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简介
我的《经济学家拾趣》一书是我在学术生涯之余写就的通俗散文集，时间截至2009年底。这一年的12月8日是我职业生涯的分水岭。那一天，我加入印度政府，正式出任首席经济顾问，并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2012年。在那几年里，我极少创作，写的多是与印度政策事务相关的备忘录和通知，而且大部分都没有署名。本书第一版收录了我的早期著作，而增订版又补充收录了我在政府任职近三年之后发表的文章和专栏。
我在2009年离开学术界和研究界，来到芮希纳山丘（Raisina Hill）的斜坡，进入了决策和政治的世界。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转型。在第一版《经济学家拾趣》中，开篇的两篇文章是我在刚刚进入印度政府担任首席经济顾问时创作的，其他所有文章都是我早前的作品。出任新职务之后，我决定不再为报纸和杂志撰稿，因为可能会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我在芮希纳山丘宏伟高大的北区办公楼办公的那几年里，一直遵守着这种自我约束。之后我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工作了四年，这期间我又重新拾笔，但多数都是发表在世界银行网站上的博文。2016年10月从世界银行离职之后，我才重新开始在媒体上定期撰写文章。
两年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提议将这本书出一个增订版，我当时很担心是否能有足够的新素材。然而当我回顾总结过去六年的创作时，我惊讶地发现创作量超出了自己的认知。很显然，我已经弥补了在政府任职时失去的创作时间。能够收进第二版的有很多备选文章，这也正是增订版多出近150页的原因所在。
我需要自问的不是材料够不够，而是新版本能否带来附加价值。因为参与过真正的决策，所以我看问题时的焦点发生了转变，这让我相信新版本会有一些特别价值。希望增订版能够捕捉到我的双重视角：一个视角来自学术界的象牙塔，另一个视角则来自决策者所在的高位。
我对周围的世界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我喜欢观察日常生活。我经常出门远游，外出旅行时，我不仅喜欢参观博物馆和陵墓，也喜欢观察不同社会的人事沉浮。拥挤的集市、破旧的小路、与普通人的交谈，这些就像华丽的宫殿和修剪整齐的花园一样让我着迷。我早期的很多文章就是从这种观察者的角度创作的。
在参与政策制定的那几年里，我不只是以观察者的身份与这个世界打交道，还是一个心怀理想、希望有所作为的积极参与者。这改变了我后期的写作，想必也使之增色不少。我不想评判哪一项事业更高尚，但我希望这两种视角能让增订版多一个维度，使读者有所收获。
我以前的学生让·德雷兹现在是一位知名社会活动家，他近来为阿吉特·米什拉和特里迪普·雷主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治理和制度》（2017）一书写了一篇书评。由于上一段提到的原因，让·德雷兹在这篇书评中，就我研究经济学的初始动机向我发难。
让·德雷兹在文中写道，大约40年前，我在讲课时提到我“研究经济理论只是为了研究理论本身，并不幻想它能帮助改善这个世界”（第1页）。随后他又写道：“我有一种感觉，考希克的想法已经变了……（他）后来在经济政策领域涉猎颇深，甚至身居要职，而他在这些职位上从事的工作必然会改变这个世界。”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说过这些话，但我相信，我说这些话是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至于我的想法有没有改变，这恐怕得令让·德雷兹失望了，我的想法并没有改变，请容我解释。
我不想评判是非好坏，但我必须承认，我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初衷确实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本身。我知道有一些高尚的经济学家从事这个行业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我不是这样。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一片混乱，经济问题给我们造成种种困惑，这些困惑又带来了哲学悖论，这些混乱、困惑和悖论对我来说是如此迷人，我想要弄懂它们，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向其他人解释它们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美学追求，与音乐、艺术或欧氏几何并无二致，我投身于此完全是因为情不自禁。而且，我必须承认，我在研究经济学的时候，“并不幻想它能帮助改善这个世界”。我想陈述两点，做一下自我辩护。
首先，我在2009年的时候，想要弥补之前的做法。这一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突然邀请我担任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我在《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位经济学家的从政感悟》[2]一书中提到，在我斟酌是否进入政府任职时，我告诉自己，在此之前，我一直纵情于演绎推理和解决难题，如果我从研究中抽离出来，那只会是出于一个目的：为公众利益服务。在从事决策工作的七年里，我一直竭力遵循这一原则。
有人曾告诉我，大多数人每天用80%的时间做利己的事情，20%的时间做利他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自己也不算糟糕，因为我的时间差不多也是这样分配的，只不过方式上略有不同。我在工作生涯的前34年里做的完全是利己的事情，而在接下来的7年里，我尽量全部用来做利他的事情。这样算来，时间分配大致差不多。
其次，纯粹以研究为目的而进行的研究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且大有用处的发现。换言之，至少在科学和思想领域,一心以造福百姓为目标的做法可能并不是造福百姓的最佳方式。
本书既跨越了研究和决策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也跨越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世界，即印度和美国，它们是我生活时间最长的两个国家。
前往西方求学的印度学生很少，我是其中之一。在完成海外学业后，这些学生会立即选择回到印度。这种选择很难解释，因为这并不是刻意的选择，而是本能的决定。我从未考虑过其他选项。我去了英国学习，学成之后就回到了印度。现在回想起来，我庆幸自己这样做了。对一个有意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来说，印度就像一个庞大的实验室，置身其中的我可以不分昼夜地进行观察和分析。的确，我从来没有做过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但我会根据街角的交谈、集市上的观察，以及我目睹的印度人事沉浮，提出发展方面的问题，然后再试着解答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正式学习过发展经济学，是我对印度经验的解读帮助我学会了这门学科。
