年，路德抨击了教会为了向圣地发起新一轮十字军东征而大肆出售赎罪券敛财的做法，他挑衅地说：“向土耳其人发动战争就是反抗上帝，后者通过前者来惩罚我们的罪恶。”[18]和许多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路德认为“土耳其人”是不敬神明的代名词，是上帝用来惩罚邪恶、分裂的基督教的天罚，是神秘而不可抗拒的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1542年，瑞士出版商约翰·赫博斯特（Johann Herbst）在巴塞尔被关进了监狱，因为他出版了由新教改革者西奥多·比布利安德尔（Theodore Bibliander）修订的凯顿的罗伯特的《古兰经》译本（尽管仍然非常粗略），标题为《撒拉逊人的君主穆罕默德的生平与教诲》（Machumetis Saracenorum principis vita ac doctrina omnis）。[19]路德出面请求巴塞尔当局释放赫博斯特，并主动提出要为新版本写序言，他认为有必要通过了解伊斯兰神学来驳斥它。路德在随后的序言中得出了结论，将天主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描述为异端。“因此，”他写道，“正如我所写的那样，我反对犹太人和教皇信徒的偶像，而且我将在被允许的范围内继续这样做，所以我即将开始驳斥穆罕默德的有害信仰。”他以一种典型的直率态度继续写道：

因此，我想看看《古兰经》的完整文本。我毫不怀疑，越是虔诚、博学的人读这些作品，就越能够驳斥穆罕默德的错误。正如一旦公开了犹太人隐藏的秘密，那么他们的愚蠢甚至疯狂就更容易被发现一样，一旦公众可以阅读穆罕默德的相关书籍，并彻底检审其每一部分，那么所有虔诚的人就能更容易理解魔鬼的疯狂和诡计，也将更容易驳斥它们。[20]

路德试图通过一份12世纪的《古兰经》意译本来理解伊斯兰教，定然不会成功。此外，他的天主教对手也大肆抨击他明显不愿支持发动十字军讨伐土耳其人的态度，认为这是路德宗属于“异端邪说”的证据（路德认为，基督教在转向攻打土耳其人之前应该先与自己内部的魔鬼做斗争）。1520年，当教皇利奥十世以绝罚威胁路德时，路德对土耳其的立场被认为是他众多“异端”教义中的一个。1521年1月，教皇颁布谕令《宜乎罗马教宗》（Decet Romanum Pontificem Luther），路德被正式处以绝罚，他本人也被冠以“异端”和“分裂分子”之名。[21]

后来，路德改变了有关对土耳其人发动战争的想法，认为这是统治者而非教士的特权。他继续将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描述为“真正”基督教信仰的联合敌人，对教皇克莱芒七世和奥斯曼人报以最恶毒的言论。“教皇是敌基督，”他在1529年写道，“而土耳其人就是魔鬼。”[22]天主教徒的回应是将路德描绘为一个分裂成7个头且其中一个戴着土耳其头巾的怪物。教皇在纽伦堡帝国议会（为讨论教会改革而召集）中的一位顾问弗朗西斯科·基耶雷加多（Francesco Chieregato）在1523年1月写道，他“一边忙于协商向土耳其发动全面战争，一边要对付那个邪恶的马丁·路德，与土耳其人相比，路德才是基督教世界更大的灾祸”。[23]当《乌托邦》（Utopia）的作者兼亨利八世的枢密院成员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被授命回应路德教的挑战时，他在《关于异端的对话》（Dialog Concerning Heresies，1528）中提到，“路德教派”比“所有的土耳其人、所有的撒拉逊人、所有的异教徒”都更糟糕。[24]

