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曹丕：千秋毁誉，一生真伪
建安十六年（211年），二十五岁的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并“置官属，为丞相副”。
这个任命有些微妙。因为依汉制，五官中郎将仅仅司职宫廷卫戍，官阶不高，并无开官署、设置下属官员的权力，而“丞相副”的职权又高过五官中郎将太多，这两职怎会系于一人之身呢？
不过，时人并不以此为怪，反而从中感受到某种暗示。他们觉得，也许一个大家关心已久的问题快要有答案了——当时的丞相，正是曹丕的父亲曹操；而此时，也正是曹操考虑立储的时候。
于曹操而言，他已走到了自己年轻时候未曾想象过的人生巅峰。建安元年（196年），他迎奉汉献帝至许昌，“奉天子以令不臣”[1]。建安十三年（208年），他废除三公，任职丞相。建安十七年（212年），汉献帝颁旨，许他“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即被宣召时，赞礼官不像平时一样直呼其姓名，而是称官职以示尊敬；入殿觐见时，他不用像普通官员一样弯腰小步趋走，而可以挺直腰板走路；也不用像普通官员一样只着袜上殿，而可以着鞋履并佩剑进入。
不过，这虽然已是位极人臣者才有的殊荣，但其实还未必匹配得上他的实际权力。他已在万人之上，而他尚未逾越的那“一人”，也早已有名无实，尽可拿捏。数年来，朝野之间，他的亲友、属下、敌人们，心中都会猜测这几件事：权倾天下的他，到底会不会称帝？他又会让谁来继承其“大业”？
01 “伪人”：立储之争
曹操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曹昂、曹冲、曹京、曹棘在此之前已经去世。
曹昂为长子，二十岁举孝廉，颇得曹操喜爱。建安二年（197年），曹昂随父征张绣。张绣投降之后，又趁隙发起攻击，曹军战败，仓皇而逃，危急之下，曹昂为保护父亲，将自己的坐骑让与他，最终战死。曹昂之母刘氏早亡，所以他由曹操的正妻丁氏抚养长大，母子二人感情深笃。曹昂去世之后，丁氏对曹操颇为怨怼，常说：“你害死了我的儿子，难道你忘了吗？”且常悲泣不止。曹操因此与她生了嫌隙，便派人送她回了娘家，本意是想压她的势，不料丁氏性格刚强，并不低头。后来曹操去她家见她，丁氏正在织布，下人传报说“曹公来了”，她充耳不闻，不为所动。曹操轻抚她的背问道：“要不要跟我一起乘车回去啊？”丁氏既不回头，也不应声。曹操走到门口，又问了一次，丁氏依然不为所动，曹操叹道：“看来是真的没法回头了。”二人便彻底分开了。多年后，曹操病重时，自叹道：“我这辈子做事，没有什么后悔的。不过假设泉下相见，子脩（曹昂）若是问我他母亲在哪里，我真的没法回答。”
曹冲也是曹操垂青的儿子，他早慧而仁善，可惜在建安十三年（208年）生病夭折，年方十三岁。曹冲去世，曹操悲痛难遏，曹丕安慰父亲，曹操却对他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的幸运。”由此可见，曹操曾有立曹冲为储君的念头。曹操的这句话给曹丕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十三年后，他登基为帝的第二年，还曾感叹“若使仓舒（曹冲）在，我亦无天下”。看来父亲当年的那句话，给他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丁氏去后，曹操将卞夫人扶正。由于曹昂已逝，卞夫人所生、本来排行第二的曹丕便成了嫡长子，与曹丕同母的曹植也成了嫡子。在曹操有了立储之念时，被重点考虑的，主要是曹丕、曹彰、曹植三人。
曹彰之所以被曹操器重，是因为他为人勇武，善于骑射，膂力过人，是曹操麾下的一员猛将。不过曹操心知曹彰严重“偏科”，曾批评说骑马击剑只是“一夫之用”，不足以安天下，让他多读诗书，曹彰却觉得读书无用，悄悄向身边人“吐槽”道：“大丈夫要像卫青、霍去病那样率领十万大军驰骋沙漠，驱除戎狄，建功立业，才不枉此生，做博士又有什么意思？”[2]可惜曹彰没读到几百年后李白“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及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其五）的诗句，否则或许会感叹“吾道不孤”。曾有一次，曹操像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一样，考察儿子们的志向，曹彰就回答道：“我想要当将领。”曹操让他具体说说，曹彰便说他要“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赏必行，罚必信”。曹操笑而不语，心中自然已经有了答案：这个儿子勇猛淳朴，确实是当将领的材料，但治理不了天下。
于是，最终的实际角逐者只剩下两个：曹丕和曹植。数年间，暗流涌动，形势几度转换，戏剧性也很强。对此，我们可作一“赛事回顾”，看看大致的过程。
首先，我们来看看两位“候选人”的大致情况：
曹丕：嫡长子，字子桓，生于中平四年（187年）。他生长于戎旅之间，五岁得父亲传授武艺，六岁能射箭，八岁能骑马，常跟随父亲征伐，多历艰险，弓马功夫出色，能驰马逐猎，百步穿杨，且双手都能引弓。他爱好读书，在军旅中也手不释卷，曾自谓乃少年好学且多年勤谨如初者，备览诗书，其好友吴质，是他在储位之争中主要的智囊。
曹植：嫡子，字子建，生于初平三年（192年）。他同样得到父亲的悉心教导，弓马娴熟，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精通文学，诗词歌赋均擅长，文笔精妙到让人怀疑是请专家代笔的地步[3]。口才亦佳，擅长属对。身边的智囊有杨修、丁仪、丁廙等人。
不难想象，这段介绍或许与大家对二曹的印象稍有出入。因为在围绕着《七步诗》而被经典化和固化的兄弟相争相残的故事中，曹丕是无德无才、得志猖狂的反角，曹植是德才兼备、无辜受害的正角。但实际上，纵然曹植才贯古今、诗名卓著，曹丕也不遑多让，亦是当世著名文士，且他在军事上的经验、武艺上的造诣，或许还胜过曹植。当然，我们也要考虑一个要素：以上关于曹丕的简介，主要总结自曹丕在《典论》中的自叙；而关于曹植的简介，则总结自《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前者是自道，后者是他述，那么曹丕有没有往自己脸上贴金呢？我们还可以寻找旁证。黄初三年（222年），刘备为了给关羽复仇，与孙权的军队在夷陵交战。曹丕听闻刘备树立栅栏，将营垒连成一体，长逾七百里，便对群臣说这种防御方式徒劳无功，在地形上犯了兵家大忌，必然为孙权所破。七日后，关于此战的消息传来：刘备果真输了[4]。如此说来，曹丕确实颇有军事才能，至于其文学上的才能，容后文再叙。
曹操开始正式考虑立储之事，当在建安十八年（213年）他被封为魏公之后。其后数年间，他曾有意对他这两位候选人的品行、能力进行考察，对二人的优劣判断也几度变易。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他终于向世人宣布了答案：他说当年他将诸子都封了侯，唯独没有封曹丕，而让他只任五官中郎将一职，实际上，这就是在暗示曹丕不同寻常——“此是太子可知矣”（《立太子令》）。
如果据此文回溯，似乎早在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被封为五官中郎将、曹植被封为平原侯时，曹操心中已基本有了答案，只是又按捺了六年才公之于众。不过，统观《三国志》中所载的他对二子多次明里暗里的考察，可知他未必如事后所宣布的那样，那么早就做了决定，而是曾有过一番踌躇。那么，他在“纠结”些什么，又是怎样下定决心的呢？
曹植曾以超拔的文才，一度深得曹操的喜爱。曹操在读到他的文章之后竟疑他请人代笔，这说明曹植文章之高妙，远超常人想象。曹植不仅文思过人，且还有“捷才”，曹操曾偕诸子登上新建成的铜雀台，命他们各自作赋，曹植几乎是不假思索，下笔立就，其赋还颇为可观，譬如文中“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等句，气势恢宏，辞采出众，作为即兴的应制之作，确实值得称道。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植已被封为临菑侯，曹操出军讨伐孙权，命曹植留守邺城，临行前对他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这里有两个非同一般的信号：其一，让曹植留守邺城。立嗣期间让“候选人”留守要地，当然有全方位考察其理政能力的意图，而能得到这个考察机会的人，往往是竞争中的受垂青者。其二，年已六十的曹操，对年方二十三的儿子说起了自己二十三岁时的往事，并说自己事过不悔，无愧于心，让儿子效仿自己，多多诫勉。细细品味，似乎不乏有让他继承己志、己业的意思。
但是，曹植之所以最终败给曹丕，不是因为他欠缺才华，恰恰是因为他才华太多、太露。曹植的僚属杨修常替他揣测曹操的心思，预先揣测曹操考曹植的题目，写下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曹植记熟。然而，曹操考察曹植时，曹植虽然“押题”成功，却没有把握好节奏，以致曹操刚刚问事，他的回答就呈了上去，曹操心中生疑，暗中查问，很快发现了内情。
