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闺阁——一袭华美的披风
1.富庶之家
女人的一生都会有她最美的时候，有的人如烟花灿烂一时，转而便寂然无声。而有些人，其一生则如同绘制一幅水墨画，初看，那些线条、轮廓和布局并无殊胜之处，岁月如笔，给画面不断地点染和润色。在那每一次细微的变化和丰富中，人们慢慢品味出这画的好，直至最后画作完成，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不得不让人惊叹的浑厚华滋的完美作品。
张幼仪，就是那种像水墨画一样的美好女子，人生中的一笔一墨都是在层层渍染着她的温柔敦厚之美。
说到张幼仪这个名字，或许大家并不太熟悉，但是说她是诗人徐志摩的第一任夫人，恐怕都会恍然大悟。对，她就是那个民国风流才子徐志摩娶了却从没爱过的女子，那个被迫服从了徐志摩要做时髦的现代中国第一对“文明离婚夫妻”的女子。而在离婚后，她的贤惠善良，令徐父徐母铭心留念。她依然被徐家人当做了家庭主心骨，帮助打理着徐家的大小事务。她的一生所有的行为，都遵循着中国人朴实善良的传统道德。
这当然与她从小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
1900年，新世纪的开端，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英勇而悲怆的时期。清政府屈辱地俯首于西方列强的势力，而义和团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试图攻占驻北京、天津等地的外国使馆区，“八国联军”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乱象环生的社会，让人感到绝望。而在上海宝山的一个张姓的富庶人家里，依然靠着祖辈的积累和后代的勤勉，过着衣食丰厚的生活。
12月29日寅时，医生张润之家诞生了一名女婴，这是张家第二个女儿。这孩子出生时很强壮，小手脚有力地挥舞着，用响亮的啼哭声来应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她就是后来风云一时的职场女奇人“二小姐”张幼仪。
张家在宝山是个很有地位的家族。祖辈靠经营盐业起家，积蓄了可观的财富和大量的田产。到了张幼仪的曾祖父一代，张家已不再经商，而是改行悬壶行医了，他们家成了当地有名的“儒医世家”。张家最鼎盛的时期，是张幼仪的祖父在清政府为官的时候。她的祖父是满清朝庭一位很有名望的官员，由于他政绩卓著，受到皇帝的特别奖励，在他告老还乡的时候，不仅赏赐了大量财物，还特意赠送了两顶轿子给张家。能拥有私人的轿子，这在当时可是身份的象征，因为普通人家不可能拥有私人的轿子，而张家却同时拥有两顶轿子。
张家在上海宝山真如镇的中心地段有个很大的宅子，建于雍正二年，坐北朝南，是个风水很好的四合院，这座宅子有一个庄严的名字“式训堂”。到张幼仪出世这会儿，大院里面住着老祖母，张幼仪一家和伯父一家。三代同堂，几十口人在一起生活，宅子都仍然还显得很宽敞。还有一个小房间，专门用来存放那两顶轿子。张家的生活是精致的，不仅每房有着自己的厨房和杂役，甚至家里还有专门为他们成衣做鞋的佣人。
在封建社会里，越是显赫的大家庭，越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男主人是家庭里绝对的权威。家里所有人，包括张幼仪的母亲，都是绝对地顺从父亲。父亲的脾气非常暴烈，稍不如意便会大发雷霆。张幼仪对父亲很是尊敬，尊敬里甚至带着一丝畏惧的心理。她平日非常懂得礼数：除非父亲要求，否则她从不会随便出现在父亲面前；父亲批评她时候，张幼仪会很诚恳地鞠躬，谢谢父亲的教导；她在父亲说口渴前，就会把茶沏好奉上。小小的年纪，张幼仪便学会了揣度父亲的喜好，绝不做惹父亲不高兴的事情。
张幼仪的母亲在两岁的时候，由父母之命许配给了张父，到了适婚年龄，便波澜不惊地嫁入了张家，从此便在张家待了一辈子。她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女人的使命：谨慎持家，绵延子嗣。她共抚育了十二个孩子，可是对别人她总是说她有八个孩子，那八个都是儿子。那四个女儿，她不是不疼爱，但是她的意识里，女孩子以后都是要嫁人，冠上别人的姓氏，就不能算作是张家的人了。她给女儿们做表率，言传身教，用旧社会女子必须要遵守的一套规矩来训戒女儿们。
