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看法

访谈组：您在从业期间是如何培养人才的？

办英文报纸，我们每年最少招十几二十几个人，多的时候可能三四十个人，因为我们的人员更替太快了。很多人做了几年以后就有了点小名声，猎头公司就来挖人，去做公关，或者到外企，或者到国外的媒体。他们走了以后我们不断招新的人，招新人来就要让他们学习。

我每次都跟他们讲一样的话：你们到这儿来一定能学到本事，一定不后悔。两三年以后想走就走，我不会强留，但你一定会感谢这几年在报社得到的锻炼。现在的学生在学校里就算有外教，但哪一个人每天写的稿子，不管几篇，都有外国专家和中国的老编辑们帮忙改？我们是：写一篇改一篇，写两篇改两篇。我自己当记者的时候，最多的一次，一天写了七篇稿子，专家就polish了七篇稿子。

你们都很聪明，在这方面也有兴趣，有一个这样的老师天天帮你改稿子，还能写不好？写出的东西很多老外都比不过。别看老外好像英文都很好，也要看是哪方面好。让一位科学家写诗，未必能写得好；让一位文学系的教授给新闻稿写标题，也很难写出来。因为每个行当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报社里面工作久了以后，稿子每天有专家修改，顶多过两三年，有的人甚至六个月以后，就能感到质的飞跃。从写新闻开始，以后写其他任何英文文章，信件、文件、通知，或者做公关等等职业，都没有问题。

我曾经在上外的新闻传播学院当客座教授，教英文写作。他们说你英文写得好你来教，我说可以，但是有条件：一个班不能超过十个人。因为我不是大礼堂里面讲大课、做报告，我是真心真意、手把手教他们。每个礼拜每个学生要完成一篇文章，我出一个总的题目，根据这个题目我提供一堆中文资料，《解放日报》的报道、新华社的报道、外国的报道等等，另外学生还可以在网上自己找资料，在截稿时间以前，必须交给我一篇英文的稿子，规定字数，长短不能差50个单词，“plus or minus 25 words，that’s it”，我的要求已经很宽松了。我在斯坦福念书的时候，老师规定50行就一定是50行，多了少了就不及格。还有提交时间必须是几点几分，以你的邮件发出的时间为准，过了时间不判分，就算漏交一次作业。必须这样，因为我们做报纸是有deadline（截稿时间）的，过了这个“line”你就“dead”，那我还改什么稿子。

我教不超过十个学生，每个星期最多改五个人的作业，已经要花十几个小时。我把文章的每一段进行改写，下面附上很长的一段注释：为什么这个句子里面这些部分可以去掉；这个单词用得不对，那这个词的词义是什么，同义词有哪些。比如calamity、disaster、catastrophe这些词的意思都是“灾难”，但分别用在不同的场合。同义词之间的区别很微妙，如果你恰如其分地用好了一个词，那一定很美，很震撼，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逐字逐句甚至标点符号都改，有时候我把整个句子改掉以后会重写一句。同样表达这个意思我就用这两行话，你看看读起来是不是好一点。往往学生交上来一篇350个单词左右的短稿子，加上我的批改和注释，退回去的时候就成了1 500个单词了。

再一个，我改稿子的方法跟其他老师不一样。其他老师都是重理论的，从学士学位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博士出来教学生了，都是从课本到课本的。而我随口可以讲出好多例子，标题怎么写，这条稿子怎么写，“9·11”、四川地震这种大事件是怎么处理的，都在我脑子里，因为我自己动手做过。另外，外教的确可以教学生英文写作，但我是教学生把中文的信息变成英文稿，这些外教做不到，他们不懂中文。我提供一堆中文资料，不是说把它们翻译出来，而是用英语把这件事情表述出来，写成硬新闻、特稿、评论或者社论。