此事犯了曹操的忌讳。古来凡上位者，总是希望下位者能体察其意，但不希望对方恃宠越界、恃智刺探，而曹操对这一点尤其忌讳，他多智亦多疑，善察人心，又极不喜欢被人看透。《世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说曹操有一次要接见匈奴的使者，但觉得自己不够英武，便让体貌英伟的崔琰以魏王的身份接见使者，自己则装扮成一个持刀的卫士，站在坐榻旁。会见结束后，他派乔装了身份的情报人员去问匈奴的使者对魏王的印象如何，这位使者非常有眼力，说觉得“魏王”（崔琰）风度翩翩，但那位其貌不扬的卫士（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曹操听到回报之后，马上又派人将这位使者杀掉了。
这个故事戏剧性非常强，它呈现了曹操的多种特质：不自信、多疑、有英雄气概、心狠手辣。不过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多疑”。故事说曹操乔装成卫士的原因是“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但是据其后的情况来看，与其说他是对自己的形貌不自信，不如说他是借此乔装来占据先机，以便暗中观察对方，不料却被对方看破。曹操的反应不是与这位使者惺惺相惜，而是恼怒被人窥破心思，下了追杀的命令。虽然《世说新语》是一本虚实相杂、渲染颇多的书，但是这个故事中的曹操的行为方式，确与历史上的曹操的行为方式相符。曹操与杨修之间的事，几乎就是《世说新语》中此故事的现实“升级版”。杨修出生名门，其家“四世三公”，十分显赫。杨修博学多才，举孝廉入仕，早年颇得曹操好感，但后来露才扬己，因屡屡揣测曹操心意而触怒了他。如曹操平定汉中之后，在是否要出军讨伐刘备一事上犯了犹豫，下属不知他的心意，曹操也没有明示，只说了“鸡肋”二字，众人不解，杨修解答说所谓“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说曹操已经决定班师。后来果然如其所料。杨修帮曹植“押题”，也是出于他自己的习惯。他自己就曾在出行前揣测曹操将要询问的事情，先写好答文，让僮仆待到曹操下令时，依照所写的回禀，如是再三。曹操得知关窍后，对他心生忌惮。加之杨修是袁术的外甥，又在储位之争中有让曹操厌恶的举动，所以曹操后来终于对他忍无可忍，在去世前不久，以“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将之处死[5]。曹植固然文采风流，口才出众，却在体察人心方面有所不足，他听取杨修的建议，选取了一个最不得父亲之心的方法，看似占尽便宜，实则弄巧成拙。
与曹植相比，曹丕在这方面要高明得多。如果说曹植是败在为聪明所误，曹丕则是胜在善于“藏拙”。而曹丕之所以能走对路，关键在于他有一位出色的谋士吴质，吴质为他量身定做的许多策略，既考虑了曹操的爱憎，又利于曹丕表现自己。譬如有一次曹操将要出征，临行时，曹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朝臣纷纷称赏，曹操也很是欣悦。曹丕见状心中失落，因为觉得在辞令方面没法跟曹植争锋了。而吴质却附耳于他，谓其不必多言，只要落泪即可。曹丕便在曹操行前“泣而拜”，曹操及朝臣都唏嘘不已，觉得曹丕之“诚”胜过了曹植之“才”。
还有一次，曹操命曹丕、曹植到邺城外办事，同时又命守门者拦阻二人不予放行。这个安排又被杨修料到，杨修事先向曹植授意，说他既然有王命在身，可以杀掉阻拦者，于是曹植杀了守门者，顺利出城，而曹丕没有出城。但是曹植赢了比试，却输了人心，曹操由此反而觉得曹丕仁慈、曹植残忍，又在心中给曹植减了分。
曹操并非以“仁孝”治国的人，他自己不乏为世人所非议的“不仁”之举，而他治国的方针也是不拘一格召集人才，只择贤者，不以“仁孝”为尚[6]，这是他基于当时的形势，作出的明智选择——“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求贤令》），这一方针也的确对朝局有利。按理说，在他立储之时，天下依然未定，应该仍然是“任贤”胜过“任德”，但是人处局中，却未必能尽由理性做主，所以当经吴质点拨的曹丕，抓住了人性的弱点，以“诚”来胜“才”时，曹操心中的“情”便胜过了“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作为强者的曹操，更希望臣子虽“莫测天心”，却耿耿至诚，而非了然于胸、游刃有余。于是，曹丕自然胜过了曹植。不过，曹操忘记了，在权力的诱惑下，“诚”也是可以表演出来的。
不过，需要因此而厚责曹丕是个“伪人”吗？其实，若我们纵观历史，会发现曹丕这种隐藏本性、刻意迎合的做法非但不是孤例，反而在类似的情形下颇为常见。譬如隋炀帝杨广为皇子时，就很有“隐忍”功夫和表演天赋。他是个好声色犬马的人，但有一次隋文帝到了他的宅邸，却看到乐器的弦多有断绝，且其上覆满灰尘，误以为他不畜声伎，心中喜悦。至于杨广是深自克制，以至弦断尘生，还是善于表演，提早安排“道具”，已经不得而知。但众所周知，他登基之后，便再也不加克制了。
与曹丕更相似的例子是咸丰帝。道光帝衰病之时，有一日召见皇四子奕詝（即后来的咸丰帝）和皇六子奕訢。这摆明了是立储前的一场“面试”，所以他们都向自己的老师请教。奕訢的老师卓秉恬说：“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则说：“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奕詝照他所说而行，果然，道光帝得出了“皇四子仁孝”的结论，因此传位于他。想必杜受田是熟读《三国志》且深谙帝王心理的，他给奕詝的建议，简直就是照着吴质给曹丕的建议的模子来的。
吴质给曹丕所定的路线，是“立诚”“藏拙”和“示弱”，是以表面上“不争”的态度来与曹植相争。据《世语》所载，曹丕想要与吴质密议争储之事，不欲人知，所以用旧藤筐把吴质运入府中。杨修得知此事后向曹操报告，曹丕得知事泄，忙问计于吴质。吴质泰然道：“不必担心。明天你再运藤筐入府，在筐里面装上丝绢就好了。”曹丕依其计而行，果然此次曹操因又得杨修密报，派人来查验，但打开藤筐后，所见唯有丝绢，于是曹操认为几番密报都是曹植、杨修出于嫉妒而诬陷曹丕。
后人常常为曹植的夺储失败而惋惜。如宋人刘克庄说“曹植以盖代之才，他人犹爱之，况于父乎。使其少加智巧，夺嫡犹反手尔”（《后村诗话》），认为曹植既有盖世才华，先机已占，如果他少用些计谋，夺嫡想必易如反掌。曹植真的是据必胜之地而惜败吗？其实不然。曹丕之所以能胜曹植，其实并非靠运气，而是多方面因素合力而成。
除谋士得力、方法正确外，曹丕还有两大优势。
其一，在为人处世方面，曹丕比较成熟稳重，而曹植比较纵情任性。在这个问题上，《三国志》是这么说的：“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意思是曹植凭感情行事，不自我克制，饮酒无度。曹丕则正好相反，他装腔作势，行事很有分寸。旁人对曹丕的印象也好过曹植，所以帮他说话的不少，因此曹丕最终被立为储君。
这段文字出自《任城陈萧王传》[7]，陈寿循史家之例，为此文的主角曹植加了相应的“感情分”，有明显的褒曹植、贬曹丕之意。而所谓“矫情自饰”等评断，其实有些苛刻。若是曹丕在成为太子前后判若两人，倒也可以说他是虚伪做作，但曹丕一生行事，并无明显的前后矛盾之处，也称不上性情有变。我们若是剔除此语的感情色彩和褒贬之意，就能得出结论：稳重自持的曹丕，更适合成为储君。其实，陈寿在作《荀彧荀攸贾诩传》时，所持态度又为之一变，说曹丕曾经问计于贾诩，贾诩并未卷入夺储之争，不过曹丕既然诚心请教，他也就认真应答，劝曹丕“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希望他修身养德，勤谨处事，仁孝立身。行文至此，陈寿换了一种说法，说曹丕闻教之后“深自砥砺”，如此看来，他向贾诩请教，是既虚心，又真诚。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期，能既“矫情自饰”，又“深自砥砺”吗？与其说是这个人城府极深、反复无常，不如说是因为观者立场有别，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其二，曹丕和曹植都是嫡子，但是曹丕是长子，以嫡长子继承制的标准而言，他无疑更具资格，何况在曹操看来，曹植还没有优秀到要让他弃长立幼的程度。曾有一次曹操屏退左右，询问贾诩该立曹丕还是曹植。贾诩默然不语，像没听到似的。曹操奇道：“我和你说话，你却不回答，为什么呢？”贾诩的回答十分巧妙，他说：“我刚才正好想到了一些事，所以没来得及回答您。”曹操便问他思及何事，他说：“我想到了袁绍和刘表的事情。”曹操听到这里，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大笑。因为袁绍为庶长子，曾与身为嫡次子的弟弟袁术相争；刘表偏心幼子刘琦，逼得长子刘琮从荆州出走。袁绍和刘表之事，各有一番风波，贾诩的言下之意是，对曹氏而言，没必要让这本来贤愚之别并不昭著的二子闹出长幼倒置的尴尬事。贾诩和曹操都是聪明人，贾诩点到即止，曹操观叶知秋，按照陈寿的说法，这次对话坚定了曹操的决心，“于是太子遂定”（《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
一个绵延数年的悬念终于揭开，观者有喜有忧。不过他们未曾料到的是，本来低调内敛的曹丕，在曹操去世后会做一件惊世骇俗、让后人都争议不休的事情。