在印度工作的那些年里，我有幸发表了很多研究报告，后来能够更换工作也是得益于此。这些年里，我对出版过程中的怪象也深有体会。我的论文《技术停滞、土地保有权法和逆向选择》于1989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在此之前它曾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
我在印度写完这篇论文后，不知道能在哪里发表，于是想到了一些竞争不太激烈的期刊，我选择了《曼彻斯特学派》。这家期刊曾经发表过阿瑟·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经典论文，但已风光不再。我觉得在这家期刊上面发表我的论文不是难事，于是就把论文提交了过去。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的回信，随信所附的两份评审意见都不认可我的论文，其中一份认为这篇论文存在缺陷。编辑拒绝了我的论文。
我一直相信，严肃的期刊不会对论文的来源地产生偏见，然而偏见确实悄然出现。这并非有意之举，而是因为人们总觉得，一个领域内大家都在研究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一所顶尖院校工作，所研究的正是你的同事都在研究的问题，那么编辑就会默认你正在研究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自己提出一个研究议题，而且不是顶尖院校涉足的领域，那么编辑和审稿人就很有可能会认为这不是什么重要的研究。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偏见。我安慰自己说，我的论文就是这种偏见的牺牲品，但我还是很沮丧，于是把论文和评审意见扔进了德里经济学院的抽屉，准备就这样算了。
几个月后，我开始琢磨，我们这样给期刊排名是否合理。在大多数人看来，一篇被《曼彻斯特学派》拒稿的论文是没有机会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我突然想到，我可以借这次机会，检验一下我们对期刊的这种理性排名是否合理。于是我把论文从抽屉里拿出来，火速发给了《美国经济评论》编辑部。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回复。他们接受了我的论文。编辑哈尔·范里安在回信中说，一位审稿人喜欢这篇论文，另一位审稿人则要求拒绝这篇论文，但他决定不采纳后者的意见。我一直很感谢哈尔，因为否决审稿人意见的做法非常罕见，而且还是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这个作者不是来自波士顿、坎布里奇、伊萨卡或旧金山湾区，而是来自德里马尤尔维哈一期住宅区。在把修改后的文章发过去出版时，我简直想要感谢《曼彻斯特学派》的审稿人，如果不是他们，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人生种种皆是运气，因为我们是环境和基因的产物，而这两者都是我们无法自行选择的。我怀疑很多人在潜意识里知道这一点，但他们选择不去提醒别人或自己，因为这样的神话大有用处。这与伏尔泰眼里的神有异曲同工之妙，据传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由此看来，他也认为神的存在大有用处。
种种幸运为我打开了阅读、写作、授课和旅行的大门。这并不是一本专注于研究和分析的书，它所讲述的是周边的生活、不经意的相遇、城市和地区之行，这些都以特有的方式充实了我的生活。
书中还有几篇文章谈到了道德问题，因为我把道德看得很重，然而在经济学中道德却被淡化了。我所说的道德并不是指遵循神圣经文或遵守宗教准则，而是指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仁爱和怜悯，正直和谦逊。我们大多数人都具有这样的特质（只不过有些人特别擅长压抑它们）。这些道德观念与宗教或无神论都不冲突。如果一位宗教徒为了能上天堂而好好表现，那这并不是道德观念使然，而是精打细算的成本收益分析。我所说的道德在启蒙思想家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得以成功发展甚至是社会得以维持的重要基石。
基于一个特别的原因，这些道德观念在主流经济学中被忽视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起源于亚当·斯密1776年的著作，里昂·瓦尔拉斯在19世纪末对它做出了更加精确的表述，肯尼思·阿罗和杰拉德·德布鲁在20世纪中期最终完善了这一概念。“看不见的手”揭示出，在特定的附带条件下，个体的自利行为可以促进社会利益。这一发现令人瞠目结舌，顿时吸引了业界的全部注意力。对于一些不善思考的业内人士来说，阿罗和德布鲁在著作中明确列出的很多附带条件都被抛在脑后，“自利”成了充分条件。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道德观念与个人驱动力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是社会的螺母和螺栓。这些轻松的文章中穿插了这样一些严肃的主题，希望能起到一些说服作用。
这些文章的本意不是要对经济学发表什么深刻的洞见，不过我还是希望它们能够通过平实的描述和偶尔的反思，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并激发一些读者去思考如何改善人类生活，消除我们身边的一些穷困不幸和资源匮乏问题。
我在写作《经济学家拾趣》的初版时，借鉴了一位数学家别具一格的文集，即李特尔伍德的《数学家拾趣》（A Mathematician's Miscellany）[3]，而现在也许我可以援引一下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蒯因的说法以及他那本别具一格的文集《一些离奇的想法——一部不连贯的哲学辞典》。在这本读来令人愉悦的书的序言中，蒯因指出，他的书中有几篇哲学文章，“不过，一些不太重要的主题在书中占到了一半以上，给我带来的乐趣也超过半数”。我的这本书与之类似。书中有几篇讨论经济学和当代经济问题的文章，也有几篇谈论价值和道德的文章，但我必须承认，不太重要的主题占据了全书的一半以上。蒯因说得很有道理，创作这些文章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愉悦和乐趣。在这些文章即将付梓之际，我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者写作时的快乐至少能够感受一二。
考希克·巴苏
于纽约
2019年3月20日
参见Jean Drèze, “Ajit Mishra and Tridip Ray (eds): Markets,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an Economic Review 53, nos 1-2 (2019): 1-4。
[2]参见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中文版。——编者注
[3]中译本又名《Littlewood数学随笔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