摩尔的挚友、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对土耳其人的战争》（De bello turcico）一文中，试图在天主教和新教的教派分裂中找出一条中间道路。伊拉斯谟的论文写于1530年，恰逢奥格斯堡帝国议会，这是一个由查理五世召集的联合大会，旨在讨论他认为基督教世界所面临的两大威胁：路德教派和伊斯兰教。查理的顾问们鼓动查理利用这次大会来推行他祖父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和祖母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一世当年对西班牙穆斯林实施的政策：强制他们改宗或将之驱逐。“路德的异端邪说，”红衣主教洛伦佐·坎佩焦（Lorenzo Campeggio）写道，“将要按照西班牙对摩尔人采取的规则和惯例予以谴责和惩罚。”[25]但在查理面临的问题中，路德只占一半，另一半则是奥斯曼帝国惊人的崛起，后者在1530年正敲响着基督教世界的大门。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人征服了埃及和叙利亚，并在印度洋向葡萄牙人发起挑战。16世纪20年代，奥斯曼人通过一系列横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并入侵了匈牙利，建立了一个横跨三大洲的伊斯兰帝国，统治着大约1500万人。就在伊拉斯谟撰写那篇文章的几个月前，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的扩张达到了顶峰：奥斯曼帝国的一支军队来到了维也纳的城门外。苏莱曼大帝在城门外招摇地走来走去，并嘲笑那些困在城中的基督徒，他戴着一顶嵌有宝石的奢华头盔，是由威尼斯金匠为他打造的，有意地模仿了哈布斯堡皇帝和教皇的冠冕。[26]事实证明，要使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奥斯曼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威尼斯人和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商业关系，而法国则一再努力与苏莱曼建立外交和军事同盟，以图打造一座抵御哈布斯堡王朝的堡垒。更糟糕的是，有传言说苏莱曼在得知路德对他的劲敌查理五世造成了威胁后，还鼓励他的伊玛目们在君士坦丁堡的清真寺里为路德的成功祷告。[27]

路德教派控制了许多德意志国家，奥斯曼人控制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这对天主教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伊拉斯谟明白这一点。他问道：奥斯曼人是如何“将信仰我们的宗教的区域从一个广阔的帝国削弱成一条狭长的地带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回到了伊斯兰教是异教和异端的中世纪老生常谈上。在谈到他所谓的“这个野蛮的民族，他们的起源不明”时，伊拉斯谟认为奥斯曼人的“教派”是“犹太教、基督教、异教和阿里乌派［不承认三位一体］异端的混合物。他们承认基督，但认为他只是众先知中的一个”。正如他的中世纪神学家前辈一样，伊拉斯谟对伊斯兰教的兴趣是次要的，在他心中，伊斯兰教只是一个分裂的基督教的投影。“他们之所以统治了大片土地是因为上帝被激怒了，”伊拉斯谟接着说，“他们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与我们作战，他们有穆罕默德作为他们的守护者，我们有基督——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暴政已经扩张到很多地方，而我们被剥夺了巨大的权力，被从欧洲的很多地区驱逐了出去，面临着失去一切的危险。”[28]

与16世纪的基督教分裂问题相比，伊拉斯谟对土耳其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真的想解决土耳其人对我们的威胁，”他总结道，“我们必须首先把驻在我们内心的一个更令人讨厌的土耳其民族驱逐，他们贪婪、充满野心、渴求权力、自满、不虔诚、奢侈、享乐、欺骗、愤怒、憎恨、嫉妒。”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伊拉斯谟的口吻听起来却非常像路德派教徒，他恳求读者“重新发现一种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就去反抗那些有血有肉的土耳其人吧”。[29]基督教需要改革，但也需要统一；否则，埋在所有信徒——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派教徒——心中的土耳其人就会获得胜利。为了取悦分裂的基督教双方，伊拉斯谟使天主教徒能像谴责土耳其人一样谴责新教徒试图分裂信仰；与此同时，他也使新教徒能谴责天主教徒表现出了最糟的“土耳其式”贪婪和不虔诚。

那些聚集在奥格斯堡的人以对待人文主义者的建议的一贯态度忽视了伊拉斯谟的论述，尽管它充满了神学上的雄辩，但在实际用途上很空洞。帝国议会除了令哈布斯堡王朝与路德和土耳其人继续保持冲突外，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尽管奥斯曼帝国对哈布斯堡的威胁产生的压力使路德派在其出现的早期阶段得以生存和繁荣发展。在整个16世纪40年代，查理五世在两条战线上与两个“异端”战斗，成败参半。1541年，在征服了突尼斯之后，他试图乘胜追击，向阿尔及尔进军，却遭遇了彻底的失败。1545年，他在德意志地区与路德派军队交战，这一回最终于1547年在米尔贝格战役中获胜。