张父是个很有些家国情怀的人，他在刚娶妻子进门时候，便作了一副对联，表达了对国家昌盛的美好期望。他用其中的“嘉国邦明”四个字为以后的子孙排好了辈分。他在给孩子们取名字时，第一个字“嘉”已经确定了，对后面一个字，张父用意颇讲究。大儿子，父亲取名为“保”，因为是第一个孩子，父亲很珍惜，取这个名字，有看守住、保护着不让受损害或丧失的含义。第二个儿子，张父取名为“森”，表达了父亲希望他的人生“庄严”和“高贵”。父亲给张幼仪取名“嘉玢”。“玢”为美玉，也是代指一种美好的品德。在一次旅行归来，父亲还特意为张幼仪一个人带回了一枚在阳光下晶莹剔透的玢玉别针。而小名“幼仪”，则代表着要她成长为一个心地善良而又仪态端庄的人。父亲和母亲一样，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在他们设定好的框架里，循规蹈矩地生长，出落成为一个贤良淑德、谦恭忍让的大家闺秀。
2.家有小女初长成
张幼仪的母亲温柔端庄，她的一生把丈夫和这个家庭当做自己的唯一。她自己就是一个纯粹的旧式女人。她引以为骄傲的是她那一双“三寸金莲”。她对自己的小脚呵护备至，每晚在临睡前，都会花上很长的时间，用加了香料的热水泡脚，然后再用被香料熏过的干净的裹脚布，将自己的小脚一层层地包裹出一个新月的形状。由于小脚的限制，母亲不能出远门，她也从不想着出去。闲来无事，她会在庭院里走动。小脚女人走路的样子真的很奇怪。因为使用脚跟走路，重心不容易稳定，走路的时候必须要非常谨慎，上身僵直不动，而腰肢则随着脚步的变化而款摆起来，两个尖细的绣花鞋尖从裙摆底部若隐若现，婀娜生姿。据说这样走路可以使腰髋部得到很好的锻炼，臀部大的女子都很能生养的。至少在母亲看来确实如此，从她身上似乎得到验证。
张幼仪曾经很羡慕母亲袅娜的姿态，但是年幼的她根本不知道母亲这样的体态，却要遭受怎样的苦楚。
小脚之好，自古有之。中国男人较喜欢纤柔的女子，女人的纤柔一是体现在细软的腰肢，另一个就是体现在玲珑的小足上。缠足完全地改变了女子的步态，也改变了女子的风采，那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使整个人的身躯显得弱不禁风，摇摇欲倒，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这种感觉，膨胀了封建士大夫的自身优越感。缠足形成一种风尚，也蕴含着道德约束，缠足成了女人之殇，是摧残妇女身心的一种残酷的方式。那些缠足的小脚女人，根本不能自由的行动，这样有利于把妇女禁锢在闺阁之中，对她们的活动范围加以严格的限制，以符合“三从四德”的礼教，从而达到按男子的欲念独占其贞身的目的。这其实是男权社会中虚伪士大夫的阴暗心里和病态情趣。
张幼仪的母亲遵从了“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她虽然识字不多，但那个年代的大家闺秀从小就会接受一些最简单和基础的教育，以提高其相夫教子、治家理财的才能。母亲读过汉代班昭所著的《女诫》，她非常赞同其中说到的“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她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也给张幼仪裹脚。
缠足，对女孩子来说是一个大事情，时间的选择很重要。如果女孩子年龄太小了还没有学会走路，便不能裹脚，那会使孩子永远不会走路。而若超过年龄，骨骼成型后再裹脚，不仅难度大，孩子还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在张幼仪三岁那年的灶神节，也就是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一大早，张幼仪被阿嬷（保姆）叫醒，看到阿嬷手里端着一碗热乎乎的红豆馅汤圆，很高兴地吃了一颗，甜软香糯。她只以为今天是灶神节，才一大早会吃到这么好吃的汤圆，她不知道今天是母亲特意选的给她开始裹脚的日子。人们毫无根据地认为吃过糯米汤圆后，骨骼也能变软，相对比较容易裹脚了。吃了汤圆，阿嬷端来一盆热水，将张幼仪那双小脚放在水里浸泡，小幼仪还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会在一大早洗脚，通常都是晚上睡觉前洗脚啊。可接下来的事情是她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了。