02 “奸人”：篡汉之举
世人常以立储之事责曹丕之伪，其实此论之流行，很有同情“弱者”而反责“强者”的意思。当然，在夺储过程中，常是曹植恃强，曹丕示弱；但是，局势定了之后，情势颠倒，成了曹丕恃强，曹植示弱。曹植的生存空间一再被挤压，他自己心中悲凉，也常在作品中抒怀，历史、文学、传说合力，让曹植的“悲剧人物”形象立体起来，相应的，曹丕便成了手足相争故事中的反派。其实，储位的争夺向来是刀头舐血之事，若说曹丕流涕示孝是“伪饰”，曹植预先准备答案以谋父亲的欢心，又何尝不是用计呢？若说曹植饮酒无度、驾车横行是率性，那么国家需要真率但对自己行为缺乏控制力的储君或者国君吗？
不过，对曹丕而言，争储之事还不是他名声坏掉的关键，“篡汉”称帝才是他成为历史争议人物的关键事件。
其实，曹丕之父曹操本是有能力、有机会，甚至有资格称帝的。关于能力和机会的方面，我们自无须多言，因为无论是汉献帝无以复加的封赏、曹操自己所拥有的无上权力，还是曹操政敌们对他的“窃国之贼”的指控，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那么“有资格”一事，从何说起呢？此处所谓“资格”，并不是从政治规则上说他有称帝的合理性，而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如果曹操没及时登上历史舞台，汉末的局势可能会更混乱，天下人可能会承受更多的乱离之苦。
曹操曾作过《蒿里行》一诗，写董卓之乱后战争导致的惨状，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士兵战死，百姓瘐死，白骨遍地，无人收葬，这并非诗笔的夸张，而是描绘战乱之苦的写实之言。多年后，关中初定，曹操作《述志令》，自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也不是大言炎炎，因为即使是反对曹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不仅有手段、有能力，也确实对天下局势有贡献。那么，在早已礼崩乐坏、不少诸侯都有称帝之心的乱世，他作为实际上的天下第一人，又有什么好忌讳的呢？
但是，曹操自己却不想称帝。早在汉灵帝光和末年，王芬、许攸、周旌等人曾谋议废掉灵帝，邀请曹操参与其事。曹操明确反对，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说只有极少数情况才可以行此事，譬如商朝的伊尹曾将太甲放逐，汉初的霍光曾经废昌邑王刘贺、立宣帝刘询，曹操认为这些行为以其具体情况而言，具备合理性、可行性，因为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而霍光“受托国之任，借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相形之下，王芬等人意欲废立，则是不自量力的狂妄之举。如曹操所预测，王芬等人也并未成功，最后王芬事败自杀，许攸逃亡。
曹操并非实力未到才故作姿态，他说的是真心话。譬如袁绍曾与韩馥密谋，想要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也坚决反对。后来，袁绍又弄了一方玉印，想要自己称帝，还曾得意地向曹操展示玉印，曹操“由是笑而恶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脸上波澜不惊，心中深恶痛绝，甚至“益不直绍，图诛灭之”，起了灭掉袁绍的念头。通过此事不难看出，曹操一直以天下大局的维护者自居，对于图谋称帝者，他持厌恶的态度，还觉得自己有义务清除这些“国贼”。同时他也一直自我约束，未因官阶渐长、实力渐强而改易本心。哪怕后来他权倾朝野，威逾帝王，也并未真的称帝。在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年）的《述志令》一文中，他引用齐桓公、晋文公、乐毅、蒙恬的事，来阐明自己对汉室的态度：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
曹操说，天下人对他有很多议论，是因为他势强，加之性格刚强，不信天命之说，所以他们总是揣度他有称帝之心，却不知他也有自己的敬畏。他以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类比自己，以周室类比汉室，说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够垂范久远，是因为他们既有实力，又未失敬畏，依然尊奉周天子。
其实，若以孔子的标准来看，春秋时代诸侯争霸已经是礼崩乐坏的表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此言而论，春秋时代无疑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无道”时代，而曹操却赞齐桓公、晋文公“犹能奉事周室”，如何看待曹操此论呢？孔子是在野者，曹操是在朝者，他们立场有别、标准不同，由此结论相异，十分正常。在野者宜高自标举，因为“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8]；在朝者身处局中，面对机会和诱惑，能够自我约束，身为强者仍能侍奉弱者，已据其实而犹奉其名，可称难得。对在野者，只能论心，对在朝者，不妨论迹。
曹操还举了乐毅和蒙恬的例子。乐毅为战国名将，他在受燕昭王的知遇、为燕国立下赫赫战功之后，因受到继位的国君燕惠王的猜忌，无奈之下离燕入赵。曹操说，当赵王想让他攻打燕国时，乐毅泣而拒，称自己侍赵王如侍昭王，不负今主亦不负前主，绝不肯反戈攻燕。蒙恬为秦国名将，东破齐国，北击匈奴，对秦朝的建立居功至伟。秦始皇去世后，赵高、李斯助胡亥封锁消息，谋篡帝位，假传圣旨，赐公子扶苏、蒙恬以死。蒙恬被杀前自明心迹道：“从我的先辈到我的子孙，为秦国出生入死，三代皆然。我现今统领着三十万大军，要拒旨易如反掌，而我之所以自知必死，仍守义不改，是因为不敢辱没先辈的教诲、忘记先王的恩德。”曹操举乐毅之例，是说自己也如他一般初心不改；引蒙恬之语，是说自己也如他一般力能叛国而恪守臣子本分，“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曹操还说，自己每次读到这两个人的故事，往往“怆然流涕”，不仅仅是被他们的悲剧性遭遇触动，更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遭遇和他们有相似之处，他说“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觉得自己和蒙恬一样，也是数代都为国“效忠”。
当然，曹操不称帝，除他自己的观念使然外，还有基于现实得失的考虑。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上书对曹操称臣，劝曹操称帝，说这是符合天命的事。曹操没喝这碗迷魂汤，反而把孙权的信展示出来，说：“这小子想把我架在火上烤呢！”看来，曹操十分清楚，仅从利益上来考量，乱世中“称帝”也是一种博弈，先称帝者必然成为天下人的靶子，行此举未必有利自身，反而授人以柄，甚至为他人称帝提供理由。不过，他的臣下陈群、桓阶、夏侯惇却不这么想，他们谏言称刘氏天运已尽，而对曹氏而言，时机已至，人望所归，力劝曹操称帝。曹操最终回答道：“‘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对于曹操此语，世人解读时往往将重点放在“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两句上，因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最终灭商立周而称王，所以再参以曹丕最终称帝的事实，容易推论出曹操自己不称帝，却私下授意其子称帝。但是，我们不可忽略前面他引用的“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一语。此语出自《论语》，有人问孔子为何不为官参政，孔子这么回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引用《尚书》中的话，说只要在家将孝悌施行到位，那么也算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了，难道只有“参政”的方式才算为政吗？曹操引用此语，是取孔子之“为某事不必拘泥形式”的意思，其实是对夏侯惇等人劝进之言的拒绝。且评价政治人物，应该多看他的实际所为、薄责他的内心所欲，只有这样，或许才能得出相对公允的结论。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刚当上魏太子三年的曹丕继位为魏王，同时也接任了曹操的汉丞相一职。
曹丕刚继位，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登基”的全套准备。
首先是改“建安”的年号为“延康”。“建安”的年号为汉献帝于公元196年所改，这一年，曹操将汉献帝从洛阳迎至许昌，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当时献帝“郊祀上帝于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后汉书·孝献帝纪》），此年号用了二十五年。曹丕以侯王之身，为皇帝改年号，自然是僭越了。而他有意僭越，是为了试探、暗示。
