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近代中国工业史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早在民国时期，我国工业问题即曾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其开展了初步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龚骏，1933；刘大均等，1946）。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分区域探讨不同地区的工业发展情况，甚至进行区域间的对比分析。随着对“空间性”概念的深入理解，从空间布局和空间演变的角度研究近代工业的发展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在数据库可得性和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对近代工业发展的空间可视化和回归分析日益增多。

1.2.1　近代中国工业史的研究进展

研究近代中国工业史的著作和资料集较为丰富。孙毓棠（1957）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整理了1840—1895年近代中国工业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并就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工业投资，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团经营的军用工业和采矿、炼铁与纺织工业，近代民族资本工业，以及近代中国工业、工人初期发展情况等，提供基本史料，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历史发展的大体轮廓。汪敬虞（1957）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编制了1895—1914年近代中国工业史，并就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华工业投资、国内封建政府的工业活动、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及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特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提供基本资料。陈真、姚洛（1961）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共4辑，对中国工业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民族资本的创办、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设立状况，以及各行业的概况等进行了介绍，资料丰富、内容翔实，为研究近代中国工业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祝慈寿（1989）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记录了1840—1949年近代中国工业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历程，简述了近代手工业的演变、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工业及其发展。

对于近代中国工业，以上著作均有涉及，尤其是对近代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缫丝业等行业涉及较多。例如，严中平（1955）编著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叙述了1289—1937年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着重分析1840—1937年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史。由于棉纺织业在近代工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如方显廷（2011）的《中国之棉纺织业》及森时彦（2010）的《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等，为进一步研究棉纺织业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数据。徐新吾（1990）收集了大量史料，对近代中国缫丝工业资料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编写，对蚕丝的历年产销数量亦作了估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1966）编著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收集了1866—1949年上海民族资本机器工业的有关资料，系统论述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发生发展历程。此外，《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上海民族橡胶工业》《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等著作都收集了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和数据，记录了相应行业发生发展的过程，可为系统研究某一行业提供借鉴。

近代出现了很多代表性的企业，为研究这一时期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微观视角。吴承明（2004）的《中国企业史近代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上至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下至1949年近代中国企业发展、变化的历程。在近代发展起来的工业企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荣氏企业集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启新洋灰公司等。这些企业是近代民族企业的一个缩影，详细研究这些企业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和衰落过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0）编著的《荣家企业史料》以企业档案资料为主，按时间顺序详细记录了荣氏企业产生、发展等兴衰成败的过程。许维雍、黄汉民（1980）所著的《荣家企业发展史》也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这家企业的兴衰。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1958）编著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恒丰纱厂的发展和改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0）编著的《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刘鸿生企业史料》（1981）以企业的档案资料和私人资本家的私人信件为主，按时间顺序编著，分别分析了相关企业在各时间段的发展过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63）编著的《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内容包括启新洋灰公司的创办经过，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关系，工厂的位置和生产技术设备，水泥的生产和销售，管理组织机构垄断与竞争，资本积累，职工生活状况和工人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上海市纺织工业局（1964）编著的《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湖北省档案馆（1994）编著的《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等都详尽记录了企业的发生发展过程，是研究近代中国企业及工业的重要参考依据。

1.2.2　近代中国工业的空间布局研究

（1）近代中国工业空间布局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工业布局问题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学者进行研究，张其昀（1929）对民国时期（1927年前）中国的食品、纺织、交通、煤、钢铁、电力等行业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大概描述；龚骏（1933）介绍了当时主要城市的工业分布与集中情况；胡焕庸（1948）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国的棉纺织、丝织、糖、盐、煤、铁等行业的地理分布状况；陈振汉（1941）对当时中国工业分布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在这一时期，学者对工业地区分布情况的研究着重于一般性描述。

新中国成立后，学者对近代中国工业布局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是2000年以后不仅成果增加，而且研究的方法和视角逐渐多元。许绍李（1956）的《谈谈我国工业地理分布》是早期的关于我国近代工业分布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对近代中国工业空间布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全国层面的工业研究，如魏心镇（1982）的《工业地理学（工业布局原理）》一书将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进行了历史分期，分为萌芽（1840—1894年）、初步发展（1895—1913年）、大发展（1914—1922年）、发展缓慢（1923—1936年）、衰败与破坏（1937—1949年）5个阶段对不同时期的工业地理分布情况进行了描述。祝慈寿（1989）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一书中将中国分为华东地区和台湾地区、中南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南地区5大区域，分别论述了不同区域工业的发展和分布情况。戴鞍钢、闫建宁（2000）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分为4个阶段，考察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工业（包括手工业）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化。

二是对主要行业的地理分布进行分析。谢放（2000）分析了1840—1927年民用工业在城市中的分布特点，以及棉纺织、面粉、机器、火柴、电力、自来水等行业在城市中的布局特点等。袁为鹏（2007）对近代中国工业区位分布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总结，重点选取煤炭、钢铁与棉纺织业作为近代中国重、轻工业部门最具代表性行业，较为深入地对近代中国工业布局的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向玉成（1997）论述了近代中国军事工业布局的发展变化，并分析了江南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的选址决策过程与战略、经济效果。杨敬敏（2014）以进口替代为线索，论述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状况。