阿嬷将张幼仪泡的粉嫩柔软的小脚擦干，将除了拇指以外的四个脚趾尽量弯曲往脚底靠拢，捏紧后，用打湿的布条一层层地缠住。阿嬷的力气很大，张幼仪感觉到脚在没有一点点弹性的湿布条里缩成了一条小虫子。开始是麻木的感觉，一会儿就变成了锥心的疼痛，张幼仪尖声地哭叫了起来。阿嬷见怪不怪地数落张幼仪道：“有什么好哭的，每个小丫头都要裹脚的。”母亲在一旁也没有表示心疼，她只是轻轻安抚张幼仪，告诉她，每个女孩子都要经历这一关，张幼仪的大姐也是这样的。
母亲知道第一次缠脚孩子会很痛苦，也会感到很害怕，为了转移张幼仪的注意力，她将张幼仪带到最热闹的厨房去，让张幼仪想吃什么就告诉厨师。可是幼小的孩子被缠足的痛苦折磨着，根本没有心思去琢磨吃什么。她只是不断尖声哭叫着。特别听到厨师手起刀落剁鸡骨头的声音，她恐惧地联想到，自己的脚骨头在布条里也一定是被折断了，不然不会这么疼。
张幼仪缠足的第一天，几乎一整天都是在尖声哭叫，整个大宅子都能听到。母亲在旁边娓娓劝慰她，说的却是小孩子都不懂的话题。她告诉张幼仪，不能这么大声地哭叫，否则被别人听去了，人家会笑话她是不听话的孩子。未来的公婆在选儿媳时候，会打听她缠足时候乖不乖，如果缠足的时候非常闹腾，那么表示她的性格不好，未来的公婆就会考虑要不要把她娶进门。如果缠足的时候表现很乖巧，小脚的形状缠的足够漂亮的话，那么未来的婆家会很满意，认为这个女孩是个性情平和温顺的的大家闺秀。所以，乖乖地缠了小脚，以后才能找到一个好婆家。张幼仪懵懂中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抽噎着告诉母亲，让家里人都不要说出去，以后别人不会知道自己哭叫的事情。母亲反驳道：“那怎么可以呢，灶王爷看着你呢，他会告诉玉皇大帝，以后镇子上的每个人都会知道你在缠足的时候很不乖，你就会嫁不出去，成为张家的耻辱。”
张幼仪自懂事以来，一直乖巧可爱，可是缠足的疼痛让她再也不能做一个乖女孩。接下来的三天里，她每天都要忍受着小孩子无法忍受的痛苦：晚上阿嬷拆掉血淋淋的布条，让她的脚泡在热水里，舒缓筋骨，然后再一次重复着将脚裹的更紧。她认为自己是无法捱过这种疼痛了，担心自己是不是会死掉。由于疼痛和恐惧，她每天持续地尖叫，开始父亲和哥哥们还过来安慰自己，见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安静下来，又都无奈地离开了。
到了第四天早晨，张幼仪嘶哑的嗓子还在嚎叫着，房门忽然被推开，二哥张嘉森冲了进来，正色地对母亲说：“妈妈，妹妹太痛苦了，请不要再为她缠脚了吧。”母亲悠然叹息道：“我也很舍不得，但是如果我现在不为她缠脚，幼仪长大会恨我的，哪个好人家会娶一个大脚的女人做媳妇呢！”十七岁的二哥正在接受着新式教育，满脑子的新思想，他告诉母亲，现在已经不兴缠脚了。母亲还是犹豫着，为女儿的前程担心。二哥眼神坚定，直视母亲，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以后没有人娶幼仪，我会照顾妹妹一辈子。”二哥自小就是一个有信义的人，父亲也非常器重他。挣扎在旧道德束缚和怜女情感之间的母亲，听信了儿子，毅然决定放弃了为幼仪裹脚。张幼仪由此成了家里第一个没有裹小脚的女孩。
3.一段轻缓的时光
童年时期除了裹脚这件惨痛的事情让张幼仪惊惧之外，她生活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阿嬷虽然总是说家里的女孩子是“外人”，迟早要嫁出去，并且为张幼仪不肯缠足很是担心，埋怨会嫁不到好婆家，但还是很喜欢乖巧的幼仪。每晚睡觉前，张幼仪总是缠着阿嬷，要听她说那些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神话故事。阿嬷在心情好的时候，会说到月亮上住着两姐妹，这对姐妹长的很漂亮，每当有月亮的夜晚，地上的人们总是盯着她们看，所以她们觉得很不好意思。当两姐妹害羞地躲了起来的时候，那天晚上就会没有月亮啦。说到这里时候，幼仪总要阿嬷去看看，天空中是否有月亮。她喜欢听阿嬷描述月亮里的姐妹姿容秀丽、裙裾飞扬，在对她们美丽的遐想中沉沉睡去。
