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内涵和特质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倡议的提出

（一）从古丝绸之路到新丝绸之路

古老的丝绸之路与其说是古代亚非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不如说是促进亚非欧各国与中国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思想的科技文化之路。一般认为，丝绸之路起始于我国西汉时代（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西汉时期，张骞于公元前139年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联络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首次开拓丝绸之路，被称为“凿空之旅”。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班超从洛阳出发，再次出使西域，他到达了西域，他的随从到达了罗马。这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对话。也是在东汉，印度僧人沿着丝绸之路到达洛阳，将佛教传入中国，从另一个角度拓展了丝绸之路。

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是古代横贯亚欧的通道，往西经中亚、西亚、小亚细亚一直延伸到西北欧和北非，往南则经新疆、中亚到达印度，往北经蒙古国、西伯利亚越过伏尔加河到达黑海之滨。由于陆地运输受道路所限的高成本，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以皮毛、玉石、珠宝、香料、丝绸和瓷器等奢侈品为主，因此也被称为“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香料之路”；又由于产自我国的丝绸运输最早且最具代表性，当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李希霍芬男爵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

丝绸之路，在世界科技、文化、经济和社会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亚非欧大陆的交通动脉，也是黄河文明、印度河文明、爱琴海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欧亚大草原文明和北欧文明等主要文化交汇的桥梁。西方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思想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国的汉文化也沿此传播到西方；中国的造纸术、雕版印刷术等伟大发明沿此传到西方，西方的天文历法、建筑工艺、制糖法、酿酒术等技艺也沿此传入中国。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伴随着商贸往来共同推动了沿路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东来传法的鸠摩罗什、西天取经的玄奘，以及旅行家马可波罗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丝绸之路繁盛于我国隋唐时期，代表了陆地文化交流的最高峰。隋唐年代（公元589—896年）古丝绸之路空前繁荣，胡商云集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定居者数以万计。唐之后宋、元、明、清，丝绸之路一直是亚非欧各文明交流的重要途径，其起点随朝代更替和政治中心转移而发生变化，长安（今西安）、洛阳、平城（今大同）、汴梁（今开封）、大都（北京）曾先后为丝绸之路的起点。

在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和兴盛的同时，人类文明正逐步由陆地走向海洋，一种较陆上运输更为便利的海上运输正逐步兴起。海上丝绸之路首先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推进着我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12世纪，指南针在中国航海中得到广泛运用，造船技术随之快速提升，海上运输距离因此实现飞跃，海洋贸易开始快速发展。经中国海和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和红海的航路的开辟使得亚非欧海上交往的通道完全打开，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海洋商贸基于海洋地理特质而具有运输高承载力、低廉成本和高自然风险的特征，其运输产品种类、规模都与陆上丝绸之路完全不同，贸易开始取代文化成为跨地区交流的中心和动力。宋元时期，瓷器渐渐成为主要的出口货物，同时也运输糖、五金等大宗廉价货物，因此，人们也多把海上丝绸之路叫作“海上陶瓷之路”。1405年，郑和率领240多艘海船、27400名船员组成的庞大船队远航，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麦加。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同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的海上贸易发展和友好关系，也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了顶峰。自15世纪开始，伴随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一大批海上勇士的海洋探险，地理大发现最终将人类历史彻底推向了海洋时代，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加速了波涛中巨轮的马达，代表陆地文明交流范式的古老的丝绸之路不再具备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代表海洋的蓝色商业文明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主旋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此与海洋发展画上了等号。

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社会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接踵而至的电子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形成制造业垄断的机器设备不再稀缺，制造业生产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随着石油价格高企和环境压力日趋严重，高运输成本和高排放压力使得制成品也逐步摆脱海洋输出，源自供给的制造业生产优势逐步让位给了来自需求的本地市场效应，技术产品、金融产品和文化产品在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信息化使得人类进入了一个地球村的时代，人们惊奇地发现，海洋探险家不再拥有探险的去处，大宗商贸运输不再是跨地区交流的核心，一个以技术文化交流为中心的世界乡土化时代正在慢慢到来。这时古老的丝绸之路又重新被我们唤起。1971年，以俄罗斯东部海参崴为起点横穿西伯利亚，先后经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荷兰6个国家，最后到达荷兰鹿特丹港的第一亚欧大陆桥（西伯利亚大陆桥）率先开始运营。1990年9月，起自中国连云港终于荷兰鹿特丹，连通东亚、中亚、西亚、东欧和西欧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二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正式接轨，并于1992年12月正式投入国际集装箱运输，由于所经路线很大一部分与古丝绸之路重合，人们又将新亚欧大陆桥称作“新丝绸之路”。