这个课重点是落在写作上。我的观点是：所谓的翻译，是把中文吃透了以后，用地道的英语表述出来。我甚至有可能把一句话翻成三句话，也可能对一个段落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出来的英文老外肯定看得懂，肯定喜欢。忠实于中文结构的一字一字的翻译他们看不懂，读起来可能很别扭。很多做中译英的翻译，脑子里面有固定模式：英文一定要在语法、结构和用词上对应中文原文。然而它在文化上合适吗？这才是关键问题。语法对了，单词对了，并不等于翻译对了，因为可能文化不对，所以翻译到最后是文化翻译。而且很多中外翻译家都认为：翻译归根到底是写作，写作是翻译的灵魂，只有写得好才能翻译好。我上课的时候曾经举例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法文翻译家傅雷翻译了很多巴尔扎克的小说，都译得很好。然而，傅雷是不是那个时期全中国法语最好的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最有名的朱生豪，他的英文是不是当时全中国最好的？当时还有胡适、宋美龄、林语堂等，他们的英文都不如朱生豪吗？不是的。那为什么他翻译得最好，最有名？这里主要是傅雷和朱生豪的中文好、中文写作好，所以翻译出来的内容中国人读起来顺，不别扭，不是用外语语法结构写的中文。那么我们从中文到英文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练好英文写作。

访谈组：您认为国际传播人才最重要的特质有哪些？

第一，就是一定要热爱这个工作。不爱这个工作，没有韧劲了，遇到困难就会退的。而且要有一种强烈责任感：我是个记者，我一定要做好这个事情。当然要有职业道德，不能做坏事情，不能采取非法的手段，但一切合法手段都要做到。该要找的人就一定要找，就是站五六个小时不走，不吃饭不喝水，我就跟他磨。坚持坚持再坚持，一定要有韧劲，一定要有吃苦精神。我们一直说做新闻就是跑腿（leg work），不跑腿，新闻怎么出来？

后来由于新媒体发展很快，我在《上海日报》就成立了一个编译部。我们当年做记者是靠独家新闻做出名的，现在独家新闻做不了了。那我们就争取在英文的媒体中，做出独家新闻。当你看到一个中文突发新闻，马上在我们英文网站上就有个快报（flash）先出去，十多个单词先推出去，接着一个段落出去，然后三个段落出去，然后就追踪访问，评论分析。这样就是独家。在英文世界里，我们首先发布这条突发新闻，一分钟都不能停。四川地震就是那样，消息刚一出来，我说一分钟之内英语的消息必须出来，就在电脑上写了一句话的快报，再让其他记者接着往下写，然后派两个记者马上去灾区实地采访，及时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

真正的职业新闻人就是这样的。举个例子，在《中国日报》尚在试刊期间，当时我们还在人民日报社一座小楼的二楼编辑部，半夜两三点快要下班，人都开始走了。突然分拣员（sorter）稿子扔过来说美国总统里根被刺。我立刻跑到窗口，对楼下刚出门的几位外国专家喊道：“Assassination! Assassination! Reagan was assassinated!” “Really?”他们很兴奋，马上连跑带跳地回到编辑办公室，立即动手编稿子。我找照片找背景忙得满头大汗，因为我们必须要在40分钟内完成版面，否则就不能及时印出来，印不出来就不能及时送到读者的手里，那就白做了。为什么要赶时间？因为我们的报纸要在早上六点半之前送到外国人住的那些宾馆，那个时候叫涉外宾馆，必须保证他们吃早饭的时候，桌子上有报纸。吃早饭的时候看报纸是西方人的习惯，吃完早饭就出去办事去了。从我们完成编辑工作到报纸送到所有的涉外宾馆，中间还有印刷、分拣、运输，有的宾馆开在机场边上，车子开过去就一个小时。最后，我们在外国专家的通力合作下，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突发新闻的编辑工作。

所以，做新闻工作，看到或听到突发事件，一定要兴奋，一定要全力以赴去追。

我对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就是感觉站在世界之巅（on top of the world）。因为作为记者有信息源，很多消息你是第一个知道的，让你来传播。当其他人来传播的时候，已经经过一道手了。所以这其中实际上有很多主观的东西，记者的新闻判断力、新闻敏感性，导向和观点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报道要做到客观公正，首先自己就要做得正，能客观地来看事情。还要特别了解受众，了解他们的教育背景和阅读习惯，从这个方面出发去报道他们听得懂并且理解的东西。

对外传播做了四十多年，我就感到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

访谈组：您多次提到国际传播需要比较强的语言能力，而您的英文水平很高，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些英语学习的心得吗？

