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教子书》

在戏台上，“衙内”是不受欢迎的脚色。在口头上，“大少爷”是低能纨袴的别名。可敬的鲁迅先生，也讲过几句颇为不敬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能力跟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事实也确乎如此，红卫兵哥们虽有“龙生龙，凤生凤”的格言，威凤和神龙生出来的却未必是小龙和雏凤。尧帝爷天生圣明，丹朱却有名地不肖。李白诗篇万古传，他给儿女取的名字也颇有诗意，却谁也不曾见过明月奴诗集或玻璃诗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谪仙之才，二世而亡，岂不哀哉！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之下的父母，除了埋儿的郭巨、杀女的王玉辉（借用吴敬梓创作的典故），大约无不愿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龙跨凤，至少也得攀龙附凤；而少爷小姐们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化成了夜游的恶鸟和懒蛇。老爷太太花钱费力，结果却只造就出一辈又一辈的高衙内和孔二小姐，徒然给后世戏台和当代街谈巷议提供笑骂之资，谓之可怜，其谁曰不宜呢？

我是喜欢读史的，这里所说，当然只限于史书上的记载。可是，在清朝咸丰、同治时期的达官贵人中，至少也有一个例外。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人就是敝同乡曾国藩。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纨袴子弟。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这样的学者，这是什么缘故呢？

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而且他的教子之方，还多多少少传了下来，影响及于更久和更广。

曾国藩的教子之方，集中体现在他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即公元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一年）二十年间写给两个儿子的书信里。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

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也不求其勉强成名成家。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他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同治五年，纪泽已二十七岁，诗文早已清通，湘乡县修县志举充纂修，国藩也不允许，谕之曰：“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二、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家住乡间，他强调“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同治三年七月，纪鸿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

三、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却不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此类例子，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钞其咸丰八年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

百年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勋高柱石”的“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隔若天渊，判如冰炭。这些评价，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利益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是谁，都不能不承认曾氏个人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信中，亦极力推崇曾国藩云：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不管怎样说，曾国藩确有学问和能力，而且他的学问和能力并没有“一世而亡”。虽然他是清王朝的忠臣，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捍卫者，他的哲学和他的方法在今天看来都已经过时，但他教子获得成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

专制制度下的达官贵人如曾国藩者，因为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还可以使自己的儿子不变成“衙内”和“大少爷”；社会主义时代的父母，只要同样注意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总应该比曾国藩做得更好一些吧，我想。

（198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