被历史重新唤起的新丝绸之路相似又不同于古丝绸之路。新丝绸之路在保留古丝绸之路陆地文明纽带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它并非简单标志着海洋文明向陆地文明重复性复归，它标志的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螺旋式提升，是经历了生产力质的飞跃之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否定之否定。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倡议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国政府已开始密切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及其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1990年9月15日，乌鲁木齐西站至阿拉山口的列车开通，新亚欧大陆桥实现全面贯通，与古丝绸之路基本重合的现代交通格局基本形成。1992年，我国国际路桥联运开始运营。1993年，我国政府决定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全线开放。1994年10月，中、俄与中亚五国铁道（运输）部长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了“开发利用经友谊关—阿拉山口边境通道的国际铁路干线计划”。1996年，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要求加快发展新亚欧大陆桥沿线经济带，“九五”计划期间，应把建设资金相对集中地投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1999年我国又提出了“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提升到更为重要的战略层次。2005年“欧亚经济论坛”在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成立，2007年“欧亚经济论坛”提出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发展，并建议将此经济带的建设发展提到国家规划的日程上来。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呼吁以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主席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¹⁾。该理念一经提出立即受到沿线中亚各国的热烈回应，但也引起了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担忧。

2013年10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尼格马图林时指出：“我在访哈期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得到哈方及有关各方的积极支持。丝绸之路是中、哈及沿线各国共同拥有的历史遗产，弥足珍贵。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符合中哈的根本利益。希望双方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加强两国之间政治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这‘五通’，发挥中哈合作对丝绸之路途经地区区域合作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带动更多国家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²⁾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2014年5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会见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时表示，中蒙经济互补性强，中方开展对蒙合作坚持互利双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中方愿本着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原则，以互联互通建设为优先方向，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拓展两国合作，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蒙投资兴业。

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蒙古国访问时再次提出与蒙古国共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合作，对蒙方提出的“草原之路”倡议持积极和开放态度。双方可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的平台上加强合作，共同发展，共同受益。

2015年2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指出⁽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并要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⁴⁾为主要内容，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张高丽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性工程，要突出重点、远近结合，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确保“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开好局、起好步。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要把握重点方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若干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依托重点港口城市，共同打造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要强化规划引领，把长期目标任务和近期工作结合起来，加强对工作的具体指导。要抓好重点项目，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破口，发挥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和示范效应。要畅通投资贸易，着力推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营造区域内良好的营商环境，抓好境外合作园区建设，推动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共赢发展新格局。要拓宽金融合作，加快构建强有力的投融资渠道支撑，强化“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保障。要促进人文交流，传承和弘扬古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和社会基础。要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法律法规，履行社会责任，共同建设绿色、和谐、共赢的“一带一路”。要加强沟通磋商，充分发挥多边、双边，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和平台的作用，扩大利益契合点，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2015年3月，我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文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一带一路”共建是开放的、包容的，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不断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在既有双（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框架下，通过合作研究、论坛展会、人员培训、交流访问等多种形式，促进沿线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内涵、目标、任务等方面的进一步理解和认同。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稳步推进示范项目建设，共同确定一批能够照顾双（多）边利益的项目，对各方认可、条件成熟的项目抓紧启动实施，争取早日开花结果。“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只要沿线各国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就一定能够谱写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共建成果。

在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习近平主席讲道：“2013年我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契合中国、沿线国家和本地区发展需要，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顺应了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开放的，我们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共建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经在稳步推进。这些早期收获向我们展现了‘一带一路’的广阔前景。”⁽⁵⁾

2015年12月，旨在推进以“一带一路”为中心区域合作发展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一带一路”及其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2015年4月15日，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南非、波兰等国先后已同意加入亚投行，至此已有57个国家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涵盖了除美国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除日本之外的主要东方国家。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亚投行的成立不仅将有力夯实“一带一路”经济增长的硬件基础，还将大幅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及其对“一带一路”和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两会”上发布，《纲要》以一章的篇幅，着力强调了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包括三节，分别是健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畅通“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共创开放包容的人文交流新局面。《纲要》指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总方针，即“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展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倡议提出的重要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倡议是党和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党和国家站在人类历史进程高度上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和世界经济合作模式所进行的重大战略设想，是当前我国经济摆脱对英美体系依赖、应对全球危机和实现经济多元转型的重大战略选择，它既会对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符合“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利益，将会对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是党和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多极化趋势的重大战略判断，是以文化技术交流替代海上大宗商品贸易成为世界发展核心的内在要求。伴随全球变暖所带来的环境压力日趋严重和普通商品生产技术迅速扩散，源自供给的制造业的“禀赋效应”逐步让位给了来自需求的“本地市场效应”，技术产品、金融产品和文化产品在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交通革命和信息革命，地球村时代日益临近，内陆经济摆脱受缚于海洋运输获得了跨越式发展的契机，以“荷兰—英国—美国”为引领和中心的海洋文化输出和消灭其他文化的时代正在走向衰落，古丝绸之路的文明互动方式重新焕发了生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既是这一进程的结果，也加速了这一进程。“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倡议符合世界历史趋势，既符合我国利益，也符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利益，是共赢的发展模式。