　

“征服突尼斯”这组挂毯于1554年来到伦敦，不仅是为了提醒观看它的人们记得查理早年曾战胜伊斯兰势力，也让人们不可避免地将其与路德派在米尔贝格战役中的失败进行比较。在玛丽和腓力观看了突尼斯挂毯之后的几周内，他们就开始着手铲除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占领了英格兰的路德派“异端”。立法准备恢复教皇在教会事务上的权威，并在11月通过了一项法案，以“清除在这个国家内近来已经崛起、成长且人数激增的异端”。[30]到了1555年2月，“信奉异端的”路德派教徒第一次被公示火刑，这使玛丽永久背上了“血腥玛丽”的历史恶名。

历史很少会对失败者仁慈，玛丽也不例外。与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那已经成为英格兰民族身份的试金石的长达45年的新教统治相比，她对天主教的短暂恢复永远显得苍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谴责玛丽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认为她对新教徒发起了一场凶残的讨伐，并准备将她的王位奉献给西班牙天主教徒，而非确保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走向胜利。这主要是由新教神学家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在《行传与见证》（Acts and Monuments，1563，俗称《殉道史》）中的好辩记述造成的，在书中，新教徒在被他称为“恐怖与血腥的玛丽女王时期”受到了天主教的迫害。[31]新近的评价认为，玛丽的统治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形。[32]虽然她通过立法放弃了教会领袖的头衔，并赋予了教皇对英国教会事务的管辖权，但玛丽在她的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保持了明显的区分。她不动声色地保留了她父亲的成文法令，把英格兰界定为由她，而非教皇或腓力，行使完全所有权（plenum dominium）的帝国，在所有的官方文献上和公共场合，她都确保了女王的地位在他们那备受争议的联合君主制中优先于腓力。在一个尽管经历了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的改革试验但大部分地区天主教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里，欢迎玛丽和腓力联姻的人至少和反对的人一样多。由于迫切渴望确保伦敦在一个指望着西班牙和低地国家作为主要出口市场的商业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伦敦的商人非常支持这桩婚姻，他们安排这对夫妇在1554年8月以精心设计的形式进入伦敦，并为此支付了费用。[33]

在这对新婚夫妇驻留伦敦的1554年至1555年冬天举办的宫廷庆典中，同样出现了精心安排的场面。在1555年2月26日的忏悔节当天，盛会中的演员们装扮成土耳其长官、土耳其弓箭手和土耳其妇女。他们表演的确切内容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大概是代表了某种罪恶，意在衬托基督教的美德。但是这些演出服装一直保留了下来，在整个16世纪60年代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表演中仍在使用。[34]

　

玛丽即位之后迅速采取措施，以令人吃惊的程度强调要延续她父亲和弟弟的外交和商业政策，鼓励国际贸易。早在16世纪20年代，亨利八世的商人就向他进言，在全球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奥斯曼帝国几乎没给他们留下追求自身商业利益的空间。往西，西班牙控制着新发现的美洲，肆意开采那里的金银。往南，葡萄牙垄断了非洲和东方贸易航线，阻止英格兰商人与摩洛哥和几内亚建立贸易的尝试。往东，通往亚洲的陆路掌握在奥斯曼人的手中。1527年，立足于塞维利亚的英国商人罗伯特·索尔尼（Robert Thorne）向亨利提议，要灵活战胜他的帝国竞争对手并且到达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的商人向北航行。索尔尼解释说，通过“向北航行穿越极点，南下行至赤道，我们就会到达这些岛屿，路程应该比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要短得多”。他推测，北极地区有一个在冻结的挪威海海域以外的温带航路。他希望英国商人在进口香料的同时，可以发展一种“用我们的织物商品赚钱”的出口贸易。[35]

