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罗马的“长城”

公元前323年6月10日，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或三世死于巴比伦，年仅32岁。亚历山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在征服了庞大的波斯帝国之后英年早逝。多年的征战生活使得亚历山大的健康每况愈下，最后一场发热夺去了他的生命。导致这场发热的正是恶性疟。亚历山大死后，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很快分崩离析，马其顿王国也于公元前149年沦为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

诞生于公元前753年的罗马城依台伯河而建，依靠农业兴起。台伯河畔本来就滋生着能够寄生疟原虫的黑小按蚊，罗马人的农业生产和城市水利设施为黑小按蚊提供了更好的生态环境，而城市的繁荣、居民的聚居，也给黑小按蚊提供了生存必需的血液。到了公元前200年左右，台伯河畔的黑小按蚊已经彻底适应了新的生态环境，罗马的居民也会定期罹患疟疾。

幸运的是，黑小按蚊带给罗马人的是间日疟，不是常常导致死亡的恶性疟。虽然恶性疟原虫经常被商人和奴隶从非洲带到意大利半岛，也寄生在黑小按蚊身上，但始终没有建立起适合自己的稳定的生态环境。因为恶性疟原虫的生存有赖于不断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旦传播停止，它们便会死于宿主体内。而黑小按蚊并非只吸人类的血，它们也会吸食动物的血。如果恶性疟原虫被黑小按蚊带进了牛或者马体内，就无法继续生存。更重要的是黑小按蚊会冬眠，对于间日疟原虫来说这不是问题，但对恶性疟原虫来说，冬眠就等于死亡。

恶性疟原虫的理想宿主如北非的羽斑按蚊是不冬眠、主要叮咬人类的蚊子，这种蚊子也随着北非的货船和旅行者，以及从北非运来的谷物（谷物中有蚊卵）来到罗马，不过，现实环境使它难以繁殖。因为罗马最适宜蚊子生存的环境已经被黑小按蚊占领了，而其他水面是鱼类的天下，如果羽斑按蚊将卵产在鱼类生活的水面，那很快就成了鱼食；而侵入黑小按蚊的地盘，对羽斑按蚊来说更是死路一条，因为黑小按蚊能够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杀死异类蚊子。

在黑小按蚊逐渐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意大利人和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区居民也适应了疟疾，并进化出了自己对抗疟疾的“撒手锏”：他们患有遗传性葡萄糖6磷酸脱氧酶（G6PD）缺乏症，这种病俗称“蚕豆病”，因为他们食用青鲜蚕豆或接触蚕豆花粉后皆会发生急性溶血性贫血，除此之外，这些人和正常人没有区别。因为G6PD缺乏，他们的红细胞有缺陷，不适合疟原虫生长，或者在身体被疟原虫侵入后红细胞便会死亡，生活在红细胞中的疟原虫也会一并死去。这样，有G6PD缺陷的人在对抗疟疾时有进化上的基因优势，具备一定的先天性疟疾免疫能力。而外来的敌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相当于使得罗马人多了一面基因盾牌和一把疟疾之剑。

布满蚊子的沼泽地是罗马的“长城”，来自北方的强大的入侵者对疟疾没有抵抗力，往往还没有攻到罗马城下，就让疟疾折磨得溃不成军，就像威特堡的诗中所言：“当不能用剑保护自己的时候，罗马通过发热来保护自己。”罗马因为疟疾而强大，成为不朽之城。

虽然有了一定的抵抗力，但罗马人还是会得疟疾，包括恺撒在内的很多罗马人都是疟疾患者。在与疟疾的长期共存中，罗马人对疟疾有了自己的看法，也逐渐发展出了预防疟疾的办法。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学者、作家马尔库斯·泰尔穆斯·瓦罗是世界上第一个意识到疟疾是一种微生物传染病的人。他认为引发疟疾的生物小到肉眼无法看到，这一观点完全正确。但他认为这种细小生物是通过嘴或者鼻孔进入人体的，这是错误的。

瓦罗的看法并不完全被主流接受，多数古罗马人认为疟疾是由坏的空气引起的。这是古代人对于传染病的普遍看法，因为传染病传播的速度极快，一个疟疾病人能将疟疾传播给上百个人。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有蚊子这个传播途径，认为只有风能够形成这样的传播速度，于是便形成了“风将恶气四处传播”的理论。

根据这些粗浅的认识，罗马贵族们把房子建在山丘之上，认为这样风可以把细小生物吹走。其实是山上没有蚊子，所以得疟疾的可能性就小多了。

没有能力住在山上的罗马平民为了避免风吹来这些细小生物，建造了罗马式的建筑：所有的门窗都面对一个广场，而不是面对荒野。另外，虽然沼泽地离罗马最近也最适合农业耕作，但罗马人在开发了一段时间后放弃了，这样接触疟疾的机会就少多了。

在中国古代，人们也形成了类似的观念。《素问·疟论》是这样说间日疟的：“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募原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卫气俱行，不得皆出，故间日乃作也。”认为是某种“邪气”引发了疟疾。

