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地球是全人类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物种的共同家园。地球生态环境是全体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命（毛显强，2022）。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也是现阶段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之一。

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左右才开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但将其纳入经济学研究视野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形成时期就开始了。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方面，围绕着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产出率进行研究。如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威廉·配第就认识到自然条件对财富的制约，在其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的论断，认为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与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威廉·配第之后，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是较早对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经济学思考的先驱者。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早期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前后历史阶段，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环境质量的恶化，尤其是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对城市居民生活的影响方面。因此，这一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之间的矛盾。但从全球角度来看，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环境污染总体尚处于初发阶段，具体呈现出污染源相对较少、污染范围不广、重大污染事件发生的频次有限等特点。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主要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早期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整体上看还没有对社会发展造成重大危害，所以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在宏观层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的关注重点是论证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来达到全社会的最优均衡状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者完全放弃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相反，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致力于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万能性研究中，发现了外部性这个可能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现象，进而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找到了原因与解决之道，为后来的环境经济学科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方面研究的突出代表是庇古和科斯。1920年，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阐述的外部性理论不仅对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作出了合理解释，而且为其解决提供了明确的经济学分析思路。按照外部性理论，市场机制在环境资源配置问题上存在失灵，失灵的原因在于与环境资源配置有关的经济活动有着显著的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又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某一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由此，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以下两条解决问题的途径。一是新古典主义的“庇古税”途径。其基本政策思路是用国家税收办法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即通过对排污企业征税来抵消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使两者一致。显然，庇古主张通过政府主导的经济机制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来解决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问题。二是新制度学派的产权途径。1960年，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对外部性、税收和补贴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科斯认为，与某一特定活动相关的外部性存在并不必然要求政府以税收或补贴的方式进行干预，只要产权被明确界定，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受到影响的有关各方就可以通过谈判实现帕累托最优结果，而且这一结果的性质是独立于最初的产权安排的。科斯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提出的政策思路是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强调政府没有必要对市场进行干预。

自20世纪初马歇尔和庇古用现代经济学方法从福利经济学视角系统地研究外部性问题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市场失灵”理论一直是经济学者讨论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提。尽管在解决“市场失灵”的途径上，政府被赋予了不同角色，却没有人对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作用提出疑问（即使是对纠正市场失灵的科斯途径而言，政府在产权界定、制定交易规则等方面的作为对于生态环境治理也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无论政府在干什么，政府总是正确的。然而，这一普遍的看法，受到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挑战。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和作用，将“经济人”的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代理人身份参与政策或公共选择的人的行为中，强调政府在对经济生活干预并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失灵的现象。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公共决策失误或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公共决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现有公共决策体制的缺陷。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人们分析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提供了新的经济学理论工具，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了相关研究。首先，“政府失灵”的理论观点表明，政府本身也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政府制定的一些不利于有效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的政策方面。其次，“政府失灵”的观点表明，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不是万能的，如果政府只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从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政府就不可能真正有动机去制定与执行好有关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政策就起不到使环境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的作用。