16世纪50年代，西班牙当局与低地国家许多信奉加尔文主义的省份的冲突逐步升级，由此造成的政治动荡导致英格兰的织物出口崩溃。女王和伦敦市面临着一场经济危机，必须决定“如何补救损失”。尽管在今天看来只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但许多商人开始鼓吹索尔尼的“新奇的航线”，这条路线后来被称为“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36]1553年5月，爱德华六世的顾问与伦敦的商人，还有冒险家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达成协议，发布了“指导前去中国（Cathay）的旅程的法令、指示和宣传”，此次行程由“发现未知区域、领土、岛屿和地点的商人冒险家行会和公司”（Mystery and Company of the Merchant Adventurers for the Discovery of Regions， Dominions， Islands and Places Unknown）的主管卡伯特领导。这个无定形的组织只有一个关于自己想去的地方的模糊概念，却有一个了不起的头衔。航行的最终目的地是“Cathay”——这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给中国起的名字的英文写法——但这次探险是由一个更宏大的愿望驱动的，即在途中发现“未知地点”。

这些法令代表了令一家英格兰股份制公司的条款形式化的首次尝试，股份制公司是由股东们按照他们的投资金额的比例联合拥有的一种组织。资本接下来被用于一个共同目的，比如商业航行，利润（或亏损）按比例分配给这些股东。在中世纪，跨欧洲的行会曾经联合起来成立股份制公司，但英格兰还从未有过先例。远航探险的空间距离和财务支出对个体商人来说过于巨大，股份制公司的集资降低了风险。伦敦商界能够发起这样一个不受王室影响的项目（尽管得到了王室的默许），这也是它日益强大和团结的一个标志。这一次，共有240名认股人，其中包括许多商人和爱德华的一些最亲密的政治顾问，每人投资25英镑，以筹集卡伯特前往中国所需的6000英镑航行费用。这是一个旨在让英国都铎王朝以重要角色的身份登上16世纪世界舞台的全球计划。

1553年5月10日，休·威洛比（Hugh Willoughby）爵士（而非年迈的卡伯特）和他的领航员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率领探险船队启程，船队驶经格林威治宫时向里面的国王鸣放礼炮致敬。船上的许多人都知道爱德华六世身患绝症，也暗暗揣测，倘若他们成功穿越冰冻的北部荒野，等待他们返航的会是一位新君主。穿越挪威海海域时，这3艘船遇到了变幻莫测的天气，钱塞勒逐渐与威洛比分开了，后者在拉普兰海岸搁浅了。威洛比的装备完全无法应对这样的气候，由于气温下降到零下34摄氏度，他和他的70名船员在1553—1554年的冬天冻死了。人们在第二年夏天找到了他们的尸体，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威洛比那结束得十分仓促的日记，上面说派出去求救的搜索队“回来时没有找到人，也没有找到任何类似居所的地方”。[37]钱塞勒要幸运一些，航行到了白海，然后从俄罗斯西北海岸乘雪橇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遇到了全罗斯的沙皇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Ivan IV Vasilyevich），他更为人知的名字是“伊凡雷帝”。

1554年夏天，凯旋的理查德回到伦敦，发现玛丽和腓力已经成为英国的新君主。当理查德北上俄罗斯时，商人冒险家公司的其他成员南下进入西非，建立了利润丰厚的黄金、胡椒、象牙和奴隶贸易。腓力不想支持这项事业，因为它威胁到了西班牙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垄断，而且还有得罪控制着西非贸易的葡萄牙的风险，因此他说服玛丽支持她的商人探索北方贸易路线。

1555年2月26日，“腓力国王和玛丽王后”授予了“俄罗斯商人［公司］许可证，鉴于他们发现了上述国家”。这是第一份给一家英格兰股份制公司颁发的正式许可证，它实际上取代了爱德华国王1553年发布的法令。这家公司被形容为“一个永远齐心协力、同舟共济的团体”，它后来被简称为莫斯科公司。该公司的商人被授予了垄断“进出”俄罗斯的“正北、东北、西北方向的航线”的权力，目的是“增加王室的收入以及我们国家的总体财富”。君主做出了一些要求商人们“征服、控制和占领各个不忠的城镇、岛屿和大陆”的姿态，但许可证主要还是关于贸易和交换的文件，而非掠夺和征服。[38]

