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

所谓“日常生活”，是由“日常”与“生活”两个词构成。

“日常”是指按照常规或者在一般情况下会遭遇、发生的一切，其实，日常与历史记载是“八字不合”的。现代新闻界流行一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这种说法固然极端，却也说明了传媒的本质——求新猎奇，抓人眼球，追求点击率。就像现代传媒一样，传统的历史记载也倾向于记录那些不同寻常的突发事件和重大转折，比如“崔杼弑其君”，以及大人物的重要言行，比如“唐太宗君臣论治”。一般的狗咬人当然不是新闻，但如果大人物的狗咬了大人物，或许就是新闻了——对象的不同寻常也可以赋予寻常事物不寻常的意义。普通人喝酒唱歌属于日常，而赵王为秦王鼓瑟，秦王为赵王击缶，就属于由外交活动引发的政治事件，因为这关乎国家体面，甚至秦赵两国关系的走向。而永和九年春那一场曲水流觞的兰亭盛会，则因王羲之的绝妙书法被赋予了崇高的美学和文学意义而得以流传。传统历史记载中，如果没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加持，“日常”是看不见的。“日常”就像阳光、空气和水，它与生命同在，却与历史记载求新、求异的传统追求相左。

“日常”在历史记载中多有缺失。举个例子，通常我们读到的思想史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重要思想家的生平，一是重要作品的介绍和重要理论的解读。除此之外，那个时代一般性的思想状况——大多数人想什么、信什么，基本是缺失的。好比对中国地貌的介绍，只介绍一千米以上的山峰和峰顶的无限风光，一千米以下的地貌一概阙如。当时的记录者之所以忽略了日常，是因为那是家喻户晓的，不认为有说明、记录的必要。可是对现代读者来说，古人的“不言而喻”却早已变得完全陌生——过去是一个外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我们这种后发国家追赶型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严重割裂了现代与传统。对现代读者来说，传统的“日常”是需要深入研究才能弄清楚的。对“日常”的关注，是近年来史学的重要进步之一。而如何从传统记载中把“日常”打捞出来，则是历史学者的专门技艺。能够说清楚的，是历史学在转变，开始从传统史学的套子里跳出来，立足现代向过去提问，关注日常，关注普通。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兰亭修禊图》，元代赵孟頫（款），257厘米×23厘米，手卷，设色绢本，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中有这样一句话：“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为何后世有这么多人喜欢《兰亭序》？不仅因其书法造诣高深，更因文中将兰亭雅集的高雅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160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王羲之与谢安等40位好朋友齐聚山阴兰亭，临水禊祭。自古有“三月三日曲水会，古禊祭也”。从序文不难看出，此次雅集不只是行禊祭之礼，更是社会名士以文、以酒会友，吟诗作赋，尽唱和之雅兴。他们将酒杯放入水中，让其随水漂流，漂到谁面前，谁就将其捞起饮尽，而后赋诗一首。画中既有酒杯点心，又备有笔墨纸砚，有的朋友坐久了就起身伸个懒腰，春天的气息便从画中扑面而来。

中文中的“生活”这一概念，泛指一切与饮食起居相关的情况、境遇，也可以指个体生命从生到死的遭遇。“日常生活”是所有日常中最寻常、最普通的。我把日常生活简单地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的日常”，即所谓“寻常日用”，包括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在“生活的日常”中，我们关心古人物质条件和生活习俗的演变，关注变化的实相与原因——刘伶“千杯不醉”，李白“斗酒诗百篇”，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蒸馏酒，酒精度太低了。刘伶与李白酒量如何，得拿一瓶二锅头试试才知道。汉文帝听贾谊讲课，听得动心不觉“前席”，因为他们都跪坐在席子上。李商隐有诗咏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怜夜半虚前席”是说皇帝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地往前蹭，只可惜蹭也白蹭——“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个“虚”字着落在这里，强调的是贾谊的抱负与皇帝兴趣之间的巨大落差，而不是让席子空着。从席地而坐到高桌大椅垂足而坐的变化，发生在由唐到宋的几百年中。这是“生活的日常”。