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并迅速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将滥用滴滴涕等长效有机杀虫剂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揭示于公众面前，引起美国朝野震动，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切关注。1968年，来自10个国家的30位专家在意大利罗马成立了“罗马俱乐部”，专门研究人类的环境问题。1970年4月22日，美国一些环境保护工作者和社会名流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地球日”运动，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保运动。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的可怕结论。该报告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后果的持久担忧。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自然也引发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严峻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同样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自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不断在规模和内涵上改变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经济经历了40余年的高速繁荣，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国家和世界金融服务最大的单一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1/3（OECD，2020），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居民财富规模大幅扩大，居民人均财富达到36.6万元（李扬、张晓晶，2021）。然而，国人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甜蜜果实的同时，也品尝着环境恶化带来的苦涩后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资源高强度消耗、化石能源大量消费、污染物与碳排放迅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而非技术效率的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能源和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环境保护是党百年辉煌历史中的重要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这一困境的一把钥匙。中国政府坚持绝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坚定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措施之实、力度之大、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绿色发展奇迹，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添了绿色底色和质量成色，实现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设计与应用是关系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效果、政策执行成败的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自然资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缺失的，而自然资源环境无价值观念又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互为表里（晏智杰，2004），其直接后果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自然资源环境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资源使用费用上，而忽视了资源环境的修复和可持续利用，忽视了自然资源环境拥有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实践中，必然造成对自然资源环境的枯竭式利用，从而危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寻求环境问题根本解决之道迫在眉睫，这就是环境经济学倡导的综合运用市场、政策和技术等手段，共同作用，形成新的发展方式。由于缺乏明确的市场化政策，中国的环境治理政策很难促进地方政府和部门之间的合作。因此，行政措施依然盛行。然而，由于政策决策的随意性和信息的不对称，行政措施往往具有不可预测的政策效果。强有力的监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策执行不力所带来的严重矛盾，取得了污染缓解方面的快速效果。由于合规成本较高，这种方式也存在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因此，构建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要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格局，着重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向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共治的多元格局转变的方向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问题得到了党和国家空前重视。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体系从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导向以市场激励、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方向演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得到广泛认可。

欧洲环境总署（EEA，2005）评价了基于市场导向的环境政策工具在欧洲环境政策中的运用，并建言进一步加强对市场化环境政策工具的成本效益分析，以促使管理层更好地了解该政策工具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从成本-效益等角度论证市场激励型的环境政策工具比基于命令控制型的政策工具更具效率。Liu和Wang（2017）研究发现，市场化环境政策工具显示出更大的激励作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与扩散，进而影响企业的长期战略规划或调整。Filatova（2014）通过对能源环境生态领域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2003—2013年研究文献的查阅发现，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Market-Based Instruments，MBIs）的研究受到了国际学者的重点关注，特别是近几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中国情景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如Liu等（2013）、王班班和齐绍洲（2016）、彭佳颖（2019）、胡珺等（2020）等的研究成果。市场导向型环境治理手段在市场经济框架下通过提供足够的激励措施而非灌输环境保护的道德规范来引导个体选择环境友好的行为（Fletcher，2010）。因此，市场导向型环境治理手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使我们得以近距离观察作为市场化环境治理应用的各种激励机制如何影响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利益相关者的行为。

有鉴于此，本书基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制度背景，以中国绿色发展转型作为切入点，通过“公共政策与市场机制协调共建生态文明制度”的理论路径与研究视角，围绕“为什么要建立市场化机制、建立什么样的市场化机制，以及如何建立市场化机制”三大现实问题，从MBIs的选择、设计与应用着手，研究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理论内涵和外延，从理论上明确MBIs的政策内涵、影响因素、目标定位、绩效测评等体系框架，对单一的、组合的MBIs对经济主体行为、绿色技术激励、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量、节能减排效果、宏观经济影响、社会福利影响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不同的MBIs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影响机理；从静态和动态的研究视角，着力探讨MBIs的政策设计与优化，以及MBIs与其他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如基于命令控制型的政策工具、自愿协议型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的协调互动机制，进而提出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组合工具，以期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转型国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绿色低碳发展与转型实践，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这次实践给高质量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带来的影响都是空前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还处在检验和发展阶段，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系统地将MBIs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研究框架，从理论基础、运行机理及发展效应等方面对MBIs的生态治理效应展开了全面研究，在MBIs理论及其生态治理效应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将进一步丰富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能源环境政策和公共政策等理论与知识，同时也为企业实践和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借鉴与指导，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目标以及奠定国家生态安全基础等方面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并提供重要的决策、建议。

由于笔者的理论和学术水平有限，本书的理论与结构体系难免存在疏漏和需要完善之处，诸多工作亟须更深层次研究，但愿我们的工作能为深入研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能源环境政策理论与实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深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待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书中的错误和不足，敬请学术界的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

刘亦文

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