首先，学英语是能让我完全投入的事，是一种乐趣。我现在也每天背单词。有人感到奇怪，问我：“张老师，你这么大岁数了，英文学了这么久了，还每天背单词？”其实我背单词是在加深对它们的理解，进一步扩大我的词汇量。有些单词我知道根本用不到，有些生僻的单词只有5%的美国人懂，那我为什么学呢？因为我已经把学习变成一种爱好。对于爱好，你会感到难或者累吗？不会。当我享受一件事，只要有了时间，就会去做。所以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的职业恰恰是你最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就不会像在生产线上，每天8小时拧螺丝钉那样boring了。

积累不能作为一种负担。比如说我今天要背100个单词，不是感到很难，而是感到开心。我背单词一天要复习4遍：上厕所的时候复习一遍，等吃饭的时候复习一遍，睡觉前再捋一遍，第二天早上醒来再想一遍。过了一两个礼拜再复习一遍，过了几年再复习一遍，我的字典里面有些单词标注了十几次。我十几岁的时候背过一本汉英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的，这么厚，是一本分类词典。比如说分类里面有水果，我就把150种水果的英文单词都背下来。所以我现在知道很多水果的名字就是那时候背的，有时候我的老外好朋友都感到很惊讶。

这样持续的积累，到后来变成兴趣。我现在还在不断地积累，同时为了写文章，为了更好地表达很多东西，我看到任何新的语言表达都记下来。我后来在《上海日报》出了一个专栏，就写buzzword（流行语），把中国最新的网络流行语言解释给外国人听。当然我也写过上海话，上海话里面最起码有几百个词都是外来语，都是英文来的。比如我们用的弹簧锁，上海话里叫“斯拨灵锁”，其实就是“spring”，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斯拨灵”是英文。

英文写作，我总结了三个关键点：第一，我遇到了一个极好的老师，为我的写作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第二，有好的学校；第三，工作岗位几十年的实践。这三点极大地影响了我从事英文新闻传播工作、中译英翻译和英文写作的经历。

第一点，我的老师是陈翰笙。我们叫他翰老，他活到107岁，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学者。他27岁到北京大学当教授。解放后，和宋庆龄等人一起创办了《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也就是后来的《今日中国》（China Today）。

1975年，他在北京家里免费开办了一个小范围的英语写作培训班。经过别人介绍，我进入高级班，这在那时候简直是不敢想象的机会。首先，到他家里，只许说英文。他每个星期给出一个当前热门的话题，让学生写一篇稿子，长度为两张A4纸。上课的时候，他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稿子读一遍给他听。为什么读给他听呢？他当时七十多岁了，患有青光眼，看东西不方便，所以让我们朗读给他听。但我后来发现这是极好的写作办法，写作一定要朗读。每次写完稿子以后，看了10遍、20遍，以为没错、非常好，但是大声地读一遍，对着别人读一遍，马上发现怎么写错了。我后来教学生，也要求他们写完稿子站起来朗读一遍，他们读的时候经常一下就愣住了，“Sorry，写错了。”

我们在朗读自己写的稿子时，翰老会不停地打断，他经常用一个单词叫“verbose”（啰嗦）。他的英语非常简洁，写得漂亮，这是我最崇拜的。我们做新闻出身的，英文文章要写得漂亮，就是学会用最简单的词语表达最复杂、最深邃的思想，这才是真本事。他就是教我们简洁、简洁、再简洁，把所有的水分全挤出去。这样的导师，我跟他学了三年，能学不好吗？

学到快一年的时候，我有一天突然脑袋里一个电灯泡亮了，突然醒悟了：翰老教我们写英语到底什么是关键，怎么写出来他才能满意，什么才是好文章？那就是写英文稿件的时候，一定要用英文思考，绝不允许看了中文，想着中文再翻译；要把中文内容全部消化以后，纯粹用英文直接讲或直接写。我也一直是这样要求我们记者和学生的。

第二，语言环境很重要。我在斯坦福的求学经历给我提供了练习英语的好环境，这点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就是长期的实践。从个人从业经历来说，特别是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几乎一直在做一件单轨的事情，就是将中文转化为英文进行传播。我看见任何东西，脑子里反应出来的都是英文。我们报社的老外专家在饭店吃饭时总是改饭店的英文菜单。我现在退休了，总是改公园里面的英文介绍和公示语，里面的英文乱七八糟，大小写也不管，标点符号也不对。因为我要教书，要讲座，要写书，所以还是在不断地积累。比如说刚刚引用了曼德拉的“in his own language”，不知道“own language”怎么办？跟外国人接触、聊天、看书，看戏剧、看电视剧，了解了这些事情，就会用他们的“own language”来写作了。

