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医学诊疗模式的演变反映了人类对疾病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中医诊疗模式的雏形初具于商周时期，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形成了多种较为完善的诊疗体系。每种诊疗体系的提出和盛行，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特殊的时代背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水平。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重要的诊疗模式和手段，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临床、科研和教学当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辨证论治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了“基本法则”“普遍法则”，成了中医诊疗特色的代名词。然而实践告诉我们，表现形式与事物间的关系是多元的，也就是说同一事物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同一表现形式又可以为多种事物所共存，这种状况构成了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多角度、多层次的，是纵横交叉的。随着人类对医疗卫生需求的不断提高和人类生存的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及疾病谱的变化等因素，当代和未来中医学如仅以辨证论治作为中医诊察疾病的手段，已很难适应目前的临床需求。构建新的诊疗体系，形成开放多元的诊疗模式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临床医学发展的趋势。

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医药学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在总结历代医家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很多学术内涵和概念。随着“辨证论治”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中医临床诊疗模式，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涵。我从事临床工作之初，发现中医学对很多疾病的辨证分型并不完善，临证之余我常翻阅各种学术刊物，学习大家临床诊疗的经验。在1973年读岑鹤龄同志“肝炎的辨证论治”（《新中医》1973年第1期）一文时，对其肝炎的临床分型有不同的看法，反复推敲后于次年在《新中医》上发表“也对‘肝炎的辨证论治’一文的商榷”，提出了对肝炎的病机及证型的一些个人看法。有感于对脏腑辨证了解的局限，我查阅了很多书籍，寻找准确、全面地辨识脏腑病证的方法。我于1977年在《新中医》上发表“略论藏象学说是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一文，其意在于探讨和思考藏象对辨证论治的影响。我认为，藏象学说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贯穿在病因学、诊法、辨证和治法等各个方面，是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它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我在临床诊治冠心病、心绞痛的过程中，即运用藏象理论分型辨证论治，效果显著。其后将此经验和研究总结整理，在《新中医》上发表“谈冠心病心绞痛脏腑辨证的临床意义”。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人们对辨证论治这一诊疗体系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不仅会妨碍中医学的发展，甚至会影响中医学的生存空间。因此如何把辨证论治统一在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之中，统一在理法方药的一致性上，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与手段深入研究其规律，使之加以提高，是弘扬发展中医学、创造新医药学一个关键性课题。为此我在同年11月《新医药学杂志》上发表“略论辨证论治的再提高”一文，提出加强“证”的研究，明确“证”的实质是提高辨证论治诊疗模式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对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总结先贤对“证”的认识和思考；同时引入现代科学技术定量分析“证”的实质，并形成相关的标准，以从功能病变规律探索其在代谢、结构方面的病理基础，逐步建立一个新型的病理学理论。期间，我陆续发表关于“证”研究的文章，如1981年在《湖南医药杂志》发表“关于虚证理论的研究”，1983年在《陕西中医》发表“谈脾阴虚及调治三法”，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学报》发表“辨证论治近三十年研究概况”，1985年在《湖北中医杂志》上刊登“识证篇”，同年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证实质近三十年研究进展”，在各阶段总结我对“证”研究中的一些心得。

1993年我参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卷·辨证分册》时，发现中医学的临床诊疗模式多局限在辨证论治层次上。有鉴于此，我就辨证论治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撰写了题为“关于辨证论治若干问题的思考及对策”的文章，并发表在《中医药时代》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加强辨证的自身发展，引入现代影像学技术，将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从而发现隐潜证的存在，弥补传统辨证的不足；二是加强辨病论治的研究，建立辨病辨证结合的诊疗框架。我从辨病、辨证结合想到了经常被忽略的中医辨病论治诊疗模式，在大量阅读古代典籍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梳理和总结，我发现中医古代典籍中蕴含有大量对诊疗模式的描述，而且针对不同的疾病有多种诊疗模式和手段可供选择使用。古代医家认为，应针对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诊疗手段，如辨时论治、辨经络论治等多种诊察方法。可见，辨证论治并不是临床诊疗的唯一手段，我在1994年的《健康报》上连续发表题为“辨证论治并非普遍法则——突破固有模式建立新的诊疗体系（之一）”“辨证论治存在不确定因素——突破固有模式建立新的诊疗体系（之二）”“形成科学规范的开放式诊疗体系——突破固有模式建立新的诊疗体系（之三）”三篇文章，意在突破长期以来，临证上辨证论治诊疗模式的束缚，探讨建立开放式诊疗体系。

