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诗经》导读——不学诗，无以言

【知识导入】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500多年的诗歌305首，最初称为“诗”或“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这些诗最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特点。但在长期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只留下了歌词。

《诗经》的作者来自各个不同阶层。其中有周王朝诸侯、大夫、士人，也有农民、船夫、猎手等普通百姓，还有许多女性作者。他们的姓名绝大部分已无法考证，只有少数在作品中做了标示。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这些标注是否可以确切断定为作者，还需要进一步考辨。

《诗经》篇章来源于何处？对于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采诗说，一是献诗说。“采诗”是古时候的一种制度，周代时设有采诗官，专门负责到各地采集民歌、民谣，然后上报朝廷，目的是便于朝廷了解民情，以查看朝政的正误得失。《汉书·艺文志》记载：“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亦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里所说的行人，指的是天子派出的使者，负责采集各地的歌谣。“献诗说”在《国语·周语》中有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目的也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这些诗经过周王朝乐师筛选后整理而成书。

根据乐曲采集的地域和用途，《诗经》分为“风”“雅”“颂”。郑樵《通志》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风”即“国风”，是周代各地的民间歌谣，也是《诗经》中最富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篇章，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十五国风，共160篇。根据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可推断出诗的产生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地区，地域辽阔。“雅”即“正”的意思，指朝廷正乐，分为《大雅》和《小雅》，总计105篇。其中《大雅》31篇，是诸侯朝会时的乐歌；《小雅》74篇，大部分是贵族宴享时的乐歌，也有一小部分是民间歌谣。这些诗大多产生于西周、东周的都城地区，即镐京（今陕西西安）和洛邑（今河南洛阳）。“颂”是朝廷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周颂》31篇，是西周初年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产生地在镐京。《鲁颂》4篇，是鲁国贵族祭祀宗庙的乐歌，产生地在今山东曲阜。《商颂》5篇，是宋国贵族祭祀其祖先商王的颂歌，产生地在今河南商丘。

《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真实地展示了周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风民俗等各方面的社会生活，主要包括周民族史诗、婚恋诗、农事诗、怨刺诗、战争诗、宴饮诗等。

周民族的史诗集中保存在《大雅》里，如《生民》《大明》《文王》《绵》等篇，详细记述了周民族祖先创业的艰难，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如《生民》是周人记述其始祖后稷从出生到创业的长篇史诗，记录了后稷对农业生产的贡献，描绘了耕种、收获、祭祀等壮美场面。婚恋诗是反映当时人们爱情、婚姻及家庭生活的作品，这类诗主要集中在《国风》里，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许多篇章写得精彩动人。如《关雎》《子衿》《静女》《氓》《柏舟》等。《诗经》首篇《关雎》是一首情歌，描写了一个青年追求“窈窕淑女”而不得的焦虑和痛苦。《采葛》描写了一位男子对采葛姑娘的爱慕和思恋，“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怨刺诗主要保存在《大雅》《小雅》《国风》中，如《伐檀》《硕鼠》《新台》等，对统治者进行了辛辣犀利的揭露和嘲讽。《硕鼠》把统治者比喻为大老鼠，揭露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和百姓的挣扎与期望。农事诗真实地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等。《丰年》重点描写了人们庆祝农业大丰收、感谢上天恩赐的景象，显示了西周王朝国力的强盛，同时也体现出亿万农夫长年累月的辛劳。《国风》中最典型、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是《七月》，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先民一年四季的劳动工作，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从耕种收割、采桑纺织、砍柴打猎、凿冰酿酒、筑场盖屋等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战争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精神，写得威武昂扬，振奋人心；其二，反映繁重的徭役和兵役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男子们四处奔波服役，常年不能回家，田地荒芜，家人分离。如《东山》一诗委婉细致地抒写了一位服役归来的征人思家、恋妻、渴望和平生活的极其复杂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活动，反映了战争不仅破坏农业生产，而且破坏团聚的家庭生活，表现了征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诗经》中有不少宴饮诗，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生活状况。如《伐木》《常棣》《鹿鸣》《彤弓》《蓼萧》等，赞美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如《鹿鸣》就是天子宴请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推向了极致，而“和”则是宴饮诗所表达的周代文化所遵循的最高精神境界。

《诗经》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从各个方面描写了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民间的歌谣，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这些诗歌题材广泛多样、内容真实深刻，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质矛盾。

其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就是铺陈直叙；“比”就是打比方，以彼物比此物，使表达更加形象生动；“兴”就是感物起兴，用朱熹的话来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赋”“比”“兴”三种手法有机结合，共同创造出诗歌的艺术形象，形成了一种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魅力。如《诗经》首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采用了起兴的手法，以雎鸠的鸣叫引出男子对淑女的追求。再如《桃夭》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用鲜艳的桃花比喻新娘的年轻娇美。

其三，重章叠句、回环往复的结构形式。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其中的几个字，反复吟唱。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在一唱三叹中，使诗人的思想情感得到更充分的抒发。

其四，句式上以四言为主，间杂五言、六言、七言等，音韵和谐，语言丰富优美。另外，双声、叠韵、叠字的修辞手法也增加了诗的节律美和感染力。《诗经》创造出了很多千古流传的佳句，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风雨凄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等。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因此在先秦时期受到普遍关注，其中儒家最为重视，相传《诗经》为孔子所删定。到汉代，传授“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毛诗》出自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鲁、齐、韩三家所传为“今文经”，毛氏所传为“古文经”。因各家依据的本子在文字上存在差异，所以对诗义的解释也有许多不同。前三家先后亡佚，只有《毛诗》流传下来，这就是今本《诗经》。

《毛诗》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也很大。有很多学者为其作注，最有名的是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作的“笺”。到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将唐以前关于《毛诗》的各家学说汇集到一起，成了《毛诗》的集大成之作。至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作《诗集传》，成为后来士子考取功名的必读之作。及至清代，由于校勘、考据、音韵、训诂的发达，解经的著作浩如烟海，学术成就也很高。清代关于《诗经》的著作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解说突破了经学藩篱，不拘泥于三家之说。如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就很有特色，他主张循文按义以求诗的主旨，注意到《诗经》的文学意义，解说文字词采斐然，是值得一读的佳作。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辑鲁、齐、韩三家遗说，最为完备，是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到了近代，林义光的《诗经通解》、吴闿生的《诗义会通》、闻一多的《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等，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繁琐考证，廓清了穿凿附会的旧说，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诗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写作手法，开创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讲选文所用底本为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清嘉庆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