《高逸图》，唐代孙位绘，168.7厘米×45.2厘米，绢本设色，现藏上海博物馆。《高逸图》是孙位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唐代绢本作品之一。该画描绘的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现存已残缺，经考证仅存山涛、王戎、刘伶与阮籍。此画面中即是“天下第一酒鬼”刘伶，据说其每饮必醉，每醉必吐，吐又复饮。画面中呈现的即为其醉后将吐酒的样子，其身后的童子手捧一个壶正准备接他吐的酒。虽已喝吐，但他依旧手捧六角酒杯，似乎准备继续喝，果然是“天下第一酒鬼”。而且他有个颇为任性的行为：每出门游玩都命童仆扛个锄头，并告知，若我喝死了，就随便挖个坑将我埋了，由此可见魏晋名士刘伶看淡生死的那种洒脱与不羁。

另一种“日常生活”是“生命的日常”，我们关注人的生命轨迹，对同样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古代的人们投注理解与同情。在任何时代，当一个新生命诞生，父母等亲人都会为孩子祈祷——不求大富大贵，但愿平安顺遂，“平安顺遂”就是希望孩子能过上平凡朴素的生活。然而，一个简单的“平安顺遂”所包含的内容却千差万别。首先，性别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不同，在传统时代，性别对生命的限制要远远超过现代。其次，性别相同，时代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也不同。比如，在整个传统中国，除非垂帘听政、出家或者当妓女，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12世纪后期以降，大多数华夏女子还要忍受缠足之痛。又比如，宋代以前，父亲是谁比儿子有怎样的成就更重要；到了宋朝，一个男人的父亲是谁对他的前途而言，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是否会读书。书念得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绝非黄粱一梦，这是因为有了更为开放的科举制度。最后，性别相同，时代相同，社会阶层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也不同。魏晋时期，王谢高门子弟的平安顺遂除了褒衣博带、“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潇洒优雅外，还要承担维护家族地位的责任，关键时刻必须能承担起政治责任；而同时代，一个士兵之子的平安顺遂就是平安地活下去，不要太早战死。

“生命的日常”更多地受到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限制。在任何时代，无论男女、阶层，平凡而幸福地过一生并非一桩易事。尽管我们每天会在发达的网络平台上看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消息，但我们绝对不是史上最可怜的一个群体。处在时势的裹挟之中，在制度的规定之中，在自己欲望的驱使之下，在海量信息供给的当下，我们更可能是史上最知情的群体。通过探究“生命的日常”，我们看一看古人如何度过人生，体味生命。

《听琴图》，明代唐寅绘，现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画面展现的是一位雅士正在极目远眺、专心抚琴。因抚琴者心无旁骛地拨弦时，琴声最是动听，所以后面几位文士为了不叨扰抚琴者，或趋步或侧耳，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偷听悠扬的琴声。从画中几案上的烛台可知，此场景发生在夜晚。国画展现夜晚，通常会借助其他符号或意象来表达，而不会画成黑漆漆的一团。嵇康有诗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顾恺之则从绘画角度进一步生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意为要画出手拨五弦的样子较容易，毕竟这是种客观呈现；难的是要画出目送归鸿的深沉意境。中国画重写意，写实次之。我们还看到画面中一段残缺的墙垣上覆满茅草，并以瓦片压实，这是为防止断壁久淋雨水倾塌做的一项保护措施。朴实而真实的画面，充分展现了古代文人雅士虽居陋室，却依旧能保持高雅意趣的情怀。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文中回忆了他的个人生活在四十年中所经历的变化。在我看来，这就是一部简短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日常生活史。一个人从二十岁到六十岁，以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完整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高中之前，家里照明靠油灯，他晚上读书打瞌睡，第二天就得顶着一缕烧焦的头发去上学；到县城上高中，他第一次见到了电灯，并于1995年和朋友们筹款四万多元，给村里通上了电；然后，他看着通了电的村庄不断吸收着工业革命的成果——购买各种电器，甚至用上了自来水。人类日常生活如此高密度地快速变化，只能发生在当代中国这样积极进取、勇于改革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它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后发者有前例可循，有榜样可学，无须太多创造，只要肯学习；第二，我们肯学习，见贤思齐，有谦卑的态度和开放的心胸，有容德乃大。

