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代社会经济概况

1.周人的农业生产

周民族最早在西北地区（关中）发展。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膏壤沃野千里”。由于此地土壤肥美，宜于农业发展，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即出现在西北的黄土高原，农业即由此发展。

据《诗·大雅·生民》中说，周初最早的祖先为女酋长姜嫄，生子后稷，为农业发明者。《诗·鲁颂·閟宫》中提到后稷教人民耕田云：“黍稷重穋，稙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由此可知后稷教人生产多种不同农作物，他可能受母教影响，故能教人稼穑。故姜嫄对周代农业也有贡献，可能原始民族的农业耕种便是先由妇女开始做起。

据人类学家所考，农业生产中性别的分工情形如下：

上述的发展过程，可能是由于男人强壮，故外出田猎；女人在地上找到野生果实吃，种子落地，翌年长出。故最初农业生产由妇女做成，用棍向前掘土下种。过了一段时期，男人发现动物可养大，便开始豢养牲畜，成为畜牧生活；同时妇女发现用锄向后挖土较易，此时农业仍由妇女做。过了很久，由女子的锄耕与男子的畜牛合并而成犁耕，遂进入男人的农耕时代。

由此亦可证明，当男人田猎时，女人已有农业生产，故一定要将田猎畜牧与农业耕种割成绝对的先后时期之说并不对。

此外，上述过程亦可说明两点：（一）周人最早的领袖为女人（姜嫄），为农业之鼻祖，其子后稷教民种田可能是由于母教。（二）因周民族在西北，故宜于农业生产也。

在西北地区发展的周民族，其农业生产已发展到用铜器作生产耕种之具。由商到周，铜器日益发展。当时之铜器，由在铜中加锡炼成，以使之硬度较大。《周礼·考工记》云：

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可见当时各种器皿之金属含量各有不同。

在古代有两种不同的耕具，一为“耒”（状似树枝），一为“耜”（似锄）。商代人居住在安阳，所用工具为耒，而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周民族所用的为耜。徐中舒在《耒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一文中，认为周代的耜为铜制，因为《诗经》中在描写“耜”时有表示锐利的形容词，如“覃耜”（即锐利的耜）、“有略其耜”（“有略”即使之锐利）。故徐氏认为耜既锐利，则周时的西北人民可能用铜器作耜。

而当时商民族在黄河流域耕种，则仍用落后的耒（用木或石制成）。由于生产工具有进步与落后之差异，故周民族之生产能力增加而力量强，而商民族则生产能力少而力量弱，故商被打倒而建立了周王朝。此说极可能。

由于周人进展到用铜器作耕具，故耕具较重，须两人合作使用，叫“耦耕”，即二人用脚踩地挖土。如《诗·周颂·噫嘻》云：“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又如《论语·微子》云：“长沮、桀溺耦而耕。”

由于用铜制的农具耕土深，便成为“精耕”，故孟子有“深耕易耨”之语。于是在同样面积之土地上，生产量便增加了。

周代除使用铜器外，农民已开始利用水利灌溉来增加农业生产，此可从《诗·小雅·白华》中“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一句证明之（“滮池”，水名，在长安西北）。可知周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又进了一步。

2.周代的井田制度

周代在土地分配方面是否有井田制呢？

《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所谓“井田”，照孟子说，即将土地划分九块，成“井”字形，即一方里划成九百亩，每块百亩，中间的为公田，其余八百亩由八家各分耕百亩，由八家共同先耕公田，再耕私田。对《孟子》中所记的“井田”之说，胡适之在50年前曾著文表示怀疑。胡适说孟子为战国时人，所记的“井田”只是一理想，只是乌托邦，实际上并不存在。胡适又以为，当时井田如豆腐块般整齐，也为不可能。然而照人类发展演进的历史来看，则井田制很可能是有过的。

自井田制度可证明，当时土地是公有而非私有。人类对财产的所有权，最先在动产方面开始，如人死后将财物、饰物陪葬，证明其私有权。但土地私有出现的时间并不太早。

古代社会人口相对地少，土地相对地多，土地要人加劳力进去耕种、改良才有价值，没有加上劳力，土地便无价值，所以未经开垦的大幅荒地便无多大价值。要使土地能替人生产农作物，必先将土地加以改良，如土地为水所淹，则必先除水才可用，如土地上有林木，则必先除林才可耕。故最先能生产的仍为公有的土地，因此种公地为大众劳力开垦的结果。故人类在土地私有权出现之前，必有一土地公有的时期。井田制为土地公有，则表示当时尚未进展到土地私有时期，故很可能是存在的。

徐中舒在其《井田制度探源》（《中国文化研究汇刊》4卷）一文中，说明“田”字乃“田猎”之义。凡古代之“田”字，均有“田猎”之义。“囿”（甲骨卜辞中写作“”）即狩猎场所，四周为堤防，中有动物，包围之以便打猎也。又有“彊”（即“强”）字，旁有“弓”，打猎用，另一边为“田”，即“田猎”，上下有堤防。徐中舒根据这些字，说明古代东部大平原（即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南之地）被划成一块块，并设立堤防以防止野兽走脱，好去打猎及畜牧也。人类进展到农业社会，利用原来的堤防，以沟封将土地划分成“井”字形，用作耕地。故徐中舒下一结论，认为井田制起码在东部大平原是存在的，此乃由田猎畜牧进展而成。