公司最初的抱负是向北走到达中国和香料群岛，但它已经转而决定培养伊凡雷帝的俄罗斯作为中间贸易伙伴。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目标又浮现了。1557年，玛丽和腓力致信伊凡，确认他们之间的新商业联盟，并要求他让莫斯科公司的代表安全前往邻近的帝国势力、商业重地波斯萨法维王朝。[39]虽然玛丽和腓力在统治初期明确表示要铲除国内的新教异端，但经济上和国际关系上的迫切需要迫使他们与另一个被视为异端的伊斯兰教的强大领袖之一建立试探性的关系。

　

1555年8月，在结婚一年多后，腓力离开英国前往布鲁塞尔。他的父亲厌倦了近40年的统治，准备退位。查理把他日渐庞大的哈布斯堡领土划分给腓力和他的弟弟斐迪南。腓力将成为西班牙和尼德兰的统治者，而斐迪南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力很高兴摆脱了他那麻烦缠身的新王国，在任何一段重要时间里，他都不会回去了。玛丽倍感失落。她知道丈夫喜欢地图，所以委托葡萄牙地图制作商迪亚哥·欧蒙（Diogo Homem）为他制作了一部华丽的地图集，以提醒他们之间的个人和政治联盟。地图集被简称为《玛丽女王地图集》（Queen Mary Atlas），包含9幅装帧华丽的手工绘制地图，以玛丽和腓力的意象展示世界。象征哈布斯堡帝国的雄鹰飞越美洲和北欧；法国和葡萄牙的政治野心被缩小，路德教的威胁甚至没有得到承认。一幅地图展示了查理五世在打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战役之后的地中海区域。北非装饰着伊斯兰教的旗帜，标有“穆罕默塔尼亚”（Mahometania）的字样；在海岸附近，一艘飘扬着圣约翰骑士团旗帜的基督教加莱桨帆船与一艘土耳其战舰交战；北面，奥斯曼帝国的新月旗帜主宰着巴尔干半岛。从中可以推论出它表达的意思：只有玛丽和腓力的盎格鲁-西班牙联盟才能统一支离破碎的基督教世界，并使它摆脱伊斯兰教异端。

前一页的北欧地图讲述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故事。英格兰的版图上方是一个巨大的英格兰盾徽，上面画着交织在一起的英格兰和西班牙的纹章，一顶皇冠居于其上，表示玛丽和腓力的联盟。但仔细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西班牙的纹章已经从盾徽中被划掉了。地图集的绘制始于1555年年底，欧蒙为了那些精致的装饰花了3年时间才完工，却为时太晚，无法将它上呈给玛丽，因为她已于1558年11月17日逝世。腓力从未见过这部地图集，它被呈送给了新女王。伊丽莎白是唯一有权力从王室委托制作的地图集中划去西班牙纹饰的人。[40]无论这政治上的破坏圣像的一击是不是她本人发起的，它都象征着短暂的盎格鲁-西班牙联盟已成为历史，哈布斯堡对英格兰的影响也从此终结，而英国返归教皇管辖的希望也就此破灭。

玛丽给她同父异母的妹妹留下了一个政治和宗教都存在分裂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一些上层人士追随欧洲的神学领袖，认为新教是类似伊斯兰教的异端，这样的类比将会主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政治话语。然而，同样是那些上层人士——完全出于现实的原因——允许英国商人接触伊斯兰世界。伊丽莎白将充分利用这项分歧的遗产，在主要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努力以一个新教统治者的身份存活下去。

注释

[1]CSPS, vol. 13, 1554–1558, no. 60, p. 49.

[2]John Elder, “The Copy of a Letter Sent into Scotland, of the Arrival and Landing, and Most Notable Marriage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Prince, Philip of Spain,” in The Chronicle of Queen Jane, ed. J. G. Nichols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50), appendix x, pp. 139–40.

[3]Ibid.

[4]Ibid.

[5]Quoted in Henry Kamen, Philip I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9.

[6]Elder, “Copy of a Letter,” pp. 139–40.

[7]Quoted in Alexander Samson, “Changing Places: The Marriage and Royal Entry of Philip, Prince of Austria, and Mary Tudor, July–August 1554,”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36, no. 3 (2005), pp. 761–84; at p. 767.