三是对近代地区工业空间分布的探讨。比如郑志忠（2012）论述了民国时期关中地区棉纺织业、采煤业、食品与日用化工业、机器与陶瓷、化学等工业的发展与分布。杨东煜（2012）梳理了近代长江三峡地区主要工矿行业的分布状况和发展的脉络。严艳（2005）分析了抗战爆发后1937—1950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并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工业布局特征。此外，还有从省域范围进行近代工业空间布局的分析。如尤欢（2017）从抗战前与抗战后的工厂沦陷、内迁及国统区工业重建4个部分对浙江工业分布与变迁情况进行了分析。李伟红（2016）重点考察了1900—1937年河南省工业企业的分布状况、工业布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孔军（2016）讨论了近代安徽矿区开发的分布特征，姜新（2001）研究近代苏北工业的发展情况等。从城市层面看，陈为忠（2014）分析了上海产业区的形成与演化，探讨了近代商埠区、产丝区、产棉区的城市转型和地域分工。吴焕良（2011）则以华商纱厂联合发布的《全国纱厂一览表》为主要材料，梳理了1889—1936年上海城市棉纱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特征；Henriot（2012，2017）关注了上海的工业空间动态布局；鲍德威（2010）探讨了济南的城市变迁；罗威廉（2008）从长时间段分析了汉口的发展；任云英（2010）对民国时期西安产业空间转型的特征、机理及影响要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季宏（2014）对天津工业格局的演变历程和特征进行了简要分析。此外，赵晶晶（2013）、翁春萌（2017）等先后探讨了武汉近代工业发展、工业扩散等问题；车松虎（2010）、刘健（2014）等先后对长春、唐山等城市的工业空间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而董鉴泓（2004）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一书介绍了唐山、郑州、蚌埠、石家庄、无锡、南通等近代工业空间分布和城市发展等情况。

学者们通过对近代中国工业基本情况的分析，得出了近代工业空间分布的特点。一般学者认为近代工业分布极不平衡，过多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许绍李，1956；陈真，1958；等）。许绍李（1956）认为近代中国“工业畸形地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广大内地几无工业可言”。戴鞍钢、闫建宁（2000）通过对近代工业地区分布的研究也指出近代工业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徐毅等（2022）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空间布局的研究，认为总体上呈现东部沿海制造工厂“连片发展”、中西部省区接受东部产业转移而形成制造工厂“散点分布”的态势。

（2）影响近代中国工业空间分布的因素

关于影响近代中国工业空间分布因素的研究，已有文献多有论及，并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如下3类：一是意识形态因素。早期的工业布局的研究较多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分析近代工业分布的不平衡。这种观点在此后的研究中被长期沿袭。许绍李（1956）认为，“这种不合理的状态正是反映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特点，它是由这种社会性质所决定的”；魏心镇（1982）认为，“沦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经济上为帝国主义所控制”，“造成大部分工业偏居东部沿海”，“西南、西北地区除采矿业外”，“长期处于与工业相脱离的落后状态”，“工业分布的不合理状态在不同行业和沿海内部地区亦是如此”，“工业脱离原料地和广大消费区，并形成巨大运输耗费，同时严重影响内地的经济开发和各种资源的合理利用”；祝慈寿（1989）指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给旧中国工业深深打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烙印，使工业地理分布极具不平衡性”。

二是政治因素及战略思想的影响。向玉成（1997）对近代中国军事工业布局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军事工业的布局情况，指出洋务派在大型军事工业企业布局中战略思想的变化对区位调整的影响；袁为鹏（2007）认为政治因素对近代中国工业企业，尤其是对一些重大的工业企业的影响极大，在探讨晚清军事工业布局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因素对工业企业选址的重要影响。

三是经济因素的影响。陈振汉（1941）基于近代中国轻重工业的区位考察，提出“战前我国重要的几种轻工业的区位，看似不合理，实际上并不悖于区位经济的原则”；袁为鹏（2007）认为，社会经济因素，尤其是市场与交通条件、产业集聚效应是工业布局的最终决定性因素；陈为忠（2014）在对上海产业区的形成和演化进行分析时，指出集聚与扩散效应对工业格局的影响；张美岭（2016）认为，口岸和交通等区位优势可以促进工业企业的地区分布，集聚与扩散效应在工业空间布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1.2.3　近代中国工业空间扩散路径与扩散动力研究