接下来，他开始炮制“祥瑞”。古人将一些奇异的天文景观、罕见的自然现象、传说中的动物及奇花异草的出现，视为政治清平、国君圣明的标志，是为“祥瑞”。《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此何祥也？”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之言，其验兹乎！”
据记载，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年），曾有黄龙出现在谯县。光禄大夫桥玄询问太史令单飏这是什么祥瑞，单飏说：“看来沛国以后会出帝王，五十年内，黄龙还会再次出现。这就是天命的象征。”魏郡内黄县人殷登默默记下了这件事。黄龙初现的第四十五年，殷登还健在。延康元年（220年）三月，黄龙再一次在谯县出现，殷登听说后，说：“单飏的话，原来验证在今日呢！”
此段文字，若从字面解读，当然很好理解：曹丕就是沛国谯县人，所以，当年出现在谯县的黄龙，于曹丕继位魏王之后又在谯县出现，自然是上天昭示世人：曹丕身负天命，当为帝王。
不过，若是深入思考，不难发现此事的“故事性”。文中出现的关键人物桥玄，是曹操的忘年交，也是在其未闻名于世时就慧眼识英的人，桥玄曾在曹操年轻时，说他是乱世中能安邦的“命世之才”，也因此被曹操引为知己。而殷登则名不见经传，按照文中的说法，他是唯一一位记录了当年黄龙现世奇观的知情者。所谓“孤证不立”，到底是年岁久远，知道旧事者太少，还是此事本就是曹丕为世人所造的故事呢？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除黄龙外，当年四月，饶安县还有人报告见到了白色雉鸡。按照汉代人的观念，黄龙和白雉的出现，都与人君现世有关[9]。其实，两物之出，都有可能是曹丕为自己“量身定做”的。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劝进和推辞。
当年十月，曹丕派出的南征军队回师，行至曲蠡。大戏即将上演，曲蠡就是曹丕选定的戏台。因为此地距离许昌数十里，既有地理之利，又不至于让逼宫的意图显得太过露骨。这场戏的第一幕是由左中郎将李伏上表。他先以“亲历者”的身份，绘声绘色地讲述李庶、姜合二人如何预言曹丕将来要应天命即位的故事，又说自从曹丕即位魏王以来，“祯祥众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着见”，暗示他是“天命”所归。文末说他虽人微言轻，但见到魏王恩泽四海，天下大治，四方宾服，祥瑞屡现，心中激动，非要为主上扬善不可[10]。曹丕批复，将李伏的表文公之于众，同时又“自谦”道：“我的德行尚薄，没到你称道的地步，可不敢当。有这些成就，还是亏得我父亲品德高尚，神明感应，并非我的功劳。”
第二幕出场的是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群，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等，他们一同进言，称读了李伏的表文后，心中深有同感：首先，此事古有先例，尧、周武王、汉高祖在成为帝王之前，都曾得“天兆”。其次，恒帝、灵帝时，已经天下大乱，说明汉朝气数将尽，之所以二十多年了还没有亡，是因为“诞生明圣，以济其难”，意谓有“明圣”之人，即曹氏父子支撑着汉朝的国祚。再次，当祥瑞纷出之后，天下人也都觉得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四方不羁之民，归心向义，唯惧在后，虽典籍所传，未若今之盛也”。按他们所说，曹丕再不称帝，简直有些太不顺天命、不近人情了。曹丕的批复也很有意思：
犁牛之驳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睹斯言事，良重吾不德。
他说：“毛色驳杂的耕牛好像老虎，莠草还没长大的时候像谷子。天下的事，常有似是而非的，譬如你们今天所说的事就是这样。你们劝我称帝，是陷我于不义啊。”
第三幕是重头戏。先由太史丞许芝呈上一篇以谶纬说“魏代汉”的长文。所谓“谶纬”，是秦汉在信奉天命神授、天人感应的背景下流行的一种学说，以神怪预言、祥瑞灾异来昭示天下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许芝罗列了大量的预言、祥瑞、图谶，力证魏王称帝的合理性。对此，曹丕在回复中依然自谦，说自己“德至薄也，人至鄙也”，“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只想治理好魏国，不负自己的职责，不堕父亲的英名。还说自己听了许芝的话，战战兢兢、大惊失色、六神无主，以至于“心栗手悼，书不成字，辞不宣心”。他还附上一首自己作的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意思是说天下陷入乱局已久，举目四野，白骨纵横。他看到百姓无所依恃，心中哀伤，只想整顿河山，令百姓安居，待到此事达成，再还政于汉。最后，他许诺说自己一定要按照此诗所说的来做，决不虚言改志，还命人将许芝之文及这段诏令公布，“使昭赤心”。此其对许芝之议的第一次拒绝。
此令既发，群臣又劝，曹丕又拒，其令称前日将许芝的文章发出，明明重点是让大家了解他诗所言之志，为何众臣都“走偏”了，都把重点放在许芝所说的称帝之兆上了呢？“岂余所谓哉？宁所堪哉”——这哪是我的本意，我哪里承受得了这些呢？再说，天下未定，民多忧患，所以他说自己的结论如故：可千万别再提称帝的事了。此其第二次拒绝。
拒令再次发出，但紧接着又有一批臣子上奏，说曹丕“至德广被，格于上下”，所以天人感应，吉兆四出，现在他代汉称帝，已经是上天之意旨、天下人之同望了，请他不要拒绝。当然，毫无悬念，曹丕又发了一封拒令，引用了不少先贤之言，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愁没有职位，只愁没有足以胜任的本领，语出《论语》），又说“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石头哪怕破碎，也依然是坚硬的；丹砂哪怕磨损，也依然是红色的。语出《吕氏春秋》），还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军队的首领可以改换，男子汉的志气不可磨灭，语出《论语》），以表达自己心意坚定，决不称帝。
戏演到这里，哪怕再驽钝的旁观者，也能明了戏台上人的用意了。粉墨登场，各有分工，臣下力劝，主上坚拒，是古代欲自立为君者惯用的套路，曹丕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只不过，他的全套剧本、表演，被史书记载得太详细，后人于局外观之，自然难免心中暗笑，生出不屑之意，他当时有多一呼百应，千百年后就显得多荒诞不经，毕竟，他在这套大戏中，还是过于贪心了：既想有帝位之“实”，又想要谦退之“名”，但鱼和熊掌，又岂能得兼呢？
《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献帝传》中写曹丕登基的部分，其笔法很是辛辣。上句还是曹丕“‘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吾之斯志，岂可夺哉”的旦旦誓言，下句就是献帝下诏将帝位“禅让”给曹丕——“乙卯，册诏魏王禅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尔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玺绶，王其永君万国，敬御天威，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敬之哉！’”无疑，献帝早就看懂了这场戏，也只能按照曹丕写好的剧本出演自己的角色。
不过这场“禅让”戏码的情节还真是曲折。献帝诏下，曹丕仍摆着宁死不从的姿态，说要奉还玉玺。他又发令文，援引古代多位隐士蒙帝王青眼，却辞让天下、坚不受命的故事，说自己何妨效仿前贤，遁身江湖，拒不“奉诏”，远离纷争（“孤独何为不如哉？义有蹈东海而逝，不奉汉朝之诏也”）。如此臣劝主拒，又反复再三。曹丕所发的数道令文中，还有“故烈士徇荣名，义夫高贞介，虽蔬食瓢饮，乐在其中”这样的话，以“烈士”“义夫”自比，说自己不求不义之名位，还十分“宽容”地对群臣说，他们与自己心境不同、所求相异，因此不了解自己，这很正常（“则诸卿游于形骸之内，而孤求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
姿态做足后，他上书献帝，说自从接到授玺的诏书，“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自己是“无德之臣”，但也能做到“守节”而不受这“不世之诏”。
曹丕的这一系列令、书，引经据典，辞采纵横。对下所发之令，主旨是强调自己德薄不堪大任；对上所呈之书，主旨是强调自己守志不逾规矩。话说得漂亮，文章写得也精彩，不过通篇都应该反过来读。他的一再推拒，既是暗示相关人士摆出更决然的态度、拿出更强劲的理由，也是通过反复铺垫来撇清自己，以证实最终“受禅”，是顺势而非自求。