[8]CSPV, vol. 5, 1534–1554, no. 898, p. 511. 我感谢亚历山大·萨姆森提请我注意这一点，并允许我阅读他即将发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

[9]Quoted in James D. Tracy, Emperor Charles V, Impresario of War: Campaign Strategy,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55–56.

[10]On the campaign, see Hendrick J. Horn, Jan Cornelisz Vermeyen, Painter of Charles V and His Conquest of Tunis: Paintings, Etchings, Drawings, Cartoons and Tapestries, 2 vols. (The Hague: Davaco, 1989).

[11]CSPS, vol. 13, 1554–1558, no. 227, p. 236.

[12]LP, vol. 9, August–December 1535, no. 596, p. 200.

[13]Thomas Burman, Reading the Qur’ân in Latin Christendom, 1140–156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

[14]对这些偏见的经典解释，见Norman Daniel, Islam and the West: The Making of an Imag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0）。

[15]Margaret Meserve, Empires of Islam in Renaissance Historical Though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Nancy Bisaha, Creating East and West: 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the Ottoman Turk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16]Dorothee Metlitziki, The Matter of Araby in Medieval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7]See Suzanne Conklin Akbari, “The Non-Christians of Piers Plowma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iers Plowman, ed. Andrew Cole and Andrew Gallow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60–78; at p. 170.

[18]Quoted in Michael J. Heath, Crusading Commonplaces: La Noue, Lucinge and Rhetoric Against the Turks (Geneva: Droz, 1986), p. 15.

[19]Burman, Reading the Qur’ân, pp. 110–16.

[20]Quoted in Ina Baghdiantz McCabe, Orientalism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urasian Trade, Exoticism and the Ancien Regime (Oxford: Berg, 2008), pp. 33–34.

[21]Adam S. Francisco, Martin Luther: A Study in Sixteenth-Century Polemics and Apologetics (Leiden: Brill, 2007), pp. 69–70.

[22]Martin Luther, “On the War Against the Turk,” in Luther’s Works, vol. 46, trans. Robert C. Schultz (Philadelphia: Concordia Press, 1962–1971), pp. 157–205.

[23]CSPV, vol. 3, 1520–1526, no. 616, p. 297.

[24]Sir Thomas More, “A Dialog Concerning Heresies,” in The Yale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St. Thomas More, ed. Thomas Lawler et al., vol. 6, Parts I and II, A Dialog Concerning Heres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435; at p. 236.

[25]“Instruction Given to the Emperor by the Most Reverend Cardinal Campeggio at the Diet of Augsburg, 1530,” in Leopold von Ranke, 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During the Last Four Centuries, 3 vols. (London: Bell & Sons, 1913), vol. 3, p. 40.

[26]Gülru Necipoğlu,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Ottoman-Hapsburg-Papal Rivalry,” Art Bulletin 71, no. 3 (September 1989), pp. 401–27.

[27]Dorothy Vaughan, Europe and the Turk: A Pattern of Alliance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54).

[28]Desiderius Erasmus, “A Most Useful Discussion Concerning Proposals for War Against the Turks, Including an Exposition of Psalm 28,” trans. Michael J. Heath,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ed. Dominic Baker-Smith, vol. 64, Expositions of the Psalms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01–66; at pp. 218, 231, 258–59.

[29]Ibid., p. 242.

[30]J. R. Tanner, ed., Tudo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1485–160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p. 124.

[31]John Foxe, The Unabridged Acts and Monuments Online (Sheffield: HRI Online Publications, 2011); available at www.johnfoxe.org, 1563 ed., book 5, p. 957.

[32]Eamon Duffy, Fires of Faith: Catholic England Under Mary Tud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3]Samson, “Changing Places.”

[34]Ian Lancashire, Dramatic Texts and Records of Britain: A Chronological Topography to 15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13.

[35]Hakluyt, vol. 2, pp. 227–28.

[36]Ibid., p. 267.

[37]Ibid., p. 253.

[38]Ibid., pp. 318–29.

[39]Robert Batchelor, London: 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 1549–168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40.

[40]Peter Barber, The Queen Mary Atlas (London: Folio Society, 2005), pp. 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