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医德思想的发展历程

古代医德是以医生为主体、以医患关系为重点的职业道德，属于医学伦理学的初创阶段，历代医学名家结合自身经历、体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医德思想。我国古代医德产生于春秋末期，发展于汉唐，完善于明清。

1.古代医德思想的萌芽和起源　古代医德思想是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构木为巢或穴居野外，过着采集和狩猎生活，野兽、毒蛇、饥饿、寒暑、风雨雷电等是人们生命和健康的主要威胁。随着火的发明和使用，人们逐步掌握了治疗疾病的原始方法，学会了热敷、火罐、按压止痛，用裹敷以救外伤，用石刀切开疮疖，以及包扎、止血、挤压脓液等方法，为防止中毒，人们对采来的各种野果、野菜等进行无数次的尝试、验证。《帝王世纪》记载：“伏羲氏……画八卦……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遇七十毒。”这些原始医疗活动以“以拯夭枉”“令民知所避就”为目的，可见当时已有了朴素的“仁爱救人”的医德思想。医家们为疗民疾而亲身试验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于探索精神，对我国古代医德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逐步认识到医疗活动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危，开始形成对医家的尊重和医家对患者的关爱。

2.我国古代医德思想的形成　古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有了专门从事医疗工作的医生，并且有了较细的分科和考核制度，也有了对医术和医德的严格要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年终稽考不仅是技术考核，还包括对医生品德、作风、态度等方面的考察。《素问·征四失论》明确指出：“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内外相失，故时疑殆。”医生必须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只有德才兼备的医生才能获得“十全为上”的肯定。

战国末期，封建社会逐渐代替奴隶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为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这个时期产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其中包含了许多医德方面的专论，如《灵枢·师传》专门论述了医生的责任和良心，《素问·疏五过论》指出了五种医疗行为与医疗态度的过失。“五过”即“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过也”“愚医治之，不知补写，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此治之二过也”“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此治之三过也”“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也”。也讲到从医必须具备的“四德”，即诊病务详病因，治病务重扶正，操作务遵常规，明察务求始终。“五过”与“四德”紧密相连，“无过即有德，重德可疏过”。《素问·征四失论》专门论述了医生在临床诊疗中易犯的四种失误，以诫示医生。《黄帝内经》总结了西汉以前的医学伦理思想与实践经验，不仅确立了我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雏形，而且标志着我国传统医德的初步形成。

3.我国古代医德思想的发展　我国传统医德至汉代有了长足发展，张仲景是杰出代表。他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对医学的性质和宗旨、医学道德、医学的发展都进行了精辟阐述，提出医学的目的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医生要“精究方术”与“爱人知人”，对当时医界中“不留神医药”而“竞逐荣势”“惟名利是务”的医疗作风予以愤怒谴责。他指出：“观今之医……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这一时期还有淳于意、华佗、郭玉等医学大家，他们不仅医术精湛，且医德高尚，不慕名利，不攀权贵，为后世称道。

隋唐时期名医辈出，医德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内容比较全面的医德规范。孙思邈是这一时期我国传统医德的集大成者。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不仅是一部医学经典，也是医学伦理思想的光辉巨著，对后世医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两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从医目的、医生品德、治学态度、医疗作风、医患关系、同道关系等体现医学伦理的问题。他联系临床实践，使伦理渗透于医理中，进行医德教育和医德评价，强调医家必须兼具“精”和“诚”两个方面，“精”指精湛的医术，“诚”指高尚的医德。他明确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医者首先要有仁爱的“大慈恻隐之心”“好生之德”，对患者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

4.我国古代医德思想的完善　经过医家的不断补充和发展，宋代医德的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非常重视医德的教育和修养。张杲整理历代医学中的典故和16位名医的传记，编成《医说》十卷，发展和补充了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寇宗奭的“治病必要”、林逋的《省心录·论医》、陈自明的《外科精要》《妇人大全良方》及南宋时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医工论》等著作中对医德规范均有具体和详细的论述。

金元时期，医学界出现了学派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医德思想除了继承“济世救人”的传统外，突出表现为关心人民疾苦、热心救治、不计名利和不图回报的道德风尚；从实际出发著书立论、遵古而不泥古、探索创新精神；热衷医业、勤求博采、勇于实践、反对巫医骗术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如刘完素认为，“夫医道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以“济世”和“愈疾”评价一个医生的医德。朱震亨认为应诊不惮路途遥远，有请必往，虽风雪载途，亦不为止。

到了明代，我国的医德规范、医德教育、医德理论发展已日趋完善和成熟。名医陈实功提出了医德守则“医家五戒十要”，对古代医家的名利观念、医学保密、救命施药、学习作风、同行关系的处理等方面均有论述，提出了非常具体而实用的医德规范，对我国传统医德进行了系统总结。李中梓的《医宗必读》分析了新形势下医患关系的特点，提出“不失人情”的原则。龚廷贤提出医家和病家“十要”，对医患双方提出道德规范。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龚信在《古今医鉴》、龚廷贤在《万病回春》、李梴在《医学入门》中阐述的医德规范，均对我国医德思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医家在医德规范的探索与实践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喻昌所著的《医门法律》一书。其突破了过去医家用“五戒”“十要”等箴言式的说教方法论述医德原则的传统，而以临床四诊、八纲辨证论治的法则作为医门的“法”，以临床诊治疾病时易犯的错误提出的禁例作为医门的“律”，两者结合称为“医门法律”，确立了医德评价的客观标准。此外，徐大椿提出医当有“救世真心”，行医当“正其心术”，用药当“至精至当”；黄凯钧提及“病有十不治”“医当革十弊”，从医“二十四条”；张石顽提出“医门十戒”，并要戒“三种大病”；夏鼎提出“十种人不可学医”。

总之，我国古代医学伦理思想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不断发展，并源远流长，经历代医家的实践探索和立论著述，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