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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凌晨六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气势汹汹的7万余美国军队，在近500架飞机、260余艘舰艇的配合下，实施仁川港登陆计划。

9月27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指令，授权他在朝鲜三八线以北采取军事行动，摧毁北朝鲜军队，占领整个朝鲜。28日，“联合国军”攻占汉城，短短两天时间，在30日就推进到了“三八线”附近。

这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察觉到了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大举北犯、侵袭中国的企图。面对急剧恶化的朝鲜局势，为了避免战争扩大化，9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庆祝国庆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时，特别强调：

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朝鲜人民和人民军是坚决而勇敢的。他们在金日成首相领导之下抵抗美国侵略者，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今后朝鲜人民在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下，必能克服许多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继之，周恩来向美国政府发出语气坚决而又明白无误的严正警告：

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5]

但是，美国政府对新中国人民政府“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的严正警告却置若罔闻，根本就没有放在心头。

10月1日，麦克阿瑟指挥打头阵的南朝鲜军队悍然越过“三八线”。

这一天，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外相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援信，请求中国人民给朝鲜人民以特别的援助，即在对方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军队直接出动，支持朝鲜人民军作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新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此时此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境况，更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的急切关注。

10月3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中国大使卡瓦拉姆·马达瓦·潘尼迦，向他郑重提出中国政府对待朝鲜战争的严正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

之后，周恩来又说：“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极大的努力。”“尽管在三外长会议中有了协议，不经联合国同意，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美国政府不一定受其约束。”

潘尼迦随即问道：“阁下所说朝鲜事件应该地方化，是否指朝鲜战争应该限于三八线以南？或是指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

周恩来回答：“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这对于东方的和平是有利的。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意思，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16]

周恩来示意潘尼迦将自己的话迅速报告尼赫鲁，然后再由尼赫鲁总理把中国的严正立场转告美国政府。

为了引起有关国家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重视，在接见潘尼迦大使之前，周恩来考虑通篇讲话应该突出一个“管”字，就是说，如果你美国要一意孤行下去，我们可就要“管”了。

周恩来的英语翻译浦寿昌1997年底对此回忆：

他要通过印度政府把中国的立场转告联合国。那天深夜，他在约见印度驻华大使之前半个小时，把我叫去，和我商量怎样翻他要说的一句关键的话，即：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而联合国不管，那么，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他要求“我们要管”这句话的译文，意思要一听就明白，但又要含蓄，还问我半小时的准备够不够？我十分激动，连忙说：“足够了。”我后来用“take the matter in our hands”翻译过去，总理非常满意。[17]

周恩来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转达的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通过无线电波，很快就经印度新德里传到美国华盛顿白宫。但是，美国这位“山姆大叔”对此仍然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根本不把中国人民的力量放在眼里，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刚刚一年，各方面困难重重，军队装备差，参战的可能性很小，“周恩来的声明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而已，仍然决定越过三八线，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许多年后，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客人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外宾时，仍记忆犹新地谈到中国抗美援朝的缘由，美国因为小视新中国政府明确设定的底线，公然越过三八线北犯，结果招致其永远的内心伤痛。

周恩来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已退职的北大西洋集团最高副司令蒙哥马利时也谈道：

它（美国）发动战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参加。……它后来又越过了三八线。我们说过，如果它们超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我们就不能不过问。我们是警告过他们的。如果美国到达鸭绿江，就随时可以过来，中国就无法进行建设。你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国唯一的工业基地就在东北，这是旧中国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后来美国果然到了鸭绿江，所以我们不得不抗美援朝。

我们打回到三八线以后，还是主张和平谈判，让战争停下来。这就证明我们是坚守这条战线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们没有越过它。两年前，我们还撤出了我们的全部人民志愿军。[18]