果然，献帝又发诏令，再次表明禅位的“诚意”：
朕惟汉家世二十，年过四百，运周数终，行祚已讫，天心已移，兆民望绝，天之所废，有自来矣。今大命有所止，神器当归圣德，违众不顺，逆天不祥。王其体有虞之盛德，应历数之嘉会，是以祯祥告符，图谶表录，神人同应，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违，众不可拂。……王其陟帝位，无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焉。
后人若是设身处地想象献帝撰写此诏时的心境，难免恻然生怜。他说汉室延宗四百多年，于今已至穷途末路，上不得天心，下不称民意。他苦“劝”曹丕，希望他顺天应人，“勉为其难”接下这个重任。假设读者不知道这段历史背景和此诏作者、受者的身份，只看文意的话，简直会以为这个皇位是多烫手的山芋，而这位“王”是多难得的圣人。
其后来往文书，长文冗辞，惺惺之态，不一而足。如此漫长的一场戏，终于在汉献帝四次下诏之后落下帷幕。献帝第四次发诏书之后，尚书令桓阶直接上书，“擅自”定下了禅让的日子：“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这次曹丕的批复很简洁，只有一个字，但这一个字却是他前面层层铺垫的目的所在，也是他在此过程中唯一的一句真话：“可。”
曹丕一直说觉得自己名浅德薄、没有资格当皇帝，这自然是故作姿态的假话。若不是他明示暗示，且在背后主持、推进，臣下何以会轮番上场，谀辞百出呢？曹操当年亦被臣子劝进，但是他的态度是真拒绝，故而后来臣子们也就并无进一步的动作了。即便如此，曹操也依然是历史上的争议人物。而曹丕刚继王位，就迫不及待地代汉自立，又做足全套大戏，这戏越是烦冗，也就越显得他矫情。
这边厢，曹丕精心编制“禅让”剧本，力证自己“受命于天”；那边厢，听闻曹丕登基，许靖、糜竺、诸葛亮等蜀汉众臣上书刘备，说“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接着话锋一转，说天下人“咸思刘氏”，也劝刘备登基。其后，刘备援引王莽篡汉、光武帝“中兴”的例子，以拨乱反正为由，也登基为帝。
由此可见，回答“曹丕是受禅还是篡位”的问题，其实主要得看回答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蜀汉和东吴都痛斥曹丕背弃人伦、沐猴而冠，而魏之后，晋、宋、齐、梁、陈，书史者则少有痛斥曹丕者，因为这几个朝代，其开国君主都沿用了曹丕的戏码，逼迫前代君主“禅让”皇位给自己。曹丕“受禅”四十六年后，魏元帝曹奂被逼“禅让”皇位给司马炎，魏灭而晋兴。其“禅位”的诏书称“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诏群公卿士具仪设坛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玺绶册，禅位于晋嗣王，如汉魏故事”，其言与献帝当年之诏何其相似！斗转星移，执棋者已变，不变的，是棋盘上昭然的人心与人欲。
03 “真人”：写心之笔
曹丕与父亲曹操有不少相似之处，除皆有雄心、有权力欲、有文学才华之外，在性情方面也很有些相似。
曹操是一位很难以一言尽之的历史人物，他既奸伪狡诈，又坦荡率真；既心狠手辣，又细腻多情。而曹丕身上，似乎也具备这些复杂的特点。
对曹操的奸伪狡诈，世人印象很深，当然，这种印象是受历史事实和小说故事的重叠的影响而生的。《曹瞒传》所记的这件事就很典型[11]：
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曹操年轻的时候喜欢飞鹰走狗，游玩起来很没有节制。他的叔父看不惯他这种作风，多次向自己的兄长、曹操的父亲曹嵩说起此事。但曹操没有因此改弦易辙，反而使了一个歪招：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叔父，故意装出嘴歪眼斜的样子，自称中了风，于是叔父又去告知曹嵩。曹嵩大惊之下，赶紧召曹操来询问，却见他并无异状。曹嵩奇道：“你叔父说你中风了，难道没有吗？”曹操答道：“我并没有中风，想必是叔父不喜欢我，所以才说我中风吧。”此事之后，曹操的叔父就失信于曹嵩，他再说曹操的不是时，曹嵩便听不进去了。
不难发现，《世语》所载的曹丕依吴质之言以筐装丝绢，使曹植、杨修的密报成为“谎报”，让曹操对曹植、杨修产生怀疑的情形，与《曹瞒传》所载的曹操以计愚弄叔父，使得“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的情形十分类似。都是用“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的攻心之计，来对付尊长。为世人所议的，恐怕还不是他们娴于计谋，而是他们能毫无心理负累地对尊长行“兵法”、使诡计。
至于曹丕用明里退让、暗中威压的方式逼迫汉献帝禅位一事，也是非常典型的奸诈之举。奸诈者之所以为人所厌，是因为他们既要实利，又要美名，但所行的却是招致恶名之事，所以常常以力相逼、以计相诱，让世人或者慑于威势、齐赞皇帝的新衣精妙绝伦，或者惑于烟幕、高颂镜花水月隽美无俦。
不过，奸诈者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去欺世盗名，原因之一是他们毕竟不想从根本上推翻善恶黑白的规则，所以他们一般不爱赶尽杀绝，做事还是有些底线的。曹丕称帝之后，是怎么处置汉献帝的呢？他“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后汉书·孝献帝纪》），他封献帝为公，维持他较为优裕的生活，允许他在其封地内奉汉服色、正朔，建宗庙以奉汉祀。最后，汉献帝也尽寿而终，去世得比曹丕还晚。在这一点上，曹丕比起后世他的那些效仿者，已经“仁慈”得多了。
再说坦荡率真的方面。谈起曹操的坦荡率真，还是可以举《述志令》的例子。此文系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五十六岁时所作，目的是自明其志，辩孙权、刘备等政敌控诉他为“汉贼”之事。这是一篇奇文，因为它直率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曹操说，自己当年“举孝廉”入仕时，对自己有几斤几两是非常清楚的，自谓“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所以当时所立之志，就是以后当上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他说自己想当郡守有公私两方面的目的：使得一郡清平，也让自己闻名于世。曹操此言，并非自我吹嘘，他确实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他当济南相的时候，当地本来风气糜烂，官吏不仅贪赃，还攀附贵戚，不遵法制。他上任后，马上上奏罢免了八名官员，整顿风气，使得一郡肃然，但因此也得罪了豪强。他为保全自身，称病归乡，暂时隐居。“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修养心性。后来他被征辟为都尉，迁典军校尉之职，又有了为国家讨贼立功的壮志，这时，他把人生目标调整为当“封侯作征西将军”，说希望百年之后自己的墓道上能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但是后来他当了兖州牧，破黄巾，讨袁术，破袁绍，征刘表，成为丞相，所成之事已经远超自己当年所望。到了这一步，天下人都觉得他会称帝，而他说自己绝无此意。在文中，他先申说其心，又说这番话，他不仅仅是对天下人说，还常常对妻妾说，让她们都明了自己的心迹，还让她们在自己的身后再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
他还写道，虽然他不想称帝，但是如果让他放弃兵权，到自己的封地去，也恕难从命。因为他担心失去兵权后为人所害，也担心自己一旦倒台，国家再次陷入危乱之中，所以不愿因为求“虚名”而招致“实祸”。甚至，他还坦率地说，之前朝廷封他三个儿子为侯，他拒绝过，但现在改变主意决定接受，“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不是为了荣禄，而是想让他们当自己的外援，以求稳妥。
曹操此文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它的表达方式。他欲以此文“辩诬”、明志，当然应该说真心话。但人在自我辩护时，为了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合理化，常有可能责人而宽己；为了占据不败之地，常有可能打着道德的旗号，来遮掩自己不那么“高尚”的想法。而这些不必深责的“人之常情”，此文几乎都未出现。他论事虽然也及公义，但更把重点落在剖析自我、抒发怀抱上。甚至将当年那些不算宏大的志向、内心深处对利益得失的考量，都毫无保留地写入文中，坦然示人。而正因如此，此文也更能显示他的胸襟，更具动人之处。曹丕的坦荡率真之处，也可以从他的文字中看出来。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尚为太子的曹丕曾给好友吴质写过一封信。这封信主要是抒发由好友去世引发的人生感怀。曹丕与吴质及建安七子中的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是好友，他们曾谈诗论赋，把酒游宴，彼此相知，但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在前一年的一场大瘟疫中去世，随后，王粲也亡故了。所以，作为生者的曹丕和吴质，自然都有无尽的伤感。这封信正是由此而发。在信中，曹丕先说与吴质暌违四载，甚是牵挂，哪怕有书信往来不辍，仍难解离情。生离伤怀，死别更让人悲思难纾，他回忆起当年与诸位友人“行则连舆，止则接席”的交游情形，其时，他们在丝竹声中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当时并不觉得这是人生中多么难得的快乐，以为人生漫漫，尽可优游岁月，谁知只过了几年，竟与这些友人阴阳两隔：