中医用小柴胡汤、清脾饮加常山、常山酒等治疗疟疾。而古罗马是将金银花放在红酒中以缓解脾肿大，或者吃7岁鼠的肝脏。罗马皇帝卡拉卡拉的御医塞瑞纳斯·赛门尼库斯则建议在脖子上戴一个写着咒语的护身符，咒语是：“Abracadabra！”对于不信咒语的人，赛门尼库斯还有其他办法，比如就着鸡蛋和红酒吃臭虫。还有一个办法：连续三天黎明即起，对着一扇窗户祈祷，在念念有词中突然将窗户关上，这样就可以把疟疾关在外面。如果患者是男人的话，可以采用另外一种办法：和一位刚刚来月经的妇女做爱将疟疾除去，就像古中国人用经血祛邪驱魔一样。

古罗马医学家克劳迪亚斯·盖伦和西塞罗·赛尔萨斯主张使用放血疗法。盖伦对古希腊的放血疗法进行了总结，提出根据病人的年龄、症状、季节、气候和所在的地方来决定放血量。当时尚未形成血液循环的概念，盖伦认为血液是人体生产出来以供自用的，且认为血液是体液平衡最关键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奠定了沿袭1700年之久的放血疗法的基础。

所有的办法都告无效后，古罗马人还有最后的办法：到主管寒热的费布瑞斯女神庙去祈祷，让神保佑他们不得疟疾。

古罗马人认为，罗马城会和间日疟一起不朽。

把城外的沼泽地留给蚊子后，罗马就无法做到粮食自给自足。不过罗马军团天下无敌，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大，来自各地的战利品使得罗马越来越富裕，有足够的谷物、橄榄、鱼酱和油，富裕的罗马人从此可以远离沼泽地。

但是，世界上没有永恒之物。罗马的“生态长城”可以抵挡对疟疾没有抵抗力的北方蛮族，却防不了来自南方的敌人。罗马和迦太基争夺地中海霸权，迦太基军在汉尼拔的统率下入侵罗马。迦太基军来自地中海沿岸，和罗马人一样对疟疾有一定的抵抗力，罗马的“生态长城”在迦太基军面前没有太大的优势。汉尼拔虽然没有攻陷罗马，但对罗马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面积的农田因为战乱而成为荒地，水利设施被严重破坏，疟疾滋生蔓延。

但是，罗马的“生态长城”对汉尼拔的雄师还是发挥了作用。因为没过多久，汉尼拔也得了疟疾，一只眼睛因此失明了。坎尼战役之后，汉尼拔在大胜之际没有攻入罗马城，这一决策一直为后人所诟病。其实，汉尼拔当时应该是顾忌罗马的“生态长城”。他知道，一旦兵临罗马，他的大军就会成为疟疾的奴隶。

罗马彻底战胜迦太基后，虽然罗马城周围的环境得以恢复，但整个意大利半岛的生态环境却持续恶化。特别是经过长期的开垦，半岛上的森林面积不断减少，水土流失加快，河床升高，经常出现洪水，适于蚊子滋生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来自南方的羽斑按蚊有了自己的地盘，从罗马到西西里，到处都有羽斑按蚊的踪影。此外，羽斑按蚊改变了自己的习性，在罗马人的房屋中过冬，解决了罗马冬季严寒对它们的威胁。恶性疟开始在意大利流行。

罗马人的基因盾牌G6PD缺乏症可以抵御间日疟原虫，却无法抵御恶性疟原虫。因为恶性疟原虫不同于间日疟原虫，它们对于人类的红细胞没有那么挑剔，而且能比间日疟原虫侵蚀更多的红细胞。罗马人没有镰状细胞这个基因盾牌，患恶性疟后死亡率很高。

到了公元5世纪，罗马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西罗马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蛮族的入侵加上瘟疫横行，使得罗马城于410年被哥特人攻陷，随后是匈奴阿提拉入侵，汪达尔人再次攻陷罗马。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在此期间，恶性疟在意大利半岛大流行。1988年到1992年，美国考古学家检查了罗马附近一所村庄掩埋的死于公元5世纪的50具婴儿的遗体，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手段，从中发现了恶性疟原虫的DNA。

由于恶性疟的流行，那时意大利半岛的婴儿只有不到半数能够存活下来，幸存者中也有很多无法活到20岁。罗马人的平均寿命严重下降，因此西罗马帝国根本没有足够的战士来抵御外来的侵略。曾经强大的罗马就这样消亡了。

造成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有很多，疟疾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罗马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后，由于恶性疟疾的存在，一直无法恢复原状，欧洲人从此称疟疾为“意大利病”。

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半岛消失了，但疟疾没有消失，在其后的1000多年中始终扮演着“杀手”的角色。从1492年到1590年将近100年间，先后有五位教皇死于疟疾。每一位教皇死后，从各地赶来参加葬礼的红衣主教总会有不少在罗马死于疟疾，以致有人干脆拒绝到罗马来给教皇送葬。疟疾也得了名字——“Malaria”，意思是“坏空气”。

人类历史上，在帝国的废墟上通常会出现另外一个帝国，罗马帝国衰亡之前也经历了许多次改朝换代，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出现另外的帝国。虽然欧洲的君主们都渴望有朝一日成为罗马的皇帝，但在其后的1500年中无一成功。在疟疾的阴影下，罗马帝国以毁灭的形式得到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