传统时期的日常生活，从某些角度看几乎是静止的。比如1900年前后，法国摄影师方苏雅在云南拍到的独轮车，跟汉代画像石上的没什么两样。而在某些偏远地方，这种独轮车可能至今仍然在发挥着运输功能。

倘若我们以为传统的日常生活就是死水一潭，永恒不变，它又会向我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服饰、衣冠、起居制度、生命的预期，无一不在变化之中。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八）中记载了一个好玩的段子：有个叫翟伯寿的人，喜欢穿唐代的服饰，自己取了个名儿叫“唐装”。有一天，翟伯寿去看他的朋友许彦周。许彦周头上梳着两个小髽髻，穿着犊鼻裈（样式参考日本相扑手制服），脚上蹬着高底木屐就迎将了出来。翟伯寿顿时看傻了眼儿。许彦周则不慌不忙地说：我穿的这是“晋装”，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故事发生在宋朝。也就是说，就服饰而言，晋装不同于唐装，唐装不同于宋装。显然，这唐装不是当下坊间所谓的“唐装”。

《清明上河图》（辛丑版），明代仇英绘。绢本设色，工笔画，797厘米×34厘米。上面几幅小图展示的是《清明上河图》中独轮车的造型。据说其原型为三国时诸葛亮发明的一种名为“木牛流马”的运输工具。史载，诸葛亮北伐曹魏，因蜀地距中原甚远，军粮运输异常困难，为解决此难题，诸葛亮设计了此运输工具。木牛流马的承重量为“一岁粮”（400斤以上），日行可达30里，因为只有一个车轮，它可以在狭窄的山道、乡间小路上行进。这一运具较好地解决了蜀汉大军的运粮难题。史料中虽有“木牛流马”名字的记载，却无实样参考，后人认为是独轮车。照此推算，独轮车发明距今已近一千八百年历史，且一直在民间大量使用。上面几幅图即为《清明上河图》中运货、载人的独轮车的呈现，尤其载人的独轮车，似有古代黄包车的意味。

《北齐校书图》，北齐杨子华绘，绢本设色，144厘米×27.6厘米，现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图中所绘的是，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为整理出供皇太子学习的书籍，命颇有文才的樊逊和高干和等十余人勘定群书的场景。我们知道，汉人服饰、发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胡人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北齐校书图》人物着装便可清楚地看到：画面中间这位坐在马扎上校书的长者，头上梳着两个小髽髻，其左旁侍立的仕女，头上也梳有两个更明显的小髽髻。沈从文先生在《中国服饰史》中曾专门讲到过“髽髻”这一发式，在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髽髻也已出现了。所以，梳着两个小髽髻的许彦周不慌不忙地告诉翟伯寿：我这是晋装打扮，有什么好奇怪的。

《浴马图》，元代赵孟頫绘，绢本设色，154厘米×28.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画展现的是奚官（养马人）浴马的场景。我们看到，在盛夏时节，数位奚官正在清溪中为骏马洗澡。有的奚官已洗完，骑在了马背上，洗完澡的马儿正悠闲地饮水；有的奚官正拿着刷子洗刷，尚未洗完的黑骏马似乎显出了些许的不耐烦，而身着犊鼻裈的这位奚官则牵着缰绳，与马儿四目相对，似乎在安慰它，别急别急，马上洗好。我们清晰地看到，奚官所穿的犊鼻裈类似于日本相扑运动员的制服，也接近于今天的男士短裤。在整幅画作中，马儿有行、有立、有卧，人物有赤膊者，有穿衣者，画面自然生动，流露出一种轻松的氛围，即便是一条简单的犊鼻裈，其上的纹理褶皱也清晰可见。由此看出赵孟頫绘画技巧之精湛。

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日常生活的变化静水流深，然而的确存在。透过历史烟尘，我们来观察和体会古人“生活的日常”与“生命的日常”，看变化，也看不变。

无论变与不变，最终都要着落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家庭和时代，唯一能做的只是接纳家庭给予的，并在性别与时代的规定中，努力活出自我。普通个体的生命故事，在传统史学中微不足道，却是最容易打动普通读者心弦的篇章，无他，只因今天的我们也经历着同样的爱欲挣扎，此事古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