母亲也给家里的女孩子们讲故事，她经常说的都是《女儿经》、《孝经》里的故事，张幼仪也一样喜欢听，不过，总是觉得故事里的人傻的可爱。比如有个叫黄香的孩子，对父亲很孝顺。炎热时他拿扇子给父亲扇凉，寒冷时替父亲把被窝暖热。她最喜欢听的是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孟宗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孟宗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张幼仪默默记住了，一直到后来都能想起小时候听过的这些故事。
母亲不仅教育她们要孝顺长辈，更是要他们牢记的是孝道第一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母亲告诫她们，人生中经受再大磨难和委屈，一定不能有轻生的念头，那是对父母极其的不孝顺。母亲还说了一条训诫：在以后的人生中，做任何的决定，一定要和父母商量，必须得到他们的许可才可以实施。这些道理，张幼仪牢记在心，并形成了她后来的生活观念，如果没有这种观念的支撑，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张幼仪了。
很显然，张幼仪的母亲是个非常明智的妇人，她深知那个年代的女性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只能给她们传授一些道理，希望在今后漫长的人生中，女儿们能顾自己的周全。这些，对张幼仪的影响很深刻，直到晚年，张幼仪给侄孙女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一书作者）回忆往事，曾认真地告诉她说：“我要你记住一件事：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由此可见张幼仪儿时所受传统教育熏陶之深。
张幼仪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在镇中心开了一间诊疗室，给镇上的百姓治病。他看病不收诊金，只是为了让病人有个心理安慰，才在诊室外面放一个捐献箱，随意放多少钱或者放不放钱都无所谓。而那个捐献箱也似乎从来没有装满过，那些被张父治愈的病人们，觉得银钱绝对不能表达他们对张医生的尊重。他们打听到张医生对饮食异常的挑剔，就会带一些自家酿造的甜酒、用白米精心喂养的鸡鸭和时鲜菜蔬来。后来，他们又打听到张医生很喜欢字画，那些感恩张医生妙手仁心的人，便会送些字画来作为谢礼。
父亲很喜欢这些字画，将那些字画收在他卧室的一个桃花心木的大柜子里。轻易不拿出来。家里的孩子，他只允许张幼仪和八弟两个人定期给那些字画掸尘。他们用一个小鸡毛掸子，小心翼翼地拂去画轴上的灰尘。闲暇时，父亲会取一两幅出来，摊在一个专供赏画的矮几上。这个时候的父亲兴致很高，会跟幼仪和八弟说一些欣赏字画的技巧。他说到了中国画的透视法与西洋画不同，西洋画是挂在墙上观赏，而中国画要摊在几案上把玩，要居高临下地欣赏，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
父亲还经常会就着一幅画，从字画的欣赏说到画家的轶事。张幼仪比较喜欢听那些带有点神话色彩的小故事，比如梁代画家张僧繇“画龙点睛”的典故。张僧繇画龙不画眼睛，说只要画上眼睛，龙就会飞走。大家笑话他是个疯子。于是他提笔给龙点上眼睛，立刻乌云滚滚，电闪雷鸣，蛟龙腾空而起，人们惊得目瞪口呆。父亲绘声绘色地讲着这些故事，张幼仪经常为故事情节所打动。
虽说张家教育女孩子的方式非常严格和守旧，但是幸运的是，在这个富裕的家庭里，张幼仪不仅有着衣食无忧的童年，还能有机会接受着童蒙教育和艺术熏陶。
