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7年前，我和太太迎来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我的小女儿。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她就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同其他小孩一样，她也不愿意做功课。有一次，我试图说服她要努力学习。

“宝贝，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吗？”

“为什么，爸爸？”

我刚想说努力学习是为了赚钱，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不对，不能说是为了赚钱，她迟早会知道我们家有钱。于是我说：“努力学习是为了工作。”

“但是为什么要工作呢？未来不是有机器人吗？”7岁的孩子会问一些深刻的问题。

“人还是要工作的，否则会很无聊。”

“真的吗？难道不能天天玩游戏吗？”

“工作比游戏好玩得多。”

“真的吗？”

“真的，因为不好玩的工作都让机器人做了。”

“好吧，那么为什么要努力学习才能工作呢？”

“因为好玩的工作就这么多，只有勤奋好学的孩子，才能获得这些工作机会。”

“你是说我现在少玩一些，长大后就可以一直有好玩的工作？”

“没错，宝贝。”

一直在旁听的太太悄悄说：“你真能忽悠女儿，将来早晚会被拆穿。”

我辩解道：“我不是忽悠，在AI（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时代，剩下的工作都是有趣且与创新相关的工作，而且只有努力学习才有能力创新。”

当然，我写《创新主义》不是为了说服孩子努力学习，而是基于世界和中国的大背景。

首先是世界的大背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科技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争议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哲学层面价值观和意义的思考。例如，当人工智能取代了很多人类的工作之后，人类未来应该从事何种工作，追求何种意义？又如，随着全球变暖引发了全世界的担忧，当代人的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应该如何平衡？要想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对人类文明的意义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其次是中国的大背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以及生育率崩塌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这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我在过去十几年进行了很多相关研究，也提出了很多关于生育福利的政策建议。但要想出台乃至落实这些政策，需要整个社会对创新和传承进行深入思考并达成共识。

最后是我的个人经历。身为企业家，我还有另一重身份——专攻人口研究的经济学家。这种双重身份使我可以从独特的立场与视角来诠释创新和传承的意义。有人可能好奇，我作为携程的创始人，怎么会成为人口经济学家？故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携程已经成为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37岁的我决定辞去CEO（首席执行官）的职位，重回校园追求学术生涯的发展。之后我花了4年时间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硅谷当时是全球创新创业的中心，所以创新和创业自然成为我的研究主题。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力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就越弱。博士毕业后，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应用经济系担任研究教授，继续开展对创新和人口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我在关注中国人口问题时惊讶地发现，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但是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那时中国还在实行只允许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发现很多主流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严重滞后，原因之一是当时社会上对人口政策缺乏深入讨论。因此，我决定尽己所能，深入研究人口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推动生育政策的完善。

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就人口问题撰写了很多文章，也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出版了《中国人可以多生！》等著作。尽管我平时在携程的管理工作繁忙，但是我仍然充满激情和责任感地去做人口与创新研究，并且利用各种渠道讲述我的观点，希望推动改革。我感觉自己责任重大的原因是，我能提供独特的观点和视角。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我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创新——来分析人口对经济的影响的。很多经济学家忽略了人口崩塌的最大危害是削弱未来中国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016年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以后，生育率仅仅经历了短暂反弹，随后就继续快速下降。我的研究方向也逐渐转为推动出台各种生育福利的政策建议。我的一些观点引起了公众辩论，生育福利的很多政策，包括育儿补助和教育改革都颇具争议。然而，我坚信这种辩论是必要的。生育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它还与个人选择密切相关。广泛的公众讨论，可以引发人们对创新和传承的深度思考。

我很快意识到，创新和传承的深度思考会很自然地引出一些终极哲学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一代人应该肩负怎样的责任？创新和传承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人类文明的长期使命是什么？我认为，只有对这些哲学层面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认真解答，才有助于达成更新的社会共识和推动进步变革。我会在本书中总结和分享自己的思考，希望能推动必要的观念更新和政策变革，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