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而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他抚今伤昔，想到好友长眠泉下，黄泥销骨，不禁黯然神伤，有时竟会彻夜不眠，回想当年的高情壮思，已觉恍如隔世。这时他才三十二岁，却说自己心境苍老，“已成老翁”，只是鬓未覆霜而已。他还感叹自己如今身为太子，一举一动受人瞩目，无法再率意而行，“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
作为政治人物的曹丕，身处乱世，早已见惯生死，权力场上，他也杀伐决断，但在私人生活领域，他的确不吝于表露心灵深处的震颤。在诗文中，他经常表现和《与吴质书》相类的感慨。如《善哉行》：
上山采薇，薄暮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
野雉群，猿猴相追。还望故乡，郁何垒垒。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其驰。
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
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
此诗写军旅生活的艰辛、远离家乡的忧愁，以及因岁月飞驰而生的时间焦虑。离家远征的军人饱受风霜之苦，食不果腹，寝不安枕，荒野中有野鸡鸣叫、猿猴相追。眼前的景象时时提醒着羁旅之人：他的生活是动荡的、陌生的、无序的。想到这里，忧从中来，难以言表，亦无可倾诉。他又自我开解：既然人生如寄居传舍，又何必以忧愁自困？当人被忧思缠绕之时，时光也悄然地流走了。于是，他心情更加低沉：人真的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吗？羁旅之人的身不由己，不正和河中小舟的随波逐流相似吗？最后，他强自宽解：还是穿上轻裘，驾着骏马，迎风驰骋，暂忘忧愁吧。
曹丕的诗歌，无论写亲历的军旅生活、人生聚散，还是代人言情写闺怨、写思亲，都不假雕饰，真挚可感，与他在政治上颇多伪饰的风格截然不同。
再说心狠手辣与细腻多情。
关于曹操心狠手辣的记载不少。据《曹瞒传》记载，董卓之乱导致洛阳人大都逃到了彭城，而曹操在彭城屠城，在泗水边活埋了数万人，竟导致河道壅塞、水流断绝。《曹瞒传》说曹操“酷虐诡诈”，举了不少例子，譬如以下两事：
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第一件事是说曹操有一个宠姬，常常侍奉他“昼寝”。有一次曹操枕在她身上睡觉，让她过一会唤醒自己。但她看曹操睡得酣沉，便没有按时唤醒他。曹操自己醒来后，竟命人将她乱棒打死。
第二件事是说曹操出兵讨伐诸侯时，常遇到粮草不足的困境，他私下里与军需官商量如何应对，对方说可以将标准的量斗悄悄换成小量斗，亦即偷减分量发给士兵。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不过不久之后，士兵们发现了猫腻，众怨沸腾，曹操对军需官说：“这次得借你的性命来平息纷议了。”于是将军需官斩首，并说他是因盗取军粮、中饱私囊而获罪。
《世说新语》中所写的几件事也很能体现曹操的权谋与狠辣：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曹操常对人说，如果有人要不利于自己，他就会有所感应。为了让人相信他确有这种“特异功能”，他对其心腹随从说：“你带着刀偷偷接近我，我就说自己感应到了，假装把你抓住行刑，届时你不要透露内情，这事也不会有危险，事成之后，定有厚酬。”随从依言而行，但曹操并未履约。他命人抓了“行刺者”之后，并没偷偷放掉他，而是假戏真做将他杀了。曹操还常常放言：“我睡着的时候，你们不能随意靠近我，否则我就会不自觉地砍人，你们要小心些。”有一次他假装熟睡，有仆从看他没有盖被子，想要帮他盖上，曹操忽然暴起，将他杀了。
曹操之所以行诡谋杀人，是为了威慑行刺者。他在乱世中身居高位，曾遇到过行刺之事。但是他为了防范危险便随意杀人，这种行事方式自然受人非议。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曹操的人物形象，有一个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史学观念的变迁而逐渐变化的过程。《三国志》对他褒多过贬，说他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而《曹瞒传》则显然贬多过褒，说他轻佻、狡诈、狠辣。而《汉晋春秋》骂他“篡逆”，《世说新语》言其诡诈，其结论都本自作者的立场，且《曹瞒传》等数书也都用了不少小说笔法，只能参看，不宜以之为不刊之论。
与父亲相比，曹丕其实情绪更稳定，行事方式更容易捉摸，待人接物也相对宽和。但在对待手足一事上，他也被目为心狠手辣。
曹丕的异母弟任城王曹彰于黄初四年（223年）奉诏回京朝觐曹丕时，突然在自己府中“暴病”去世。对此事，《三国志》只说他“朝京都，疾薨于邸，谥曰威”，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则曰：“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意思是先前曹彰曾对曹丕即位一事不满，怀有异心，此次入京尚未朝觐，就因“忿怒”而暴毙。但《世说新语》对曹彰的死因却给出了另外的解释：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
据此书所言，曹丕因忌惮曹彰故而设计杀害他——他趁着与曹彰在卞太后处下围棋的机会，把有毒的枣子和普通的枣子混在一起，自己选无毒的吃，而曹彰则有毒无毒的都吃了。曹彰毒发之后，卞太后想要找水来救他，而阁中的容器都已被曹丕毁掉了。她彷徨无策，赤着脚跑到井边，但终究无法汲水，没过一会，曹彰就死去了。这段故事虽短，但冲突激烈、细节生动、人物形象突出，具有极强的可流传性，又因正史中对曹彰之死言之草草，所以此段文字常作为填补“历史空白”的记录而出现。实际上，它只能当作故事看。且不说将毒枣与普通枣相混的方式多么戏剧化、在卞太后处下毒的选择多么不明智，光考察时间也能发现谬误：曹彰当年入京的时间是五月，枣子尚未成熟。另外，其文说卞太后在曹彰死后坚决阻止曹丕继续加害曹植：“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但曹植是在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才徙封为东阿王，卞太后这时不可能以“东阿”称呼曹植。
世人更熟知的，是曹丕登基之后对曹植的“迫害”，在人们的印象中，在整个“迫害”过程中，有一个核心故事——“七步诗”。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世说新语》：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在这个故事中，曹植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犹能以才服人。他以豆萁燃火煮豆，以象征兄长与自己一母同胞，却狠心欲行加害的事，切合情境，讽刺意味也不言自明。曹丕听到他吟出的诗句，也深感惭愧。
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文选》李善注也引了《世语》的相似记载，只是诗句有些出入。而《太平广记》的版本则与《世说新语》出入较大：
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㐫土头，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赋成，步犹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个故事明显是在《世说新语》的基础上渲染、改写的。虽然两个故事中曹丕所出的题目、曹植所吟的诗句不同，但故事的内在结构非常相似，都是曹丕强令曹植作诗，此诗成与不成性命攸关，而曹植都是数步未竟，已成佳作，且此作不仅符合题意，还能讽喻对方。作为故事，这两段文字都很精彩，但它们恐怕与真实的历史存在偏差。《世说新语》是南朝刘义庆编纂的笔记杂著，其著述虽有所本，但也颇多小说笔法，历代论者也都注意到了它的这一特点，如南齐人敬胤说它“爱奇而不详事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评论它及《语林》《幽明录》《搜神记》等书“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意思是它们都是以玄怪猎奇为趣尚的小说家语，如果是抱着严肃史学观的学者，不该随意引用采信。有学者还从《曹植集》的版本流传去论证《七步诗》为后人托名而作，从《七步诗》创作场景与黄初中曹丕、曹植兄弟会面情形不符等方面来论证，认为它的诞生、流传与南朝宋、宋代的两次反曹高峰有关[12]，有理有据，可以参看。
