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惠伯小传

郑惠伯（1914—2003），重庆奉节县永安镇人，祖籍四川成都。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主任中医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其父郑方，字仲宾，蜀中名医。幼时拜义父为师，即“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医文并茂，授业奉节“昭文私塾”，创建“泰和祥”中医药馆，名动川东。惠伯先生幼循家训，耳濡目染，遂有岐黄之意。总角之岁，入昭文私塾，随父学医，并学西文、博物（相当于现在的自然科学）等，广览群书，形成了有别于普通私塾的认知观念。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志学，明五行之理，叩阴阳之门。勤研古训，通读通解，如《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难经》及《神农本草经》等，尤其以伤寒、金匮、温病著作用力最深，常有所悟。同窗有李重人、向蛰苏、冉玉璋等。

辛未年（1931）求学于重庆针灸医院，与龚志贤、熊雨田、唐阳春等同窗。同时受业江苏承淡安前辈，函授针灸。被当时政府考试院正式录取为中医师。

壬申岁（1932），惠伯先生年十八，发悬壶之志，立济世之心。在其父仲宾先生的带领下，于夔州（奉节县）慈善机构“济贫药局”义诊。初喜用仲景方，但时疫病流行，湿温伤寒、疟、痢、春温等十分常见，仲景方效不显，遂开始了对温病急症的临床探索。昔日同窗李重人之父李建之前辈，建树温病。惠伯先生为深入学习，拜门学医3年。一边义诊，一边精读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诸家医籍及其他医林名著数十家，深研《伤寒论》《金匮要略》古今注家十余家。惠伯先生别异比类，求古验今，遣方用药，颇见疗效，民间渐有佳名。3年间，惠伯先生通过深入学习思考及大量的临床实践，初步总结出温病治疗经验，为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甲戌年（1934），惠伯先生参与创建“泰和祥”中医药馆并设医于此。同年李重人在万县创刊《起华医药杂志》，惠伯先生任编委，发表《疫症汇参》《痨病灸》等论文。

惠伯先生因在临床实践中不断验证着中医的确切疗效，投身岐黄的意志与日俱坚，恰逢中医学术理论百家争鸣之期，遂广纳各家精华，为己所用。惠伯先生推崇恽铁樵、陆渊雷等革新派，后在临床中又崇尚张锡纯、陈无咎、丁甘仁、何廉臣诸前辈。

抗日战争期间，避难奉节安坪行医。惠伯先生继承和发展了温病应分温热及湿热论治之理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疗经验。当时逢霍乱流行，惠伯先生用辛开苦降、酸甘化阴、苦寒清热法，配合急救回生丹，救人无算。

1949年后，惠伯先生仍私人开业行医，慕名而来者甚众。1951年奉节成立卫生工作者协会，惠伯先生任会长，同年参加川东行署卫生局创办的卫生行政干部训练班学习。1955年任奉节县城关镇一、二联合诊所所长。

1956年，奉调万县专区人民医院（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前身），参与组建中医科，与龚去非同辈老中医等建立和完善了医院中医工作体系，为科室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后任科主任，进一步推进了学科医教研全面建设，并培养了大批中医后继人才。时至今日，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中医科在渝东北片区仍独树一帜，颇有影响力，年门诊量达10万余人次，医院保持着“全国综合性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的荣誉称号。

在此期间，惠伯先生面临着一个至今都让中医思辨不止的现象，即西医的普及。

西学东渐，各种声音纷然。惠伯先生自幼接触自然科学，对西医欣然接受，同时也对中医药在这种环境下的应用与发展开始了新的探索。

惠伯先生认为，医学不断发展是必然趋势。西医发展很快，而中医自《内经》《伤寒杂病论》以来，真正大的理论突破在温病学派的问世。中医若是故步自封，将来必是困难重重。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西医医学为我们认识疾病带来了新的角度与方法，若能合理借鉴，可能对中医新的发展带来契机。对一个具体的病患，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诊治，患者疾病的客观存在总是一致的；中医和西医追求患者恢复健康、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预防疾病发生的目标是相同的。中医既是科学，也是职业。科学总需要理论的突破与进步，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职业总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得到社会的认可。中医工作者不但要学习西医，还应当了解一些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因为医学涉及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对科学和人文的素养要求都较高。

惠伯先生深感衷中参西迫在眉睫，为深入理解西医学，他以身作则，参加夜大系统学习西医3年，在临床工作中常与西医工作者互相交流。惠伯先生认为，中医应当借鉴、参考西医的现代化检测手段和结果，在发扬中医特色的同时，自身的诊治方法也应向前发展，临床中辨证与辨病应相结合，要重视药理，还需要开展系统规范的临床科学研究。