但有的地方并非大平原，即有名山大泽之处，便成为“圭田”（即不规则的“井”字田）了。《孟子·滕文公上》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此“圭田”原为名山大泽，即高低不平之土地，为贵族所有，而一般农民则耕种井田也。

《诗经》与《孟子》皆证明有井田。《诗·小雅·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即说耕田需要下雨，先雨公田，再而到自己的私田。由此可见，孟子以前已有关于井田制的记载。又《孟子·滕文公上》云“惟助为有公田”，即实行“助”法才会有公田。

我们如研究西方经济发展史，可知欧洲中古时代有庄园制度（manor system）。每一庄园中有一块地，叫“领主自用地”（demesne），此地相当于井田中间之百亩一块，亦由领主保有。故中国古代很可能存在井田也。

《孟子》中记载了古代的三种租税制度：“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滕文公上》）即夏实行“贡”法，商实行“助”法，周实行“彻”法。其含义为：

“贡”——夏代每人耕种50亩，根据数年平均生产所得，即固定的租税率（fixed rate），农民将固定数量的农产品进贡给领主。

“助”——商代时每人耕种70亩，即在一大农场中，由领主分配田地给农民耕种。而农民须另外耕种公田，即农民要替领主耕种领主自用地，谓之“助”。孟子认为此法最佳，而“贡”法最劣。

“彻”——周代每人耕田百亩，即在一大农场中，大家共同耕种，所得农产品由农民与领主共享，即朱熹所说“通力合作，计亩均收”。

由《孟子》中的记载可知，有上述三种向领主纳税的方法。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一书中对此有详论，但他认为是先有“彻”，次有“助”，最后有“贡”。可参看该书。

到秦孝公时，井田制度在商鞅变法中被废除。

3.周代的商业与货币

周代已开始发展商业，如《诗·卫风·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依照此商业活动之记录，可知当时并无货币作为交换媒介（means of change），乃物物交换。然这只是最初之情形，经过一时期后，大家发现在市场上如无货币作交换的媒介则非常不便，所以有人开始用贝作货币。贝因在远海之内地甚为宝贵，故称“宝贝”，且耐用，可作女人之装饰品，有大价值，故用作交换的媒介。在甲骨文中已有记载，可见商代时已以贝作货币了。贝如用绳串住，叫“朋”，表示多数。如周代一铜器上刻铭文曰：“遽伯睘作宝尊彝，用贝十朋又四朋。”意即作此铜器，购原料，付工资，共用去14朋贝。可见当时贝作为货币已有交换媒介之作用。

另一方面，铜器价值为14朋，以14朋亦可买得，此即当时之价值标准（standard of value），在贝中已表现出来了。中国在金属货币发行前用贝为货币，而西方民族则不同，有不少民族用“牛”作货币。其证明有：拉丁文中“pecunia”（钱）一词的词根是“pecus”，即牛；英文中的“fee”（费用）是自哥特语之“failn”（即牛）一词转成；印度语中的“rupee”（卢比）是自古代梵文中“rupya”（牛）一词转成。可见此三种文字中的“货币”一词中均有“牛”之义也。

此外，在古希腊有诗人荷马（Homer），其诗中常提及某物用多少“牛”买来，或某商品之价格为多少“牛”，则希腊的早期货币也是用牛。故可判断在金属货币使用前，人们曾用牛作为交换的媒介，故他们很可能过的是畜牧生活。当时牛为主要的财产，多而普通，故人人可接受以牛作为交换的媒介。

而中国并未发现货币之意义是自“牛”转成。“货”从“贝”，可见中国在金属货币使用以前是用“贝”。“物”字从“牛”，但并无货币的意义在其中。此因中国过去没有经过畜牧社会的阶段，也许有畜牧，但并不太普遍，故牛未发展为货币。而中国广大地区离海远，海边的贝壳运送到内地路远而宝贵，故成为货币。

4.西周的封建制度与宗法社会

周得天下后，分封土地给诸侯，叫“封邑”（fief），或称“采邑”，等于西方国王将一块地封给诸侯，各诸侯再将分得之地分成数小块封给小封君，此即“封建”（feudalism）。诸侯自周天子处分得土地后，对其封土内之人民有统治权，人民要纳税、服兵役。同时诸侯对周天子亦要尽臣属之礼，要定期纳贡，周王对外作战时须出兵助战。

周王分封诸侯时，举行的典礼叫“锡命”，即周王赐给诸侯土地等物。据《诗·鲁颂》及《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王分封鲁公时行“锡命”礼，鲁公自周王处得到土地、人民、百官有司、彝器（祭祀用）、车服百物等赏赐。鲁公得偌大赏赐后，须对周王尽臣属之礼，有义务助周王出兵，并定期进贡。且新周王即位时，各诸侯要朝见，参加典礼，并重新“锡命”。另一方面，如诸侯死，其子接替，亦需由周王重新“锡命”才能继续做诸侯。即任何一方死时，皆须借由“锡命”典礼重新订立契约关系。此种封建制度，主要是通过分封关系而产生的。

所谓“宗法”，即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封地与官位的规则。

贵族生数子，其中嫡长子称“大宗”或“宗子”，其余二子、三子等称“小宗”或“支子”。嫡长子又生数子，其中又有嫡、庶之分。

《礼记·大传》云：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

故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迁庙包括服丧、祭祀等责任。大宗永远要向老祖宗服丧、祭祀，如果是小宗，则过五代即可与老家族脱离，无服丧、祭祀之责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