在张家，二哥张嘉森和张幼仪最亲近，也喜欢把自己在新式学堂里接触到的一些新思想说给张幼仪听。
二哥很有民族气节，对于清政府的懦弱导致国家的衰败，他非常痛心。他和张幼仪谈到这些时，张幼仪根本不懂。于是二哥拿出一个瓜，用刀将西瓜一切两半，他告诉张幼仪，我们的国家，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了。他将其中的一半举起来告诉张幼仪，这一半中国的领土，已经被外国人据为己有了，包括他们居住的上海，也是沦为外国人的“租界”，外国人用他们国家的法律和风俗，来统治着占领的地区，他们奴役中国人并从中谋取利益。二哥用勺子挖了一大块瓜瓤出来说：“这是清政府将满洲和旅顺让给了俄国。”又挖出一大勺说：“这是将香港让给了英国。”她看着二哥将瓜瓤一块一块地挖了出来，每挖一勺，二哥说就代表着一块被外国人侵占的领土。
她也从二哥那里了解到，中国人并不都是软弱的，义和团就敢于奋不顾身“起义”，置性命于战场，用血肉之躯来抵抗洋枪洋炮。虽然他们迷信中国的吐纳功夫可以刀枪不入而带来了可怜可叹的结局，但是他们反抗精神却得到二哥的敬佩。
二哥带来的新信息，是张幼仪从来不知道的世界。这让张幼仪明白了，在她生长的温室外，还有着那么多的艰辛和苦难。
从父母那里，张幼仪学到的是传统的保守的旧文化；而从二哥这里，她得到了新思潮的启迪。她出生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新旧思想激烈碰撞，交替发生着影响，让张幼仪同时具备两副耳朵：一副听从旧观念，一副聆听新言论。在她的思维中，有一部分停留在东方，另一部分眺望西方。她同时具备女性的内在气质，也拥有男性坚忍大度气概。这些经历无一不影响着她成年以后的生活。
4.轿子风波
张家的大宅子里，三代同堂，外人看起来和睦友爱。但是，中国旧社会的大家庭，情况常常是很复杂的，张家也不例外。祖母理所当然是整个宅子里最受尊敬的人，但是她的身份有些微妙，她是张幼仪父亲的亲生母亲，却只是张家的偏房太太。张幼仪的大伯父是祖父的正房大太太所生，可是大太太去世的很早，经祖父安排，在大伯父的认可下，张幼仪的祖母执掌了整个张家。她虽然有心偏袒亲生儿子，但为了不被大伯父他们说闲话，祖母做到了公正无私。大伯父作为张家的长子，家里的大小事务，祖母总是要跟他们商量解决。
大伯父一家总是有意无意显示出张家大房的尊贵地位，对张幼仪父亲时常不以为然地睥睨轻视。这使得弟兄两家一直心存芥蒂。
也许是医生对膳食营养关注的职业习惯，张幼仪父亲对饮食的挑剔程度到了让人咋舌的地步。他不和大院里所有人共用膳食，单独有自己的厨房和伙夫。每天早饭时间，张幼仪父亲的厨师会排队站在院子里，告诉他今天采购到了哪些食材。父亲会逐一告诉他们今天要吃些什么，并叮嘱厨师一定要注意的细节，比如烧制时的火候，摆盘时的造型，甚至强调了夹在筷上的分量、嚼在口里的感觉。他还经常喜欢在厨房指点厨师们做菜，他在忙的时候，还要张幼仪的母亲盯着厨房的工作。这点让大伯父他们很是看不惯，他们暗地嘲笑男人进厨房是很不体面的。
张幼仪的父亲是个自尊心极强且敏感的人，面对来自大伯父那房的轻视，他选择了尽量忍让克制，都是为了维护家族的体面。除了重大的节日，整个张家人必须要聚在一起的日子外，父亲从不和大伯父他们相来往。他对子女们的管教也很严格，希望子女们都能无愧于“嘉国邦明”的理想。
张家的几个孩子，也确实很替父亲长脸，特别是二哥张嘉森和四哥张嘉璈。他们从小都在新式学堂里接受教育，后来又出国读书，学习非常努力认真。后来他们两人一个成为颇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一个成了中国银行总经理、铁道部长。
张家最早有成绩的是大哥张嘉保。大哥虽然从小受的是传统的思想教育，但是并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中国文化人的老路子，而是投资办实业，创办一个棉籽油厂。他的性格和父亲一样自尊敏感，极要面子。偏偏这么要面子的人，却遭受了一场奇耻大辱。这场事件，甚至影响到家庭的未来。