1960年，惠伯先生对血小板减少这一常见临床现象进行中医理论分析，辨证论治，通过系列临床实践，撰写了《血小板减少症中医在临床上分型治疗之我见》，在《江苏中医》上公开发表，系统总结了血小板减少症的中医治疗。

惠伯先生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衷中参西的基础上，用中医药诊治了诸多内科急重症和急性热病，积极总结临床经验，开展科研教学工作。在温病理论上逐渐总结出“先安未受邪之地，先发制病，祛邪救正”的理论体系；对内伤病提出了“重视七情致病，治疗需分层次，痼疾莫忘祛除客邪”的理念。

1964年开始，惠伯先生用釜底抽薪法，重用大黄治疗急慢性肾损害，对降低尿素及肌酐均获得显效。采用中药口服、灌肠的方式，成功救治多例尿毒症患者。

惠伯先生不仅善于观察总结、别异比类，还有神农之心，拿自己观察疗效。1965年严冬，惠伯先生在万县（现万州）白土镇山区工作，因山高雪冷，冠心病旧疾复发，心绞痛，诸法效不佳。偶阅《中医杂志》报道四妙勇安汤治疗脱疽，横向联系认为冠心病与脱疽病机大有相同之处。异病同治，当即试用四妙勇安汤，心绞痛症状迅速缓解，在当地工作约4个月，每日步行约10公里，再未发病（此经历在北京电视台2016年4月22日《养生堂》节目中有专门介绍）。惠伯先生据自身体会，结合古今医家论述，创立加味四妙勇安汤，在随后的临床中，以方系病，广泛应用于冠心病及肝肾区绞痛等疾病。

1966～1976年，惠伯先生潜心岐黄。于1976年创制“舒心合剂”等方剂，为便于科学观察对照，单独设置病区，收治冠心病患者，取得较好疗效。

1977年，惠伯先生带领由中医科及儿科组成的团队，开展中医药治疗小儿肺炎的对照研究，单纯用中药治愈数百例，弥补了西药过敏及病毒性肺炎效果欠佳的缺点，其成果获1978年万县市科学大会科研成果奖。并据此临床研究为依据，创立了院内制剂“肺炎合剂”，用于治疗支气管炎、肺炎等。因使用方便，效果确切，制剂常常供不应求。后来合作团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抗生素为对照组，试验结果经统计学分析，证实了“肺炎合剂”的有效性。较为遗憾的是，“肺炎合剂”止步于院内制剂。

发热性疾病，西医认为多与“感染”相关。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中医治疗温病的空间。但惠伯先生顺势而为之，用温病之理法方药在非温病领域发热中灵活发挥，运筹帷幄，累战累胜。

如惠伯先生观察到，不少非温病发热也具有温病卫气营血诸证的脉证特点，于是对其按卫气营血辨证，专用中药治疗，经多年临床实践，收到较好疗效。

1980年惠伯先生在传染科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通里攻下、醒脑开窍法，抢救数例重症肝炎，均获康复。肝功能等指标持续性改善为中医药疗效提供了确切的、有力的证据。次年据此撰写《解毒化瘀治疗急黄验案》，获省优秀论文奖，并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中医内科急症学术讨论会。在此文中，惠伯先生明确了在急黄治疗中，不用安宫牛黄丸，因为其内含有雄黄，西医学认为急黄是急性肝炎，雄黄中含有硫化砷，对肝脏有害，因而影响疗效。

惠伯先生指出，中药也要弄清楚毒副反应，以便在临床中减少不良反应，提高疗效。惠伯先生还借鉴现代药理学，扩大了一些药物的使用范畴。如根据麻黄有兴奋中枢神经、作用于多种平滑肌等药理作用，从而在重症肌无力、面神经麻痹、多发性神经根炎、遗尿、子宫脱垂等病中配用麻黄，而得良效。惠伯先生还认为具有特殊效果的中药要深入研究，以便明确作用机制与效果，有条件时应改变剂型。

惠伯先生对温病造诣颇深，对新感温病、伏气温病及瘟疫都有自己的见解。采众家所长，在理论上除总结祛邪救正、先发制病的理论体系外；还主张以方系病，以法创方。并拓展了一些温病治法、方剂在非温病范畴的应用。