我现在每天都看大量英文的书籍、报刊和网络信息，并坚持做笔记。看到好的语言和表达就写下来。有时候脑子里已经反应出来对应的中文，有时候反应不出来哪个中文最确切。这没事，总有一天我碰到最恰当的中文的表达，然后我就把它放在“MyDictionary”里边。经过这样的积累，脑子里有个印象，我知道这句中文，英文里有一句相对应的非常漂亮的话——绝对不是翻译，就是对应，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我自己可能能背出来，再到“MyDictionary”去核查，如果正确，就使用这个表达。

我写每一本书都事先做很多homework，做很多铺垫，中英文材料大量阅读，之后积累，抽取很多词汇、表达方法、不同的观点看法，然后加上自己本身的体会，再去动手写。

访谈组：您在刚刚的回答中提到了“MyDictionary”，建立个人字典是您学习英语的技巧，或者说从事国际传播的工作习惯吗？

对，“MyDictionary”是必需的。在网络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有些英文的terms让全课堂的同学在网上找3个小时、5个小时，甚至一两天都找不出来，为什么？网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但是很多都不准确。

ChatGPT很聪明，但是它在回答什么是“书画同源”时说，这是中国文学界一个特殊的理论，讲中国文学的比喻中间的逻辑关系，和绘画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实际上“书画同源”是中国书画术语，很多人认为是元代书法家、大画家赵孟頫提出来的，讲中国人的书法和绘画本为同根生。因为中国人文字创造是从“画字”开始的，然后中国人把书法看作最高的艺术。中国画如果不以书法入画，就不是真正的中国画。“书画同源”是这种观点。为什么ChatGPT答错？因为它主要是以英语的大数据为基础。虽然它已经发展得不错了，但是还不全面。所以需要“MyDictionary”，只有自己积累的东西，才能非常确切地知道，这是自己学到的基本知识。

我最近又想出一本书，取了一个题目，正准备收集材料开始写，写之前第一件事就是做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中英词汇表。比如说写我最熟悉的话题中国绘画，现在去网上找，基本没有几本英汉或者汉英的有关中国绘画的词汇表或词典。很多中国绘画中的语言，英文都没有对应表达，所以我就来做。第一，我自己画画，对中文的了解也非常深。第二，我对英文很熟悉，知道如何用英文来表达。但是外国人能不能看懂是个问题，所以我同时阅读了大量外国学者写的东方艺术和中国画的英文著作，从里面摘取词汇，经过自己修订，最后做成一个表，把里面所有有关的词汇记下来。我写东西之前都要进行这个工作，就是收集大量资料。

我自己做字典，各方面资料都收集，能收的都收集来。比如说，上海的路名，解放前叫什么，哪年到哪年叫什么名字，英文或者法文是什么，我把它们收集起来，记录下完整的一套。写到上海过去的事情，这个地方过去有什么厂，张爱玲住在什么地方，不能用汉语拼音告诉外国读者，而是要讲她住的这条路当时的路名，她的公寓当时的名称。这样老外很快就能和自己读过的英文联系起来，拉近了距离。如果没有自己的字典，我要费多少工夫在网上找资料，那书还写不写了？所以首先要完成这些工作。上海这座世界知名城市就是这个特点，一些地点的英文名字和中文名字的汉语拼音并不一定对应。比如说恒隆广场，它的英文是“Plaza 66”，而不是“Henglong Square”。有时候我开车经过什么地方，看到英文的标识，来不及记，就写在手上，回去以后马上放到我的字典里。这些东西要做积累，要做有心人。再比如现在呼吁大家多吃维C，应对新冠病毒，很多人就开始吃维C泡腾片。泡腾片的英文怎么说？“effervescent tablet”，我怎么记住的？我有个习惯，一个东西拿起来，我看到上面的英文，就记下来。在日常生活中积累就不会感到是死记硬背。成为一种习惯以后，其实真的是一种享受，不是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