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印度

甘地作为一个缺乏安全感、胆小且并不成功的律师去了南非。但他于1914年离开南非回到印度，成为一个自信、自豪、虔诚的著名政治领袖。他离开南非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尽管甘地不以为然，但他在南非获得的成功寥寥无几，而且他肯定知道自己已经触到天花板。相比之下，他在印度名声大噪，而且建立了广泛、有效的人脉，他可能也认为自己在印度可以大放异彩。不论具体原因，甘地带着一种新的行动方法和一个长期思考的印度复兴计划回到了家乡。当时的甘地还是大英帝国的狂热支持者。他认为大英帝国会支持令他理所当然地“坠入爱河”的伟大理想，让他可以无阻碍地去往英国和南非，并让他接触许多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出所料，他敦促在伦敦和印度的同胞支持一战中的英国，于1914年在伦敦组建了一支救护队，并于1918年在印度为英军招募新兵。尽管他是非暴力的拥护者，但他坚持认为，他对帝国的忠诚要求他在帝国需要时给予全力支持。

抵达印度之后，遵照他的“政治导师”、伟大的自由主义领袖戈帕尔·克里什纳·戈卡尔的建议，甘地“勤听、谨言地”周游全印，以了解阔别20多年的祖国。他的观察使他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首先，虽然独立并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对压迫日益严重的殖民统治的反对与日俱增，对代议制的呼吁深入人心。1885年成立并由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主导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使用的“乞求”和“自我贬抑”的方法被证明是无效的，而恐怖主义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他在伦敦求学期间第一次遇到了它的发言人，在随后对英国的几次访问中与其辩论了暴力伦理问题。甘地和后者一样焦躁，也钦佩其勇气和爱国主义，但是基于道德立场和审慎的态度，他强烈反对其暴力行径。暴力本质上是邪恶的，对被殖民统治者缴械的人民来说，那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也不太可能提升群众的道德勇气、文化自信和协调行动能力。甘地认为，他在南非提炼和发展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才是解决印度问题的最优方案。

其次，甘地对印度的研究使他确信，印度当时处于一个“堕落”的状态。他在南非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他的第一本书《印度自治》中提及，这本书系统分析了印度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案。由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外邦统治，印度人已经出现了严重隔阂、对种姓制度的固守、循规蹈矩、脆弱、自私、好争辩、懦弱、士气低落，并且缺乏社会良知和公民美德。除非这个国家经历振兴和“重生”，否则它既不能赢得也不能维持独立。因此，甘地制定了一份全面的国家复兴纲要，他将其恰当地称为《建设性纲领》。它的内容有着明显的甘地风格，包括大小事项，涵盖生活的不同领域，一些计划主要因其象征价值而被选中。其中包括促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统一、取消贱民制度、禁酒、使用手纺布、发展乡村工业、推行以手工艺为基础的教育等“不可或缺的”建议。它还包括妇女平等、健康教育、使用本土语言、推选一门通用的国家语言、经济平等、建立农民和工人组织、让部落居民融入主流政治和经济生活、为学生定制详尽的品行规范、帮助麻风病人和乞丐、培养对动物的尊重。

尽管其中有些提案十分琐碎，但没有一项是毫无价值的。比如说，手纺布的使用旨在生产一种全国性的制服，以及在这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创造至少表面如此的平等，形成一种能让穷苦大众团结的景象，同时对英国政府造成经济压力，减少进口商品。使用本土语言旨在弥合大众与西化精英之间仍在不断扩大的巨大鸿沟，确保文化连续性，鼓励思想和行动的真实性，并打造集体自我表达的本土工具。发展乡村工业旨在帮助乡村的穷人，确保他们按劳分配，限制他们向城市迁移，最重要的是，维持甘地认为的印度文明必要的社会和地理基础。

对甘地来说，经过周密思考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和精心策划的《建设性纲领》，尤其是后者，是印度道德复兴和政治独立的关键。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他一心一意地将所有精力都投入这两个方面。他需要一个具有互补才能的男女组成的团队，并巧妙地建立他们的身份，培养他们，将他们的才能融合。有时他接纳整个家庭，利用家庭成员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对他的事业的承诺，他甚至成为他们的名誉长老，解决内部压力，尤其是对妇女和年轻人施加强大的情感影响。他巧妙地将各个家庭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国家网络，而他本人就是这个网络中受人敬仰的领袖。由于他需要一本期刊来用自己的话表达自身主张，他就创立了《新生活》并成为其编辑，后来又创立了《哈里真》。他需要资金，因此他结识并精明地管理着印度6位最富有的实业家。他需要唤醒和团结他的同胞，因此他发起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目标受众而言，每次运动都深入人心。他需要一个强大的组织，因此他自下而上地重建了印度国民大会党。