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道：

中国人讲话算数。1950年抗美援朝就证明此点。我们预先说了，如果你再前进到我国边境鸭绿江，那我们就要支援朝鲜。我们通过印度大使通知美国，但美国不信，它瞧不起我们，想我国刚刚解放，有什么力量？它打到鸭绿江边，我就支援朝鲜。其结果诸位都已知道。美国自己说，它历史上从来没打过这样一仗（指打了一次败仗——作者注）。……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话，他们不能不听。[19]

的确，这时新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都很弱，要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披着“联合国军”外衣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较量，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尽管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中国到底出不出兵、何时出兵、出多少兵、出兵后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等等，都是不能不反复斟酌、权衡得失的问题。

鉴于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以美国为首的其他“联合国军”即将大举北犯，10月5日，毛泽东在丰泽园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抗美援朝问题。

丰泽园是毛泽东居住地的总称。它北靠中海，南临南海，东与勤政殿相连，景色秀丽，环境幽雅。新中国开国后，毛泽东经常在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相当于中共八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中央书记处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毛泽东外，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中央委员有邓小平、林彪、罗荣桓、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和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向与会者发话，要他们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力主出兵援朝，但大部分人不主张甚至反对出兵援朝，林彪就是其中的一个。林彪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撂挑子不干，使得曾同林彪共事多年的聂荣臻也感到不可理解。

三十多年后，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林彪是反对出兵朝鲜的。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去。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怕死到这个程度。[20]

娴熟地掌握《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最懂得：“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因此，他在打定主意出兵援朝之后，便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挑选最称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上来。

为什么毛泽东最初决定林彪担任志愿军统帅呢？

一是，这次所抽调的部队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以及三个炮兵师，都是第四野战军的，林彪对这些部队的情况很熟悉，便于得心应手地指挥。

二是，林彪1938年底至1942年初在苏联养病期间，同斯大林和苏联军队的高级将领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在解放战争时期主政东北工作时，又经常同苏联军方、朝鲜方面人士打交道，这样对战时协调三方关系十分有利。

三是，在四个野战军领导人中，他年纪最轻，只有44岁，而且以多谋善断、有独立见解、敢于向上提不同意见、精于算计、常出奇计、长于巧打、善于打恶仗和硬仗著称。全民族抗战初期，日本侵略军士气正盛、长驱直入华北时，他即以平型关大捷闻名于世，在党内军内，他都享有很高的威望。[21]林彪在战争中总结的“一点两面”“四组一队”“四快一慢”和“三三制”等一系列战术原则，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术教程。在高级将领中，他最受毛泽东器重，视如己出，每每委以重任。毛泽东曾经称赞说：“林彪打仗又狠又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不同意出兵的意见，毛泽东发言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危难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无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成为一个拍板的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正式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在林彪向毛泽东等说明自己因病不能挂帅出征后，从德、威、才、资几个方面综合考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再三斟酌，再次选定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1898年出生。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领导平江起义，并率领所辖部队上井冈山，历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坚持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身居八路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等要职，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延安保卫战、沙家店战役、宜瓦战役等，最后挥师迅速解放了大西北。他生性刚正耿直，南征北战二十余年，战功赫赫，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卓著功勋。

早在1935年10月，毛泽东曾挥笔写诗，盛赞他机智果断的卓越军事才能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诗云：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勒马？唯我彭大将军！[22]

10月6日，周恩来主持最高军事会议，同陈云和中央军委其他负责人彭德怀、林彪、高岗、罗荣桓、聂荣臻等进一步商量入朝作战的诸项重大事宜。

会上，林彪仍然不赞成出兵。他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国民党军队有把握，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却很难说。美国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美国军队逼急了，它扔两颗原子弹或用飞机对我军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他还说：如果一定要出兵，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周恩来接过话茬，严肃地批评林彪：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特别是现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23]

这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反复酝酿，最后决定由周恩来、林彪赴莫斯科商洽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援助中国武器装备问题。

10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也就是在这一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

面对进一步恶化的朝鲜战争形势，8日，毛泽东当机立断，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命令。在命令中，毛泽东正式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随后，毛泽东又致电金日成首相，将以上决定告诉他，并请“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