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鼎盛时期——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中医儿科学迅速发展，理论丰富，学术流派主要分为寒凉学派、温补学派。

明代杰出医学家张景岳是温补学派的一代宗师，精研儿科，著有《景岳全书》，提出了与刘河间、朱丹溪重用寒凉攻伐不同的学术见解，强调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其“体质柔嫩，气血未坚，脏腑甚脆，略受伤残，萎谢极易”，当注重甘温扶阳、培补正气，慎用寒凉攻伐。张景岳纠正药饵之误，认为“小儿气血未充，而一生盛衰之基，全在幼时，此饮食之宜调，而药饵尤当慎也”，尤其反对滥用肥儿丸、抱龙丸、保和丸等，“见有爱子者，因其清黄瘦弱……必云食积。动以肥儿丸、保和丸之类使之常服，不知肥儿丸以苦寒之品，最败元阳，保和丸以消耗之物，极损胃气。谓其肥儿也，适足以瘦儿。谓其保和也，而适足以违和耳。即如抱龙丸之类，亦不可轻易屡用……岂非暗损元神所致？凡此克伐之剂，所以最当慎用”。《景岳全书·传忠录》言：“若实而误补，随可解救，虚而误攻，不可生矣。”在小儿吐乳证治中，张景岳认为“寒者多而热者少，虚者多而实者少，总由胃弱使然……热者宜加微清，寒者必须温补……如参姜饮、五味异功散之类”，对于小儿肚腹胀痛，其认为“多因食积或寒凉伤脾而然”“故治胀治痛者，必当以健脾暖胃为主”。

明代医家薛铠、薛己父子著有《保婴撮要》一书，提出“凡小儿诸病，先当调补脾胃，使根本坚固，则诸病自退，非药所能尽祛也”，与陈文中的温补学说一脉相承，重视温固脾肾。薛氏认为，调理脾胃时，还应求于肾与命门，如《保婴撮要·胃气虚寒》言：“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者，用八味丸补之，禀赋胃气不足，亦用此丸，盖下焦真阳充盛，则上生脾元，自能温蒸水谷矣。”《保婴撮要·敷寒凉药》说：“盖胃气得寒则不能运行；瘀血得寒则不能消散；死肉得寒则不能腐溃；新肉得寒则不能化生。”明确提出阴寒之邪对小儿机体的损害。

清代医家叶天士著有《温热论》《幼科要略》等代表作，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划清伤寒与温病之限。其主要学术思想是：在诊断小儿温病时，重视查舌、验齿及对斑疹颜色的望诊；在辨证方面，采用卫气营血辨证、辨病辨体相结合、经络辨证的方法；在治疗方面，结合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体质特征。叶天士主张“辛凉为宜……最利幼科，能解小儿诸经热”，参鉴李东垣“重脾土”的学术思想，提出了“脾胃分治”的理论，注重养胃降胃与升脾相结合。

吴鞠通为清代著名温病学家之一，有《温病条辨》及医案传世，其中“解儿难”一卷，前承儿科各家学说，论述了有关小儿多种病症的理法方药。在小儿生理方面，吴鞠通提出小儿“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易于感触”，从小儿形神、气血、脏腑、表里诸方面均尚柔弱进行分析，总结出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之特点，首创小儿体质“稚阴稚阳”新说，补充了“纯阳之体”的体质说之不足。在小儿病理方面，吴鞠通认为小儿易于感触，易于传变。用药方面，根据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吴鞠通主张在小儿用药方面贵在轻灵：“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证，则莫知其乡。”对于儿科“痉瘛”病症，吴氏指出了“风为百病之长”，故“六气莫不由风而伤人”，因而“痉”的症状虽属于风，却又“六气皆能致痉”。他从外感内伤角度分析，认为除外邪致痉外，“以久病致痉论，其强直背反痉瘛之状，皆肝风内动为之”，从而将“痉瘛”分为寒、热、虚、实四纲，此四纲具有执简驭繁、提纲挈领的作用。对小儿疳疾，吴氏指出，“儿之父母之爱其子，惟恐其儿之饥渴，强与之”，“干生于湿，湿生于土虚，土虚生于饮食不节”，以脾气郁及水谷不化为病机重心，上承仲景、东垣及钱乙、陈文中、薛氏父子、叶天士之儿科经验，以“扶土之不暇……犹敢恣用苦寒，峻伤其胃气，重泄其脾气哉”为用药思路，概括出治疳九法。吴鞠通首创三焦辨证，在治疗中还将温热学说的特色融于儿科临床用药中，特别强调顾及气血，重视养阴，疏方遣药，多以酸甘配伍。

受西方医学影响，中国在明清时期出现了融合中、西两种医学的中西医汇通派，代表性医家之一恽铁樵是著名中医儿科专家。恽铁樵认为不应以《黄帝内经》为止境，应师古而不泥，有所超越，倡导立足于中医传统基础上的中西医汇通，著有《保赤新书》。在小儿面诊法方面，恽铁樵善治小儿痧疹与惊风，提出了山根青筋与体质的关系，还创制了治疗惊风的安脑丸和治疗疳证的除疳福幼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