除温病诊治外，惠伯先生对妇、儿科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与临床经验。如崩漏，他认为崩漏的发病原因虽然复杂，但其根本为肾气虚、封藏失职、冲任不固、不能约制经血所致。崩漏在出血阶段，虽可以出现血热、血瘀、脾虚等不同见证，但不可与肾虚等同看待，不能作为崩漏的主因，肾虚是崩漏之本，因而补肾为主，兼顾他证，应为治疗崩漏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以法创方，创立加味二仙汤，辅以定坤丸，治疗崩漏效果十分显著。又如惠伯先生在《自学中医阶梯（二）》（重庆出版社，1986）中系统总结了对小儿急惊的理解，提出“辨小儿急惊分表里，识六淫积滞定治法”。

惠伯先生曾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其中有“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深为赞同。他认为医学是为社会服务的，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时代背景与经济条件下，疾病发生亦不相同，中医应当根据社会的需要，为健康之需要尽己之力。惠伯先生青年时代，温病流行，深研温病；在三峡中心医院任中医科主任时，学习西医，结合辨病辨证，深研尿毒症、急黄、小儿肺炎、冠心病等内科急重症的中医治疗；花甲之年，仍在临床积极科研，发展中医。

惠伯先生传道授业，要求理论与实践并重，重视熟读经典和反复实践。不熟读背诵经典，如登山不及顶，何以见远景，曾在培养其学术继承人王光富先生时，要求其通篇背诵《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这仅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反复临床实践，不反复实践，如纸上谈兵，误己误人。惠伯先生无论带徒还是授课，均一丝不苟，言传身教，影响了无数后学。后学者有于闹市或阡陌耕耘奉献者，也有全国知名的杏林妙手。其女建本，女婿王光富，侄子郑邦本、郑家本、郑祥本均执业岐黄，各有所长，影响一方。惠伯先生与其高足邦本、家本，叔侄三人同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传为佳话。

医德尤为惠伯先生所重。治病不分贫富，均以仁待之。常有病患，经治后送礼物以表感激之意，惠伯先生一概拒收。友人问何以拒之。惠伯先生解释说：我之为医，薪资粗茶淡饭足矣，患者患病已为不幸，没必要额外再耗钱财。我既为医，当循精诚之传统，除病患之痛苦为己任，故不收礼。惠伯先生对后学之辈，也常用医德叮嘱之。

惠伯先生临床工作十分繁忙，出星归月，但坚持笔耕不辍，留下了论文数十篇，自创验方数十方。治学严谨，常常自省。惠伯先生临床，祛疾救人无数；惠伯先生撰文，立意深刻，临床使用方便且可重复性强，深获同道赞赏与社会认可。1978年，惠伯先生被授予主任中医师职称。1982年，任四川省中医学会理事、《四川中医》编委。1991年由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惠伯先生除行医服务大众外，也参加社会活动服务社会，1985年任农工民主党四川省万县市临时领导小组主任委员、筹委会主任委员，1986年任农工民主党四川省万县市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还曾任万县政协常委。惠伯先生充分利用农工民主党这一平台，多次举行义诊；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领导组织了“前进学校”“万县市医卫咨询服务部”，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开设培训班，内容涵盖文学、英语、法律、书画等多个领域。惠伯先生还带头亲力亲为，在万县市中医院举办专题讲座，现存其手写讲稿，仍有厚厚一叠，字字见真心。

惠伯先生还热爱诗词与书法，是中国书法协会四川分会会员，万县市书法协会名誉理事。常以此抒发情怀，修身养性，留有诗歌数十篇。现选1993年惠伯先生踏青时作的一首七绝，《春游石宝寨》：“登临俯瞰春意浓，涛涛不息大江东。慨然怀古秦良玉，谪居诗人乐天翁。”登高怀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跃然纸上。

80岁时，病至卧床不起，惠伯先生自嘲：终于偷得浮生半日闲，中医谓七情可致病，西医说心理因素影响机体，人生七十古来稀，吾当平常以待之。遵《内经》之法，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中西药并用。研墨练习书法，自得其乐。数月，病痊愈，又至临床工作数年。

2003年4月，惠伯先生驾鹤西去，享年89岁。惠伯先生医海遨游七十载，丰富和发展了“夔门郑氏温病流派”。辨难疑，汇古今，起沉疴，挽危境；播岐黄，育杏林，授后学，精诚心；医教研，俱美名。期世间长乐永康，愿国医大道天行。

惠伯先生以一生的积淀与无私，奠定了流派走向辉煌的基础。流派人才辈出，名扬巴蜀。“夔门郑氏温病流派”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川派中医药源流与发展》一书中被列为四川地区两大温病流派之一。2019年“郑氏温病诊疗法”被列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建晖　郑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