最重要的是，甘地需要发动群众。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和实验，他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它也是一种实践形式。他深信人类行为从“心”获得情感力量，而“心”只能通过明智选择的符号来表达和激活，因此他发展出了一系列强大的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包括纺车、手纺布、牛和“甘地帽”（一种因他而广为人知的白色棉帽）。例如，甘地要求每个人都使用的纺车有几种象征意义。这是一种温和地反抗现代技术文明，强调印度农村生活模式的尊严的方式。它团结了城市和乡村、西化精英和大众，是“他们友谊的象征”。纺车也确立了体力劳动和从事体力劳动者的尊严，挑战了鄙视两者的印度传统文化。它象征着社会同理心，因为那些不需要纺织品收益的人被敦促将这些纺织品赠送给有需要的人，这是一种比捐赠金钱更高尚的道德行为。它还迫使每个人在白天至少有一段时间独处，并保持沉默。甘地不仅发展出无数诸如此类的符号，而且自己成了一个符号。他的着装、语言、演讲方式、饮食、肢体语言、坐和走路的方式、谈吐方式、笑声、幽默感，以及拐杖，部分出自有意识的设计，部分则是他的整体生活方式的自发表达，它们都成为特定生活方式的符号。每一个都唤起了深刻的文化意义，意味深长，并传递了高度复杂的信息。

甘地的符号不仅激发情感，他也为它们提供了理性辩护；它们并不神秘晦涩，而是源自普通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它们同时吸引头脑和心灵、兴趣和文化记忆、现在和过去，并旨在接触他的同胞的“整体存在”，调动他们的道德能量。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美学和一种殖民政府无法进入的私人化的公共世界。在甘地之前，没有任何领袖能制定出如此清晰、全面而有力的行动战略，也没有人拥有他强大的自信心或他的组织和沟通技巧。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对印度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这不足为奇。

对甘地来说，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必须与争取印度复兴的更伟大的斗争齐头并进，前者甚至就是后者的一部分。如果政治独立成为唯一重要甚至是两个目标中更为重要的那个目标，国家就将面临为了自身利益而重视政治权力、鼓励仕途主义、使公职人员地位高于基层工人等风险。甘地的观点尽管自有可取之处，但也给他带来了问题。争取独立和道德复兴的斗争有不同的逻辑，有时会发生冲突；争取独立的斗争既涉及非暴力不合作，也涉及在殖民地国家提供的代议制机构内开展工作，而这些有时会南辕北辙。许多印度领袖并不赞同甘地对道德复兴和《建设性纲领》的重视，并且持相反观点，认为政治独立是道德复兴的必要条件，必须放在首位。虽然甘地从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及其复兴的角度来看待它，但这些印度领袖是根据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如何影响传统政治，并进一步推动传统政治对代议制机构的需求来看待它的。此外，由于甘地并没有弄清楚传统政治、非暴力不合作和《建设性纲领》的关系，而且常常由于形势不同而随时对其重新定义，他的整体战略仍然有一些不连贯，所以他的领导理念偶尔反复无常、不可预料。

甘地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且试图接受它。他认为，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才能和性情，适合不同的工作。一些人很乐意做建设工作，另一些人更乐意参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还有一些人更适合传统政治。政治斗争应该适应这种多元化，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做自己最擅长的事。这既给人一种个人成就感，又确保了必要的分工，这正是印度独立和复兴的伟大任务所需要的。至于他自己，甘地认为他最适合建设工作，其次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他对传统政治的相关工作感到很不自在。因此，他专注于前两个，而将最后一个留给适合它的人。尽管传统政治不能轻易脱离前两者，但这是明智的妥协，而且效果相当好。这也意味着，甘地与国民大会党的关系仍然松散且不稳定。国民大会党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权，绝不仅仅是他个人意志的工具，而他保留了行动自由，不仅仅是国民大会党的领袖。

尽管甘地在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总体格局承袭了南非时期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但正如我们之后看到的一样，他也带来了一些变化，以适应新的情况和需要。禁食便是其中之一，而且这成为他一生中饱受争议的话题。出于稍后将会讨论的原因，甘地的禁食毫无疑问不是绝食，不是道德和情感勒索的形式，也不是唤起和利用他人怜悯的方式，而是自我牺牲的形式，代表了一种极尽道德的行动方法。过去的经历使他相信，人类的行为是从“头脑和心灵”中产生的，仅仅通过布道和争辩是无法摆脱人们在具有巨大道德重要性的问题上的自满情绪的。必须触动他们的心，激活他们的良知，而禁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正如甘地对它的性质和机制的理解，禁食的理念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印度教的“苦行”实践和主要来自基督教的受难之爱的观念。禁食是一种自我强加的苦行，旨在净化自己并激发受众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