大哥经营的压榨棉籽油的工厂，属于传统的手工业，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程度，全部要依靠有经验的熟练工人操作。经营了几年，状况一直不错。大哥对工人也很慷慨，每年年终快放假前，结清了一年的账目，在腊月十六那一天，大哥都会备下丰盛的酒菜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工人们。而这一年日子却不好过了。好几个技术熟练的工人都被洋人办的企业高薪挖走了，工厂没了效率，陷入了亏损状态。大哥也整天为工厂的事情忧心忡忡，干什么都没有心思。腊八这天，整个张家的人按惯例一起喝腊八粥，大哥却不小心将他的碗打碎了。摔坏饭碗，按迷信的说法意味着以后就要受穷。这可真是个不好的兆头，结合他最近工厂里的变故，大家都隐隐地替大哥担心起来。可倔强的大哥让人将那只碗补好，整整一个腊月都在用那个摔坏后被粘起来的碗吃饭。这让一贯和他不和的大堂哥嘲笑了好几次。
正月初二，张家大宅发生了一起失窃案。被盗的是张幼仪大堂嫂的首饰。大堂嫂起夜的时候，忽然惊觉自己放首饰的柜门大开着，里面的首饰盒不翼而飞。那些首饰张幼仪见过的，同样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大堂嫂的嫁妆都是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珠宝。大堂嫂惊慌地大叫了起来，大家都是从睡梦中被惊醒的。整个大宅子都搜索了一遍，一无所获。有佣人说看到一个黑影从张幼仪家的屋顶跑过，全家人又都跑到张幼仪家院里，将每个角落都翻遍了，可还是没有发现贼的影踪。
世事变化无常，还没过完春节，那几个工人感念张嘉保素年来的厚待，纷纷来找到张嘉保，希望还回来，继续帮张嘉保干活。张嘉保又接到一笔意外的大订单，年还没过完，就开工了，生意立刻又红火了起来。大哥很快就度过了难关。全家人也为大哥的转机开心不已。而不成想，却有几双猜忌的眼睛在暗中盯着张幼仪的大哥。大堂哥一家都觉得大哥的转机来的太突然。联想到失窃的那晚，佣人们说在张幼仪家的院里看到黑影跑过，大堂嫂断定，大哥一定就是偷珠宝“贼”。虽然口头没有说出来，但是猜忌一旦在心里萌芽，心态便被扭曲了。大堂哥一家摆出了和这边不来往的状态来：不再和张幼仪家人说一句话，也不让小孩子们过来和张幼仪他们玩耍了。
大哥隐隐约约感到了来自大堂哥的刻意疏远，他本来还以为是因为他事业成功，嫉妒心导致大堂哥一家的态度变化。直到有一天，他从大堂哥门口经过，清清楚楚地听到大堂嫂的母亲说“那个贼来了”，大哥这才明白，原来，大堂哥一家把偷窃珠宝的罪名，加到了他的头上。大哥并没有反驳，而是默默地低头离开了。但是这句话恰好也被张幼仪的母亲听到，她深知这句话带给儿子的伤害，也知道张幼仪的父亲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践踏他们家人的名誉。
张幼仪父亲听说了此事，气愤异常。毅然决定放弃祖产，离开这个惹不起的伯父一家，离开这个让他儿子蒙受不白之冤的张家大宅。
直到十年后，这个珠宝失窃案才真相大白。祖母的厨师无意听到儿子跟别人吹嘘自己当年发了一笔横财，质问后他了解到是自己的儿子当年入室盗窃了大堂嫂的珠宝。厨师对祖母忠心耿耿，逼自己儿子来到张家说明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厨师的儿子盗窃了珠宝，被发现后慌不择路，躲在了张家珍藏的轿子里，当晚慌乱的人们没有想起来去轿子里查找，他才得以逃脱。
这两顶象征着张家光耀门楣的轿子，是张家祖上的荣光。家里只有嫡出的长子才有机会继承这两顶轿子。想当年大堂哥用其中的一顶轿子迎娶大堂嫂的盛况，宝山镇的人还记忆犹新。而张幼仪的家，却间接因为这轿子蒙受了十年的不白之冤。
虽然罪名被洗刷，张幼仪家和大伯父家的嫌隙已经无法弥合。张家经过了最艰难的十年，在海外求学的儿子们得不到家里的更多资助，生活的异常辛苦。特别是大哥张嘉保不仅背负着莫名的冤屈，还为一家人的落魄而自责，为了逃避良心的不安，他开始以吸食鸦片来麻痹自己，渐渐沉迷到鸦片带给他的虚无世界里去了，从此一蹶不振。这种种让张幼仪的父亲再也不会原谅张家大宅里伯父一家。
对张幼仪来说，意味着在宝山的无忧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