曹植被逼七步成诗的故事虽然未必真实，但它已在民间长久流传，在曹丕成为争议性人物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传说不可尽信，但曹植在曹丕登基之后深受抑制、志意难申却是实情，此事在《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中也有详细的记载。曹操在去世前已经杀了曹植的羽翼杨修，而曹丕又在登基之后马上诛灭丁仪、丁廙及其族中男丁。《三国志》载：“黄初二年（221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意思是说监国谒者（官名，为监伺诸王国的特使）灌均迎合曹丕的旨意上奏，称曹植醉酒之后有劫持、威胁使者的狂傲行径。此处行文，无疑是说曹丕欲加其罪，灌均曲意构陷。但是，曹植有时确实行事狂傲，也不止一次因饮酒而误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植曾经趁着曹操不在都城时，乘车在仅供皇帝驰行的车道上驰骋，还擅自打开司马门（皇宫外门）。曹操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处死了公车令，并从此对诸侯严加管辖，也由此更加不信任曹植。黄初二年的这次风波，以职官请求治曹植的罪，而曹丕“以太后故”而从轻发落结束。曹植被贬为安乡侯，当年又改封鄄城侯，次年立为鄄城王。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很是郁郁，在黄初七年（226年）曹丕去世之后，他还曾给继位的魏明帝曹叡上书陈情，希望被起用。文章虽然写得非常精彩，却并未济事。太和六年（232年），他抑郁而终。
曹丕对曹植，真的狠辣吗？若以常人的标准看，他们的“兄弟之情”确实淡漠无比；但若以皇家的标准看，曹丕对曹植这个曾经的竞争者甚至“敌人”也不算太严苛——只是将他架空，让他远离政治舞台而已。毕竟对有可能怀有“异志”者保持提防，是政治家的“基本修养”；毕竟在曹氏之后，兄弟争嗣，失败者多有失去名誉、自由乃至生命的。曹植因争储失败，杨修、丁仪、丁廙等人又先后被杀，故而如履薄冰，心情抑郁。这到底是因为曹丕真的打算对曹植“动手”，还是因为曹植本就身处政治旋涡中，自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呢？
曹操和曹丕这对父子虽然都有被后人斥为狠辣之处，但他们又都很细腻多情。
曹操这个人，据《曹瞒传》说，是很不成体统的一个人。《曹瞒传》说他又轻佻，又婆婆妈妈，“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他爱穿轻薄的丝绡衣服，随身携带皮革做的小袋子，装着手巾等物。与人谈话到惬意处，就大笑不禁，甚至会把头埋到桌上，以至于头巾被酒菜所污。《曹瞒传》这段文字自然是责备曹操无礼、性情怪异，但是换个角度看，它倒是写出了曹操的细腻和不拘小节。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自觉病重，作了《遗令》安排后事，巨细无遗，言语恋恋。其中最能体现曹操个性的是这一段：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着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帐，朝脯设脯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
他安排妻妾在自己身后住在铜雀台，说她们都很劳苦，希望儿孙们能善待她们。的确，曹操一贯力行俭朴，“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他的妻妾不仅不着华丽的衣服、鞋子，就连帷帐、屏风破了都要打上补丁继续用，垫子、褥子也只求实用，不求华丽。曹操临终之前想到这些，或许心有愧疚、怜悯，放心不下她们。他还安排在铜雀台上设立灵帐，摆上食物祭奠，每月初一、十五安排歌舞以祭祀。他说，希望儿孙们常常登上铜雀台，远眺他的坟墓，以寄哀思。他甚至说，可以将他收藏的香料分给妻妾，没事的时候，她们可以做些鞋子来卖。
这段遗言，细致得近乎琐碎，恐怕与人们固有印象中豪杰该留的遗言差异很大。它饱含着曹操对人世的眷恋，也折射出曹操个性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情感细腻，甚至称得上多情。多年前，他与夫人丁氏分开后，就曾建议丁氏再嫁。《述志令》中也说要让妻妾在自己死后再嫁，此处设想得更细致，因担心自己死后妻妾生活过得空虚痛苦，连做鞋子去卖这种消磨时光的法子都给她们想好了。
对于曹操临终前遗嘱“分香卖履”一事，后人有两种相异的评价。元康八年（298年），晋代文人陆机在储藏文献的秘阁中读到了曹操的《遗令》，心中百感交集，作了《吊魏武帝文》，文辞感伤而优美，对生死的思考很是深入。陆机觉得曹操气度高远、志向宏大，也建立了杰出的功业，所以相对而言，其《遗令》就显得不够大气了，说“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命之微详”，意思是：可惜他在家事上表现得过于多情，可叹他的遗命就一些琐碎的事务絮絮叨叨。陆机又说“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感叹人往往对生前事过于执着，无法放下，纵然是圣哲之人，也概莫能外。这是委婉批评曹操过于眷顾身外之事，有失豪杰的身份。苏轼的观点和陆机相近，但话说得很不客气：“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嘤涕泣，留恋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苏轼的意思是，曹操生病去世前，对着满堂子孙嘤嘤哭泣，还放不下妻妾，嘱咐分香卖履的事，还记挂衣物怎么处理。说他做了一辈子奸伪之人，临终时终于露了马脚。而罗贯中撰写《三国演义》，虽然把曹操定位为“奸雄”，但评论此事，犹能持平，说“分香未可谓无情”，认为这件事是为他的形象增色的，因为它很有“人味”。
之所以结论不同，是因为论者的出发点不同、对历史人物的期待不同。陆机把曹操视为纯粹的政治人物，对他期待很高，因此就会对他身上的烟火气难以接受；苏轼已经把曹操视为奸人、伪人，默认他不会有常人之真情，所以把他的动情之举解读为格局狭隘、原形毕露；罗贯中把曹操视为奸雄，说他身上善恶兼备，“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所以对此能平心看待。
此处还有一个问题：一个纵横天下、青史留名的大人物，如果拥有细腻的情感，是该评论他“英雄气短”，还是该赞他“无情未必真豪杰”？得出怎样的结论，主要取决于你认为“情”在人生中该占据怎样的位置。无疑，对曹操、曹丕而言，他们都不认为“多情”会有损自己的眼界、胸怀和事业，他们也不避忌在生活中、在为文时纵情。
《世说新语》记载了曹丕参加王粲葬礼时的一件事：“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王粲有一个奇怪的爱好：喜欢听驴叫。他因病去世，曹丕前来吊丧时，发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倡议：“王粲喜欢听驴叫，大家各自学一声驴叫来送别他吧。”吊客们也就如其倡议各鸣了一声。
吊丧是一件端严肃穆的事情，而曹丕却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有些滑稽的倡议，既与场合不符，又与自己尊贵的身份不符。不过，王粲如果泉下有知，应该会会心一笑，引为知音。因为曹丕送他最后一程时，不是只抒存者之哀情，而是想以最符合亡者情性的方式，最后与他“对话”一次。他似乎忘记了生死的界限，忘记了亡者无知无觉，不能再听闻那些驴鸣，但这打破俗世规范的相娱、有意的“忘却”，正是曹丕的深情所在。
曹丕还曾在《短歌行》中写自己面对父亲去世一事的哀伤心情：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
神灵倏忽，弃我遐迁。靡瞻靡恃，泣涕连连。
呦呦游鹿，草草鸣麑。翩翩飞鸟，挟子巢枝。
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
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
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曰仁者寿，胡不是保。