（1）近代中国工业空间扩散路径研究

近代中国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空间扩散现象。有学者对近代中国工业的空间扩散路径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祝慈寿（1989）从工业区域演变角度对近代工业发展中不同区域工业演变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1840—1894年东南地区开始形成大工业中心；1895—1913年开始向北方扩散，北方的大工业开始创建；1914—1936年存在一个工业明显向北方移动的现象；而1937—1945年东北工业集聚，华北重工业抬头，东南工业衰落，工业向西边局部移动。向玉成（1997）分析了近代军事工业布局演变，指出19世纪60年代军事工业布局遵循“海口理论”，70年代转向内地兴办军事工业企业，80年代将军事战略与经济因素相结合，开始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进行布局。袁为鹏（2016）也通过对晚清军事工业空间布局的分析，指出军事工业在空间分布上经历了从沿海通商口岸向内地扩散、继续扩充沿海生产以及统筹南、北、中重点军事工厂。吴松弟（2007）、戴鞍钢（1998）等提出“港口—腹地”的演变路径，并且在这一演变机制下，诸多学者讨论了不同区域经济的空间演变进程以及港口—腹地互动关系（樊如森，2010；方书生，2004；武强，2012；等）。戴鞍钢、闫建宁（2000）指出近代工业发展之初，基本上分布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业企业在区位分布上呈现从通商口岸及沿海大城市向内地扩散分布的特点，并逐步向全国延伸（樊百川，1983）。

近代中国工业先在沿海口岸发展，进而沿江或者沿交通路线向内地扩散，但是基本上集中于沿海大城市。无论是空间视角还是产业角度，学界已经基本上厘清了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工业分布的长期变化趋势，即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东部沿海口岸城市的工业，从20世纪以来便不断扩散到周边县（市）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刘静，2019）。

（2）近代中国工业空间扩散动力研究

近代中国工业在空间扩散过程中，形成了以沿海口岸为开端，沿海沿江等扩散的路径。近代工业作为现代化因素，通过通商口岸进入中国（墨菲，1986），以各种途径向内地扩散，进而形成“港口—腹地”这种由点到面的格局（吴松弟等，2007）。然而，关于扩散的动力，不同的文献则存在不同的观点。由于口岸是现代化的窗口，口岸开埠通商后近代经济首先从沿海沿江口岸逐渐向内地扩散，已有文献对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研究是从沿海口岸开始的。马士（H.B.Morse）（1910）、戴恩赛（En-sai Tai）（1918）都是较早对近代经济进行研究的学者。费正清（1956）提出“冲击—反应”机制，来解释沿海口岸的演变与发展。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口岸贸易、经济发展的研究，并透过口岸城市，探讨口岸与区域经济甚至与近代中国的关系。

目前，对近代中国工业扩散动力的研究尚不足，虽然有文献认为现代化因素通过口岸传入中国，并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内地。但是，这类研究大多还是以史料为基础，进行初步复原与解释，对于空间演进路径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对演变的内在机制缺乏系统分析。武强（2012，2017）、王列辉（2012）分别利用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但也只是考察了近代工业发展的时空演变过程及趋势、港城关系，港口之间的空间关系变化，依然没有展现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及影响因素。倘若能够辨认出经济成长的动力属于哪一种类型，我们就能更精确地集中探讨该项动力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并且有望发现经济进一步变化的证据（王国斌，2010）。王哲等（2010）关注了通商口岸体系中以各城市为代表的点与点之间的关系，从“源”与“流”的角度探讨近代中国经济资源的流动。方书生（2012）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探讨了近代经济增长的动力，认为要素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扩散，通过市场化与工业化的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之后，他运用经济地理模型从地理、规制、市场3大因素考察了两宋至民国港口变迁的内在动力（方书生，2017），为探索空间变迁的内在动力进行了尝试。许多学者也从开埠通商与先进生产力传入视角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变迁和工业化进程。李嘉楠、代谦、庄嘉霖（2019）以开埠作为开放的准自然试验，发现开埠不仅促进了国内市场整合，而且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经济空间变迁。从扩散路径看一个是沿海沿江地带，一个是内陆地带（吴松弟等，2015）。一方面水运对近代经济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影响（田永秀，1999；武强，2012；戴建兵等，2013；等）；另一方面铁路是内陆地区连接的重要枢纽，张卫东（2018）探讨了粤赣铁路对近代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梁若冰（2015）则探讨了铁路对近代工业的促进作用。张美岭（2016）认为，地区的贸易优势可以成为工业发展的区位优势，以吸引企业的设立与集聚。然而，产业的过度集聚也会降低工业的区位优势，促使产业向集聚区外扩散。

有关近代中国工业史研究的论著颇丰，并对其空间分布达成共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地区分布的不平衡，近代工业大多数集中在城市，特别是沿海沿江的大城市。然而，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空现象，已有学者对近代工业的基本情况、特征和扩散路径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随着“港口—腹地”这一演化路径的提出，人们对近代经济空间演进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但是，已有文献对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的研究仍缺乏更为清晰的解释，同时现有文献对近代中国不同区域经济空间演进缺乏系统的比较。然而，一方面，在近代工业化展开路径上，由于存在空间异质性，在不同区域空间展开程度和路径可能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由于近代数据获得的不易，对近代工业演进的动力机制的研究仅限于史料分析，对于因素的影响程度缺乏量化研究。有鉴于此，本书致力于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近代不同区域工业空间演化进程展开系统分析，并进行深入比较；同时分析近代工业空间扩散的动力，探讨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收集到的区位条件、交通、自然禀赋、工业等相关数据，对近代中国工业空间扩散动力进行计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