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兴学救国的先行者

关学是儒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学派，从北宋到清末，延续了800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关学精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关中书院不仅是在陕西，即使在整个西北地区都是最高学府。关中书院是关学重镇，人才辈出。刘古愚出生于关学之乡，求学于关中书院，受关学影响颇深，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关学创始人张载以及冯从吾、吕泾野、李二曲等关学先辈颇为敬仰，他的学术成就和传道业绩为人们所敬重，由此关学研究者将刘古愚视之为关中大儒，关学著名学者。

刘古愚受关学的直接影响决定了他的仕途和传道授业解惑。他1875年中举，次年会试失败后，铭记张载先生名言“孰能少留意于科举，相从于尧舜之间”，遂绝意仕途，潜心研究有补于时势的实际学问，即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兴学救国为奋斗目标。

深受关学“经世致用”思想熏陶的刘古愚对国家政治命运始终密切关注。1875年，刘古愚乡试中举进京会试之时，在业师黄彭年“西洋事情不可不知”叮嘱下，“自此益留心西洋学术、政治”。这对于一位毕生只出潼关一次，而僻隐于陕甘内陆之域，未尝外游他省的传统士子来说却也是难得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刘古愚对于时事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1880年日本攻占琉球，此时除少数开明志士忧心国事之外，大多数士子普遍轻视日本：“以日本手掌之地，而又土瘠民贫，欲与中国为难，多见其不自量矣。”同时期的刘古愚得到此消息则忧心如焚，食不下咽，道出“倭人岂弹丸三岛之时羡，大欲在朝鲜耳。倭新变法，武备未娴，欲耀威三韩，而惧中朝问罪之师，乃小试于琉球，以窥伺朝旨”。并预言“不二十年，习翼即成，横绝东海，朝鲜不支，必折而入手倭。俄将南下而争，辽海之间，自兹多事矣”。刘古愚有关国家命运的担心不幸言中，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敏锐性。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列强欺辱的悲惨命运，激起刘古愚强烈的爱国之心和使命感、责任感，于是他兴学救国，培育人才。

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刘古愚就采取募捐集资的办法，在泾阳县创设了“求友斋”学堂，开设了“经史、道学、政治、时务、天文、地理、算学、掌故”等课程，讲求西学与时务之学。“求友斋”还设立了一个“刊书处”，专门印刷出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当时出版发行的新书有《求友斋刻梅氏筹算》《求友斋刻平三角举要》《借根演勾股细草》《蚕桑备要》《学计韵言》《火炮量算通法》《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等。办学校、出书报，是维新派人物宣传维新思想和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而在这两个方面刘古愚开了风气之先，不仅在西北是先行者，即在全国也不落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私塾馆创办于1891年）。戊戌维新之前，刘古愚就有了维新思想，学习西方，维新变法。他的维新思想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产生的早期维新思想是一致的。不过早期维新思想的主流在东南沿海知识分子或一些洋务官僚、企业家之中，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这在偏居西北的陕西关学学者之中，就更为珍贵了。