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北变法维新的践行者
刘古愚虽身居西北偏远之地，却在时代变局之中，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促使刘古愚维新思想更趋成熟。刘古愚维新思想成熟的同时，积极投入炽热的维新运动之中。刘古愚的维新消息，首先是通过他在京师的学生李岳瑞、陈涛等传递京师维新派的消息，或他自己直接与康有为、梁启超联系，将他自己的活动与京师的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其次就是将京师维新派的报刊、书籍、文章在陕西重印传播，壮大维新派的声势。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是戊戌维新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与严复创办的《国闻报》是南北舆论界的喉舌。《时务报》是通过李岳瑞传递到陕西来的。据黄遵宪在1897年5月致汪康年的一封信中说：“近见李孟符
，言及今年乡试，士子云集省会，似可每省酌寄一二百份，以期拓充。陕西一省，孟符即可代办，可即寄百余份托渠。”其次是大量刊印西学之书。这一时期其“味经刊书处”刊印的书籍有《万国公法》《原富》、严复《天演论》、康有为《桂学答问》《强学会序》《五上书记》《七上书记》《密联英日摺》《俄彼德变法》、梁启超《幼学通议》、叶浩吾《天文地学歌略》、沧泾渔者《地球各国考略》、吴廷桢《五大洲国名歌》、刘古愚《壕堑私议》等。这些书在陕西的出版与发行，为在陕西培养维新人才起了重要作用。再次就是刘古愚一贯坚持的，办学堂以培养人才。他在味经书院创设了“时务斋”，选拔40名优等生，专门研讨国内外大事，成为陕西当时唯一的培养维新救国人才的政治学堂。时务斋课程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比如道学课“须兼涉外洋教门、风土人情等书”，史学课“须兼涉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经济课“须兼涉外洋政治、《万国公法》等书，以史学课与中国现行政治相印证”；训诂课“须兼涉外洋语言文字之学”；历算课“须融贯中西”；地舆课“必遍五洲”；制造课“以火轮舟车为重要”。时务斋所培养的是挽救民族危机国家急需的新型人才。刘古愚培养的新型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爱国爱乡是第一位的，其亲手制定的《时务斋学规》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时变日棘，非人人卧薪尝胆，不足以御外侮，而辑中夏。古谓四郊为垒，为卿大夫之辱；地广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今以中国之大，不能御一日本，割地赔款，无辱不有。……今与诸生约定：各存自励之心，力除积习，勉为真才，日夜有沦胥异类之惧，以自警惕于心目，则学问日新月异，皆成有用之才，岂惟余有厚望，亦吾陕之幸，天下之幸也。”由于刘古愚的维新思想达到一定的高度，其行为与京师等保持一致，其在西北的教育独树一帜，成为戊戌维新时期的著名人物，所以与康有为、梁启超不仅频繁联系，康有为等还曾向光绪皇帝极力推荐。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中说：“时网罗天下人才及同门者，交诸公奏荐，陕西刘古愚，皆为推毂。”
维新运动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推动下轰轰烈烈，光绪皇帝接受了维新派的主张，频频颁发诏书要各地执行，在100余日之间颁发诏书200多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方面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光绪皇帝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光绪皇帝“新政”触发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超过了当时改革所能承受的压力，所以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变法失败，维新派遭到迫害，刘古愚也不能幸免。清政府在全国搜捕“康党”，人们恐刘古愚遭劫难，劝其逃避，他却说：“国事如此！吾死国难，幸何如之？何言逃也！”并引《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以自勉。更为可贵的是，刘古愚不仅从不讳言是“康党”，而且还坦诚说：“如果某某死，余不独生。康党吾承认，原应罪魁也。”据张季鸾《从学记》记载，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古愚称，“世俗不知，目我为康、梁党，康、梁实吾党耳”，刘以自己与康、梁引为同调而骄傲。康有为后为刘古愚文集《烟霞草堂文集》作序，亦称：“先生感甲午之败，奋发救国。时吾开强学会于京师，先生书吾序于讲堂，率陕报酬桴鼓之应，遣门人陈涛、刑廷荚、张鹏一等十余人来问学。其高弟李郎中岳瑞孟符，博学而高节，以亲吾牵于戊戌之难，先生亦以党人被疑谤，躲地躬耕于烟霞洞，忧愤既甚，目为掉明，则吾之累先生亦甚矣。”康有为认为是自己连累了刘古愚。由此可见刘古愚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亲密关系以及刘古愚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和英勇的精神、凛然的气节。后来，刘古愚听说戊戌六君子谭嗣同等被害，愤然赋诗，遥为“六君子”惨遭杀害而哭，为天下国家之不幸而哭！
鉴于对国家前途渺茫的忧虑，刘古愚非常悲伤，悲伤之余，痛哭不止，导致眼睛几乎失明。后移至烟霞草堂继续从事教育活动。1901年起清末新政，注重新式教育。1903年四川、甘肃等省慕刘古愚的大名，延聘其主持该省的新式教育。刘古愚选择了甘肃，是年就任甘肃高等学堂总教习。由于全身心地投入教学活动，白天讲学，晚上批改学生作业，过于劳累，殉职于甘肃高等学堂任上，终年61岁。
综上所述，作为关中名儒的刘古愚，虽身居西北偏远之地，却终身从事教育，为国家、为陕西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尤其是在戊戌维新时代变局之中，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为挽救民族危机，奔走呼号，其维新思想代表了西北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并融入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潮流之中，时人将其与维新领袖康有为并称为“南康北刘”，是对刘古愚思想、行为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