据《古今乐录》引王僧虔《技录》所载，这首《短歌行》是曹丕遵照父亲的《遗令》中“初一、十五奏乐祭祀”的吩咐而作。诗歌以目睹故物，恍然惊觉物是人非而起。虽然父亲的故世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但在情感上，他依然难以接受。他将父亲视为精神上的引导者，所以感受到的不仅是失去亲人的悲痛，还有无依无恃的孤独感。他心怀哀思，触目伤怀，见幼鹿依恋母亲，飞鸟携雏营巢，更觉天地间似乎只有自己茕独无依，觉得这种愁怀无人能知。他感叹，纵然明知忧愁令人衰老，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情感，所以过早地生出了白发。曹丕在诗中不止一次表达这种理性和感性的矛盾，《善哉行》中的“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燕歌行》其二中的“谁能怀忧独不叹”都是如此。通览曹丕的诗文，很容易察觉到他有强烈的时间焦虑。他忧愁岁月相催，德业未立；担心人世无常，此身先陨。这种焦虑，既是身处乱世者所共有的，又是心性敏感、情感细腻者容易深于常人的，更是企盼建立不朽功业者所必有的。
正因如此，曹丕的诗，总是有一种感伤色彩，他常常描绘与离别、孤独、衰老、死亡有关的情境，其诗风秀美凄婉，与其作为政治家所展现出来的较为沉稳严肃的风格不太一致。譬如其代表作《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用代言体，作者假拟思妇的身份言其愁绪。秋风萧瑟，草木凋零，因“悲秋”而心情低落，是一重愁；与丈夫远别，不闻音讯，牵肠挂肚，是一重愁；辗转空闺，独居寂寞，无从排遣，又是一重愁。这层层叠叠的愁绪、身不由己的痛苦，被诗人用清词丽句一一写出。很难想象作者其实并不是困于深闺的女子，而是腾跃朝堂的男子。曹丕并未体验过思妇的处境，但他将自己在人生中体验到的失落的痛苦、别离的悲愁、身不由己的无奈移入他境，真切描绘出一种生命的悸动。
南朝诗人锺嵘曾作《诗品》一书，将从汉到南朝梁的一百多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并简单评论他们诗歌的源流、风格、成就。他的评论往往颇有见地，但因古今文学趣尚的变化，其观点未必尽与今人的相合。譬如他将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分别放入下、中、上三品。评论曹操，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评论曹丕，说“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曹操的“古直悲凉”，与南朝重视文采的风气不甚相合，而曹丕被评论为文辞鄙俗，二人都不是锺嵘心中之选。但锺嵘对曹植非常推崇，说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甚至盛赞他在文坛之中的地位，“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固然，曹植的诗才受到了古今论者的共同认可，但是，曹丕的诗作，真的远不及其弟吗？
在《诗品》之前成书的《文心雕龙》，给出的答案有所不同：“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在刘勰作《文心雕龙》之前，文坛的主流说法也是曹植的作品远胜曹丕，刘勰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曹植文思敏捷，才气超群，诗风华丽，格外引人瞩目；而曹丕是一个思虑周详、用力多过持才的人，因此他的名声不如曹植大。而二人的地位、遭遇的差异，也使得曹植得到了“同情分”。（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明代诗人王夫之则为曹丕鸣不平，他说曹植诗易学而曹丕诗难学，曹植妙在文辞的华美，而曹丕妙在思致的深厚，曹丕的才华，哪里就被曹植压倒了呢[13]？清代诗人陈祚明认为曹操、曹丕、曹植三人中，确实是曹植最突出，但是他们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各有擅场，三人都是出色的诗人，“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人攀仰莫及”（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曹丕曾在给王朗的信中写道：“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他说人寿短促，能使人留名于后世的方式，首推“立德扬名”，其次则是著述篇籍。那场席卷中原大地的疫病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他虽然在此次灾难中幸存，却更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希望在有尽的时光中留下更多的痕迹。本着这种想法，他撰述了《典论》一书[14]。在《典论·论文》中，他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是，人类受生命的长度所限，有可能风过无痕，一场春梦。这么说来，也许通过著书立说，能够达至“无穷”[15]，聊慰生命的寂寞。
作为政治家的曹丕，一直奋力地以他相信的方式来建功立业；而作为诗人的曹丕，却说人生于天地间，就像飞鸟暂栖于枯枝之上（《大墙上蒿行》：“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以鲜活的血肉之躯，立于枯槁之物上，何其空茫无着、悲凉可叹。黄初七年（226年）正月，曹丕在洛阳去世，终年四十岁。千秋之后，他确实留名后世，但其名毁誉相交；他确实著录了书籍传世，但其书却最终亡佚。不过在曹丕而言，他在不算太长的一生中已尽情尽兴，留声于空谷，留影于青史，留名于诗坛，留迹于天地。
注释
[1]关于曹操迎奉汉献帝至许昌一事，以拥曹者的立场而言，谓曰“奉天子以令不臣”（毛玠语，见《三国志·魏书·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以反曹者的立场而言，谓曰“挟天子而令诸侯”（诸葛亮语，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挟天子以征四方”（孙权谋士语，见《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此二类说法虽只几字之别，但意义迥异。
[2]“博士”在早期是一种官职，出现于战国时，负责掌管文献、著述文章、传授学问。秦汉皆沿其制设博士，汉武帝还设立了五经博士，由此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典的学官。
[3]《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曹操曾经在读到曹植的文章后问道：“你是请人代笔的吗？”曹植跪禀道：“儿臣出口成论，下笔成文，您若有疑问可以现在就出题相试，我何需请人代笔呢？”）
[4]事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5]见《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6]曹操在其《求贤令》中，已表明唯才是举、不避德行有疵之人的态度：“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7]《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为曹彰、曹植的合传。
[8]语出严羽《沧浪诗话》，此语系论学诗之道而非政事，此处但取其理相通之处。
[9]《孝经援神契》：“德至水泉，则黄龙见者，君之象也。”《春秋感精符》：“王者德流四表，则白雉见。”
[10]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所载李伏上表：“况臣名行秽贱，入朝日浅，言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泽被四表，灵恩格天地，海内翕习，殊方归服，兆应并集，以扬休命，始终允臧。臣不胜喜舞，谨具表通。”
[11]《曹瞒传》传为三国时吴国人所作，其原书已佚，唯存《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部分。《曹瞒传》记录了不少曹操的逸闻趣事，但杂有小说家笔法，也隐有反曹的立场，宜考辨以观。
[12]见宋战利《〈七步诗〉托名曹植考》，《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3]王夫之《姜斋诗话》：“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
[14]此书已于宋代亡佚，只有《自叙》《论文》等篇流传下来。
[15]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