此后，我着力于研究和思考辨病论治诊疗模式，并整理大量专病专方专药。并于1997年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名为“论现代中医临床诊疗体系的建立——走出轻辨病重辨证的误区”（后作为戴西湖教授主编的《内科辨病专方治疗学》一书的序文）文章，提出轻辨病重辨证割裂了完整的中医诊疗体系，制约了中医诊疗能力，导致了中医临床医学的退化。过去我们经常提及要警惕“废医存药”的危险，而中医临床的这种状况，也要警惕“废病存证”的危险。所以重视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是中医认识疾病、诊断疾病、治疗疾病的升华，必将大大推进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进程。为了进一步研究辨病论治诊疗模式，从中明确辨病论治的历史地位及其在临床诊疗中的重要意义，我相继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试论辨病论治的历史源流”，在《北京中医》上发表“论确立辨病的核心地位与意义”。但是辨病论治也不能完全涵盖中医临床对现代疾病的诊疗，次年我在《中国医药学报》上发表“论现代中医多元性的临床诊疗模式”一文，提出辨病论治不仅要辨中医之病，还要辨西医之病，只有这样才能发展中医临床医学。并在日本发表一篇题为“提倡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从妇科临床看中医临床体系的建立”文章，探讨多元诊疗模式相结合在临床具体疾病诊疗中的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与进步，人类健康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威胁，中医学势必要摆脱传统辨证论治的束缚，采用更为开放多元的诊疗体系和诊疗手段，如此方可不断提高社会贡献度、提高临床诊疗水平、提高临床疗效。1997年我在《中国公共卫生管理》上发表“试论辨证论治及辨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文，指出由于忽视辨病、辨体，病名不统一，辨证论治的随意性大，不同医生往往根据各自的经验对证候作出判断，造成不同医生诊治的差异性，从而影响中医诊治的疗效，针对性不强。而对一些“无证可辨”的病证，中医辨证往往陷于无所适从的境地，使得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医学目前的诊疗体系。在中医、西医并存，医学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医学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提高诊疗水平。要达到这一点，就应从更深层次上探讨疾病的本质，寻找出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要发挥中医辨证、辨病论治的优势，就应从疾病的本质、所患疾病之人的个体差异上寻找发病、转归、预后等多方面的规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通过整理中医典籍有关对体质差异的论述、对体质类型的描述，通过个人临床长期大量的实践，深刻认识到体质的辨识在临床诊疗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刻认识到体质与疾病有着极其密切的相关性。1981年我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发表“略论体质与治疗的关系”，提出了辨体论治的架构思想，即以人的体质为认知对象，从体质状态及不同体质的特性，把握健康与疾病的整体要素及个体差异，制定防治原则，选择相应的治疗、预防、养生方法，从而进行“因人制宜”的干预措施。2005年我在中医药学术发展大会上发表“论辨体论治及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建立”一文，提出“体”所指向的目标主要是“人”，将人作为研究的主体；而辨证的指向目标是“病”，将疾病某一阶段的病理特点与规律作为研究的主体。体质和证、病分别侧重于人体与疾病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明机体的生理或病理状态。“体质”“证型”“疾病”对个体所患疾病本质反映的侧重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中医学强调要“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从而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全面认识。

我的第二批学术继承人靳琦研究员系统整理总结了有关我辨体-辨病-辨证三辨诊疗模式的学术思想，于2006年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了《王琦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中医体质理论的临床应用》一书。该书系统深入的论述了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构建基础和具体内涵，并整理了大量临床案例来说明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在临床诊疗疾病中的应用。此书一经出版便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得到了广大中医临床医生的认可，现已被广泛运用在临床诊疗中。

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广泛应用，代表着中医诊疗模式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因为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体现了因人制宜、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全面发展的基本观点，“因人制宜”是中医学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及其干预措施的重要学术思想。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构建充分考虑了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心理因素、遗传因素等多方面因素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并为中医诊疗模式提供了整体、系统、动态研究疾病的思维模式。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重视不同个体差异对疾病与证候的影响，以及对方药等治疗应答反应的不同，是贯彻“因人制宜”思想、实施个体化诊疗的具体实践；以辨体论治为基础，结合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探寻疾病发生的原因，建立个体化的诊疗方案，把握疾病的预后发展；及早发现，干预体质的偏颇状态，进行病因预防、临床前期预防、临床预防，以实践中医“治未病”思想。

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诠释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临床实践中，同一种疾病，因时、因地、因人不同，或由于病情进展程度、病机变化，以及用药过程中正邪消长等差异，治疗上应相应采取不同治法；不同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因而采用相同或相似的治疗法则。通过辨体-辨病-辨证的诊疗模式全面掌握疾病发生、发展以及预后的整个过程，重视个体体质差异对疾病过程的影响，通过对疾患体质类型的判断，分析不同体质人群罹患同一种疾病，所出现各种不同的临床证型；以及相同体质的人群患有不同疾病，由于患者的体质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点，所出现相同或类似的病理机制和临床证型。体质的特异性往往决定着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发病后病变类型的倾向性，从而影响着疾病的证候类型。相反，即使感受不同的致病因素，由于体质相同，邪随体化，有时也会表现出相同的证候。这些充分说明不同的疾病和临床表现乃是体质不同造成的。以此可见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结合病患的体质、证候、疾病三者，深刻认识到体质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治则中的重要意义，丰富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的内涵。

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建立拓展了临床思维空间，丰富了临床诊疗体系。长期以来，中医临床思维局限，理论覆盖不全。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提出，明确了体质、疾病、证候三者的关系，促进了医学研究对象从人的“病”到病的“人”的转变。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建立，虽不能赅尽临床需求的全部，但对于突破辨证论治思维定势，拓展了临床思维空间，充实和丰富了临床诊疗体系，具有启发意义和重要价值。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感触颇多。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作为中医学几千年来主要的诊察手段和诊疗模式，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随着社会的变革、文明的进步、环境的改变、疾病谱的变化以及人类体质的变异，新的问题、新的环境、新的需求正对中医学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我们不能一味躺在祖先留下的遗产上高枕无忧地看世界、看问题，我们要在继承上有创新，在创新中谋求弘扬中医药学、发展中医药学。长期的临床实践，使我深深感受到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有效涵盖对现今疾病的诊察、判断，对有些疾病也不能准确地诊断，进而影响有效地指导临床用药施治。本书既是我对有关辨证论治、辨病论治及证候研究的一些总结，也是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反思和思考，更是对这种思考结果提出的一些对策，也是对未来中医诊疗模式、诊疗体系的构建和展望。希望这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对中医诊疗模式的不断完善、系统和规范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