第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是我国经济内陆转型和内需转型的重要组成，是我国经济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分散英美主导的海洋经济系统风险的重要举措。2000年，西部大开发吹响了我国经济内陆转型和内需转型的号角，历经十余年全国上下的不懈努力，西部大开发取得了伟大成就。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完全验证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正确性，也彻底坚定了我国经济内陆转型和内需转型的部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正是这一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五省（区）作为古丝绸之路中国段的主体，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桥头堡，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建设的重点区域。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北地区的扶持和投入力度，西北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明显进步。2000年至2012年，西北五省（区）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西北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受偏居内陆海上运输不便等因素的影响，西北各省区经济外向化程度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不仅阻碍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与亚欧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形成“横贯东中西”的对外经济走廊，有助于全面提升我国西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随着对外开放的内陆转型、本地市场效应不断提升和生产技术扩散，今后西北地区可以向中亚及其周边国家扩大开放，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促进生产力三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助推西北地区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

第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周边外交“亲诚惠容”理念的重要体现，是促进陆上国家间渐进式交融性文化交流的重要措施。海洋商贸之路由于海洋阻隔和地理跨度大，文明的交流多采用冲突式的文明碰撞，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是英美海洋文明的特质，战争成为早期海洋国家向外扩张的必由之路。时至今日，海洋大国仍倾向采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意识形态的冲突，中东地区战争最为典型。古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方式不同，绵延万里的古丝绸之路是在陆上的一个渐进过程，渐进式的文明融合是其根本特点，小范围的冲突在这里并不能解决长途的跨区贸易，文明需要一种相互和谐的包容才能使丝绸之路得以畅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周边外交“亲诚惠容”理念正是对这种交融性文明交流的准确把握：“亲”就是我们与周边国家很亲近，感情好；“诚”就是对周边国家真心实在；“惠”就是利益的相互给予；“容”就是我们能容纳周边国家的不同和差异，求同存异。“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既无当“领导者”的霸权野心，也无遏制他国的特别目的，更无消除异己、推行普世观念的动机，而是将周边国家当作邻居，以诚相待，相互包容，相互受益，共同发展。

第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是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有效成果。1997年，日本桥本龙太郎内阁开始重视与中亚及其周边国家的交往，把中亚及南高加索八国称为“丝绸之路地区”，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战略”。日本实施“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一方面是为了加强日本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提升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强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开发该区域丰富的油气资源，保障日本的能源供应安全。2002年，俄罗斯、印度和伊朗三国共同发起了“北南走廊计划”，提出修建从印度经伊朗、高加索、俄罗斯直达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该运输通道包括铁路、公路、海运等多种形式，可以降低沿途国家尤其是印度通往欧洲的货运成本，提高相关各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但由于相关国家的分歧和资金短缺问题，“北南走廊计划”中的铁路和公路项目进展缓慢。欧盟于2009年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即通过修建“纳布卡天然气管线”这一能源运输南部走廊，加强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在能源、商贸、人员、信息等方面的联系。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力图在美国主导下，依托阿富汗连接中亚和南亚的区位优势，形成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中亚—阿富汗—南亚”交通运输与经济合作网络，促进这一区域的能源南下和商品北上。此后，美国将中亚、南亚政策统一命名为“新丝绸之路战略”，并积极向其盟友推介这一战略。为应对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上海五国”机制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加强成员国之间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合作。在此之后，印度、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国五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土耳其、斯里兰卡和白俄罗斯三国成为对话伙伴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倡议的提出就是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合作发展的最有效成果。

同时，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经济凹陷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亚地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潜力，可以与我国经济形成良性互补。从自然资源禀赋来看，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石油、天然气、贵金属和有色金属储量较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对个别国家资源过度依赖的问题；从投资角度来看，中亚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产业基础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2009年至2012年引进的外资额较2000年至2005年增长逾5倍，可以对我国当前资金过热形成有效的化解出口；从市场空间来看，中亚地区市场需求增长迅速，与我国贸易往来持续高速提升，对化解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